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卜里厄哲玛提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泰卜里厄哲玛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泰卜里厄哲玛提，是乌尔都语的语序，拉丁语转写为Tablīghī Jamā‘at(以下简称TJ)，其实是由两个阿拉伯语词汇哲玛提(
)和泰卜里厄(
)构成正偏组合，即Jamā‘at al-Tablīghi，意为“宣传团体”或“宣传组织”。这是1920年代兴起于英国殖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印度德里附近，旨在强化穆斯林信仰和功修，强调宗教实践，鼓励人们“为主道出去，并召人信仰安拉”的宣教组织。因其肇始之地乌尔都语称作泰卜里厄哲玛提(
)，学术界也沿用这一称呼，重点在于强调这一团体或组织与其他团体与组织的不同在于其宣传性特征，即泰卜里厄方面。
民间也将这一组织称作“呼入吉”(
)，意为“外出”，或“达瓦”(
)，意为“号召”、“召唤”。这两个词来自TJ的核心理念“为主道出去，并召人信仰安拉”，也就是外出宣教。因TJ强调行动和实践，号召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外出“呼召”，因而是一项有松散组织化特征的外出宣教运动。
关于TJ的创建者、思想、历史、组织、原则、工作方式和方法等，国内学者已经有简要介绍，不再赘述。本文对目前所见英语、汉语和个别阿拉伯语研究作品进行述评，以便对学术界研究的问题、理论、认识、主题、争论等有基本的了解，并就此做一简要评论，指出研究难点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未来值得深入关照的问题。
一、英文研究作品
(一)有关TJ领导人及其思想的研究
早在1971年，哈桑·法如格就撰文介绍泰卜里厄运动，内容包括兴起背景、领导人、思想、与迪奥班德学派(Deoband)①的关系、建立过程、工作方法和内容、纪律等。作者认为TJ是一场有关信仰的运动，除了宣教方法上有所创新外，其他方面都遵守伊斯兰的传统，有深厚的苏菲特征。作者也援引了他人对TJ的批评，认为宣教运动将人们的信仰与现实生活割裂了开来，只注重信仰而缺乏社会关怀。②
安瓦路·哈格的《毛拉纳·穆罕默德·伊里亚斯的信仰运动》一书，是迄今为止有关伊里亚斯及TJ初期活动最为详细的历史研究作品。作者认为伊斯兰除了是一种信仰外，还是包罗万象的生活方式，没有独立的僧侣或教士阶层。在伊斯兰里，宗教与政治、信仰与世俗等无法分开。伊斯兰运动有时会卷入政治，政治以宗教为旗帜号召民众，这一点在印度表现突出，而作者认为伊里亚斯的信仰运动主张严格避开政治，唯恐其被政治所利用。可以说此书是主张TJ“非政治运动说”的代表作之一，同个别学者主张TJ口头上虽然不与政治结盟，但实际上有政治化倾向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作品认为印度的苏菲传统是伊里亚斯开展信仰运动的基础，这一运动吸收了部分苏菲的观念和实践，同时改革了多遭批评的苏菲观点。本书参考资料多来自TJ参与者的乌尔都语记录，包括TJ的理想、目标、工作方法、组织等很多在1970年代还鲜为人知的内容。作者同溯了印度苏菲传统、信仰运动与苏菲理想的关系、伊里亚斯的生平、思想、TJ的工作方法和组织等。结论认为这一运动不仅授人以基础的信仰知识和宗教操守，而且是一场涉及信仰、道德、教育发展和社会改革的运动，其目的在于唤醒人们对信仰的重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事宣教活动。作者在结论部分对伊里亚斯的思想同传统苏菲关系的分析堪称精辟，例如“苏哈热瓦迪耶致力于改善穆斯林的经济，而纳格什班迪耶关注穆斯林社群的政治权力。”认为伊里亚斯深受纳格什班迪耶道统的希尔信迪、卧里友拉和赛义德·艾哈迈德·沙黑德的影响。作者同时也指出了因伊里亚斯过分倾心于宣教而表现出一定的思想禁锢，例如对参加当时世俗政府大学教育考试认为是伊斯兰的危险。作者认为经过时间的考验，TJ如今至少可以说是印度穆斯林宗教史上最为持久的宣教运动之一。③
(二)TJ兴起的社会背景及思想根源研究
Yoginder Sikand的《泰卜里厄哲玛提的起源和发展(1920-2000)：跨国研究》是作者在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的硕士论文和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本书作者是印度籍学者，精通英语和多种印度方言，熟悉文献，同时结合了大量田野调查。作品使用了正式报告、TJ领导人和参与者撰写的小册子、TJ反对者的批评作品三种材料，并对TJ的兴起之地梅瓦提(Mewat)、孟加拉国和英国的TJ做了田野调查。作者首先分析了二十世纪早期印度北部穆斯林的社会结构、重大历史事件和宣教活动，包括乌尔都学者哈桑·尼扎米(Khwaja Hassan Nizami，1878-1955)、迪奥班德著名学者阿里·萨纳维(Maulana Ashraf Ali Thanawi，1863-1943)、伊斯兰促进会的建立者，思想家、学者茅杜迪(Sayyed Abul'Ala Maududi，1903-1979)、勒克瑙(lucknow)著名学者、政治家阿布杜·巴里(Maulana Abdul Bari，1878-1926)、印度学者协会(Jami'at-ul Ulama-i-Hind)等。④认为伊里亚斯对这些人物的思想及其改革和宣教运动都不陌生，即宣教不仅是学者和苏菲的工作，对每个男女穆斯林而言都有责任。作者分析了TJ的概念、原则、工作方式、组织结构和反对派的批评。对TJ的起源地梅瓦提的田野尤为详细，包括社会背景、经济概貌、TJ的建立过程、工作方法、早期实践和现状等。作品从社会运动的视角，对TJ进行了全方位的总结。认为不能仅仅从参与人数和波及地域来评价TJ的成功与否，这一运动通过淡化财富和知识，强调成员之间的平等，营造了穆斯林社群的团结，吸引了大批底层普通的穆斯林参与其中。通过参与宣教给予其今后两世的希望，使其克服了边缘感，实现了社会身份的向上流动。将不同背景和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整合成一种实体，同时通过象征性地勾勒与他者的明晰边界作为外部标志。作者也分析了TJ的形式化、仪式化特征。结论部分充分讨论了TJ的政治倾向，认为这一倾向历来被学者所忽视。在南亚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尤其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保持不关心政治是难以做到的。TJ在诸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家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控制力量。⑤
(三)跨国TJ活动研究
芭芭拉·麦考夫是研究TJ的先行者和大家，作者在印巴地区做过多年的田野和深入研究，发表了大量文章。《新的麦地那：美国和欧洲的泰卜里厄哲玛提》是作者较早研究TJ跨国传播的文章之一。文章援引英国、比利时、加拿大和美国的情况，简述了TJ在海外的发展主要依赖劳工、学生、职业群体移民和商团的传播。文章使用了三个访谈资料，分析了TJ成员对社会和历史的看法。认为TJ试图通过强化信仰操守让人们重新体验先知穆罕默德的麦地那社会时代，因而在成员的观念中空间并不重要，关键是时间。文章讨论了TJ对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的态度，以及TJ思想对穆斯林离散社群(diaspora)的意义。⑥
穆罕默德·哈立德·马苏德的《信仰的旅行者：跨国伊斯兰信仰复兴运动泰卜里厄哲玛提研究》一书，收录了不同学科和不同国家长期以来关注或参与TJ研究工作的文章11篇，全书分为“达瓦组织”和“跨国运动”两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包括《印度的泰卜里厄哲玛提》、《泰卜里厄哲玛提与妇女》、《宣教思想对世界的建构和再建构》、《泰卜里厄思想及其合法性》四篇文章；第二部分包括《泰卜里厄哲玛提跨国运动的变革》、《加强联系与建立新边界：英德的泰卜里厄哲玛提》、《追求的次序：摩洛哥的泰卜里厄哲玛提》、《比利时的泰卜里厄哲玛提》、《法国的泰卜里厄哲玛提》、《隔离的世界：南非种族隔离下的泰卜里厄哲玛提(1963-1993)》、《运动抑或社群？加拿大的泰卜里厄哲玛提》七篇文章。主要关注了TJ的历史、联系、活动、结构、文字、翻译、使用文本、TJ与妇女等。通过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个案，探讨了这一运动如何在本土环境中调适，被当地人所接受，分析了TJ的族群纽带及交流方式等。如比利时和法国的文章讨论了TJ在穆斯林少数民族社会中的宗教意识，尤其关注了其与主流社群的关系。同摩洛哥类似，TJ在这三个国家都是注册的社团，而在印度和其他国家却未能注册。加拿大、英国和美国都是讲英语的国家，加拿大的TJ成员与其组织联系紧密，参与者主要是南亚的穆斯林社群。英国的TJ与教育机构联系紧密。摩洛哥的研究讨论了阿拉伯语环境中TJ的调适问题。南非一文讨论了族群问题如何影响宣教的开展，指出当地穆斯林和移民对运动的反应不同。本书前言中提及早在1940年代在茅杜迪等人的报告中就提及TJ，但有关学术研究开始于1970年代。该书的贡献之一是邀请了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加拿大、印度、摩洛哥等国家的学者，将1980-2000年间有关TJ研究的多种语言资料做了参考目录，其中涉及阿拉伯语、乌尔都语、马来语、德语、法语等。对于缺乏书面材料，又不鼓励访谈的TJ研究是难得的参考文献，对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TJ的发展和变化尤为珍贵。该书的另一贡献是绪论部分对主要概念和理论进行了分析和说明，并对TJ兴起之地梅瓦提的社会背景进行了综述和宏观分析。⑦
Felice Dassetto的《比利时的泰卜里厄组织》一文，初发表于1988年，收入上文《信仰的旅行者》一书。作者利用1980-1984年间收集的研究比利时伊斯兰组织和清真寺合法地位的资料，以及作者参与宣教活动的亲身实践，并在1984-1986年间访谈了比利时和印度的TJ领导人、比利时参与TJ的老成员之后的研究成果。文章认为组织是TJ的手段和目标，其价值和资源也构成TJ的行动目的。作者分析了TJ与群体内外成员的区分手段，发现了处理TJ公共关系是与泰卜里厄关系紧密的成员。自1975年，TJ在比利时就有合法注册登记的清真寺，此后不断发展，这种可见的注册组织为TJ提供了实现宣教目标的合法平台，使其成员比其他穆斯林群体成员拥有更好的管理和知识。参与泰卜里厄意味着日常生活的重新伊斯兰化。结论认为TJ由不同的群体组成，有一定的自理和整合功能，有能力处理复杂社会环境的分割，是泰卜里厄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财富。TJ需要调整自身以适应移民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其缺陷是缺乏能够对代表了西方和工业化国家新的环境因素做出反应的知识分子，因此1990年代中期以来TJ的影响力在比利时逐步消退，更为现代的组织和新一代领导者业已形成。⑧
Farish A.Noor的《东方的帕坦人：马来西亚北部和泰南地区泰卜里厄哲玛提的发展》，以跨国信仰运动TJ为个案，通过对全球穆斯林宣教网络的研究，关注了南亚和东南亚宗教知识、标准和价值的跨文化变迁。作者认为这是学术界首次对马来西亚吉兰丹州(Kelantan)和泰国百大年地区(Patani)TJ的研究，作者对隶属于TJ的几所宗教学校和宣教中心进行了田野调查。文章认为不能将TJ仅仅看作是城市运动，在农村也有很多参与者。自1970年代TJ进入这些地区以来，经过多年发展，已经脱去了异国的特征，印度裔的马来西亚籍穆斯林参与者将这一运动从全球背景转为本土运动。文中简述了吉兰丹、登嘉楼(Terengganu)和百大年的社会文化背景、印度穆斯林与东南亚伊斯兰教的发展及TJ、哈伊达尔·阿里(Haydar Ali)与吉兰丹泰卜里厄的植入过程等。研究指出，自殖民时期大量进入东南亚的穆斯林对TJ的根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TJ在东南亚成功的原因是其能够将穆斯林个体的期望与精神的复兴、拯救，甚至整个穆斯林乌玛(Muslim Ummah，穆斯林社群)的成功结合起来。TJ的欠缺之处在于其只是穆斯林内部的运动，对非穆斯林的影响很小，且在习俗和礼仪方面有很多印度穆斯林的特征，如服饰、言谈举止等。总之，泰卜里厄是跨国知识传递和建构跨地区认同的运动，其因素纷繁复杂。⑨
Alexander Horstmann的《跨国伊斯兰宣教运动的文化适应：泰南达瓦泰卜里厄哲玛提和穆斯林社会》，分析了TJ进入泰南穆斯林村庄的过程，以及其致力于清除伊斯兰中的地方性传统并引起的村民分化。认为TJ注重宗教礼仪，试图将其本土化，那些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宣教中心生活过的参与者成为运动本土化的掮客。村民对同传统决裂感到不安，例如忽视家庭，逃避世俗生活，甚至会引起冲突。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文本分析，作者叙述了TJ兴起的背景、泰南穆斯林的伊斯兰化过程、当地宗教礼仪的变迁、本地村民参与TJ的方式方法、当地泰卜里厄与印度宣教中心的联系、TJ对当地宗教传统的影响、对本土知识的不妥协，以及对当地伊斯兰权威的挑战。认为当地为TJ提供了很少的本土化机遇，如果没有南亚的支持，运动将会很快消失。⑩从达瓦运动目前的发展来看，作者的这一结论似乎为时尚早。作者的《泰卜里厄哲玛提、跨国伊斯兰及泰南和南亚自身的变化》，对泰南洛坤省萨拉地区(Sala in Nakhon Si Thammarat province)和也拉(Yela)农村地区进行了田野调查，许多内容与上文相近。简述了TJ的工作、组织、中心、学校、社会网络等情况，分析了萨拉地区多元宗教文化传统和马来穆斯林的族群背景。重点关注了泰卜里厄运动在这一地区的发展变化情况，探讨了TJ与本土伊斯兰传统之间的张力，如对服饰、葬礼、纪念死者、宗教操守、斗牛、斗鸡、拳击等民俗和宗教礼仪等的不同态度。本文强调了TJ在特殊社会环境中的调适，着眼于泰南宣教成员与南亚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认为TJ通过宣教传播基本的信仰知识和实践，囊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可以看作是推动伊斯兰化过程，弱化当地社区的传统制度，改变本土穆斯林与佛教徒共生的根本力量。TJ领导人未必拥有宗教背景，各种身份的人都可能进入领导阶层，在跨区域和宽广的网络中，TJ成为泰南和南亚最重要的掮客。(11)
Rory Dickson的《安大略省西南地区的泰卜里厄哲玛提：在加拿大城市空间建构穆斯林的认同和网络》，以民族志的方式研究了TJ在后现代的城市空间如何创造穆斯林的认同和社区。作者借用现代城市文化理论，把大都市的地理区隔看作是城市人们穿行的小网络，指出城市宗教对离散型社区和散居造成的空间困境有所应对。作者认为TJ以内部共同体的方式，教育其成员对城市空间“认知”，从而标记出渴望的和禁止的空间。通过这种研究来更好地理解建构认同和创造社区的过程。本文追溯了TJ进入加拿大的历史，记录了安大略省西南地区TJ的集会，根据其在后现代城市语境中建构穆斯林认同和社会网络方面扮演的角色来分析这一运动，认为TJ让穿行在城市空间中的穆斯林找到了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生活和对空间的感知。(12)
(四)TJ与妇女研究
Yoginder Sikand是研究TJ起源和发展较早的学者之一。1999年作者就撰文《妇女和泰卜里厄哲玛提》，这是目前所见首篇系统研究女性与TJ的英文文章。作者利用宣教领导人撰写的材料研究了他们关于妇女地位的思想，认为妇女在南亚地区伊斯兰的保护和保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章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容，如TJ领导人认为妇女在近亲陪同下可以参与三天或四十天的外出宣教，但原则上由十名女性和十名男性亲属组成，领导者必须是男性。到达宣教地区后与男性分开，安排在社区专门的房间里，不许参与世俗活动等。主要以学习和邀请当地人来听讲为主，但邀请活动须由陪同来的男性亲属在日常的普访(对当地所有家户的拜访)工作中完成等。通过分析TJ领导人的话语，作者认为TJ一方面试图给穆斯林社会强加严格和狭隘的性别制度以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另一方面也给妇女在家庭和邻里的伊斯兰化过程中扮演积极的代理人角色以新的、流动的资源和有意义的手段。在TJ严格的家长式的话语中，人们能够看到对传统上男性权力结构的微弱批评。(13)
芭芭拉·麦考夫的《伊斯兰和妇女：泰卜里厄哲玛提个案研究》是作者早期有关此问题的研究，作者最近的文章《泰卜里厄哲玛提和妇女》一文就此话题叙述更为全面。后文关注了TJ对妇女角色和社会地位的看法，探讨了宣教运动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和意义。作者通过巴基斯坦卡拉奇市的案例分析了女性在宣教中的角色和地位，认为TJ在女性社会角色上仍保持沉默。该文章所附《妇女宣教工作中的原则和条件》，提及5项条件和13项原则，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14)
(五)TJ与政治的关系
在研究了TJ之后，Yoginder Sikand于2006年撰文《泰卜里厄哲玛提与政治再评》，认为伊里亚斯继承了卧里友拉的思想，而卧里友拉时代穆斯林面临政治权利的丧失，因而他坚持穆斯林应该恪守信仰教育，只有此举方能获得真主的慈悯，号召欧莱玛(宗教学者)排除人们信仰中的非伊斯兰因素。文章讨论了.TJ与政治和世俗化的关系，尤其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两者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TJ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强调其非政治性，重在个人的改善，但也有政治性特征，因为TJ与权力、合法性、权威有关，这些概念都涉及政治。(15)
(六)其它方面
1.TJ与圣训的使用：芭芭拉·麦考夫的《泰卜里厄哲玛提生活中/活生生的圣行》一文，指出Living Hadīth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TJ成员试图以哈迪斯为指导并生活；一是他们想使文本或听到的哈迪斯内化，从而让自己在某种程度上理想地成为活生生的哈迪斯。作者采用的资料主要是伊里亚斯的外甥穆罕默德·赞克忍耶·坎达拉维(Maulānā Muhammad Zakariyyā Kāndhalawī，1898-1982)受伊里亚斯应许撰写的小册子和书信，写作时间大致在1928-1940年间，发表于1950年代，即TJ早期被称作《工作的尊贵》的系列宣教小册子，包括《索哈白的故事》、《古兰经的尊贵》、《拜功的尊贵》、《孜克尔的贵重》、《斋戒的尊贵》、《穆斯林的衰落及其唯一根治法》、《生活在主道上》等。通过对TJ翻译和使用的哈迪斯的研究，作者发现其使用的文本所表述的伊斯兰对参与者而言直白简单，跨越时间，正确而神圣，观察了在特殊的时空中成员如何形塑历史上的宗教传统。TJ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有共同计划、自愿和相同理念的社群，给予其有目的的行动和组织，特别是以谦卑和互助超越了社会中复杂的等级。TJ不参与政治，但并不是反对政治，而是不理会，不讨论民族国家的问题。这是一场现代运动，创造了自愿的、跨国的，与国家分离的社会。本地语言的文本通过印刷交流，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参与者对文本的阅读，TJ为成员创造了一个共享的多语言定义的社会，想象了一个阅读者个体的世界社群。通过阅读，个体自我意识到圣训的要求和标准行为，根据自身听到或读到的文本解释生活。TJ以两种方式使用本地宗教文本：强调阅读有限范围内的文本；以文本中的生活来解释哲玛提中的生活。这一结果首先是对历史鲜活的阐明，即过去能够在现在遭遇。与此相反，在TJ的主流教育中不要求讲述殖民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历史。(16)文章其实通过对TJ文本中使用的圣训及其解释，反思了20世纪上半叶印度社会复杂的权力、宗教、教派、族群等语境中TJ如何使用话语，及其意义和影响。
2.TJ的故事、宗教学校等：《泰卜里厄哲玛提旅行者的故事》，使用了TJ成员外出宣教返回后向派出中心提供的书面和口头报告，分析了参与者对大“吉哈德”(自我奋斗)和苏菲主义的理解。作者使用的报告材料中涉及TJ在全球多个地区的流布，其中包括1986年造访中国四个月的团体。(17)此外，作者还有《宗教学校漫谈：泰卜里厄哲玛提中的知识和短期巡回宣教》、《当代虔诚运动中的妇女和男人：以泰卜里厄哲玛提为个案》。(18)纵观麦考夫的研究，结合了文本和田野材料，内容宏富，时间跨度大，范围广，眼界宽。讨论问题除了涉及TJ的历史、特征、组织等基本面外，主要讨论了其体现出来的社会性别、认同、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本土化等问题，可以说是对这一运动社会意义的探索。
3.TJ与认同：Jan Ali的《伊斯兰复兴主义：泰卜里厄哲玛提个案研究》，将TJ置于伊斯兰复兴的背景之下，来理解这一将人们从世俗生活带入以虔诚敬畏而寻求今后两世幸福的运动。主要研究了宣教者如何通过宣教建立新的关系和道德义务，试图建立穆斯林的认同和团结。作者追溯了进入现代以前穆斯林社会的基本结构，以及穆斯林社会历经的政治和文化抗争。文章简要介绍了TJ的历史、组织结构、工作方式、成员招募、六项原则、工作意义、工作方法等。认为TJ通过面对面的不懈宣传，吸引了长期以来信仰迟钝的穆斯林参加宣教工作，并且创造了便于获得正统伊斯兰教育的环境。改变了过去欧莱玛阶层垄断宣教的情况，让普通穆斯林进入此领域，推动了宣扬先知使命的工作。TJ确立了正统伊斯兰的权威，使信仰接近穆斯林，特别是边缘化的穆斯林。通过制造“重生”的穆斯林，TJ塑造了新的穆斯林认同，为穆斯林共同体的团结铺平了道路。(19)
除上述作品外，笔者也检索到部分未刊发的论文，如M.Amer的《跨国宗教：泰卜里厄哲玛提个案研究》(20)等，因未能获得原文，不再详述。
二、阿拉伯文研究作品
沙特学者赛义德·塔里布拉哈曼编辑的《哲玛提泰卜里厄思想及认识》一书，主要从信仰学和认主学方面讨论了TJ的建立者及其思想和宗旨，认为TJ在信仰认识方面有很深的苏菲传统，很多思想与先知及其三代圣门弟子不同，而且有过分夸大领导人之嫌。作者在该书第415-416页总结了21条TJ存在的认识和思想方面的问题。该书除了引证印巴地区TJ反对者，尤其是苏菲派学者内部的批评外，还引用了六位沙特籍长老和四位博士的言论，包括本·巴兹('abdul al 'azīz bin Bāz)、萨里哈欧塞米(Muhammad bin Sālih al'uthaymīn)、纳赛尔丁·巴尼(Muhammad Nāsir al-Din al-Bān)等名家对TJ参与者及其相关问题的解答。书中虽然在某些方面保持了一定的客观性，甚至不乏真知灼见。如指出TJ对《古兰经》和圣训理解方面存在的问题、缺乏学者阶层的参加、强调劝善而不戒恶、非政治的原则等。但总体上本书以沙特所主张的赛莱菲耶思想为根基，对TJ予以了一定的批评，某些批评甚至是编者未经考证的传说，但又以维护正统教义学和教法学的立场，将TJ个体中存在的某些非正统的行为扩大为整个群体的思想，这一点显然有失公允，只要认真阅读TJ几代领导人的传记、思想，了解其对信仰的虔诚和功修就不会得出类似的结论。(21)因此，与其说本书是对TJ思想的批评，不如说是长期以来伊斯兰世界存在的清教运动对苏菲思想的批评，反映了自沙特瓦哈比运动以来伊斯兰思想界苏菲与非苏菲思想的对立。
此外还有埃及、沙特等国学者的论文，如穆罕默德·阿斯拉姆的《哲玛提泰卜里厄：教条及长老思想》(22)、阿布杜·哈里格的《筛海穆罕默德·伊里亚斯宣教生活及方略》(23)等。下文所及我国学者王根明也曾提及六篇阿拉伯文撰写的论文，本文不再赘述。
三、汉语研究作品
汉语专题研究作品主要有三篇。王根明的《南亚宣教组织的产生及运行机制》是笔者所见第一篇汉语详细研究TJ的作品。文章从该组织的历史渊源、宗旨(包括组织和结构、方法、费用、基本工作、协商会议、礼节等)和阿拉伯学者的评价(涉及信仰、政治、教育伊斯兰立法、社会、经济、对现代文明的态度等)等方面做了初步探讨。作者对巴基斯坦拉合尔莱温(Rewind)宣教中心做了有价值的考察，提及宣教组织使用的主要文本，包括莱温宣教中心的八种书籍和八本中文译作，以阿拉伯语和乌尔都语为主，可以说是该文的贡献之一。(24)刘军的《塔布赖哥·贾马特概述》也介绍了泰卜里厄的基本情况，认为是典型的草根运动，分析了其取得成效的内外部原因，探讨了其他社会和宗教势力对它的看法，并对这一运动做了简要评价。(25)
钱雪梅的《达瓦宣教团研究》一文，是我国学者以英文文献和网络资料为参考最为深入的研究。文章分析了TJ兴起时南亚次大陆穆斯林面临的信仰和政治危机、三大思想渊源(卧里友拉、迪奥班德学派宗教学者和苏菲传统)、宣教实践、TJ的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思想体系，包括世界观、信仰与宣教实践的关系、宣教的范围和界线、目标)、活动方式(包括六大原则、工作细节)、TJ的全球化网络和组织结构等。文章重点分析了TJ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认为宣教团致力于重塑伊斯兰教的形象，起到了信仰启蒙的作用，重构了传统的宗教权威秩序，其演变和发展也加剧了世界上各种伊斯兰组织与运动之间的竞争与分野。作者引用部分英文资料，认为TJ从缘起和早期发展来看有一定的政治目标，但在第二和第三任埃米尔(领导人)时期更多的是一种生存智慧，在一些地区也参与了政治活动，并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与极端和暴力活动有一定的联系。(26)
四、简短的评论
(一)TJ研究的难点
1.知识储备。研究涉及多语言、多学科、丰富多彩的地方化情境等。如研究TJ的早期历史，就涉及整个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族群、宗教和政治，要求研究者熟稔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教派、苏菲思想、社会运动、思想分歧等诸多方面。
2.研究资料的获取。TJ着眼于仪式和个人的信仰与功修，而忽略了很多与改变和提升个人信仰没有直接关系的活动，例如不注重文字记录，很多人甚至反对录音、录像等音像媒体，认为对于提升个人信仰和道德而言，这些工作都意义不大。如此拒绝媒体的态度，尤其是拒绝现代化媒体工具的使用，力图避免给反对派以证据和口实，造成早期很少有资料保存下来。到第二代领导人时期才根据伊里亚斯等人的言论，形成了泰卜里厄系列小册子。自1970年代，伴随着TJ的跨国活动和宣传，学术界才开始关注这一跨国性、群众性的现象。现有原始资料主要以乌尔都语撰写，随着TJ的全球传播和泰卜里厄成员的活动，大多数材料已经翻译成多种文字。目前，在社会环境宽松的国家和地区，随着各种媒体工具(如可录音、照相、摄影的手机)的普及，TJ对现代媒体的排斥虽有解禁，但仍未获得其领导层的正式认可。因TJ在各地遭遇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不同，部分成员对此表示一定程度的警惕，给研究带来不便。
3.语言方面。作为国际性的伊斯兰运动，其在不同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本土化过程千差万别，涉及多种语言和文字，了解其在本土文化中的多样性根植过程具有很大的困难。只有参考世界各地本土学者的研究方能获得基本的轮廓，这一点对于比较研究也带来困难。
(二)TJ研究的视野和范围
现有对于TJ的研究以印度、巴基斯坦和欧美的学者为主，逐渐波及全球伊斯兰及其相关研究的学术圈，涉及比较宗教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伊斯兰教义学等学科。作品主要以英语为主，另有乌尔都语、马来语、阿拉伯语、法语、德语等多种语言，出版了反映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TJ历史和发展情况的作品。英文作品是相关研究中较前沿、全面和有深度的资料。大多数研究属于思想和文本研究，部分作品结合了田野作业，采取了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的方法。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偏重TJ兴起背景、发展历史、思想、组织、原则、活动方式等基本情况的介绍，大多数作品属于思想和文本研究，缺乏具有地方性知识的民族志作品，缺少符合本土话语的解释，因而在部分研究作品中体现出不准确，甚至不乏武断的结论。例如对TJ政治性的讨论，存在政治性和非政治性(纯宗教性)之分；对TJ与苏菲关系的研究不够深入，并存在着其为社会运动还是苏菲改革的分歧；对TJ兴起之地梅瓦提的梅奥(Meo)人宣教初期文化和宗教状况的研究中，关于梅奥人宗教性以及生活中的印度文化因素也存在争论；对全球各地TJ的本土化过程缺乏深入的田野关照，对其南亚化特征和当地受众族群性特征的分析尚欠深入等。个别文章中的分析和结论有待商榷，比如TJ的思想渊源其实主要同契什迪耶、嘎德忍耶、纳格什班迪耶和苏哈热瓦迪耶四大苏菲学派有关，因为TJ深受影响的卧里友拉和迪奥班德学派都传承了苏菲道统；对于TJ政治性特征，以及其与恐怖暴力的关系等的分析，有将个人行为扩大为整个运动的倾向。由于TJ过于注重穆斯林自身的修炼和改变，而有意在政治方面回避，遭到反对派的批评，认为是“甘地化的伊斯兰”。至于个别国家和地区出现的与TJ参与者有关的政治性事件，甚至引发的暴力和冲突，恰恰与TJ的思想与原则背道而驰，也是这一组织极力反对的行为。
(三)研究的伦理和价值
作为致力于改变穆斯林信仰淡化、世风不古、道德沦丧、生活麻木的社会运动而言，TJ有自己珍视的崇高目标，即个人虔诚的举意，出外学习和宣传，以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为主道奋斗，汇集个体的力量以改变整个穆斯林社群，认为这是符合先知及其圣门弟子的行为，必将得到安拉的回报。对于这一主要流行于民间，缺乏欧莱玛阶层和社会世俗知识分子引导的社会运动，很多方面都需要学术界善意地对待和批评。绝大多数的TJ成员都抱着非常纯朴的目的，以谦恭、学习、服务的态度和理念参与其中，目的首先在于从信仰方面改变自身，有能力时则兼善天下。有些学术研究往往抱着功利性目的，以此作为研究对象，建立个人的学术阵地，获取学术资本，望文生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影响学术话语。有的甚至带着先入为主式的偏见，采取掠夺性田野，缺乏主位与客位相结合的思考，对研究对象缺乏基本的尊重和同情，抛弃了学术的人文关怀，从而影响到学术的伦理和价值。立足民间，尊重文化持有者的内部发言，这一点对研究以草根运动为特征，缺少话语权，属于被表述群体的TJ而言尤为重要，希望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四)同国际学术研究相比，国内学者对TJ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
研究基本参考了英语和阿拉伯语资料，从资料收集方面尚不太完善。此外，有待研究者在国内和国外进行适当的田野调查，获得更多的感性知识和体验，引入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等跨学科理论与方法，在获得第一手田野资料的基础上来深化研究。特别要重视研究泰卜里厄运动在中国的历史和实践，为政府管理部门、穆斯林学者及民间提供宏观的、正确的视角，引导这一运动顺利实现本土化，以便融入当前中国国家凝聚力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宽容、教派和谐的大环境中，提升中国穆斯林的道德和素质，为国家稳定、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做出学人的贡献与努力。
①19世纪末兴起于印度北方邦的萨哈兰普尔(Saharanpur)地区的伊斯兰运动，由恪守伊斯兰传统的部分学者组成，属哈乃斐教法学派，但承认其它三大法学派别。认同契什迪耶、纳格什班迪耶、嘎德忍耶和苏哈拉瓦迪耶四大苏菲行知。于1866年建立了宗教学校达鲁·欧鲁米(Dār al-'Ulūm)，偏重于经注学、圣训学、教法学、教义学和哲学的研习。其思想受18世纪改革家卧里友拉(Waliullah，1703-1762，我国学者也译为“瓦里乌拉”、“瓦利·阿拉”等，其名字意为“安拉的贤者”、“安拉的圣徒”)思想的影响，强调遵守伊斯兰传统，培养了大量宗教学者和领袖。可参阅：Barbara Daly Metcaf,Islamic Revival in British Inda:Deoband' 1869-190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Farhat Tabassum,Deoband Ulema's Movement for the Freedom of India,New Delhi:Manak Publications,2006.邱永辉：《印度宗教多元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185曾提及此学派。另可参阅：B.Lewis,Ch.Pellat,and J.Schacht eds.,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new edition)，Leiden:E.J.Brill,1983,Vol.2，p.205.对迪奥班德学校的宗旨、目标及与各种政治组织的关系，学术界不乏争论，但达鲁·欧鲁米自称其目标是培养遵纪守法的公民，经费依靠自愿捐助，学员免费学习和生活，鼓励学生过简朴的生活，并就9·11以后个别人将学校与本·拉登联系的谣言予以澄清，邀请媒体和知识分子亲自去迪奥班德观察学生的活动，认为误解是犹太说客的肆意制造，是美国和以色列在混淆视听。2008年5月31日，迪奥班德学派专门发布了反恐怖主义的律令。可参阅迪奥班德网站主页：http://www.darululoom-deoband.com/.
②Ziya-Ul Hasan Faruqi,The Tablīghī Jamā'at,in S.T.Lokhandwalla ed.,India and Contemporary Islam,Proceedings of a Seminar,India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Simla,India,1971,pp.60-69.
③M.Anwarul Haq,The Faith Movement of Mawlānā Muhammad Ilyās,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London,UK,1972.本文主要引用了该书前言和结论部分内容。
④建立于1919年，主要以迪奥班德学者和其他改革家组成。
⑤Yoginder Sikand,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ablighi Jama'at(1920-2000):A Cross-country Comparative Study,Orient Longman,New Delhi,India,2002.
⑥Barbara Daly Metcalf,New Medinas:The Tablighi Jama' at in America and Europe,in Barbara Daly Metcalf ed.,Making Muslim Space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p.110-27.
⑦Muhammad Khalid Masud,Travellers in Faith:Studies of the Tablīghī Jamā'at as a Transnational Islamic Movement for Faith Renewal,Koninklijke Brill NV,Leiden,The Netherlands,2000.
⑧Felice Dassetto,The Tabligh Orgnization in Belgium,in Tomas Gerhom and Yngve Georg Lithman ed.,The New Islamic Presence in Western Europe,Mansell Publishing Limited,Great Britain,1988,pp.159-173.Felice Dassetto,Tablīghī Jamā'at in Belgium,in Muhammad Khalid Masud,Travellers in Faith:Studies of the Tablīghī Jamā'at as a Transnational Islamic Movement for Faith Renewal,Koninklijke Brill NV,Leiden,The Netherlands,2000,pp.174-187
⑨Farish A.Noor,Pathans to the Eas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ablighi Jama' at Movement in Northern Malaysia and Southern Thailand,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Vol.27,No.1,2007,pp.7-25.
⑩Alexander Horstmann,The Inculturation of a Transnational Islamic Missionary Movement:Tablighi Jamaat al-Dawa and Muslim Society in Southern Thailand,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Vol.22,No.1,2007,pp.107-130.
(11)Alexander Horstmann,The Tablighi Jamaat,Transnational Islam,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elf between Southern Thailand and South Asia,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Vol.27,No.1,2007,pp.26-40.
(12)Rory Dickson,The Tablighi Jama 'at in Southwestern Ontario:making Muslim identities and networks in Canadian urban spaces,Published on Cont Islam,2009,3:99-112.
(13)Yoginder S.Sikand,Woman and the Tablighi Jama'at,Islam and Christian Muslim Relations,Mar,1999; 10,1; pp.41-52.
(14)Barbara Daly Metcalf,Islam and Women:The Case of the Tablighi Jama' at,Stanford Humanities Review:Contested Polities,Religious Disciplines,& Structures of Modernity,Vol.5,No.1,1995,pp.51-59.Tablighi Jama 'at and Women,In Muhammad Khalid Masud ed.,Travellers In Faith:Studies of the Tablighi Jama' at as a Transnational Islamic Movement for Faith Renewal,Leiden:Brill,2000,pp.44-58.
(15)Yoginder Sikand,The Tablighī Jama' āt and Politics:A Critical Re-Appraisal,The Muslim World,Vol.96,2006,pp.175-195.
(16)Barbara Daly Metcalf,Living Hadith in the Tablighi Jama' at,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2,No.3,1993,pp.584-608.
(17)Barbara Daly Metcalf,Travelers' Tales in the Tablighi Jama' at,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ences.Vol.588,Aslam Syed ed.,Islam:Enduring Myths and Changing Realities,July 2003 issue,pp.136-148.
(18)Barbara Daly Metcalf,Meandering Madrasas:Knowledge and Short Term Itinerancy in the Tablighi Jama' at,in Nigel Crook ed.,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in South Asia:Essays on Education,Religion,History,and 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49-61.Women and Men in a Contemporary Pietist Movement:The Case of the Tablighi Jama 'at,in Amrita Basu and Patricia Jeffery eds.,Appropriating Gender:Women's Activism and Politicized Religion in South Asia,New York:Routledge,1998,pp.107-121.
(19)Jan Ali,2003.Islamic Revivalism:The Case of the Tablighi Jamaat,published on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Vol.23,No.1,April,p173-181.
(20)M.Amer,Transnational Religion:A Case of Tablīghī Jamā 'at,M.A.Thesis,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University of Amsterdam,The Netherlands,1999.
(21)Sayid Tālib al-Rahmān ed.,Jamā'at al-Tablīgh:'aqā'iduhā wa Ta'arīfhā,Dārul Bayān Linnashar wattauzī'i,Islamband，Pakistan，1999.不同的派别对沙特所推崇的赛莱菲耶思想有各自的看法，反对者认为其主张并非赛莱菲耶，而是瓦哈比耶思想，即经由瓦哈比阐释和演绎的认识。笔者无意涉及这种争论，但由于关乎如何对TJ进行价值中立的评价问题，因而在此指出学术界对沙特所标榜的赛莱菲耶思想的不同认识以供参考。感谢我的朋友杨林先生帮助我阅读本书大意。
(22)Muhammad Aslam,Jamā'atul Tablīgh,'Aqīdatuhā wa Afkāru Mashā' ikhihā,Unpublished theis,Madina,Saudi Arabia:Jāmi' a Islāmiyya,1976.
(23)'Abdul Khāliq Pīrzāda,Al-Shaykh Muhammad Ilyās Dihlawī:Hayātuhū wa Manhajuhū fi al-Da 'wa wa' l Tablīgh,Qāhira:Maktabatul? dāb,1990.
(24)王根明：《南亚宣教组织的产生及运行机制》，载丁士仁等编：《伊斯兰文化》第一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7-225页。
(25)刘军：《塔布赖哥·贾马特概述——当代伊斯兰教传教组织个案研究》，载徐以骅等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带传教运动》(第六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年，第227-244页。
(26)钱雪梅：《达瓦宣教团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136-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