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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大类型的经济学范式
经济学范式就方法论的意义来讲，并不是在库恩提出这个范畴以后才存在的，而是有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经济学方法的发展，可以看到，在古典经济学形成以前的经济学大都采用经验式的理论归纳方法，由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到中世纪重商主义，这个特点都表现得比较突出。
古典学派形成之初及发展过程中，逐渐将经验归纳法和抽象演绎法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描述法和抽象演绎法二重方法论，建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经济学体系。由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等为代表的古典学派超越了以往经济学局部性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归纳方法，明确追求由抽象推理得出的具有前后逻辑一致性的普遍规律。
以后的萨伊等庸俗经济学家则把斯密的现象描述法与抽象法分离，并使之系统化。19世纪后期发生的“边际革命”把纯粹抽象演绎方法导向极端，以“心理原则”为基石的新古典学派以先验的假说为演绎的起点，而完全放弃了历史与现实经验对理论形成的推动作用。
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追求的目标是实用化和总量分析。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凯恩斯革命”，把“心理原则”扩展到对某一国家经济总量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干预”的主张。这比马歇尔集中于个量分析前进了一大步。以后凯恩斯的追随者又分为两大流派，即新古典综合派（以美国的萨缪尔逊为首）和新剑桥学派（以英国的琼·罗宾逊夫人为首）。与凯恩斯学派对立的，有货币学派、新自由主义、新制度学派等。在方法论上又各有其特点。当代西方经济学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在基本理论与方法论上的缺陷，也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缺陷。其主要特点是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以描述现象和日常观念为满足；不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而是专门研究物的关系，以物的关系掩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范畴及特有矛盾，而以研究一般（生产一般，分配一般，交换一般，消费一般）相标榜；侧重于量的分析，而不对经济范畴进行质的分析；宣扬阶级利益的调和等等。因此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而这种缺陷又是由其阶级局限性造成的。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反对庸俗方法的过程中，把以往的经验归纳法与抽象演绎法的结合推向高峰。但是马克思的方法论绝不仅仅是经验归纳法与抽象演绎法的结合，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的。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马克思不仅完成了对传统理论的变革，而且制定了科学研究方法和形成了方法论体系，从而奠定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其次是历史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是建立在经济学本质上是历史科学这一立论之上的。马克思的经济研究，也采取逻辑的研究方法，以及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的方法，数学的方法等等。但这都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特征，只有历史的研究方法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特征。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打破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把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一般化的神话，指出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道路。同时马克思还打破了唯理性主义者持有的理性范畴永恒论等谬论，把理性至上性改变为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统一，分析了一系列违反理性极大化原则的异化现象。再次，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以揭示运动的本质为己任，他的研究方法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事物表面联系的研究方法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科学的方法阐述的在物与物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秘密的揭示，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特征。最后，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坚持了质和量分析的统一，既注意对事物质的分析，又注意事物量的界限。
从上面的简述的经济学方法论历史演变过程看，西方经济学注重经济运行机制一类较低理论层次的实用分析，注重创制富有特点的新颖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这是它的长处。但是用对人与物或物与物关系的分析代替人与人的关系，或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非历史地说明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人们怎样最有利地生产与使用资源和物品，而把人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借以进行的生产关系，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外，并把在一定生产方式下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和作为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相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抽象为单纯制造产品的劳动过程，而企图以所谓纯科学的方式（实际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去研究经济现象，而避开诸如价值判断、思维规范等主观因素。这使他们大都看不到或不愿看到社会关系的实质。因此，在“凯恩斯革命”取得暂时成功之后，西方经济学陷入了新的危机，以致提出了“经济学能成为一门科学吗”的疑问。根本问题在于他们的历史唯心论及阶级局限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社会的生产关系，这种研究是结合一定水平的生产力，分析它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目的在于揭示一定生产方式的特殊经济规律。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的，而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论范式。历史唯物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一系列方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方法论的基本范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范式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使它具有了立论的人民性、内容的客观性、观点的一贯性、体系的严密性、阐述的深刻性、方法的科学性、结论的正确性等特点。
二、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发展趋势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丰富和发展
批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生范式危机的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不应该研究生产关系，研究生产关系无助于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也无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需要。实际这是有悖于事实的。经济体制问题无疑是现实的经济问题之一，但要解决体制问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研究生产关系是不行的。其次，研究政治经济学也不是无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需要的。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早就制定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问题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它不是单纯研究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把提高经济效率、合理利用资源、加速经济发展都看成是人与物的关系，看不到人与人的关系，这至少是一种只看到现象而没有看到本质的观点。
批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生范式危机的观点还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问题。他们把生产费用价值论当作劳动价值论，把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当作马克思的交换价值论，认为是价值与使用价值共同决定价格，并批评马克思缺乏完整的使用价值理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问题，涉及到很多理论问题和思想史问题，这里无法展开。只须强调一点的是，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包括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在内的直到马克思为止的诸多理论家长期探讨的结果，经过一、二百年的探索已经达到真理性认识，为什么又要退回去？至于说对使用价值的分析，对使用价值即效用的量的分析，事实上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不同的使用价值，在质上不同，因此在量上无法比较。
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范式不需要发展了，不需要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在创立无产阶级经济理论时，就注意吸收当时资产阶级学说中科学的成分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说，在当代我们同样要注意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份及优秀成果，特别是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及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和协同论在经济学上的运用，丰富了经济学的方法论。又如西方经济学重视的数量分析、实证分析以及对于一些较低层次的经济问题的细化分析，对于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需要具体组织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有着现实的参考价值。
（二）西方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及存在的范式危机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往往就预示着其存在范式危机。
第一，表现在对“经济人及其最大化”的分析上。经济人的假设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始点和基点。但这种假设把丰富的人性只概括为自利的精明计算，使经济理论日益脱离现实的经济生产。人性有多种，为什么只概括出自利、自营为人性的本质特点去建立经济理论大厦？人类经济现象是错综复杂的，仅从人们的自利、自营难以解释这种复杂性。将人的需要简单地等同于物质追求，过多地把“人”定位于“物”，这是一种片面性。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代表人物，把理性经济人研究模式加以泛化、抽象化，夸大理性假设的逻辑意义，片面注重经济理性逻辑演绎的方法，又把经济人高度抽象为数学符号，并视为唯一可取的方法，把经济学的研究引入了误区。这是马克思当年批评的，这实质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这种情况，已引起西方经济学家的注意。英国的罗宾逊夫人指出，对经济的研究不能不考虑意识形态的作用，其它一些经济学家也对这种传统的“经济人”假设，进行反思、修改，形成了新“经济人”假设，使之更贴近于现实人。
第二，关于行为理论。行为理论从人的欲望出发研究个人的行为，企图以此来调动人的内在动力，达到所谓效用的最大化。但西方经济学家已经发现，人的欲望和行为有多种多样的偏好序，根本不能用效用函数来表达，既然不能用效用函数来表达，最大化也就无从谈起。这就给那种把行为理论等同于效用最大化的基础理论带来了极大的混乱。
第三，关于总供给—总需求理论即一般均衡理论被认为是经济学基础理论。这同样面临着问题。总需求是建立在个人需求函数基础上的，西方学者研究的结果证明，对个人需求函数限制，并不构成对总需求的函数限制。这也就是说，宏观层次上的一般均衡理论没有微观基础。这种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是无效的。
第四，是不可能定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肯·约·阿罗，用数理逻辑求解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证明出，人们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合乎自由民主要求的规则，来从个人的偏好顺序出发，推导出简单的社会选择顺序。也就是说，人们在设计一个集体选择过程或起草政治宪章时，不管怎么办，都会引成对个人自由的某种侵犯。就社会选择而言，纯粹的个人民主及个人自由是行不通的，为了维护社会的利益，一个超越于市场主体的“裁决者”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给人们，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在经济学上，不可能定理表现为，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不一定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个人福利的简单相加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在委托—代理问题上，根据不可能定理，委托人和代理人都存在着道德危机的问题，只根据经济人的假设，不可能设计出最优的激励机制。阿罗由此定理获得了197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后人又把此定理称为“阿罗定理”。“阿罗定理”看来对西方经济学一系列基本理论都提出了挑战。如看不见的手、经济人假设、帕累托最优、委托—代理理论等等。
上述西方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由此引起的范式危机，说明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经济学基础理论。
（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借鉴西方经济学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时又要注意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份。
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需要发展，这种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自我完善过程，这就要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深入研究现实，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现实，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研究的过程中，应该有分析地参考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某些有用的概念、论点和方法，即那些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现代化大生产和先进管理经验的概念、论点和方法，但不能照抄照搬。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引入了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影响较大的理论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产权理论等，此外管理理论与企业管理理论也成为一个重点。
在分析方法上，实证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等都对中国经济学界和经济政策发生了重大影响。
但是应该看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理论体系，两大体系的基本前提、基本方法和基本内容都有很大差异；要融合为一体是不可能的，只能是若干范畴、概念、方法上的交叉和吸纳。拒绝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是错误的，但企图全盘照搬西方经济学原理以应用于中国的实际，也是注定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