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分歧与化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中美论文,分歧论文,战略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569/j.cnki.far.2015.05.001 近些年，随着美国采取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和战略部署，调动盟国，激活热点问题，中国不得不相应采取一些反制措施。同时，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展开，一些积极有力的战略构想开始得到落实，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也在酝酿讨论之中。这些政策讨论引发了中美战略界尤其是美国战略界对于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种种猜测，而在形势不断变化的态势下，美国对华战略究竟如何调整也是众说纷纭。当前，虽然中美关系在总体上仍然保持稳定，但毋庸讳言，中美之间的战略猜疑和分歧在扩大和加深，且在东亚地区尤为明显。那么，中美在新形势下究竟出现了哪些战略分歧?这些战略分歧因何而起?有哪些新的变化?有可能带来什么影响?应该如何化解或管控?在本文中，笔者结合近期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一、中美战略分歧 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误读早已有之，近些年有加剧之势。虽然一些论断仍处于兵棋推演的阶段，但其影响不容忽视。由于中美双方自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推出以来出现了相应的战略互动，因而中美战略分歧在东亚地区更为集中和明显。归结起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美国认为中国近年来的政策和行为对美国在东亚地区和亚太地区的主导权构成了挑战。 首先，在东亚出现了中美两国的影响力之争。美国认为中国在本地区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对美国构成了影响力优势的挑战。近十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合作，被美国看作是对其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削弱和抵消，美国的国家形象在东南亚尤其是东南亚穆斯林国家族群中更因反恐而出现了负面效应，中国利用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无暇东顾的机会，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合作和安全尝试替代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① 其次，美国认为其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面临挑战。从安全层面来看，美国认为中国的所作所为对东亚地区安全秩序正在形成挑战。中国的新亚洲安全观意在挑战美国主导的东亚传统安全秩序。中国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理念，认为一些国家的安全不应建立在另一些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之上。②亚洲安全观虽然还不是具体的政策，但这一主张被认为直指冷战以来形成的美国联盟体系，意在未来改变美国的亚太联盟。③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一直被视为美国地区主导地位的基石。因而，在政策层面，中国在东亚海洋争端中的一系列合理合法的新举措和新主张、新倡议，包括在东海设定防空识别区、强力反击日本对钓鱼岛的国有化主张、在南海开展981钻井平台作业、人工岛礁建设等，均被认为是对美国所主张的“海上航行自由”、对美国的盟国或潜在盟国构成了直接威胁。最近两三年间，中国更相继提出了亚洲特色的治理原则，亦即“亚洲人的事最终将由亚洲人自己解决”，以及“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主张，这些都被美国视为是对其主导的亚太地区联盟体系、亚太地区安全理念和地区安全秩序的直接挑战，甚至有可能是驱离美国离开亚洲的举动。可见，中美两国战略性分歧的焦点在于：究竟是美国试图遏制、抑制或削弱中国，还是中国正试图挑战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如陆克文所说，“美国否认削弱和制约中国，而认为是中国正试图将美国推出亚洲。”④ 再次，美国认为规则权之争已经显现。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正在形成对美国发挥核心影响的经济秩序和经济规则的挑战。虽然中美之间有着十分密切而深入的相互依存关系，彼此又互为最大的债权国与债务国，中国还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但美国认为中国通过不断融入现有国际体系，从中获益很大，所承担的责任却很少。而且，美国把中国在地区层面开展的一系列经济合作视为对美国的威胁。举凡中国倡导的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建设、中韩自贸区建设、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以及海峡两岸不断发展的经贸合作，均被视为对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挑战，是对这一地区规则制定权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新规划TPP的直接挑战。奥巴马更是直言，美国不会允许他国主导规则制定权。⑤美国还曾坚决反对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等计划——在亚投行相关规划细则还没有出台的情况下即表示反对，甚至反对其盟国参加，认为这是“分庭抗礼”、“另起炉灶”之举。再有，出于安全和政治竞争的考虑，美国在经济层面始终没有排除对中国的竞争防范意识，限制对华高新技术出口和中国对美投资。值得关注的是，AIIB相关组织建设是开放的、不排他的，而美国力推的TPP却由于其高门槛的设计，意欲将中国挡在门外，同时却将越南列为邀请参加国，其拉帮排华的意图明显。 又次，美国担心热点问题控制权旁落。中国的相关举措被认为可能影响到美国对东亚热点问题的控制权。美国一直将东亚的热点问题或危机视为中美战略博弈的前沿。就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言，从北到南的朝核问题、中日东海问题和钓鱼岛争端、台湾问题还有南海问题均不属于美国的核心利益，但美国均将其视为自身的重大利益，甚至夸大这些热点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因而，中国对于涉及自身核心利益的积极作为，针对这些热点问题的参与和解决举措，往往被美国视为有可能影响甚至取代美国的控制权。美国对东亚热点问题的控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进程由美国最终主导。不论是解决热点还是维持热点，也不论是缓和紧张还是升级紧张关系，都由美国决定。其二是程度可控。热点升温、危机加剧但不至于引发失控，也即美国拥有危机爆发和升级的程度控制权，这样才可以使危机为美国所用，而又不至于使美国承担不必要的风险。而在美国看来，显然有可能影响到他们对危机进程和程度的控制权。 对于朝核问题，美国一方面主张在核扩散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但却在自身基本不作为的情况下，不断要求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希望中国在对朝制裁问题上与美国更多地保持一致。⑥美国一方面希望中国承担更大责任，另一方面又在限制中国发挥美国所担心的主导作用。在朝核问题上，美国掌控着最为核心的因素，比如美朝关系正常化协定以及将停战协定转为和平协定。同时，美国不仅不放弃在半岛的军事存在，继续包括登陆演习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演习，而且试图在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美国虽然公开表示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不持立场，但美国在争端过程中强化美日联盟的做法，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在这一岛屿争端中的强硬做派。 在南海问题上，美国认为中国的立场和表态不够明确清晰、连贯一致。比如，南海九段线的划界以及九段线内是否均为中国核心利益，中国在南海建岛的目的不明，⑦认为中国在南海建岛虽然起步晚，但比其他相关声索国更多更大。中国的这些举动破坏或有可能破坏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⑧ 在美国来看，南海问题甚至并不单是航行自由那么简单。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南海应该是显示美国主导力和平衡能力的关键，因而也被美国视为中美战略较量的重点和中美海权之争的关键。海权不仅仅是海上力量的优势，还包括对战略性通道的把控。美国的主导权是基于对战略交通要道的控制权而建立起来的。美国担心中方的建岛行为所可能形成的军事能力，将破坏美国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权。说得更具体一点，中国在南海的作为会增强其战略投送能力，打破美国控制马六甲海峡的主导权，不利于美国遏制中国发展海上力量、制约中国关键性的战略运输能力。 总之，无论是对东亚地区的海洋争端、热点问题还是地区安全的新变化，中美双方都存在认识上的不同。美国对中国正在形成一些新的战略认知——尽管仍在争论之中，但有可能影响美国未来的对华战略制定。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提出了更多质疑，对自身主导权可能受到的影响十分关切，“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批评中国在搭便车，现在更趋一致地认为中国是一个挑战者，在挑战美国的体系。再有美国认为中国随着实力上升，特别是在习近平治下对于领土和新疆域的权益的捍卫更加奋发有为，对美国的安全利益，特别是美国对于同盟的承诺是直接挑战，安全威胁在上升。”⑨中国虽然还不是美国的全球挑战者，但已经成为地区挑战者。正如柯庆生所言，中国的挑战说明中国还未强大到足以被视为美国的一个全球性的“对等竞争者”，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破坏东亚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事务。⑩ 基于以上分析，美国将东亚热点问题引发的问题视为中美在这一区域就地区安全秩序、规则和地缘战略布局的较量。中国的亚洲安全观和积极有所作为的新战略，被认为是指向美国在亚洲地区的霸权。中国正处于挑战美国主导权的进程中，中国的能力和意愿都比以前有了很大不同，因而，对于美国而言，有效把握这些热点问题是掌控地区主导权的关键。 显然，中美战略层面的分歧更多地体现为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怀疑和误读。而这种战略猜疑，有可能导致中美相互对立心态的上升，损害中美合作和良性竞争的根基，给已有的战略合作包括朝核问题、反恐问题等带来负面影响。 二、中美战略分歧加大的原因 首先，分析中美战略分歧的原因，不能忽略两国所处的时代。当今中美的战略分歧，有其深刻复杂的时代背景。这就是国际形势处于冷战后的转型期之中，而中美两国也在进行重大的战略调整。转型期内大国关系趋势性紧张的现象是一种自然反应。正如江泽民指出，“这几次世界格局的形成和演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国际局势和大国关系都处于相当紧张和尖锐对峙的态势。”(11)而在转型期内，决策层和社会舆论层面往往易于低估或夸大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的重要性和风险性，从而导致战略误判并引发战争。在过去1500年的15个个案中，有11次以战争告终。(12)所以，也可以说，中美之间的战略分歧是基于转型期历史观而派生出来的。 其次，中美战略分歧是基于美国的霸权逻辑而产生的。美国霸权战略的逻辑在于防止任何一个地区的潜在大国成为美国的挑战者。冷战史表明，“自1945年以来，我们一直力求防止苏联利用它的地缘战略优势去支配其西欧、亚洲和中东邻国，从而根本改变全球力量对比，使之对我们不利。”(13)从霸权战略的演变趋势来看，一般而言，当霸权国家实力开始下降或相对下降，其对世界领导地位丧失的担心就会上升，对地区领导权面临的挑战就会更加敏感。而在地区层面最具实力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往往成为美国的重点防范对象。20世纪80年代，日本受到美国的打压，近些年，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提升，美国遂将战略重点转向对中国的压制。 2012年以来，美国在其全球战略中日渐确定以亚太为战略重心。这表明美国传统的两洋战略即太平洋战略和大西洋战略开始向太平洋战略倾斜。应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向。此前美国的全球战略一直坚持先欧后亚的总方针。即使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日在太平洋区域进入交战状态，美国仍未将亚太地区列为首选。冷战期间，美国虽在亚太地区打了几场局部战争，但其主要目标仍指向苏联。在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国却没有改变其亚太重心的战略选择。恰如2013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表示，“亚太再平衡实为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的基石。不管世界其他地方爆出多少热点，我们仍将继续深化我们对这一关键地区的持久承诺。”(14) 再次，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导致中美战略分歧加大。在美国确立亚太重心地位之后，如何实施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其重中之重。亚太再平衡战略有三大支柱：联盟战略、均势战略和经济战略。在这三大战略中，均势战略是其核心理念。均势战略是以地区内国家的相互冲突从而导致相互制衡为前提的。而美国正是以地区威胁和地区危机升级为借口、以均势战略原则为核心来激活联盟、介入半岛、东海和南海事务、构建美国主导的多边经济合作框架的。同时，美国作为均势战略的最大受益者，以离岸平衡者身份扮演不恰当的角色，发挥了不恰当的作用。在一系列领土领海争端中，美国标榜中立，实则充当仲裁者，采取了有意识地选边站队的作法。一些时候，美国的所作所为不仅无助于危机解决，反而导致危机更趋复杂化。显然，美国在亚太地区一贯采取的地区均势战略是导致地区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也必然成为中美战略分歧加深的根源。 又次，中美战略分歧加深还涉及中国因素和中美互动。其中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作为美国重要的战略对手自身实力不断发展变化的影响。 2005年，时任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提出“利益攸关方”的概念时，中国经济总量只有现在的五分之一。(15)不过十年消长，时势已然大变。中国的发展出乎美国意料，且摆脱了美国设定的轨道。美国曾希望通过接触政策，让中国融入美国设计的发展轨道，从而更好地规制中国。但中国通过融入国际体系，成为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内的变革者。虽然中国一再重申无意颠覆现有体制或另起炉灶，但是美国则有了另设机制排挤中国的意图，从美国叠床架屋设计TPP的规则和高标准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另外，对于中国在美国主导的现行体制中做大，也是美国不希望看到的。美国一些学者直指，美国过去一些年采取的接触政策给中国提供了向美国挑战的能力和机会，已到了修正这一政策的时候了，“美国将中国引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努力，正在对美国在亚洲的绝对主导地位构成新的威胁，并且有可能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造成重要冲击，华盛顿眼下需要一个崭新的旨在平衡中国的崛起而不是继续帮助它增强国力的对华大战略。”(16) 对此，中国人大外委会主任傅莹曾尖锐指出，美国对中国深层的失望有三：一是美方所期待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必然带来政治制度变革的情况没有发生，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没有出现，相反，中国取得的成功和增强的自信使中国道路更加不可逆转；二是融入国际体系之后，中国并没有成为屈服于美国意志和利益需求的辅从，而是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设计和塑造国际和地区事务的方向；三是中国经济进入改革的深水区，美国一些大企业长期在中国获得高额利润的好景不再，他们有些不适应甚至抱怨。(17) 再从中美关系互动的角度来看，中美双方存在已久的战略猜测，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相互之间的战略分歧。 近期，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中国国内，都出现了一些贬低中美关系或要求对对方更加强硬的声音，批评对方因果倒置、先入为主，均强调对方是造成中美战略分歧加大的根本原因。 中国方面认为，美国对华战略与冷战时期的对苏战略类似性在加大，而在英美，有政策分析人士则将中国的发展类同于二战前的德国。(18)两国学者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学术争论也表明，两国对于中美结构性冲突的未来走向仍存在不同主张。(19)美国一些人士不相信中国发展新型大国伙伴关系是为了共赢，对于中国提出的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存有异议，对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理念、进程和方式都缺少共鸣和认同，而更愿意将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理解为信任措施的建立和具体务实的协议。(20)如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就认为，在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伙伴关系构建的过程中，中国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自己的核心利益上，而不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上，由此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问题。(21) 在一些具体而敏感的热点问题上，中美之间更是针尖对麦芒。比如，美国认为南海不是中国核心利益，中国正在不断将争议地区核心利益化，而实际上中国认为自身在南海合理、合法的填海造岛行为根本不应引发美国如此强硬的反应。同时，中国也认为美国强化亚太联盟的作法有损中国的利益，而且美国干预地区纠纷的行为是傲慢的干涉。(22)按照陆克文的分析，中国不断印证美国试图从内部削弱中国，同时从外部遏制中国的判断。美国的亚洲“轴心”或“再平衡”战略即是确凿证据。“华盛顿在事实上支持日本在东海的领土主张，并且在南海的领土主权纷争中放弃中立，支持菲律宾、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而无视中国的利益，这些都是遏制政策的进一步证明。最近的例子还有排除中国加入TPP，以及劝阻盟友加入亚投行的失败。在北京看来，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剥夺中国在硬安全、经济和贸易外交等政策领域的国际空间。”(23) 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美之间的不对称相互依存也在发生改变。美国原有的优势不再，中国对美投资总量已经超过美国对华投资总量，无论是双边还是地区或全球层面，美国对中国的借助，其幅度会超过中国对美国的依赖。(24) 这些因素反映在双边关系上，就是美国明显感到中国的底气更足，对美政策出现了更加强力的变化，致使美国对中国出现了能力、意图及发展方向的多重战略疑虑。(25)尽管中国一直强调，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完善者，无意于推翻现有体系，中国官方在多种场合均表示，中国无意于挑战美国的主导者地位，(26)仍然尊重美国全球主导者的作用，但美国基于霸权护持和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逻辑，对中国在国际秩序建设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担心和怀疑。中国捍卫自身权益的行为被美国视为对其区域或全球主导权的挑战。中国试图修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和规则的行为，也被视为对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的改变。而美国对中国战略疑虑的上升和加剧，可能是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美国主张对华强硬的声调开始上升。虽然美国仍在对中国未来的战略意图进行分析和研究，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战略仍处于争议之中，但如何抵消和平衡中国的影响力无疑成为美国战略界下一步聚焦的重点。在美国看来，中美之争已由潜在的结构性矛盾演变为现实的主导权之争。由此，无论是在地区安全还是国际秩序层面，美国对华战略的主线似乎正在由接触加规制向制衡加接触转变。 中美两国对于中美战略性分歧的性质也存在不同看法。中国反对将中美之间的分歧与摩擦上升为主导权之争，但美国则不断强调主导权的较量，并为此制定相应的政策。中美战略分歧体现了战略选择的不同，以及更深层面的冲突战略观与合作战略观的分野。 三、中美战略分歧的可能走势 综上所述，中美战略分歧较之21世纪头十年有所加深加大，尤其是近一两年来这种分歧加大的势头表现得更加明显。但这种战略分歧会引发什么样的结果?会否导致美国对华战略出现颠覆性的改变，的确值得关注。美对华战略真的到了一个新转折点了吗?或如美国学者兰普顿所担心的那样，中美关系已到一个新的“临界点”了吗?(27)中美之间的冲突是无法替代或不可避免的吗?在中美竞争中，中国真的正在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吗?且让我们从中美关系的性质、美国东亚战略的实质以及中美冲突的走向来分析、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中美关系的性质与冷战时期已有根本不同。 无论中美之间出现什么冲突和分歧，中美多数人士还是看到了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不同。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之所以奏效，是因为苏联经济实力薄弱，与美国几乎没有商业联系。但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其军费预算的两位数增长是建立在雄厚和多元的工业基础之上的。(28)“中国和美国对彼此的经济依赖度很高，并且有很多共同的安全利益，以至于无法展开纯粹的竞争。”(29)“自2009年来，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增加五倍，为美国创造了超过8万个岗位。”“如果投资障碍更小，还可以大有所为。”“双方利益的融合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双边关系发展至今，双方都无法承担非合作与对抗的关系。”(30)在这一前提下，中美之间若爆发新冷战，双方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在相互依存条件下的新冷战，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如果中美之间出现新冷战，将导致中国把远超苏联的经济实力带入争斗”，(31)而这一切对美国而言也是灾难。 其次，防止中美之间危机失控，仍是美国的战略底线。 中美分歧更多地体现为对热点问题处理方式的不同，而并非所谓的主导权之争。中美在亚洲安全合作问题上存在三个矛盾：(1)美国希望主导东亚热点问题进程而中国不愿被动接受的矛盾；(2)美国无意根本解决东亚地区矛盾而中国希望彻底解决的矛盾；(3)美国坚持以联盟为基础的局部安全机制与中国所倡导的整体多边安全机制的矛盾。与此同时，美国在这些热点问题上对中国仍有三大施压优势：其一是合作性施压，利用不对称相互依存的优势地位，利用中国对美合作需求大于美国对中国合作需求的差异向中国施压；其二是竞争性施压，通过比较优势和先发优势尤其是军事优势与中国展开竞争；其三是热点组合式施压。美国有可能通过南海问题与台湾问题、东海问题等形成联动，向中国施压。当然，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围堵也不是单一的节奏和力度，而是时紧时松，以防中国过度反应。 从上述三大矛盾来看，中国主张更加合理主动地解决地区热点问题，而美国仍在掌控热点问题的解决。从美国对华三大施压手段来看，美国仍处于明显的战略优势地位。从威胁认知的角度来看，美在亚太驻军，把控联盟体系，将中国视为其战略挑战者而加以防范。不过，对美国而言，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施压中国的做法，但预防中美之间出现危机失控，仍是美国不得不重点考虑的战略底线。“与获得收益相比，人们更愿意为防止损失付出更大的代价，冒更大的风险。”(32)在部署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过程中，美国采取了包括抵近侦察和联合军演等具有挑衅性的行为，但总体上还没有改变战略试探的性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深意在于，在其实力和影响力相对下降的前提下，美国希望通过不断向中国施压以诱引中国与周边国家“以邻为壑”的状态长期化、复杂化，从而继续巩固和提升美国的离岸平衡者身份和地区主导者地位。 再次，中国是维护和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力量。 从历史上看，当中美关系出现危机时，中国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的意愿和诚意大于美国。即便美国对中国造成了不对称伤害，比如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对台军售等，中国都尽力从大局出发，在捍卫核心利益和原则的基础上，维护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这甚至造成美国得出中国有求于美国大于美国有求于中国、中国更担心中美关系破裂的印象。诚然，美国在中美关系发展中也在逐步改变其不适应两国关系的一些作法，比如减少或控制对台军售、在达赖窜访等涉及中国内政的问题上相对低调行事，但与中国相比，美国对中美关系的积极主动性仍有欠缺。中国从未碰触和挑战美国核心利益。中国未在美周边驻军，未结盟他国抗衡美国及其联盟体系。显然，中国是防御的一方，而且保持了足够的谨慎克制，只是对美可能影响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反制和警告。中国并未将美国视为战略敌手，而是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化解中美之间的矛盾。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正在增强其国际影响力，尤其是在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但并未抵消、更无意取代美国的影响力。中国谋求的是合作影响力，也即通过合作，而非通过强制、冲突等方式来扩大和增强影响力。 又次，中美需要防止和应对网络、金融等非战争形式冲突。 对此，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认为，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立场差距很大，但更令人忧心的问题是网络安全。(33)中美两国亟须转变思维方式，“然而具讽刺意味的是，中美两国作为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似乎在构筑各自的经济阵营，其表现为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美国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难以想象，当今世界任何的经济一体化能够在排除全球第一或第二经济大国的情况下取得成功。”他还建议，中美两国应主动及时地建立一套针对网络安全的国际标准、技术流程和风险控制机制。(34)笔者也相信，中美之间在网络安全领域仍有巨大的合作空间，比如双方就共同应对网络恐怖主义的不对称信息战争，完全可以达成新的合作共识。 最后，中美走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低。 这一点对于看待中美战略分歧及其危机走向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大国危机存在无形控制因素。两败俱伤成为国家关系破裂的最后制约因素，尤其是核大国之间。古巴导弹危机是美苏之间的直接冲突，彼此尚能收手，何况中美之间的军事和安全冲突多集中于第三方因素——虽然一些与中国的核心利益相关，但均非美国核心利益，这也是我们判断中美危机总体可控的原因之一。美国学者就中美之间在亚洲的三种未来趋势——“合作扩大、竞争加剧、武装冲突”——做过选项分析，选择竞争加剧的占79％，而选择武装冲突的只占9％，也很可说明问题。(35) 冷战后，美国在局部战争中所以获胜，是因为作战的小国未得到其他大国的支持，但冷战期间美国几乎未在任何局部战争中获胜，是因为有其他大国直接或间接参与。(36)因此，亚洲若出现新的局部战争，很可能涉及相关大国的深度介入，美国无法确认会在局部战争中无条件获胜。在亚洲，美国无论是应对危机还是介入地区事务，都无法像在其他地区那样采取单边主义政策。在美国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把目前世界上最为稳定、有序、经济上富有活力的区域，变为另一个充满是非冲突之地，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37) 归纳起来，美国现在面临三大战略性问题：其一是中国崛起；其二是美俄对立；其三是大量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当前美国综合实力在下降，且被中俄以及其他地区问题所牵制。力量相对下降，而外部威胁上升，无形对手增多，非传统威胁仍然存在，美国如何防范和应对地理范围广泛的应接不暇的多元威胁，解决其分散化与集中化的矛盾，实为其一霸权难题。 虽然应对中国崛起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但如何平衡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三大战略性问题同样是美国战略规划中的重大关切。就其对华战略而言，美国面临的战略悖论在于：希望中国稳定，一个不稳定的中国对美国更难预料，“一个不确定的中国比一个强大的中国给美国及其盟国构成的威胁更大……一个不稳定的中国也可能改变其当前的防务政策、追求更危险和富有侵略性的战略，从而加剧难以预测和冲突的前景。”(38)但一个稳定的中国继续以不同的发展模式壮大，恐怕也会令其担心，于是美国仍然不得不通过更有效的平衡方式来影响中国。对此，美国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不是敌人，“遏制”也不合适；但需要采取谨慎态度，设法“限制中国的能力，使其不过度滥用日益增长的力量”。要实施奥巴马提出的“支点”转移，但还要采取更多行动，包括取消国防预算限制，保持核均势，加快导弹防御部署，扩大与区域伙伴的合作，坚持通航自由。此外，还要收紧对于向中国买家转让技术的限制，甚至对中国商品实施“全面关税”以应对网络盗窃行为。(39) 因此，虽然中美之间战略分歧在加大，但战争不可为、冲突有限度、中美合作面在扩大、合作积累效应巨大也是中美之间的共识。因此，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并没有因为两国之间出现分歧而改变。这是一个总体判断。 当然，战略风险上升也是当前中美关系的一个特点。两国间的所谓战略互疑在加深，但是尚未达到导致两国出现战略误判的程度。不过，如果一些局部热点升级，战略误判的可能性也可能增加。 放眼未来，缺少共同威胁或共同威胁还不足以促进两国战略合作，中美关系仍然存在潜在的战略风险。随着中美战略分歧的加大，中美之间的竞争互动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中美之间的战争应该可以避免，但战略性冲突如何得到有效管控，对于中美关系而言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四、中美战略分歧的化解思路 应该看到，在东亚地区事务中仍然存在着化解中美战略分歧的机会之窗。 首先，虽然中美战略界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表示担心和猜疑，但这些分歧并没有上升到战略制定层面，美方在东亚的一些政策调整，包括对南海的政策调整，仍是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续，而非战略上的根本转变。中美战略分歧所可能造成的影响仍存在多种可能性。中美关系处于可变期，是否出现新的战略转向，仍需要时间周期来观察。中美双方能否在这一周期强化良性互动至为关键。 其次，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没有改变，中国的防御战略既立足于捍卫主权，也为努力维护地区安全利益。中国倡导新的亚洲安全观，意在从根本长远上解决这一地区的历史难题和危机隐患，而美国主导的传统联盟体系是历史的产物，有其历史局限性，是不完善、不充分的，很难根本解决本地区的安全问题。因此，中国主张建立包括美国在内、发挥积极性引导作用的多边安全机制。中国意识到，美国联盟体系这一不合理的安全体系的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愿以客观、建设性的心态与美国等国就未来的安全机制建设展开战略性协作。 另一方面，基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发展现状，我们也应看到中美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而结构性的冲突是最难以化解的冲突。这是中美所面临的严峻的历史性课题，也是中美关系的战略性难题，很难毕其功于一役，也非短期内能够解决。这就需要从转变战略思维、强化危机管控机制、优化沟通交流渠道、提升合作水平等方面从长计议，持之以恒方能收到成效。当务之急仍是避免战略分歧加大从而引发战略误判，导致中美关系出现冲突性恶化的局面。为此，笔者在此提出如下若干建议： 第一，坚持中美的战略性共识，强化两国的相互尊重。 冷战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因为中美在应对共同威胁方面达成共识；“9·11”事件之后中美关系得到发展，也是因为中美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国际威胁方面达成了共识。而现在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些共识正趋于弱化，与之相伴的则是中美战略互疑的上升。显然，战略共识是稳定和维护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战略分歧出现和增多，部分也是因为战略共识的凝聚力下降所致。那么，如何寻找和凝聚中美新的战略共识呢?(40) 应就如何扩大中美共同利益达成新的共识。中美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多有共识，比如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犯罪、恐怖主义，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网络安全，以及防核扩散、太空合作、极地治理、管控地区危机等传统、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中美大体上具有相似的认识，在实践层面也有具体的合作。但在未来的国际秩序建设、经济全球化的主张和发展趋势、全球治理的责任和手段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与差异。其实，在这些问题上，中美之间仍具有巨大的共同利益，理应不断沟通以达成新的共识。诚然，冲突战略观与合作战略观是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重要分野，两国能否就长远的合作战略观达成新的共识，能否以合作战略观化解冲突战略观，是未来中美战略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应理性、客观、全面地分析两国政策变化，不因枝节而否定已有的战略共识。比如，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一些人士无端指责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但也有论者认为应该理性客观地分析中国的政策。美国前政要杰弗里·贝德就认为中国在南海的行为仍是克制的，“即使我们在应对这一重大事件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去分辩中国采取这些行动的意图是什么，同时也要弄清哪些并非它的意图。”“中国军方并未试图将其他南海诸岛主权声明国从其占据的南沙群岛驱逐出去，事实上，它们占据的岛礁数量要远多于中方(比例为4∶1)。一些媒体称60％经由南海的国际贸易在某种程度上将受到中国威胁，这种论断是荒谬的。”(41) 美国所以对中国的南海造岛行为采取过激反应，其实是美国担心中国有可能影响到美国的地区主导力，而从政治安全角度来看，美国的地区主导权是与其海权优势、对至关重要的海上运输线的控制密不可分的。中国在南海造岛虽无军事部署，但有可能具有军事功能的意义。这引发了美国对自身海权地位可能受到削弱的担心。而对这一点，中美双方是可以通过各类沟通机制的坦率交流达成新的共识的。 同时，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反制措施并不是常态性行为，而是针对特定历史背景之下、这一地区特定国家率先制造出来的特定事件的，中国的南海政策具有阶段性，会随着对这一地区创造性合作治理方式的出现而调整。南海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的局部问题不应该影响中美稳定大局。夸大消极面、抑制积极面一向是一些冷战思维人士喜欢的作法。这很容易导致政策走偏。夸大或歪曲对方意图，并据此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历史上有之，也很容易导致战略误判和战略性决策失误。 由此，中美之间应冷静应对两国间存在的问题，不应一出现矛盾就夸大拔高两国间的战略分歧，上纲上线从而轻易否定两国几十年间积累的合作成果，这并不是历经三十多年发展的中美关系的成熟做法。中美在新时期或新的转型期都在进行一些新的尝试，也在经历试错或纠错的过程，都存在政策调整的空间。但战略上须保持一致性和连贯性。合作主流的意识不应轻易改变。不应重新退回应否合作的争论原点，而是进一步探索如何合作；不能面临新的合作困境，就放弃对于两国关系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合作大局。 应强调新形势下的相互尊重。在双方彼此尊重的问题上，中美都不应盲目自信，也不应妄自尊大。以平和心态、虚心交流与学习对方的长处，才是两国应该采取的正确作法。美国既然承认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又为什么不能以正确客观的态度来分析和看待中国的发展呢? 在双边关系中，突出新型大国关系的对等性。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其实从程序上看，应该先实现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赢，才能够不冲突不对抗。要通过中美首脑会晤和一系列战略对话，确保相互平等和相互尊重这一原则得以有效实施，有必要为此专门确定规则。所谓平等关系、相互尊重，关键体现在：尊重对方核心利益，不挑战或不触碰对方核心利益底线。为此，美国应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保持中立，不应利用中美不对称相互依存向中国施加不恰当的压力，提出不合理的要求。美国应以积极、健康的心态看待中国的建设性贡献和创新性倡议。对于亚投行等中国的新倡议，美国不应盲目猜度和怀疑，动辄加以无端批评或指责，而应充分沟通，乐见其成。美国需要全面、客观评价中国在完善国际秩序进程中建设者的身份和作用。当然，在国际秩序建设中，“美领众协”的模式还会继续。中国仍将尊重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和引导力，但也希望美国尊重和接受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携手推动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进一步强化。美国可以保持全球大国战略主张，但必须放弃其帝国战略作派。同时，中美还是要扩大战略共识，共同构建新型地区安全机制。 第二，强化战略性有效沟通和针对性交流。 中美之间交流渠道丰富而通畅。中美首脑会晤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对于总体稳定两国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以往不同层面的对话交流情况来看，还存在自说自话、各说各话、各自表达很充分而彼此理解对方不够的情况。因此，交流的方式、时机和内容仍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 比如就内容而言，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就建议，中美领导人应更加明确无误地讨论彼此间未来关系的性质以及各自在亚洲的角色。美国需要承认，中国在亚洲必须被赋予更加重要的领导作用，而美国无法像过去那样扮演同样的地区领袖角色。中国也应该阐释美国在新的亚洲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中国应该承认美国继续在亚洲新秩序中的作用。(42)再有，美国需要明确对于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相关期待。美国一方面希望中国成为负责的大国，希望中国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美国对中国发挥作用的期待究竟是什么需要进一步明确，即“美国能接受中国在地区和全世界发挥多大的作用”?(43) 美国两位前财长在谈到中美加强对话的时候表示，通过倾听对方的批评，中美将一起改善自身的经济，消除造成摩擦的因素，并培养互信。(44) 中美人文交流应正视价值观分歧的问题。中国主张价值观多元化，不认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普适价值，但中美这样的两个大国在观念层面仍然可以开创性地探索共享理念、凝聚共享价值，比如对于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等理念，中美两国应该均有着类似的理解和认同，理应发扬光大。在价值观问题上，中美两国并非没有任何观念交集，既要求同存异，也要努力求同化异。 第三，以战略稳定促战略信任。 战略稳定与战略信任是一组互动关系。通过战略信任来促进战略稳定是一种方式，反过来，从宏观和总体上保证战略稳定也可以推动战略信任。换句话说，即使还没有足够的战略互信，也要保障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而不可能等到所有分歧消除之后，才来谋求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求同存异、求同化异是中美战略稳定的重要原则。同时，战略性稳定能够抑制或缩小分歧。两国战略关系处于稳定期，分歧会被抑制。冷战时期，当中美就苏联威胁达成共识和默契后，中美之间原有的分歧被暂时搁置一边。冷战后，当中美就反恐达成重要共识后，中美关系保持了长达十余年的战略稳定。当然，必须防止通过制造分歧来破坏战略稳定。 因此，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一个迫切的议题就是：在完善的战略信任还不能够完全实现的情况下，如何保障总体上的战略稳定。加强危机管控和总体稳定的制度设计是当务之急。 在中美之间，预防危机的出现与解决危机同样重要。减少误判并不一定会自然增加战略信任。但当前形势下在重大战略问题上减少误判，比战略互信更为迫切。中美要避免因第三方因素发生直接冲突和战争：第三方因素很多涉及中国核心和重大利益。美国不应误判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在核心利益上的原则和坚定立场。 第四，强化新型战略思维，化解两国战略分歧。 中国战略思维中的非战思维和非零和博弈思维，有助于避免中美间的恶性竞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并不强调针锋相对，而是注重以柔化刚的原则。“一带一路”等倡议即是一种绕开潜在的冲突领域、开拓新的合作场域的主张。 中国走外线，也是一种避战战略——不与美国直接冲突。中国的对外战略并非以与美国较量为主轴。针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虽然不得不加强反遏制和危机管控，但中国对外战略仍然力图走出一条规避大国冲突风险之路。 中国传统上具有陆上地缘优势，战略纵深较大，不像有些国家那样谋求将危机推离国土远端。因此，在面对外来可能的入侵时，中国更愿意依托陆上战略纵深优势，与外来入侵者周旋，甚至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比如，冷战时期，面临苏联的威胁，中国开辟大三线，强调诱敌深入的战略，这均是防守反击战略思想的体现。(45) 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而言，中国仍在谋求两大战略法则的结合：其一，对于外来军事威胁，力求以武止戈，在军事上实现不战屈兵。这是中国兵圣孙武的思想。其二，在政治上则力求化竞为合、化敌为友。正如林肯所言，改变一个对手或消灭一个对手的最好办法是把他变成你的朋友。(46)这两大法则应成为从根本上化解中美战略分歧的指针，构成中美之间未来关系发展的最高境界：非战和化竞为合。 第五，深入分析中美竞合关系的特性和实质。 中美必须把握好双边关系中反复出现的半竞半合、竞合分离、竞多合少等问题。如何对待这种利弊参半、可能性多样、不确定性增加的中美关系，探讨竞与合关系的相互影响，减少竞争消极面，扩大合作积极面，都值得深入研究。 中美之间存在竞争是不可否认的现实。中美都应该敢于承认对方的竞争者身份和中美竞争关系的性质。中美战略竞争的最大意义不是打倒或击败对方，而是强化自己。亦即以对方为目标，但重在强化自身。对于中国而言，美国是一个中国需要不断学习和赶超的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科技创新等领域均是如此。中美竞争是以合理的方式更快更好地超越对方，而不是削弱或损害对方，这才是中美作为竞争伙伴所要谋求的方向。 中美是竞合关系。单纯强调任何一面都不符合中美关系的复杂现实。要引导双方的竞争，把恶性竞争变成良性竞争。在中美相互塑造的过程中，美国应该适应中国塑造力相对上升的现实，双方的塑造关系正在出现由不平等、不对称的相互塑造向着平等的相互塑造的转变。同时，还是需要通过合作来化解恶性竞争，减少对抗性，强化合作的影响力和主导力。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倡议都是开放的、非排他的，注重互补而不是相互拆台。中美既是竞争伙伴，更是创新合作伙伴。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有地区意义，更有全球意义，是中国未来的全球战略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所在。两国未来的战略目标不是战胜对方，在竞争中使对方落败，导致两败俱伤，而是必须谋求共赢。中美未来的战略竞争应该带来更大的战略融合。中国无法在对美战略中实现战而胜之，除非美国自败。美国的对华战略也应该如此。两国都需要赢得对方，而不可能是战胜对方。因此，中美之争的最佳结果是彼此能够真正实现化敌为友。这也正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题中要义。对于中国而言，关键是在相互塑造中强化和发展自身的战略塑造能力。中国复兴是影响力扩大、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履行责任大国的承诺，而不是谋求成为霸权者。同时，中国复兴更多是内部强化、内部完善与提升，而不是取代别国的地位。 第六，要进行科学的战略评估。 中美战略对话，重在战略评估。对过往的议题、协定、措施要有科学的评估和修正机制。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之间议题不断增加和累积，中美关系发展到新的阶段，也是新议题不断填充的过程。要明确阶段性，分清轻重缓急。对已有的议题和实施方案是否已经得到充分解决和处理，要有阶段性反馈。不能“旧愁未解，又添新愁”，过多的问题累积而无法解决，会降低战略对话和其他谈判机制的权威性。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有效的纠错机制，而且要有良性的相互制约、相互纠错的机制，做到“恃吾有所不可攻”。(47) 五、结语 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也不乏牵一发动全身的效应。东亚作为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也是安全上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中美能否在东亚有效合作密切相关。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事关全球稳定和地区繁荣。 当前，中美关系正进入新的阶段，合作面与摩擦面并行扩大，而且合作本身也带来新的分歧与矛盾。由于战略分歧加大，中美之间在全球层面和东亚地区层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多。随着两国实力和影响力的变化，中美彼此的认知和政策都会出现相应的改变，两国都面临着调整与适应新变化的进程，也面临着相互塑造的新机遇。 因此，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和看待中美关系的变化，认清中美在地区层面战略分歧加大的严峻现实。中美双方唯有从首脑层面和战略决策层面把握好中美战略稳定的大方向，从中观和微观层面强化技术性和机制性建设以及可行性政策研究，积极采取措施落实新型大国伙伴关系的建设性和创造性内涵，方能成功渡过中美关系特殊的转型期，凝聚新的战略共识，化解战略风险，推动中美关系迈向新的台阶。 注释： ①Nirav Patel,“Introduction: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 of U.S.-Sino Relations”,in Abraham Denmark and Nirav Patel,eds.,China's Arrival: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 Global Relationship，Pennsylvania,NW: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2009,pp.3～18,http://www.cnas.org/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CNAS％20China's％20Arrival_Final％20Report.pdf. ②“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21/c_126528981.htm。 ③2014年10月13日至15日，外交学院与美国进步中心在华盛顿合办的中美中青年学者第二轮战略对话上美国学者的观点。该会议的主题为“未来中美关系互动中的共识与分歧”。参见马妍：《未来中美关系互动中的共识与分歧——中美中青年学者第二轮战略对话会议综述》，《外交评论》，2014年第6期，第157～164页。 ④Kevin Rudd,“U.S.-China 21: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Under Xi Jinping—Toward A New Framework of Constructive Realism for a Common Purpose”,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files/Summary％20Report％20US-China％2021.pdf. ⑤President Obama,“State of Union”,January 20,2015,https://www.whitehouse.gov/sotu. ⑥美国新安全中心研究人员亚伯拉罕·丹马克(Abraham Denmark)2015年5月1日与笔者座谈时表示的观点。 ⑦中国官方已经表态，中国在南海建岛是用于各国民事的自然灾害救助和原料补给。 ⑧笔者2015年5月1日对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的访谈。 ⑨韦宗友编：《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挑战与新思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报告》(第八期)，复旦大学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协同创新中心，2015年6月，第3页。 ⑩Thomas J.Christensen,“The China Challenge: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http://www.brookings.edu/～/media/events/2015/06/25-china-challenge/20150625_china_christensen_transcript.pdf. (11)江泽民：《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外交工作(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载《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7页。 (12)郑永年：《中美如何共建秩序》，2015年6月27日，http：//blog.ifeng.com/article/36339366.html。 (13)[美]威廉森·默里、[英]麦格雷戈·诺克斯、[美]阿尔文·伯恩斯坦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629页。 (14)Susan E.Rice,“America's Future in Asia ”,http://www.georgetown.edu/news/susan-riceevent.html. (15)Robert A.Manning,“America's‘China Consensus’Implodes”,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s-china-consensus-implodes-12938. (16)Robert D.Blackwill and Ashley J.Tellis,“Rivising U.S.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http://www.cfr.org/china/revising-us-grand-strategy-toward-china/p36371. (17)傅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报告》发布会上的致辞，2015年6月6日。 (18)吉迪恩·拉赫曼：《深刻反思一战教训》，2014年1月13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4360。其中写道：“但如同1914年前不断崛起的德国与周边邻国发生对抗一样，如今正在崛起的中国也与多个邻国——特别是日本——发生了争端。”当然，可以看到更多对此类论调的反思和批评。参见李洪峰：《基辛格对世界秩序的观察》，《国际先驱导报》，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15～02/02/c_133964502.htm；罗贝尔·迪雅里克：《中国不是21世纪的德意志帝国》，香港《南华早报》，2014年7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28/c_126804273.htm。2014年1月17日，美国前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对《纽约时报》的访谈，也持类似观点，http：//www.cnas.org/content/anxiety-rising-over-relations-between-japan-and-china#.VapfPVOfe30。 (19)参见《金灿荣：中美关系已陷入“修昔底德陷阱”》，http：//theory.rmlt.com.cn/2015/0227/373975.shtml；《金灿荣：中美必须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否则是人类灾难》，http：//finance.ifeng.com/a/20141119/13289365_0.shtml；陈永：《中美关系真的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吗?》，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7/7113918.html；《陈玉聃：“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是个坑，中国学者应说不》，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57807_1；张锋：《“修昔底德陷阱”为中美关系下了套，让中国被动》，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55634_1；毛维准；《“荀子突破”难缚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强调“霸衰则战”更有效》，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58403。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黄福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20)参见马妍：《未来中美关系互动中的共识与分歧——中美中青年学者第二轮战略对话会议综述》，第157～164页。 (21)“Evan Medeiros:China's Attempt to Isolate Japan Worsens Bilateral Relations”,http://ajw.asahi.com/article/views/opinion/AJ201404060018. (22)Rebecca Liao,“Sorry,Obama:America Can't Contain China”,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sorry-obama-america-cant-contain-china-13097. (23)Kevin Rudd,“U.S.-China 21: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under Xi Jinping—Toward a New Framework of Constructive Realism for a Common Purpose”. (24)韦宗友编：《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挑战与新思路》，第6页。 (25)参见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26)比如，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2014年12月17日在芝加哥出席中美商业关系论坛，他在题为《中美经济伙伴之路越走越宽广》的主旨演说中表示，“中国既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领袖地位。”http：//news.ifeng.com/a/20141218/42748503_0.shtml?_share=sina&。 (27)David M.Lampton,“A Tipping Point in U.S.-China Relations is Upon Us”,Carter Center Conference Keynote Address,May 6,2015,http://www.chinaelections.com/article/1966/237798.html. (28)安德鲁·布朗：《美对华“建设性接触”共识瓦解》，《华尔街日报》，2015年6月16日。转引自《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AndrewBrowne/2015_06_16_323486.shtml。 (29)Rebecca Liao,“Sorry,Obama:America Can't Contain China”. (30)汪洋：《中美对话为什么重要?》，《华尔街日报》，2015年6月21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75021.shtml。 (31)Bill Powell,“A New Cold War,Yes.But It's With China,Not Russia”,Newsweek,May 20,2015,http://www.newsweek.com/2015/05/29/us-china-cold-war-333948.html. (32)[美]罗伯特·克拉克：《情报分析：以目标为中心的方法》，马忠元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年，第379页。 (33)张蔚然：《专访美知名学者：中美关系不会走向“不可收拾”冲突》，http：//news.sina.com.cn/o/2015～06～21/044231973188.shtml。 (34)“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关键议题”，http：//www.brookings.edu/zh-cn/blogs/up-front/posts/2015/06/17-us-china-strategic-economic-dialogue。 (35)Patrick Cronin,“Forecasting the Future of US-China Competition”,The Diplomat,July 15,2015,http://thediplomat.com/2015/07/forecasting-the-future-of-us-china-competition/. (36)Jeffrey A.Bader,“Changing China Policy:Are We in Search of Enemies?”Bookings China Strategy Paper,No.1,June 22,2015,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5/06/22-changing-chinapolicy-bader. (37)Ibid. (38)[美]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孙建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 (39)Richard Betts,“The Lost Logic of Deterrence:What the Strategy That Won the Cold War Can-and Can't-Do Now”,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2013,http://www.cfr.org/world/lost-logic-deterrence/p30092. (40)达巍：《中美还能重建“大共识”吗?》，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57483。 (41)Jeffrey A.Bader,“Changing China Policy:Are We in Search of Enemies?” (42)[澳]休·怀特：《中美应清晰讨论彼此的亚洲角色》，《环球时报》，2015年7月2日。 (43)Robert A.Manning,“America's‘China Consensus’Implodes”. (44)Robert E.Rubin and Henry M.Paulson,Jr.,“Why the U.S.Needs to Listen to China”,The Atlantic,June 1,2015,http://www.cfr.org/united-states/why-us-needs-listen-china/p36559. (45)参见毛泽东：《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这是毛泽东同法国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1970年7月13日)，载《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589页。 (46)See Robert Greene,The 48 Laws of Power,New York:Penguin Books,2000,p.12. (47)普颖华、华名良主编：《百战百胜——孙子兵法》，“九变篇”，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4年，第101页。标签：中美关系论文; 中国南海论文; 南海美国论文; 南海战争论文; 南海军事论文; 南海局势论文; 中美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