李洞为裴贽所屈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考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末诗人李洞以慕贾岛诗、念贾岛佛著称，在当时是一位颇受人关注的人物。著名诗僧齐已《寄李洞秀才》诗云：“到处听时论，知君屈最深。秋风几西笑，抱玉但伤心。”[1]“屈最深”指李洞科试受挫事。关于此事《唐摭言》卷十《海叙不遇》条载：“李洞三榜裴公，第二榜策夜，簾献曰：‘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恸哭一生休。’寻卒蜀中。裴公无子，人谓屈洞之致也。”《唐才子传》卷九李洞小传亦谓“昭宗时，凡三上不第。裴公第二榜，帘前献诗曰：‘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恸哭一生休。’果失意。流落往来，寓蜀而卒。”两书均记李洞曾于裴公第二榜失意，但《唐才子传》删去李洞为裴公（按即裴贽）所屈，以及裴贽因此无子之事。此处《唐才子传》的基本材料来源乃取资于《唐摭言》，这一删改显然并非无意。然而《唐才子传》并未透露删改的理由。因此这就存在裴贽是否屈抑李洞而无子，以及如何理解李洞之屈等问题。
一
《唐摭言》记“裴公无子，人谓屈洞之致也”。此说宋时又为《唐诗纪事》所承袭。《唐摭言》所载是否确有其事？
首先，所谓“裴公无子”不合事实。考《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裴贽有一子“羽，字用化，寿安尉。”又《旧五代史》卷一二八《裴羽传》云：“裴羽，字用化，唐僖宗（庆按，应为昭宗，《新传》误同）朝宰相贽之子也。羽少以父任为河南寿安尉。……晋初，罢迁礼部侍郎、太常卿。广顺初，为左散骑常侍，卒。赠工部尚书。”《新五代史》卷五七本传记载略同，亦谓“其父贽，相唐僖宗，官至司空。羽以一品子为河南寿安尉。”《唐摭言》的作者王定保乃光化三年（公元900年）进士，与裴羽同时，且裴羽后周初方卒。然王定保不知裴贽有子羽，可见他所记乃得之于传闻，故说“人谓”云云。有人可能会说尽管裴贽有子，但在李洞被屈的大顺二年裴贽尚无子，故有此说。那么其时的裴贽是否无子呢？检《旧唐书·哀帝纪》，天祐二年（公元905年）四月乙未，“制左仆射裴枢……工部尚书王溥’司空致仕裴贽、刑部尚书张祎，并赐一子八品正员官，以奉山陵之劳也”。则裴羽之赐寿安尉在天祐二年。此时裴羽即以年20左右计，则大顺二年年已6岁左右。“裴公无子”的说法，其出现最早也应在大顺二年之后。今即以是年论，这种说法也不合事实，显然是一种误传或谤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记载中有关李洞于帘前所献的诗句：“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恸哭一生休。”李洞以“公道”寄托于裴贽，但“公道”的寄托失落了，这对李洞的沉重打击是可以从“昭陵恸哭”一句中感受到的。因此“裴公无子，人谓屈洞之致”的说法显然是以裴贽的不公道为潜台词的。那么裴贽究竟为人如何？在他知礼部贡举时是否不公道？《新唐书》卷一八二《裴坦传》附，贽乃坦从子。“坦性简俭，子娶杨收女，
具多
金玉，坦命撤去，曰：‘乱我家法。’世清其概。”裴贽亦颇具乃叔之风，这应与裴家“家法”的熏陶不无关系。《新唐书》本传载：“帝疑其外风检而暱帷薄，逮问翰林学士韩偓，偓曰‘贽，咸通大臣坦从子，内雍友，合疏属以居，故臧获猥众，出入无度，殆此致谤言者。’帝每闻咸通事，必肃然敛衽，故称之为贽地。”韩偓为人公忠正直，他为裴贽辩诬，则贽之“风检”与为人可知矣！又“昭宗皇帝颇为寒田畯开路。”[2]相对来说昭宗比较重视公正地选拔华实相符的人材。裴贽在昭宗朝三知贡举，这一事实本身即可说明裴贽之为人及其知贡举时之慎选态度。倘若他于大顺二年知贡举时不公，则乾宁五年，也就不可能三知礼部贡举了。
那么其他人对大顺二年礼部贡举事反映如何呢？据《登科记考》卷二四，王涣、李德邻、王拯、赵光胤皆是年进士。《唐摭言》卷三记四人后皆入仕迁官，“涣首唱长句感恩。上裴公曰：‘青衿七十榜三年，建礼含香次第迁。珠彩乍连星错落，桂花曾对月婵娟。玉经琢磨多成器，剑拔沉埋便倚天。应念衔恩最深者，春来为寿拜尊前。’裴公答曰：‘谬持文柄得时贤，粉署清华次第迁。昔岁
名皆健笔，今朝称职并同年。各怀器业宁推让，俱上青霄岂后先！何事老来犹赋咏，欲将酬和永留传。’”王涣等人对座主裴贽的感恩，自然是有感于裴贽对他们的拔擢之恩。而裴贽之所以放数人及第，乃因他们为“时贤”，皆有“健笔”。可见无论是座主抑或门生，均对大顺二年知贡举事颇为得意，视为举场盛事。就是王定保在这场合对此事也持赞颂态度，否则就不会以赞赏的笔触记下此事。杜荀鹤也是这年及第，他可谓是“孤寒士”[3]，颇经“上国献诗还不遇，故园经乱又空归”[4]之苦。然而他终于在裴贽下及第，故殷文圭《寄贺杜荀鹤及第》[5]诗称“由来稽古符公道，平地丹梯甲乙高”。即使非裴贽门生的黄滔，亦颇有颂扬之言：“伏维侍郎中丞，顷持文柄，大阐至公，垂为圣代之准绳，悬为贡闱之日月。某为后无私之两榜，遂乖必字于十年。伏蒙侍郎中丞，曲赐悯伤，直加赏録。连岁荐论琐质，倾极重言。”[6]黄滔之启虽不无溢美，但所称裴贽“大阐至公”、“无私之两榜”大抵合符事实。此外大顺二年可知之及第者，其操守文材亦多有颇可称道者。如罗袞，“应进士举，文学优赡，操尚甚高。”[7]赵光胤，“光逢之弟也，俱以词艺知名，亦登进士第。光胤仕梁，历清显，伯仲之间，咸以方雅自高，北人闻其名者，皆望风钦重。”[8]张曙，“文章秀丽，精神敏俊，甚有时称。”[9]王涣，“才十余岁，其章句之妙，遽有老成人之风，遂稍稍布于名士之听。未数载，即妍词丽唱，喧著缙绅，靡不相传，或诵在口，如非玄赋，与彼生知，信未可造次企拟也。既随计吏，自若闻人，贽执之初，声称籍甚，故凡所仰止者皆世之名士，朝之钜贤。俾成羽翰，迭用唱和。”[10]此等人物，在大顺二年榜中恐非仅上所述者。而在本年可知的及第者中，却找不出滥竽充数者。以此亦可证黄滔称裴贽“大阐至公”、“无私之两榜”当非谀媚之誉。因此，大顺二年裴贽之未放李洞及第，恐非出于私心，违背选人标准而加以屈抑，其未取李洞当另有原因。
二
唐代科场选人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实际选人标准容有变化或被突破，甚至有滥收不公的现象。但从总体上看，作为政府的选人制度，也必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和具体要求。而越是公正无私的主试者，则越能恪守这些标准要求。既然裴贽在掌贡举时能大体“至公”、“无私”，则其必然要依照选人的标准要求以衡人选材。唐政府选人的具体标准要求颇多，其中关于举人人品性格行为的规定有“自今已后，州府所送进士，如迹涉疏狂，兼亏礼教，或曾任州府小吏，有一事不合清流者，虽薄有辞艺，并不得申送，如后举事发，长吏奏停现任。”[11]开成元年十月，唐文宗又批准了中书门下的奏请：举人“有缺孝弟之行，资朋党之势，迹由邪径，言涉多端者，并不在就试之限，如容情故，自相隐蔽，有人纠举，其同举人并三年不得赴举，仍委礼部明为戒励，编入举格”[12]。对于这一规定主贡举的礼部是颇为注重的。贾岛、平曾即是显例：“岛初赴洛阳日，常轻于先辈。以八百举子所业悉不如己。自是往往独语，傍若无人，或闹市高吟，或长衢啸傲。……又吟‘病蝉’句以刺公卿。公卿恶之，与礼闱议之，奏岛与平曾等风狂，挠扰贡院。是时，逐出关外，号为十恶。”[13]故唐文宗于《授贾岛长江主制簿制》云：“彼者礼部奏卿风狂，遂且养疾关外。今却携卷轴潜至京城，遇朕微行，闻卿讽咏，观其志业，可谓屈人。是用显我特恩，赐卿墨制，宜从短簿，别俟殊科。”[14]贾岛遇微行的唐皇而赐官的传说，其可靠性姑且不论，但这一记载却表明迹涉疏狂者颇为礼部所黜。尽管因有才而有幸被皇上特例赐官，但也无由从常科中的进士及第。既然有此规定与前例，裴贽对疏狂之类的举子又如何对待呢？考《唐摭言》卷十一《以德抱怨》条载：“（贾）泳落拓不拘细碎，常佐武臣倅晋州。昭宗幸蜀，三榜裴公，时为前主客员外，客游至郡，泳接之傲睨。公尝簪笏造泳，泳戎装一揖曰：‘主公尚书邀放鹞子，勿怪如此！’倥偬而退，贽颇衔之。后公三主文柄，泳两举为公所黜；既而谓门人曰：‘贾泳潦倒可哀，吾当报之以德。’遂放及第。”贾泳“傲睨”、“落拓不拘细碎”之举，颇有“迹涉疏狂，兼亏礼教”之嫌，故为裴贽所不喜黜落。此固有裴贽个人的挟隙成份，然亦符合朝廷慎于取人的要求。不过贾泳之举究与“疏狂，兼亏礼教”尚有些区别，实在可取可不取之列，故裴贽终悯其“潦倒可哀”而放及第。
如上所述，朝廷及裴贽对于迹涉疏狂之类的举人采取如此嫌恶的态度，那么李洞的行为是否有类落拓疏狂，兼亏礼教之处呢？考《北梦琐言》卷七云：“进士李洞慕贾岛，欲铸而项戴，尝念‘贾岛佛’，而其诗体又僻于贾。”《唐摭言》卷十亦记李洞“慕贾阆仙为诗，铸铜像其仪，事之如神。”《唐才子传·李洞传》更谓“酷慕贾长江，遂铜写贾像，载之巾中。常持数珠念贾岛佛，一日千遍。人有喜岛者，洞必手录岛诗赠之，叮咛再四曰：‘此无异佛经，归焚香拜之。’其仰慕一何如此之切也。”李洞尚有一些崇尚贾岛的诗作，如《题晰上人贾岛诗卷》云：“贾生诗卷惠休装，百叶莲花万里香。供得半年吟不足，长须字字顶司仓。”[15]李洞崇奉贾岛之举颇为出格。而贾岛在朝廷礼部诸公眼中则曾被视为疯狂，称为举场“十恶”。这一故实昭宗时的礼部诸臣不会不知道。如此，李洞对朝廷诸公所恶之贾岛竟崇拜得如此出格，那么在当时朝中诸公如裴贽等一般奉守礼法的正统的儒者眼中，岂能无迹涉疏狂之嫌！再者，李洞策夜的帘前赋诗“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恸哭一生休”之举，其悲愤怨郁情态极为明显地表露于诗中。他在这种心态下的献诗举动恐难免唐突失态。可以想像，此举在裴贽及众应试举子中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因此尽管不一定产生骚扰举场的严重后果，但多少总难免被视为“挠扰贡院”之举。更可注意者乃在李洞“昭陵恸哭一生休”一句。唐时陵墓“皆置宿卫防守，应入出者悉有名籍。不应入而入，为‘阑入’”。因此唐禁“无故登山陵”，以“敬上防非，于事尤重”。因而唐律规定“诸阑入太庙门及山陵兆域门者，徒二年”[16]。“盗园林内草木者，徒二年半”[17]。昭陵等帝王陵园如此庄严崇重之地，尽管有“唐故事：天下有冤者，许哭于太宗昭陵下”[18]之说，但此被许哭于昭陵下之冤，揆之于情理，恐是指特为重大者，而如举子怀才落第之类的一般受屈者，恐未必在允许之例。要之百姓哭于昭陵之举无论许与不许当是颇为耸动人心的不得已之事，没有重大冤屈者恐不会轻率为之。因此李洞如未第而欲往昭陵恸哭之想也实在太具有耸动视听、惊世骇俗的份量。在朝廷礼部策试之夜的肃穆场合，可以想像主考官面临这样的举子当作何感想？除了可能有的一点理解与同情外，难道不会引起他所要黜斥的迹涉疏狂，有亏礼教之想！因此李洞对贾岛的格外崇拜，策夜帘前对裴贽的乖僻唐突之举，恸哭昭陵之说，在颇为“风检”的裴贽眼中当然均有违于朝廷衡人选材的标准要求。裴贽既然在同一年中已黜落“落拓不拘细碎”的贾泳，则何能对更为出格的李洞网开一面，独放他及第呢？尽管李洞在一些文士们看来颇有辞艺，但唐政府早就有“有一事不合清流者，虽薄有辞艺，并不得申送”的规定，裴贽即使对李洞的辞艺也能欣赏，又岂能以此而违反规定，更何况唐律早就有诸州贡举人，“皆取方正清循，名行相副。若德行无闻，妄相推荐”，贡举非人，则“一人徒一年”，甚至“但有一人德行乖僻，不如举状，即以‘乖僻’科之”[19]的律条。州府荐举非人即有如此科罚，更何况礼部违规滥收，倘非出于不得已，知贡举者谁愿意冒此风险！
尚可论者，李洞的辞艺亦有违于其时唐昭宗与裴贽的衡文标准。杜荀鹤于李洞被黜落的大顺二年及进士第，翌年顾云在为他的《唐风集》作序时，提起裴贽将杜荀鹤“拔居上第”的原因，说：“诸生谢恩日，列坐既定。（裴）公揖生谓曰：圣上嫌文教之未张，思得如高宗朝拾遗陈公，作诗出没二雅，驰骤建安。削苦涩僻碎，略淫靡浅切；破艳治之坚阵，擒雕巧之酋帅。皆摧撞折角，崩溃解散。扫荡词场，廓清文祲，然后有戴容州、刘随州、王江宁率其徒扬鞭按辔，相与呵乐来朝于正道矣。以生诗有陈体，可以润国风，广王泽，因擢生以塞诏意。生勉为中兴诗宗。”[20]据此可知裴贽知贡举时，唐昭宗因嫌其时文教未张，故诏示要选拔诗文能“出没二雅，驰骤建安”，有如陈子昂之材般的人材，而务必扫荡“若涩僻碎”，淫靡雕巧之文。这一诏示精神与前引乾宁二年昭宗的《覆试进士勅》敕文相符，殊为可信。既然如此，裴贽即得奉诏执行，他的衡文选材标准当然也得与昭宗诏示一致。实际上他也是如此执行的，杜荀鹤的及第即是显例。诚有如顾云序中所言：荀鹤诗“雅丽清苦激越之句，能使贪吏廉，邪臣正，父慈子孝，兄良弟顺，人伦纲纪备矣；其壮语大言，则决起逸发，可以左揽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贾喻八九于胸中，曾不
介。……信诗家之雄杰者也。美哉，裴公之知人为不诬矣！”顾云对杜荀鹤诗的评价虽有溢美，然在风雅传统的继承，美刺教化精神的发扬上是大致符合事实的。故《鉴戒录》卷九称“杜舍人荀鹤诗愁苦，悉干教化，每吟讽得其至理”。其《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再经胡城县》、《时世行》十首即是悉干教化的翘楚之作。宋蔡正孙评后诗云：“此诗备言民生之憔悴，国政之烦苟，可谓曲尽其情矣。采民风者，观之其能动心否乎？”[21]那么李洞的诗风又如何呢？《北梦琐言》曾谓李洞慕贾岛，“其诗体又僻于贾”。《唐才子传》也评“洞诗逼真于岛，新奇或过之。”《唐摭言》在引述他的“马饥餐落叶，鹤病晒残阳”、“卷箔清溪月，敲松紫阁书”、“药杵声中捣残梦，茶铛影里煮孤灯”等诗后，谓“时人但诮其僻涩，而不能贵其奇峭。”贾岛诗已被人称为“变格入僻”，[22]而李洞为诗又僻于贾岛。他的“奇峭”诗风又不能为时人所欣赏，而“僻涩”又反为时人所讥诮。可见他以之驰名的奇峭僻涩诗风虽颇具影响，但也很为时人所不喜以致讥诮。况且在举场上，这一僻涩奇峭的诗风，在贾岛时已被礼部所抑，故《北梦琐言》卷六谓“制贬平曾、贾岛，以其僻涩之才无所采用”，而今又恰是当年裴贽所务要扫荡的，正可谓撞在枪口上。凡此种种，李洞之为裴贽所不取，也自在情理之中了。冤乎屈乎，此中是非并不是裴贽不公，有意“屈洞”二字所能解释得清楚的！
三
综上所述可知裴贽在当时情势下并非不公而屈李洞。那么李洞是否“屈”？“裴公无子，人谓屈洞之致”之说又缘何而来？李洞称屈无论在当时抑或现在也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李洞的诗艺是否能为古今大多数人们所喜欢，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僻涩奇峭诗风“要为自具生面”[23]“造语之精，殆有过于阆仙者”[24]。其诗“取境虽近，运思则远，真穿天心，出月胁而成，虽曰雕虫，亦岂易及！”他的别具一格的诗材是无可否认的，虽为时人所不赏，但也有“才力浩大，八面受敌，以八韵著称，游刃颇攻骚雅”的诗人吴融“深知之”[25]。此外作有《哭进士李洞二首》的郑谷，和在《寄李洞秀才》诗中称“知君屈最深”的齐己也均是如此。既然有此诗材而未能及第，则从李洞及其友人们来说，则自是屈材。此其一。又《鉴戒录》卷九《分命录》记“乾符末，李洞秀才出意穷愁，不登名第。”据此可知早在乾符末（公元879年），李洞不登名第已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议论。李洞尚有《下第送张霞归觐江南》诗，感叹着“此道背于明，携归一轴诗”。又有《出山睹春榜》诗：“未老鬓毛焦，心归向石桥。指霞辞二纪，吟雪遇三朝。连席频登相，分廊尚祝尧。回眸旧行侣，免使负嵩樵。”据诗可知李洞至写此诗的“未老”时已有二纪三朝的赴试落第遭遇，其“背时”心衰而“鬓毛焦”之凄苦于此可见。即在大顺二年其应试前后，他也写下了一些极为凄哀的求援诗篇。《投献吏部张侍郎十韵》云：“肩囊寻省寺，袖轴遍公卿。……泪随边雁堕，魂逐夜蝉惊。发愤寻江塔，无眠数县更。玄都一病客，兴善几回莺。”[26]《感恩书事寄上集义司徒相公》云：“积雪峰西遇奖称，半家寒骨起沟塍。”[27]他自叙困境云：“病居废庙冷吟烟，无力争飞类病蝉；”[28]“二年犹困辱，百口望经营。未在英侯选，空劳短羽征。知音祈相国，从此免长鸣”[29]。李洞处境如此之困顿，求援如此之哀切，赴试落第又已历二纪三朝，最终又竟为裴贽所黜落，这在一般士子看来又如何不屈不冤！
裴贽有子而人们竟传因他“屈洞”而无子，这主要起于人们对李洞的同情，对裴贽未放李洞的不解与迁怨。再者，唐代举场多有因对主司不满而兴起无名子之谤议的情况，这只要参读《唐摭言》卷十三《无名子谤议》条即可知。再联系上引《新唐书·裴贽传》所记裴贽家“臧获猥众，出入无度，殆此致谤言者”之情形，可知当时对裴贽的谤言已非仅此一端，甚而使昭宗要“疑其外风检而暱帷薄”了。吴融是对李洞“深知之”的同情者，而《唐摭言》的作者乃吴融女婿，其《唐摭言》所记颇有谘访于包括吴融在内的前达者。而他本人因“寇乱中土，虽旧第太平里，而迹未尝达京师。故治平盛事，罕得博闻”[30]。因此他对流传之谤言未能甄辨，而如其妇翁吴融一样，由于私淑同情于李洞，故依传闻而记下了这一条资料。因此“裴公无子，人谓屈洞之致也”之说，虽非尽空穴来风，但实为不实之辞，其来亦有自矣。
注释：
[1]《全唐诗》卷840，中华书局1979年2版，第9480页，下引本书版本同。
[2]王定保：《唐摭言》卷7《好放孤寒》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74页。
[3]《全唐诗》卷691，《下第出关投郑拾遗》，第7938页。
[4]《全唐诗》卷692，杜荀鹤：《下第东归将及故园有作》，第7969页。
[5]《全唐诗》卷723，第8137页。
[6]《全唐文》卷824，《与裴侍郎启》，第3849页。
[7]孙光宪：《北梦琐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5，第40页。
[8]薛居正：《旧五代史》卷58，《赵光胤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290页。
[9]孙光宪：《北梦琐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4，第31页。
[10]卢光济：《唐故清海军节度掌书记太原王府君墓志铭》，见岑仲勉《金石论丛·从王涣墓志铭解决了晚唐史一两个问题》一文。
[11]王溥：《唐会要》卷76元和二年十二月敕文、开成元年十月条，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382页。
[12]王溥：《唐会要》卷76元和二年十二月敕文、开成元年十月条，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382页。
[13]何光远：《鉴戒录》卷8《贾忏旨》条，四库全书本，第912页。
[14]《全唐文》卷7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页，下引此书版本同。
[15]《全唐诗》卷723，中华书局1979年2版，第8301页，下引本书版本同。
[16]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7《卫禁》卷19《贼盗》，卷9《职制》，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9页。
[17]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7《卫禁》卷19《贼盗》，卷9《职制》，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5页。
[18]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8，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0页。
[19]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7《卫禁》卷19《贼盗》，卷9《职制》，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3页。
[20]《全唐文》卷8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301页，下引此书版本同。
[21]蔡正孙：《诗林广记》前集卷9，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9页。
[22]王定保：《唐摭言》卷11，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1页。
[23]胡震亨：《唐音癸签》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
[24]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见《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82页。下引同。
[25]王定保：《唐摭言》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09页。
[26]《全唐诗》卷722，《投献吏部张侍郎十韵》，第8288页。
[27]《全唐诗》卷723，《感恩书事寄上集义司徒相公》，第8293页。
[28]《全唐诗》卷723，第8294页。
[29]《全唐诗》卷723，第8303页。
[30]王定保：《唐摭言》卷3《散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