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创新：观察和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政府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府一直是整个社会的核心。一个由民众选举产生并能够积极回应民众需求的高效且负责任的民主政府是社会正义和社会秩序的最佳捍卫者。一个有效的民主政府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有很大的差距。这个世界充满了不良的治理，不公、贫穷、剥夺和对人类潜能的束缚，因而毫不奇怪会有很多人认为政府没有尽职尽责，没能有效地满足公众对公共价值和公共服务的需求。
一、美国政府创新的背景
（一）治理危机：信任的崩溃
《人民为什么不信任政府》一书的作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等指出，大量的调查和民意测验显示民众对民主政府的信任在逐渐减少；逐渐降低的投票率表明人们似乎已经对政治和选举过程失去了信心。政客和官僚的声誉很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政府腐败日益加剧，选民无法用手中的选票把竞选食言的现任政府提前赶下台，政府不再能吸引那些最优秀、最有理想的年轻人加入。同时，那些已经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常常感到失望沮丧。
来自美国的数据表明，美国公众对联邦政府的信心正在丢失。1960年代，四分之三强的美国人相信他们的政府在做正确的事情。但是越南战争和随后的“水门事件”破坏了这些信任，到20世纪末只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承认联邦政府在做正确的事情。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国会的受信任程度比这个国家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总统还差①。许多调查和“趣闻轶事”表明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差不多。
对政府有一定程度的戒备和怀疑是好事，但是信任的缺失显然是民主的危险信号。大众对政府信心的缺失会给社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还没有被充分重视。比如，它降低政府合法性，削弱政府统治能力，从而为政治煽动者和独裁统治铺平了道路。在极端情况下，对政府缺乏信任会刺激分离主义者的行动，导致国家分裂。对政府的信任是政治稳定的一个指标，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对确保政府责任和捍卫自由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信任程度影响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质量。重塑政府信任关乎民主的存亡。
1986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研究所发起了“美国政府创新奖”项目，回应了那些公众对民主冷漠和政府信任缺失的担心。这个奖项的目标是通过发掘、鼓励和推广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中的最佳创新举措以重塑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和信任。自项目启动以来，该研究所表彰了400多项创新，2000多万美元奖金用以推广和复制这些创新理念。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通过创新提高政府效率已经成为一项全球性的善治运动。这一项目被许多国家学习借鉴，巴西、智利、中国、肯尼亚、墨西哥、秘鲁、菲律宾和南非都有类似的姐妹项目，“创新奖”开始成为促进政府创新的主要工具。没有人否认，创新对实现公共目标和传递善治的方式产生了显著效果。
（二）官僚机构的保守文化：抗拒变化
如前文提到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对民主政府的怀疑。这其中，有些批评不是完全正确或者可能有所夸大，但是，事实是对政府的失望随处可见，许多批评并不是空穴来风。21世纪真正的挑战是如何通过提高政府的有效性和回应性来确保民主的未来。
政府的困境是真实的：如何在资源减少的情况下提供更好和更丰富的服务。为了继续履行职能和重新获得合法性，政府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变得更具创新性，寻找到新的、灵活的行事方式，但是，这并不容易。政府基本上是厌恶变化、喜欢平衡的，变化和创新往往不在政府的词汇表之中。
在某种程度上，政府的传统是抵制创新的。公共管理改革最关心的是如何限制官员自由裁量权。许多国家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最多的公共资源，如果没有法律和程序的约束，将无法避免奢侈浪费、贪婪腐败和任人唯亲。一直以来，公共管理工作者的首要关注点是如何防止官员滥用权力。公共部门改革者坚持设立的公共资金使用以及官员任命、升迁、权力范围等方面的严格规定或许可以预防贪婪和腐败，但是这又会窒息官员的创新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当官僚制度成为目标本身，一切都要照本宣科、严格执行书面规定的时候，官僚反倒成为一种“美德”。那些在官样文章背后耍太极的官员被称为政府部门里的模范，那些勇于创新和冒险、带来变化的人受到处罚。许多公务员忘记了纳税人支付他们薪水的根本目的。公共服务精神的缺失致使公共服务的灭亡。毫不意外，政府会因此变得官僚作风十足、过时落伍、效率低下、回应性不足、呆板傲慢、奢侈浪费。所以，不管公众们的政治倾向有多大差异，他们都一样讨厌官僚机构。
（三）改革的意识形态迫切性和政治迫切性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左派说民主程序被特殊利益群体和资本家们扭曲了，很多人认为政府被富人和特殊利益群体共同操纵。20世纪最后20年间西方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但是却极少惠及到穷人。事实上，不仅贫富两极间的差距在扩大，而且穷人也愈发穷困。自由主义信念大大动摇了政府作为社会正义捍卫者的角色。
保守人士也在怀疑政府，并一直主张减少政府干预。罗纳德·里根总统的口号“政府的问题在于政府本身”，引起了那些担心政府越界人士的共鸣。更早些时候，撒切尔首相从格莱斯顿（Gladstone）首相那里借鉴并加以发扬的观点是“管得最少的政府将管得最好”。有人认为政府应该退出工业领域，给市场腾出空间并由市场提供原本由政府负责的服务，而前苏联的解体恰好增加了这一观点的可信度。
在有效使用税款的问题上，保守派也有一个强烈的意识形态上的担忧。他们不仅不信任政府，也害怕政府为了那些没有为国家财富作出贡献的人的利益而运用权威限制个人自由和打压企业。保守主义者尤其反对政府作为社会正义捍卫者的角色，认为政府不应该负责财富再分配，反对政府运用累计税制将财富再分配。对他们来说，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才是最高效的资源分配者，政府不应干涉。
出于不同的原因，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逐渐膨胀的政府成本。已经无法控制前所未有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大部分税收用于政府自身的运转。20世纪最后20多年间，有许多反对苛捐杂税的民众抵抗运动。大家都赞同降低政府行政成本，但是在何处削减开支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右派主张通过减少福利支出以减税；左派也反对增加税收，但不想削减那些可能危及福利国家的支出。
二、改造政府——突破思想上的禁锢
1980年代，在急需重新界定政府内涵和再造政府角色的争论声中，治理危机达到白热化程度。再造政府意味着从根本上转变关于国家和政府基本特征和基本角色的认识，也意味着在除旧迎新过程中有一系列行动上的变化。在探讨“再造政府”的核心特征之前，我们先总结一些概念上的新认识，以便从新的角度以新的方式来理解政府角色。
（一）从管理到治理
最重要的是，认识到“管理”和“治理”根本上的不同。这一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僵化的认识。如今，我们同意治理不是政府的特权，治理的主体和功能远远多于管理。治理由社会集体事务被管理和控制的一系列过程、机构和制度构成。在广义上，治理包括所有社会机构——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包括却不局限于市场、非政府组织、以盈利为目标的私人和商业公司、社团、工会、社会运动组织、游说和压力集团。这些组织的所有功能都在政府制定的法律范围内，有时与政府合作，有时独立于政府，甚至反对政府。当然政府的显要地位无法被动摇，只有政府可以拥有合法的权威，可以使用暴力、让公众承担义务。但是不管政府的组成部分有多么的繁多，治理在范围和功能上都要超越政府。
（二）从实际操作到调控
政府正在从实际操作者转向管制权威主体。如今许多政府或多或少地认识到，国家最好的角色是调控、促进和创造有利环境以推动发展和赋权于民，不干涉自主创新和企业实务。政府官员长久以来受到的训练是统治、提供服务、运作实业和银行，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他们在转换思想范式上会有很大的难度，放弃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必定会遭到抵制。此外，许多国家的公民社会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也没有有效的市场机制来承担政府在新治理范式下合法让渡出来的职能。在早期阶段，许多领域，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本密集型项目，私人部门没有太大兴趣。很少有企业家愿意在基础设施和回报率不确定行业内进行长线投资。许多国有企业活力不足，即使国家想出售也没有私人部门愿意购买。关闭这些企业往往并不可行，尤其是在社会安全网络不健全的情况下，将会导致大范围的失业、工人贫困和社会动荡。此外，反对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还出于一种合理的担心，政府利用出售这些资产去“回报”它的支持者和同盟者。国有企业私有化是为了让企业更具竞争力和减少公共财政负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其他的途径。在中国，政府保留一些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但是取消国家补贴，让企业自主参与市场竞争。在印度，私人投资者还没出现时，政府就建设了大量的酒店和度假胜地，现在，由于国内和国际酒店业竞争，印度政府决定不进行私有化，只是将经营权转给私人企业。
（三）三边式治理
不论是市场还是公民社会都无法取代政府，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政府将不得不继续提供只有他们才能负责的服务和产品。私有化是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不是目标本身。私有化的目标是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减轻政府补贴国有企业的财政负担。私有化不能用以衡量政府改革成功与否。
政府需要持续不断地寻求实现目标的最佳手段。尽管如此，一种广泛的社会共识已经形成，即有序且有效的社会治理需要多部门合作，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分别承担不同的角色，有时相互独立；有时相互支持；有时互相牵制。治理需要三个部门共同努力，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因而可以担当最适合的角色。在多部门治理模式中，每个部门都活跃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但不减损政府作为社会正义捍卫者的角色。政府是三维结构中负责社会秩序的部分。政府掌控大量资源和专业知识，但是并不足以满足公众的所有需求。将社会不同部门的资源和专业知识整合到一起，共同面对公共议题，才是解决公共问题的最佳办法。在治理框架中，许多政府也参与私人部门和非营利部门的活动。欧洲经合组织称其为“分散式公共治理”，这样的治理是“合作生产”，是公共力量和私人力量共同努力的产物。
（四）网络化治理
政府、公司和公民社会都意识到社会是复杂的，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更协同一致的途径。没有哪个政府部门拥有解决问题所需的所有能力和专业知识。政府逐渐学会打造能力网络或“网络式治理”，在这个网络里，许多机构（政府的和非政府的）和个人的资源和专业知识得以聚合，共同解决某一特定公共问题。
解决公共问题的最佳途径是整个社会共同努力——这个认识改变了人们关于社会如何治理的看法，从而打开了无数新的可能性和机遇。在过去的20年间，有无数的治理创新不仅使政府变得更有效也更加以公众为中心。政府内涵的重构使得治理方式不同于以往，治理不再是政府命令自上而下的执行，在政府命令传播的同时整合了公众的态度，并以公众态度为主。传统的官僚结构不再能满足社会需求，从而被网络式相连的政府机构代替，也常常超越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和市场合作。
（五）市场化治理
有的时候，运用市场力量来实现政府的目标也是可能的。政府落实自己职责的传统资源有两个：公共资金和让公众服从的合法权威或暴力权力。如今，运用这两个资源，政府可以提供服务并通过市场创造公共价值。通过市场来实现治理的最佳案例是《俄勒冈瓶子法案》。
三、再造政府和治理创新的主要特征
再造政府和治理创新包括许多策略和要素，下文将从世界各地的最佳创新案例中摘取精华，加以简要介绍。
（一）信息沟通技术：电子政务
信息沟通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给政府创新以助力。私人部门很久以前就开始运用信息技术来提高生产力、降低成本，但是对政府来讲，无论是采用新技术还是降低成本都不那么容易。首先，政府机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缺乏足够的资源进行技术改造，新技术的引进是片面且缓慢的。其次，政府的服务对象是所有公民，但是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还无法使用网络。与私人部门不同，囿于更严格的劳动法规和更大的工会压力，政府无法通过裁员的方式来降低成本。最后，政府非常强调安全和隐私，信息技术在不断进步，但还不是万无一失。例如，电子签名认证还处在初级阶段，使用电子签名的相关立法还是空白。虽然有这么多的障碍，各地政府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对采用新信息技术持有热情，尝试运用新技术缩短政府与公众的距离、降低工作成本、改造服务模式等。
信息沟通技术能促进一些目标的实现。首先，信息沟通技术使政府透明化更容易，要求政府更透明的压力增加。越来越多的政府在线提供信息、财务状况、白皮书、政府报告、议会会议备忘录，公众的知情权在扩大。社会运动利用信息沟通技术最显著的例子是反全球化的民间组织运动。信息技术让政府和公众可以互相渗透，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和责任心，拓展民众的参与渠道，使代议制民主更加有效和便捷。信息技术也有助于打破新闻媒体的垄断，民众有更多的渠道获取信息。对公众来说，“博客”是比官方宣传机构和私有媒体更好的信息源。信息技术真正使新闻自由成为现实。从长远来看，信息技术的运用、电话服务和电子资料传输成本的骤降，也将降低政府运行成本。
（二）企业家政府
提倡企业化治理的前提是假设私人部门管理和政府管理没有什么不同，政府的目标可以通过绩效管理轻松实现。许多过时的政府流程和行为——官僚机构的繁文缛节——可以被精简和调整。政府规则正在变得更加灵活、便捷。政府逐渐从私人部门借鉴一些新的概念，如，生产率、预算绩效、成本核算、弹性预算账户制度等，政府部门可以将一个财政年度的盈余延期或保留到另一年度。像私人部门内的同事们一样，政府管理者只负责确立目标和任务，财政部门不再干涉具体管理流程，审计制度也有所调整，允许账户和预算额度内的资金流动。
（三）公务员制度改革
运用新技术、灵活的政府规章和程序非常重要，但是还不足以让政府更有效、更积极地回应公众需求。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流的公共服务部门和完善的法制，新治理无法成功。然而，创建和保持一个高效的公共服务部门并不容易。随着私人部门和非营利部门的扩张，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外移导致政府很难招聘到有竞争力的工作人员。政府和私人部门竞争同一类人才，但是政府的局限在于无法提供有竞争力的薪水。此外，政府声誉受损也让招揽人才更加困难重重。因此，公务员终身制、固定升迁制被更灵活的制度取代，新的制度包括有竞争力的薪水、奖金和绩效合同。政府工作所需的技术要求越来越复杂，公务员队伍也逐渐从“通才”转向“专才”，短期合同和灵活条款有利于从私人部门吸引新型人才。
（四）“掌舵”与“划船”职能相分离
将政府的决策功能与执行功能相分离非常重要，戴维·奥斯本（David Osborne）将其形象地描述为“掌舵”与“划船”功能相分离。在这一制度安排下，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持秩序的功能从决策部门中分离出来。在确定清晰的绩效目标之后，公共服务部门被赋予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度，权责统一。
（五）“外包式”治理
政策执行和服务提供功能与决策者相分离，并逐步移交给自治机构，如英国著名的“下一步机构”（Next Step Agencies）。新西兰将这一改革推进得更深入，甚至政府部门和外部组织提供的研究报告和建议也必须通过竞标的方式产生。这种方式不仅减少了政府工作人员人数、节约政府成本，而且让政府集中精力于它的核心功能——决策与管制。这是令人欣喜的进步，这类委托式治理需要有效的执行力和完善的法制体系。在法制不健全或不透明的社会，这种做法会让腐败和管理不善有机可乘。“外包”政府部分职能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有能力界定明确的绩效目标和测量标准，如果这些并不清晰，政府领导人必须对自己的既定目标和每一份外包合同如何契合这些目标有清晰的想法。
（六）“公民取向”与优质政府
再造政府最重要的特征是“公民取向”，认识到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服务公众——这种认识推动了对新治理范式的探求。随着政府活动领域的扩大，公务员变得越来越像统治者，官僚机构垄断了公共服务，对服从秩序的强调使得整个制度低效且忽视公众的需求。公务人员的职业道德被扭曲，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以方便政府为主，而不是以公众的愿望和喜好为导向。就像之前所说，这导致公众对政府冷漠且缺乏信任。因此，打造优质政府和“公民导向”的治理是再造政府的核心任务，这个任务的重点是以公众需求为主。
高效率地提供优质服务可以检验政府是否有能力重获合法性、恢复公众的信任。除了之前所介绍的通过信息技术收集公众需求、服务上门外，许多政府开始以国际质量组织颁布的标准（ISO）打造优质政府。这一理念最初出现在英国，该国的“公民宪章”明确规定了交通、医疗、教育等与公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领域内的政府服务承诺和质量标准，同时也公布了每项服务的责任部门和问责措施。爱尔兰、巴西、墨西哥、印度、新西兰、南非等国家都借鉴了这一创新理念并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方案来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七）管制政府与放权政府
我们早已发现政府的本质和特征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传统上由政府提供的一些功能现在已经留给市场或私人企业。虽然保障社会正义和民众物质生活水平仍然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但是政府在管理民众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已经逐步弱化。政府已经由经济活动的操作者和管理者转为推动者和监管者。政府新的任务是创造一个放权、赋权的环境，推动自由市场发挥功能。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转变政府职能并不容易。在发展中国家，管制改革的重要性没有被充分认识到，更重要的是，政府管制能力还没有得到充分锻炼。尽管政府已经将一些行业私有化，向市场开放了大量的经济领域，如，银行、保险、能源、商用航空、公用事业等领域，但是官僚机构仍然无法摆脱旧的思维方式。官僚文化的转变和新治理模式发挥作用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打造一个诚实可信、简单又充满活力的管制体制和结构将是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管制政府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健全的司法制度和完善的法治体系，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前提尚未实现。合理的管制体制必须是简单、透明和便于执行。
（八）透明与反腐败
政府腐败可能是妨碍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最大障碍。腐败导致亚洲和非洲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我们骄傲地宣称当今世界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富裕时，弱势人群和被剥夺群体的数量依然庞大得惊人，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但是必定与政府腐败有关。透明、责任、法治文化对消除腐败至关重要。印度率先实践将腐败官员的名字公布在网上——被称作“E-耻辱”（E-Shame），这种做法有助于减少腐败行为。政府高度透明、简化管制、公务员高福利、腐败官员公示制等是反腐败领域的主要创新措施。
四、政府创新20年：一些经验
政府创新对治理的实践与传播方式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些创新日积月累，最终改变了我们对社会化政府的认识和思考。过去20年里出现的无数个政府创新不仅仅提高了政府的有效性，也让政府变得更加以公众为中心。公共问题最好由全社会共同合作解决——认识到这一点改变了人们关于社会如何治理的看法，也展现了无数的可能性和机会。下面将列举过去20年间在政府创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趋势性特征。
（一）政府角色的再定位
与20年前相比，政府的公共目标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治理已经不同于以往。当今时代，政府、公民社会和市场的专长和资源相互整合，共同参与社会治理。也许这些创新很普通，但是它们确实改变了社会治理范式和方式。这些创新证明了社会治理不再仅仅是政府的特权，公共目标的实现需要这三个部门的协同合作、共同努力。在新治理范式中，私人部门和非营利部门在提供某些服务方面的能力更强、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的现实得到认可，因而，政府的许多工作被外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被淘汰了，我们也难以想象没有政府的社会管理。即使是极力倡导将大量社会管理事务交给自由市场的亚当·斯密也被迫承认政府在公正、法律和秩序领域内承担着有限却至关重要的角色。即使是自由市场最积极的支持者也承认，只有政府可以提供教育、医疗、产品安全、工作安全、用工歧视、退休补助、妇幼法律保护等公共物品。20世纪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政府的反垄断、环境保护、监管角色是对市场非常关键的“制衡力量”。政府依旧是社会正义的捍卫者、社会安全网络的提供者。
（二）政府组织结构的调整
治理不再是对政府命令自上而下的贯彻执行。政府命令在公众中传播的同时也是公众意见的集中和整合，传统的“地窖式”封闭型官僚结构不再能满足社会需求，正逐渐被“网络式”机构设置所代替，21世纪的政府不可以再通过增设官僚机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快速变迁的世界里，权力是分散的，边界是流动的，人员具有多样性和流动性，整齐划一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不再被接受。旧式官僚结构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因此，政府不得不建造网络化的组织结构。在这个网络中，政府、非政府以及个人等不同主体的资源和专长被整合起来共同用于解决某个公共问题。层级化政府被网络化政府取代。政府的核心职责由管理人员和项目转移成为实现公共价值而协调各类资源。在新公共管理中，政府由一个行动组织转变为以监管功能和培育功能为主的组织。
（三）政府运行方式的转变
认识到“管理”与“治理”存在差异，政府运行方式得以再造。政府内涵的重构使得政府治理方式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国家的最佳角色是调控、改善和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和赋权于民的环境，给公众留有管理和影响自己生活（社区）的空间。
首先，将合作机制、市场原则和市场操作方式引入政府，效益显著。引入的合作机制非常灵活，提高了政府的自觉意识和回应性，这是以前所缺乏的。尤其是在政府服务和采购政策中引入竞争理念减少了政府服务垄断形式下公务员中普遍存在的冷漠。政府还将许多工作任务外包给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等等。
其次，把公众当作顾客。纳税人购买服务并支付公务员的工资，因此，公众的满意度是衡量政府绩效的唯一标准。公众对服务的标准和质量有着合理的期望，政府没有理由不去实现。许多政府采用“公民宪章”这一工具将政府为公众提供的服务标准和类型透明化，如果承诺没有兑现，会有清晰的补偿和纠正机制。这是目前被广泛使用的重要创新举措。
再次，从私人部门借鉴了一些创新概念，例如以绩效为基础的预算制度、成本核算、弹性预算制、鼓励和奖励生产率提高等，这些做法有助于提高政府效率。像私人部门一样，政府管理者确立目标和任务，财政部门不干涉微观管理，审计制度允许预算额度内的资金流动。政府部门在实现工作目标的方式上变得更灵活，不再总是局限于严格遵守财政部的规定。
（四）政府创新的评价标准
政府是社会正义的捍卫者。政府创新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大众福利是判断政府创新成功的标准。正是社会正义捍卫者的角色赋予政府特有的合法权威去征税和使用暴力。新公共管理可以让治理的效益和效率更高，但是也有证据表明，它削弱了政府的制度化能力和组织能力。新公共管理没有足够重视民主制度和民主进程，认为法治是理所当然存在的，忽略了政府的社会正义捍卫者的角色。在20世纪最后25年间，我们经历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但是穷人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贫富差距每一年都在扩大。从绝对数字来看，生活贫困人口比一百年前更多。政府创新和21世纪公共管理所面临的挑战是找到更有想象力、创造力和有效的方式去推动民主制度，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只有这样，政府创新才实至名归。
但是，效率和公平并不总能共存。我们必须确保创新可以加强和推动民主制度和民主进程，创新习惯长期植根在公共服务文化之中。政府创新和新公共管理共同构成了对传统管理方式的超越，但是政府的目标依然没变，他们共同使政府更加高效率、高效益和透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民主的核心原则是建立在一人一票基础上的多数人统治。但是在多元和分裂的社会里，严重的社区隔阂和民族分裂使得多数原则往往排除了少数族群的参与。一人一票常常导致“赢者通吃”和多数人暴政。觉得自己被排除在权力和决策之外的少数族群往往会诉诸制度以外的机制。民主政府必须改造自己以满足多元化社会复杂的环境和发展中社会的需求。真正的挑战是在保持一人一票的民主核心原则的同时改变现状，创造新的制度、工具和政治程序以适应多元化社会的现实。
原文为“Innovations in American Government:Some Observations and Lessons Learnt”，是作者参加2008年1月份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举办的“行政创新，国际背景与增长”研讨会的会议论文。
注释：
① 盖洛普民意测验新闻服务中心（The Gallup Poll News Service），2007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