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波动：何时走出低谷（下）——兼论速度效益型增长规律的变化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低谷论文,周期论文,效益论文,规律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经验证明，利用外资对经济的发展是利大于弊的。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是选择进口替代战略，还是出口导向战略，一直是国际上争论不休的问题。在我国也存在不同的看法。进口替代论者认为，在一个经济还不发达的国家，很难承受发达国家的经济压力，因此应采取进口替代战略来保护国内的有关产业；出口导向论者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要得到发展，必须积极走向世界，在参与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中吸引外国资本、技术来壮大自己。进口替代论者还认为，国际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区域化、集团化的保护主义的威胁，不可能有大的增长；出口导向论者则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必然趋势，区域化、集团化是一体化过程的一个阶段，贸易保护主义难以形成气候，国际贸易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多年来世界上不同国家采取不同战略的结果显示了上述战略的利弊。人们曾预测，在60年代开始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印度、巴基斯坦、秘鲁等国，70年代会有很高的经济成长率。有的学者还预言，到1976年，斯里兰卡的人均收入水平将超过韩国，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水平将是新加坡的两倍，哥伦比亚将超过香港；而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将因国际贸易的减少和保护主义的加重发生经济衰退。实际的结果恰恰相反。到80年代后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亚洲“四小龙”，出口占GDP的比重，香港为130%，新加坡为160%，台湾为60%，韩国为45%；而阿根廷、巴西、秘鲁、墨西哥四国，出口所占比重仅为10—20%。1960年，台湾、韩国的人均GDP大约为150美元，当时的秘鲁是209美元，墨西哥是346美元；但到1989年时，台湾、韩国的人均GDP是秘鲁的10倍，墨西哥的2倍，并大大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这一时期，尽管发达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却大大超过了国际经济增长的比例。[①]在科学技术进步使地球越来越小的今天，国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接近于一国之内的多个地区；跨国公司的大规模兴起，把生产的分工带向全球。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将越来越紧密，国际贸易将越来越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发展自己、保护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世界请进本国，让本国走向世界。我国东南沿海的经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笔者认为，大中型国有企业引进外资进行改造是走出困境的捷径。（1）解决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负债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出售一部分存量。我国十几年来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提前使用了以后时期的国民收入，拨改贷加剧了这种状况，尽管拨改贷的初衷是使企业的投资有约束，其结果却是使国有企业在自身没有足够积累的情况下快速发展，加之国企的效率不好等多种原因，使国企的负债率一路彪升，1995年竟达到85.15%。这样高的负债率，加之效益不好，风险已经太大，经营也已经非常困难。根据国际经验，人们一致认为必须降到50—60%，即降低20个以上的百分点，这就需要拿出1万亿左右的资金，由财政、银行、其他国有经济实体和法人机构来解决都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动员一部分民间资金和吸引外资。实际上我们在实际积累和价值积累上发生了矛盾。现在在减轻负债和拥有产权方面，二者只能择其一，不可能又要降低负债又不出让产权。（2）引进外资可以充分利用和分享人类已有的科技成就和工业发展成果，加快大中型国有企业在产品、产业、技术、市场方面的改造和发展。安徽在谈到利用外资发展轻工业的体会时形象地说，“通过引进一步登天”，而且又发挥了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大企业优势、规模优势、科技优势。（3）大中型国有企业通过引进外资进行改造。由于便于利用国际先进水平，又有机制和体制方面的约束，对于防止“复制古董”有重要意义，这是今天我们大量的国有企业在改造中尤其应加以防范的，据调查，目前有相当多的三线调整企业、老工业基地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造存在严重的简单复制问题。（4）利用引进外资的契机对企业进行改制，这已经取得共识。
在上述僵化、教条、封闭观念存在的同时，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悲观思潮同样危害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成长。一些人在看到国企存在效率低下、亏损严重、动力不足、机制僵化、冗员和福利工厂弊端、历史包袱沉重等种种问题时，看到东南沿海广泛动员民间力量，大量利用外资而使经济起飞的现实，便把体制外推进的作用绝对化极端化。在安排新项目时，宁肯平地起家而不愿依托已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和老工业基地。比如四川的养猪及加工，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生猪产量占全国1／5，全国每5头猪中就有1头四川猪；外调量占全国省际间调拨量的1／3；猪肉初级加工能力也已初具规模，重庆、成都、绵阳、将内江、万县等地的肉联厂在全国都有名，这些厂都有屠宰、分割、肉食品加工、冷库、生化制品制造、铁路专用线、污水处理厂、疫检站等设施，80年代以来又引进先进设备进行了技术改造。特别是我国“一五”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的重庆肉联厂，1958年由原苏联援建，由上海肉联厂一分为二搬到重庆，技术力量雄厚，设施齐全，布局合理，污水处理设施属全国一流水平，分割肉车间及周围环境按欧洲共同体标准设计，工厂建在长江之滨，成渝铁路穿厂而过，有铁路专用线和水运码头，距成渝高速公路仅15分钟车程，冷库有低温、高温两类，全国少见，工厂周围均为四川的产猪大县，产品市场主要为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并担负着国家储备任务。像这样条件优越的工厂，与其他国有企业一样，由于种种原因，债务包袱沉重，活力严重减弱，设备闲置，几乎无法生存。最近国家的许多大型项目，如山东枣庄的引进美国公司的总投资6000万美元的保鲜肉示范工程，如果能利用四川、武汉等原有的大中型肉联厂，一定会投资省、见效快，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新项目却很难以原有工厂和基地为依托，这对我们的整个国家不能不是一笔极大的浪费。我们在建国后建起了一大批具有50、60年代甚至70年代先进水平的大中型企业，形成了强大的工业体系和物质技术基础，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丢弃的宝贵财富。
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造和振兴已经迫在眉睫，时间和机会已经不多。大中型国有企业今天面临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的局面：（1）在国企之外，已经生长出了非国有经济并已形成相当规模，市场经济已进展到相当程度，国内竞争更加尖锐，不能按市场经济来改造自己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其竞争力将更加减弱；（2）大中型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大批乡镇企业、三资企业、股份制企业成长起来，过去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技术、规模、人才方面一枝独秀的局面已不复存在，许多方面的优势正在丧失；（3）许多具有雄厚实力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使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更大的国际竞争；（4）从国有大中型企业自身来看，资产状况和经营状况恶化的形势非常严峻。1992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61.7%，1993年上升到71.7%，仅1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1994年上升到83.3%，1年间又上升11.6个百分点；1995年再上升1.85个百分点，负债率高达到85.5%。与此同时，亏损面和亏损额加剧扩大，许多企业停产半停产。尤为严重的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在前3次结构调整和产业、产品升级中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和发展，产品陈旧、设备老化、技术落后、人才流失，进一步的发展已非常困难。照此下去，要不了多久，国有资产的空壳化将成为全面问题，资产的损失将更为严重，现在早进行改造，才是真正爱护和保护国有企业。
大中型国有企业在今天我国的经济中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搞得好，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搞得不好，国企的效率和改造问题不解决，占有国家大量资产，产出不好甚至亏损，就会拖住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国家队走出困境，重振雄风，是中国经济走向繁荣的希望。
四、对策与展望
从1995年开始，政府、企业、学者，方方面面对经济何时能走出低谷都非常焦虑，并进行了许多分析和预测。人们曾认为1996年初能走出低谷，理由是“九五”开年、“九七香港回归”和政府换届改选，都将刺激经济增长。然而，进入1996年后，低谷的特征更加明显，低谷的形势也更加严峻。人们根据增长周期曲线的走势，又分析可能在1996年3季度、年底或1997年初走出低谷。笔者在前面曾多次提到“真正走出低谷”，强调的意义在于笔者认为：如果没有低谷时期剧烈的企业重组和产业结构调整，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就很难真正走出低谷。可能会出现保持一定的增长率与效益剧烈滑坡长期并存，或增长与通胀并存，或低谷期转型——区域化：一部分地区增长甚至较高增长，一部分地区衰退，一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滞胀。笔者认为，出现这几种情况都不能算真正走出低谷，只不过把低谷的时间拉长或区域化，问题没有烂透，本质的矛盾并未解决，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没有提高，潜伏着更大的矛盾和危机。
从上述认识出发，笔者提出走出低谷走向繁荣的对策建议如下：
1.用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和原则去评价、监测、调控宏观经济运行质量，使宏观经济形势与微观经济质量统一，在重视速度、通胀指标监控时，更加重视利润率、产销率、开工率、失业率等指标。近年来，我国对宏观经济的监测调控比过去有了相当程度进步，建立了一整套指标体系，尤其是卡斯特经济评价中心的景气观察，在定期长期监控的同时，每月对政府报告，向社会发布，是中国在宏观管理方面了不起的进步。这一套指标体系包括产值、速度、物价、销售、投资、储蓄、进口、货币等，应该说是相当完善的。但在实际的应用和研究中，笔者认为，我们仍然是计划经济的、速度为主的思维方式，速度和物价几乎成为监控的全部内容，其它指标基本是忽略未计的，尤其是忽略了利润指标，其结果，必然出现宏观形势评价与微观经济情况的矛盾，宏观形势大好与微观形势严峻的矛盾。笔者认为，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设计中，宏观经济评价标准也应发生重大改革，把利润率、产销率、开工率放在更重要的位置。速度是手段不是目的，利润和质量提高才是目的，失业率、通胀率是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安定的基本条件，生产的产品得到实现，有利润，才可能有真正的增长和发展。应该用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和原则去设计宏观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宏观调控工作的重点，使宏观和微观统一。
2.实行鼓励生产和资本集中、推进兼并的政策，重新认识并充分重视低谷期生产力剧烈调整和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对于走出低谷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过去我们的传统理论一直认为，危机中企业的破产、兼并、改组是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造成极大浪费，同时，由于在实际生活中需要把维护安定放在重要位置，尤其是把国有企业的职工就业放在首位，不断注入资金挽救本应关闭的企业，结果不仅浪费资源、“复制古董”，而且使低谷期生产力的调整难以到位。但如上所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经济很难真正走向繁荣。因此，应该有“壮士断臂”的决心，实行有利于生产和资本集中的推进兼并的政策。
3.为了实现在更高基础上，在建立新的产业、产品、消费热点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为了更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除了一系列鼓励高科技发展的政策，尤其要重视鼓励以大中型国有企业为依托与国外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合资合作的政策，利用人类已有的科技成就和工业发展成果，使我国的产业结构迅速实现调整和升级。从这个角度讲，正是由于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大，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空间也相当大。增长理论指出：增长的规律是：科学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新的消费结构——经济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每一次科学技术革命都引发了新产品和新产业的产生发展，引起了消费热点的变化，并推动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我们完全有理由充分利用人类已有的成果，快速发展自己的经济。
4.把利润作为经济总量控制的重要指标，并广泛动员群众发展经济，增加积累。今年我国经济出现了全世界都没有过的工业生产高速稳定增长的同时发生利润大幅度下滑甚至国有企业的全面亏损，这种情况其实在1995年就已经开始。笔者认为，这与我们片面理解“发展是硬道理”有一定原因。我们一谈到发展，就总是用GDP的增长、产值的增长去衡量。在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时，往往只看到我们的速度高多少，却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市场经济中，由于产权制度从而对个人财产和利益的约束，追求利润是微观经济活动中的第一前提，因此这些国家在宏观经济评价和管理中并不要求对利润指标进行特别说明和管理，这种状况与我们是大不一样的。美国1995年的增长率不到3%，但当年的赢利增长则高达14.8%，同年，工人平均工资增长仅2.8%，最大公司总裁平均年收入（工资和奖金）增长16%，丰厚的利润为美国公司在国内外的投资和拓展提供了重要的积累基础。[②]我国是什么状况呢？是利润增长大大低于总产值和GDP的增长，低利润增长局面进入1996年后更是恶化到非常严峻的程度，使经济发展没有基础并出现紊乱。这几年宏观经济中最大的难题：通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利润太少和积累不足。[③]我国不仅在人均GDP上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在基础设施、教育等方面，差距更大。利润、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是“社会的最重要的进步职能”。[④]在我国经济总量的控制指标中，应明确而且强调把利润作为与速度、通胀指标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加以监控和考核，并动员广大群众发展经济、增加积累的积极性。
5.转变观念，充分发掘现有市场的发展空间。现有市场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主要是我们的观念还没有转变。目前虽然日用消费品市场（包括电视机、电冰箱、摩托车、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和现代轻工产品市场）已出现饱和积压现象，但许多传统消费领域，如能源、基础设施、教育等，需求还相当大，供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笔者所在的四川，公路、铁路都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能源矛盾相当尖锐，不仅生产用电不能满足，生活用电也不能满足需要。许多企业苦恼找不到产品，找不到市场，这么大的市场却摆在那里难于启动。四川是一个水电资源极为丰富的省份，又是一个极为缺电的省份，为什么不能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人们去发展呢？四川的许多煤矿、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许多工矿，衰落后找不到业务，这些都是强大的国家队，有较高的科技管理力量，较强的技术设备装备，干部职工队伍素质很高，为什么不可以拉出去修路呢？完全可以以这些国家队为核心，通过一些资金启动，同时再把农民招到企业，或以股份合作的方式集中到企业，以充分发挥其劳动积累的作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缺口还相当大，与发达国家比差距更大，就是现在比较落后的俄罗斯，其地铁建设也是我们的许多城市望尘莫及的。难道这些不是我们的发展空间吗？关键还是用什么体制。教育的矛盾就更加突出了。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已越来越高，但我们的教育仍抱着计划经济的那一套。发展阶段理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经历了“生存——发展——享受”的不同阶段。中国的情况就更加特殊。当人们解决了温饱之后，已经对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量的独生子女，中国传统上对子女教育的重视，都对教育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许多高中生愿意进大学，但至今仍有约70%左右的高中毕业生不能实现愿望，[⑤]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和在职人员希望得到硕士、博士学位，却难以如愿。在教育方面，我们人为控制质量和数量，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发展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就停下，放慢发展速度。其实就是在今天的发达国家，大学、研究生院也是有不同层次的，既有国际一流、国家一流的院校，也有众多质量平平甚至较差的学校，就大学和中学的整个水平而言，人们一致公认中国超过美国，我们为什么不能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为什么要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十几年中国走过的高速增长的道路，一是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机会，所解放的生产力，所激励的人们的热情；二是因为刚刚从短缺经济走过来的中国经济，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空间，特别是日用消费品方面，给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机遇。今天，上述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渐进式改革进行到今天，容易改的，认识上容易统一的，各方面都能得到实惠的方面，都进行了改革，而把最难的，也是最深层次的，最核心的改革留在了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与改革到了攻坚阶段一样，我们的生产力调整也到了攻坚阶段，要求有更高的科技，面临更强大的竞争；改革和政策释放的能量，只能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也是有限度的，在今天的低谷时期，不仅存在体制问题，还存在生产力结构的调整问题。如果没有大量资产的重组和更高层次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就不可能很快走出低谷走向繁荣；如果没有国家队的振兴，就不可能很快很顺利地走向繁荣；用人类已有的科技成就和工业进步成果，是我们快速发展和进行结构调整的捷径；抛弃那些封闭的、僵化的、对民族对国家利益不负责任的偏见，推动中国经济尽快走向繁荣，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我相信，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改革和发展的局面都是不可逆转的，全国人民都希望前进，两个攻坚战一定会取得成功。
注释：
①李京文主编：《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314页。
②《光明日报》1996年6月18日第3版：“美刊发表文章揭露‘贪欲在蔓延’”。
③参见《企业产权交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0页。
⑤据中央电视台1996年7月9日“新闻联播”报导，我国1996年高考升学率为3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