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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C95—06“2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86（2000）02—0033—05
回族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近代才有的事情。回族学作为民族学的分支，而提出建立这门学科则是近年来的事情了。据我所知是在1985年云南昆明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回族史讨论会上，由马学林同志在其论文《试论建立回族学》中提出来的。 作者从：（1）近代学科和分支；（2）学科的定义和特点；（3）研究的理论和方法；（4 ）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希望能在有关单位的组织下，成立全国性的学术研究团体，并在这个团体领导下，“大胆开拓，锐意进取，加强研究，在短期内把回族学建立起来，使回族学的研究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注：马维良等主编：《回族史论集》，549—564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应该说作者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也可以说代表了大家的心声。十几年过去了，回族学的研究，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但这门学科是否已经建立起来了、或成熟起来了呢？还值得研究。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回顾一下过去走过的历程，特别是近20年来的发展状况，加以认真总结，对于指导我们的事业更好地向前发展，是非常需要的。
关于回族学学科建设的问题，可惜未引起广泛重视，更未引起任何争鸣。我阅读了寥寥的三、四篇文章后，结合一些相关文章的论述，有一些感想，提出来与大家讨论，请同志们指正。
一、回族学的提出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回族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回族的科学。它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它是研究回族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或可说是包揽一切。诸如回族的族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地理分布、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方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文化特征、心理素质、民族特点及其特殊发展规律等。过去我们都称之为回族史学。今天之所以提出这一学科，乃是改革开放时代的结果。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回族研究的艰辛历程就可以明白了。
回族分布全国，史书上虽有零散地记载，但人们对它的研究，总的讲来，几乎是一片空白。到了清末民初，随着回族人民新的觉醒，陆续有一些论著问世，但多是在“回教”的名义下进行的。直到本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回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民族意识的增强，回回民族的研究被提上了日程，其标志是1906年先进的知识分子丁宝臣创办了回族第一份白话报纸《正宗爱国报》，这是继满族人英佥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之后，少数民族创办的第二种报刊。1907年，留日的36名回族学生在东京成立了“留东清真教育会”并创办了杂志《醒回篇》。该会以“联络同教情谊，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为本旨”，即以倡导民族教育、振奋民族精神为已任，但仍摆脱不了“回教”窠臼，即伊斯兰教的框架。国民党统治时期，不承认回族是一个民族，而以“信教的人群”而代之，并给予种种歧视，一些有识之士，也曾力图摆脱这种束缚，但终于熬不过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理论武器，承认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特别对于回回民族给予重视，发表了《回回民族问题》这部重要著作，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部书在今天看来还有某些不完善的地方，但它却针对“中国社会的执政者、蒋介石国民政府”及极少数（包括回族内部的）封建军阀，“否认回回为一个民族，否认回回问题为民族问题，而将回回民族问题简化为宗教问题，将回回问题的解决简化为汉化教育问题”立场，又鉴于“由于长期民族压迫政策的传统，由于大汉族主义长期宣传、教育的影响，不但许多汉人怀疑回回是一个民族，对于回族和回教（应为伊斯兰教）的来源及其相互关系，不能了解，甚至某些回人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怀疑和不了解。《回回民族问题》这本小册子，从各个方面给了我们一个回答。”（注：民族问题研究会编：《回回族问题序言》，民族出版社，1958。）“而且书中运用马列主义民族观点，收集了不少历史资料，科学地论证了回回是一个民族，简明叙述了回回民族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正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指出了回回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注：民族问题研究会：《回回民族问题：出版说明》，民族出版社，1958。）此书不仅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而且在当时就有震耳欲聋之作用。可以说，它第一次使回族学建立在坚实地科学的基础上，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回族学作为民族学的分支，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的发展，又在近20年中引进、吸收西方民族学的合理因素而逐步建立起来的，或正在建设之中，可以说它的提出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让我们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年的回族研究的状况，就清楚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回回民族获得了解放。回族研究被看做是推动回族发展进步的重要方面，而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回族研究人员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重新开始了工作，且培养研究人员，建立研究机构。回族人民欢欣鼓舞视其为“新生”。表现出了蓬勃向上的情绪，也获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遂有《回回民族底新生》、《西北回族革命简史》、《回民起义》、《西北回族反清斗争》、《回回民族的历史与现状》、《清代回民起义》、《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资料初稿》等一大批著述的问世。1953年在北京还成立“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并出版有《回协工作通讯》。1956年开始全国大规模地民族调查。回族聚居的甘、宁、青等也成立了调查组。对回、东乡、保安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进行了全面地调查，其他各省如山东、河南、云南、黑龙江、内蒙古、广州等，也随各调查组对当地回族进行了调查，先后写出了《回族简史简志合编》、《甘肃回族调查资料汇编》、《青海回族调查资料汇编》、《黑龙江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广东回族满族社会历史情况》、《内蒙古自治区朝鲜、回、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等。当时甘肃民族研究所还搜集整理了《马仲英事件文献资料汇编》和《马仲英事略》。可惜这些宝贵资料至今仍“藏之深山”，不为人们所利用。
正当回族的研究走向兴旺之际，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了。它似乎为研究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可是不久，随着“反右倾”、“反地方民族主义”的一系列运动，研究工作从此死气沉沉，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停滞达20余年之久。
1978年以后，实事求是的传统精神逐渐恢复，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回族研究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也复苏了。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回族简史》于1978年正式出版。特别是1983年由国家民委“五种丛书”办公室和宁夏民委共同主办的“第一次全国《回族简史》座谈会”（这也就是全国第一次回族史学术讨论会）在银川市的隆重召开，标志着回族研究进入了新的时代。从那时起直到今天的20年间乃是回族研究空前繁荣的时期，可以说是历经曲折艰难的回族研究终于在本世纪末，结出了丰美的果实。其特点是：（1）摈弃了“左”的干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恢复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研究方法；（2 ）由回族简史的编撰而引发各地区回族史志编修的广泛开展；（3）掀起了专家学者、 干部和群众对本民族历史的调研的广泛热潮，从而形成了回、汉等各民族学者通力合作的新局面，既激发了民族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又增进了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团结；（4）研究工作由专业人员，走向社会， 出现了专业研究人员与民族宗教干部和业余爱好者三结合的新形式。于是几十本地方史志、几十本专著、上千篇的论文的出版和发表，可以说盛况空前、成绩斐然。回族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提出建立回族学的设想来。
一个时代，造就了一代英才，也成就了一代的学术，古往今来，概莫例外。若不是近20年的改革开放，政府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些禁区被打破，国外的新鲜东西的引进（比如民族学、社会学的一些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则回族研究不可能如此繁荣。
当然，我们研究工作还面临着一些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的解决，也只能随着时代的进步，才有可能。这就是说，必须随着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断排除各种的干扰，进一步形成“学术民主”、“学术自由”风气，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比如回族究竟形成于何时，原因究竟何在？这既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分歧颇大的新问题。不同的意见，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充分发表，也没有引起讨论。又如关于新时代回族人的社会生活有什么变化：思想观念有什么变化的问题。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回族的商品经济这些年相当活跃，但为什么没有出现大的企业家呢？这一方面是需要我们去调查情况，去总结研究。我想就具体原因也许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讲，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整体发展直接相关的问题。这大概是与小农经济的改造，私人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再如民族宗教的问题，我以为目前存在两个问题，需要调查研究：一是伊斯兰教的现状如何？我们对宗教看法如何？观念如何，如何对待？比如我们对信教者和非信教者，作为一个公民是否一视同仁，就是一个看来很简单而做起来就不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于宗教看法上就有某种隔阂，研究起来与实际就有某种差距。对待宗教教派问题上也是如此。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它必然要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教派也是如此。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只能因势利导，调整好、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使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调查、去发现、去研究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正是改革开放时代向回族学提出的新任务。可以说改革开放时代为回族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二、回族学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进行各方面、全方位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协作，不仅是人文科学，还需要自然科学（如体质人类学）的协作，需要会集各方面的人才，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进而进行综合研究。冯增烈同志在《论回族研究的系统结构》一文（载《宁夏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中，已勾划了一个粗略的轮廓， 马通同志在《对回族学研究中的几点设想》的文章中，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注：马通同志文章载《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但具体的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还需要下一番功夫。
三、回族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这主要表现在：（1 ）回族是一个跨国界的民族。他形成于中国的土地上，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一部分人走出国境，散布在今天的一些周边国家。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孜别克斯坦等国有约10万余的被称为“东干”的回族人。在泰国、缅甸的紧靠中国边境，据说有数万回族。而在世界各国还有不少回回华侨。这些都是回族学研究的范围。另外，还有在回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些外国人到达中国本土，与回回人融合，而成为回族的成员，比如在明代，苏禄王国的国王率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朝贡访问，其后人居住山东德州，与回回人结亲，演变成当地安、温二姓回回人，就是一个典型。这些当然也是回族学所要研究的内容。
（2）国内外一些论著中提出了“东干学”的问题。 所谓东干者，回回人也；东干学，即回回学，顾名思义，它也是回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正是回族学为国际性学科的表现。这正如蒙古学，不仅包括对国内蒙古民族的研究，也包括对蒙古人民共和国，还包括对俄罗斯等国的蒙古民族的研究一样。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3）回族学要成为一门国际上的显学，如同蒙古学、突厥学、 藏学等那样，恐怕需要长期艰苦奋斗。除了国内的专家学者的辛勤耕耘之外，也还需要国际社会，即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自清末民初以来回族和“回教”（或称“清真教”）的研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出现了一些研究著述和调查报告。清同治五年（1886年）俄国人发表了《中国西部东干人或穆斯林的起义》，这大概是外国人研究中国回族史或“回教”史的第一篇论述（注：沈青：《国外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载《中国伊斯兰文化》，中华书局，1909。）。之后，即有几种著作出版。如英国人布鲁姆霍尔的《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个被忽视的问题》（1911年在伦敦出版，作者又取中文名为《清真教》），法国人多隆的《中国穆斯林调查记》（1911年出版）以及日本人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等。但比起国际上的一些显学，如蒙古学、突厥学、藏学等就显得单薄了。近些年来，由于对外开放，不少外国学者走进来，了解和调查回族及伊斯兰教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运用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对回族社区进行调查和研究。但因条件的限制，时间短暂，大多是走马观花，只接触了一点皮毛，缺乏深入调查，所以其论述之作多是观感性、访问性的报告。这只能是一个开端吧。可以说，回族学正方兴未艾，正受到重视，正走向发达、走向成熟。但要成为国际上的显学，还为时尚早，还需要中外学者做出艰苦的努力。展望21世纪将是回族学成为显学的时代。
四、回族学是关于“回回人”或“回族人”的学问。是要研究回族人的历史和发展。历史总是人们的生活的社会活动、社会生活的历史。而我们的研究却显得呆滞，缺乏生气。我以为主要的问题是：（1 ）研究社会政治、文化的问题居多，而关于社会经济的研究比较薄弱，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的研究从历史到现实更显得匮乏。比如对“回坊”的人们的群体生活及变迁的调查研究，就很少，间或有者也是浅尝即止。普遍地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现象。（2）是对回族人物研究不够。 虽然也有一些传记出台，也有一些佳作，但就整体而言，多重表面介绍，或历史年谱罗列的叙述，缺乏对人物社会实践的分析，或者说对其思想世界研究不够。使得活生生的社会在书上却显得死气沉沉。这需要继承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还可以学习国外的优秀史学著作的长处，也许还需要借助民族学、社会学的一些好方法。
五、关于回族学研究的重点应当放在近现代的研究上。前些年就有人呼吁要加强，要突出这个重点。应该说由于学术气氛的宽松，研究近现代的人和作品较之过去是越来越多了，思想也解放多了。但仍显得不够。其原因是近现代的材料更难搜集，更需要实际考察；二是敏感点很多。由于离现在很近，敏感点就很多；往往历史牵扯现实，死人关系活人，学术牵扯政治，难免有政治和人为的干扰。研究工作者只好“绕着走”或暂时回避；有时难免弄得很尴尬。这是可以理解的。
回族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学科。“知古”是为“鉴今”，我们研究历史上的回回人的情况，正是为了现实回回人发展的需要，是为了汲取“历史的智慧”。研究前朝之事、当代修撰前朝史，就是研究近现代史，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回族学研究的历史传统。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尽管目前还有很多困难，很多阻力。但我们不能放弃工作，还要不断努力。古人说“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另外，我又想到了“学术民主”问题。这里有一个学术争鸣的问题，目前的状况是不敢争鸣，不愿交锋，这实际上堵塞了言论，不利于学术的发展。俗话说：问题是越辩越明。不同见解不敢论争，这就不能发扬学术民主，就不能更好地打开人们的思路。因为多一种发现，就多一种思考。多一种参照系数，就可以克服片面性。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才能推动学术的进步。为此，学术上的正确批评是十分必要的。它是推动学术进步的一种有效手段或方法，是弘扬传统、制止“假冒伪劣”产品的一种有效方法，但是我们现在的一些书评、文评，却不能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假处说假。为了某种需要，不能客观公正，而是以实用出发夸大其词，曲意奉承，只讲优点，不讲缺点。或讲优点头头是道，谈不足之处，或一笔带过，或不敢正面提出，而是在“希望”的帽子下开小差。甚至对一些明明关系学风的问题（比如抄袭现象）不敢批评。若让其流传，必然贻害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当然，我们有些同志也习惯于别人的夸奖，而不能正确对待别人的批评，也是批评者感到为难的。这些现象，非一朝一夕所能克服的。但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学术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总是可以逐步克服的。负责任的研究工作者，应当朝这方面去努力。
六、为了回族学的健康发展，要克服浮躁情绪。这些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学术商品化的倾向，学术界，包括回族学界也滋长了一种浮躁情绪。表现为急于求成，求数量不注重质量，不愿做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工作。比如不注意历史资料的搜集积累，不愿深入下层做艰苦细致的调查。只愿意从一些外国史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的著作中，引进一些新名词，或别人的研究成果改头换面，即为自己所有。我们当然要学习前人或先辈的好的东西，也要学习西方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好的东西。但我们不能生搬硬套，我们要消化（即实现本土化）。更何况，那些国际上有成就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无一不是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深入调查研究所得，求实所得，艰苦奋斗（甚至毕生精力）所得。那种企图在学术走“捷径”，贪便利的，终究是成不了“大家”。那种只图数量，不讲质量，东拼西凑，变换着花样出“新题”的，本本是厚了，著作也“等身”了，但终究出不了精品，终究站不住脚，甚至有可能被历史淘汰。以调查社会研究工作而言，这本来是把书本的研究同现实结合起来，将历史死材料与社会活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好方法。近20年来的“拨乱反正”，纠正了过去的种种错误，民族地区发生很大变化。调查其变化如何？存在什么问题？对于民族地区的未来发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也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一项重要任务。可是我们近年的一些调查者走马观花，不细致深入，急于求成，这也是一种浮躁情绪。其表现：（1）是带着框框下去，不敢面对现实问题；（2）是偏于听汇报；（3）是对政治、经济注意多（但多是书上统计、 或工作报告的叙述材料）而对人们居住的社区的社会生活，衣、食、住、行、婚姻家庭、宗教生活和风俗习惯等状况和变化很不重视。更有甚者，有的社会调查，由于面面俱到重点不突出，又加之时间短，要求又急，十分肤浅，其行文是工作报告式的，或可以说是当地政府工作报告加新修方志材料的综合，政府工作成绩的总结，看不到人们的社会生活情况。人们从中获得的知识，知道的实情就非常有限，其价值有多大，不能不打一个问号了。
七、鉴于以上的看法，我以为构建回族学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要使它成为显学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关于未来的发展、规划，我没有很好想过，一时也说不清楚。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近期的努力，当前的目标，还是可以考虑的。我以为可以办好回族学会为契机，把我们的事业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1）发展和巩固学会组织。回族学会的成立来之不易，从1983 年银川会议开始，经历了15个年头。时间之长，其中的艰辛，在群众学术团体建设上是少见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回族的大分散、小集中状况，目前仍是一个松散群众学术团体，还要做好学会的发展巩固工作，首先是要加强团结，不仅要加强学会中本民族会员的团结，更要加强各民族会员间的团结，特别是理事会各成员的团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同志眼光要看得远一些，胸怀要宽广一些。其次要抓好理事会，其成员既要精干，又要有广泛的代表性。每个省市自治区至少有一名理事。为此，要将缺额的省份比如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浙江、江西、西藏等尽快补起来。
（2）健全会务。理事会每年至少要开一两次。可以集中召开。 也可以分片召开；在京者为一片，各地或一省或几省可以分片开会，互通情况，汇总北京，通报全国。
（3）促进一些有条件的省市，在地方民委或伊协的领导下， 建立自己的研究会，一些回族较多、较集中的省份应带好这个头，比如甘肃、青海两省。
（4）学术会议不宜年年召开，以两年一次为宜。 或可举行专题讨论会。北京或地方各省或可适当举行小型学术讨论会。
（5）学会既然设在北京，就要为北京多做实事，并做好表率。 要为促进北京的回族研究多做贡献。比如，可以民委领导下，成立北京回族研究会。以便广泛联络各界专家学者，发挥作用，把北京回族史志的研究工作更好地开展起来。北京作为首都，回族人口又多，占少数民族人口的第一位。开展这一工作，对加强民族团结，搞好民族工作都是有益的。北京又是人才荟萃的地方，可以调动各方面的人士把修撰《北京回族史》、《北京回族人物志》和北京回族的现状与发展的调查等工作搞起来。题目是很多的，困难也不少，但只要组织起来，紧紧依靠民委等机关的领导和支持，坚持下去，是可以出成果的。
（6）创造条件设立学术基金， 适当时候还可以设立“白寿彝学术研究奖”。
收稿日期：2000—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