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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世界上自杀率很高的国家之一，日本青少年的自杀率在现代国家中也是很高的，战后日本青少年的自杀率呈递增之势。除战争时期外，日本死于自己之手的人数远远超过死于他人之手的人数。近10年来，日本平均每20分钟自杀身亡一人〔1〕。更真实的情况是，日本自杀事件的实际数字大大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据美国社会学家E·斯登格尔分析推算，自杀事件实际为官方公布的3——5倍。由于人身保险、人寿保险、死者及家属的名誉以及车祸自杀等原因，大量的自杀无法统计在案。
据日本总理府青少年对策本部1984年抽样调查，日本18——24岁的青年中，认为“人生中的痛苦和烦恼大于希望和幸福”的占14.7%，认为“人生是绝望的、毫无意义的，有自杀想法”的占1.1%〔2〕。又据调查，日本中小学生中有28%的人说，他们曾经想过自杀；另一项民意测验发现有25%的青年曾经酝酿过或正在酝酿自杀之念〔3〕。日本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千石保主持的一项国际少年儿童调查却更惊人地显示，“曾经有过自杀想法”的日本小学生竟占了87%，“没有想过”的仅占12%，而在同一时期，英国却没有小学生自杀的记录〔4〕。日本青少年自杀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早在1979年10月，日本总理府就青少年自杀问题召开过紧急会议，制定了相关的防范措施与对策，可自杀现象仍有增无减。
一、年龄阶段上的“日本型”
按一般规律，自杀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的，在老年层则呈现出急剧增长的趋势。当代社会学、自杀学的奠基人埃米尔·迪尔凯姆认为自杀率与年龄成正比是普遍的原则〔5〕。而世界卫生组织（WHO）调查却发现，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则颇为特殊，被冠之为“日本型”，即自杀率呈现出青少年（25岁以下）与老年（60岁以上）两个高峰。日本青少年自杀者还呈现出低龄化的特点。1972年、1973年，日本自杀死亡总人数的20%是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1979年平均每天有3个19岁以下的孩子自杀身亡〔6〕。日本学者望月一宏认为：“日本中小学生自杀的激增、自杀者的日趋低龄化，引起了西方传媒的广泛关注，这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日本青少年及儿童的自杀与瑞典的老年自杀（瑞典老年人自杀率居世界之首）相比，更遭世人的非难”〔7〕。
二、自杀者的男女比例
世界各国青少年自杀者的男女比例一般是男性大大高于女性，比如美国平均是三男一女。迪尔凯姆的自杀死亡者“男性比女性多”“自杀主要是男性现象”的论断，被认为是自杀学的铁则〔8〕。日本却基本上是男女持平，甚至有时女性还略高于男性。日本女性的自杀率在现代国家中也是很高的。日本20—24岁女青年自杀率相当于美国同类型的6倍多。日本15—29岁青少年死亡事件中，自杀占主要死亡原因的第二位，而女性同类项目方面则居第一位〔9〕。据世界卫生组织（WHO）1972年的人口报告，每100名男性自杀者所对应的女性自杀者数为：日本77.4，意大利43.3，加拿大40.0，瑞士38.7，法国36.2〔10〕。日本青少年女性的集体自杀现象也尤为突出，如1978年夏天，25名“耶稣方舟”年轻女信徒集体失踪（警方确认为自杀）；1986年11月1日，7名“真理之友”教的年轻女信徒因教主宫本清治病死而集体自焚，做了“神的新娘”。战后日本女性的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但在现实生活中，日本还远远不是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据日本总理府妇人问题担当室1984年《妇女的生活和意识报告书》统计，日本妇女被调查者中无业人员竟占49.5%；在家庭生活中感到“丈夫地位高于自己”的占66.8%；感到“夫妇平等”的仅占27.1%（菲律宾为59.1%）；在家庭中“妻子有决定权”的仅为15.7%；在社会生活中，在就业问题上感到“男女不平等”的占70.5%；政治地位上感到“男女不平等”的占78%，在受教育方面感到“不平等”的占59.4%；妇女对余暇生活不满的占27%；对整个人生不满的占7.9%〔11〕。近10年来，日本妇女地位虽又有所提高，但1992年的日本内阁《女性白皮书》仍反映出有50%以上的日本妇女认为日本社会依然存在着严重的男女不平等现象〔12〕。日本男女之间的界限及其差别影响着社会的组织形式，有时森严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日本女性的自我意识、自我实现受到限制。再者，日本很重视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由于日本女性在家庭、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女性在这些关系中受挫的可能性比男性大得多，因而自杀的可能性也就大。
三、自杀行为的“传染性”
近代以来，自杀现象有时就象原因不明的瘟疫一样在日本青少年中蔓延。1933年初，伊豆半岛观光圣地三原山死火山喷口，一个少女跳下自杀身亡，日本国内新闻媒介大肆渲染，马上引起了一股自杀风潮，青少年们纷纷视死如归地从三原山喷口跳下。警方立即采取防范措施，可到同年12月止，从三原山喷口跳下自杀身亡的人已超过500人，到1936年，已超过1000人〔13〕。1944年7月9日，在日美两军激战下的塞班岛，4000多名日本平民扶老携幼、趋之若鹜地从北马比尔海角的悬崖上跳下投海自杀，创下了人类历史上集体自杀的悲惨记录。又如1986年，日本国铁平均每周有一名员工自杀，国铁形成了一股可怕的自杀风气，迫使当时的中曾根首相下令内阁从速调查。再如1986年4月9日，18岁的女歌星冈田有希子从住宅七层楼上跳下身亡，于是便有众多的青少年在她喋血的地上摆满鲜花，还有人五体投地用脸擦着地面。随之而来，日本又掀起了青少年的自杀风潮，两周之内，就引起青少年自杀死亡事件，其中19起是跳楼，甚至有的就从有希子自杀的那幢楼上跳下身亡的。在当月，日本19岁以下青少年自杀死亡事件就达83起之多。当年，19岁以下青少年自杀人数比前一年增加了44%。日本社会学家称之为“有希子综合症”。日本警方认为1986年青少年自杀激增的主要诱因就是红歌星冈田有希子自杀案，在日本青少年尤其是女性中引起了自杀风〔14〕。迪尔凯姆认为，榜样的感染力足以引起自杀。日本国民意识中有强烈的集团意识和依赖心理，这是造成自杀具有“传染性”的重要原因。
四、“心中”——集体自杀
“心中”是日语中的一个词汇。江户时代专写情死悲剧的大文豪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年）分解了汉字“忠”字，把其上下部首调换一下成了“心中”。其原意是“相爱的男女向对方表露心迹的证据”，有切指甲、纹身、断发、断指、情死等。后来“情死”就成为真正的“心中”，进而“心中”成了专指两人或两人以上的集体自杀〔15〕。日本集体自杀发生率惊人地高，在青少年中更为突出。日本警视厅对东京二十三区的统计，集体自杀有两个高峰，第一个是1949年，总自杀率为人口的十万分之十三，“心中”占了自杀总数的65%；第二个高峰在1957年，总自杀率为人口的十万分之三十，“心中”自杀率为人口的十万分之十一，占自杀总数的37%〔16〕。在日本，家庭集体自杀——“一家心中”尤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家人一同自杀的，80%以上是母子胁迫性自杀。“心中”一词在日本被浪漫化，但在“一家心中”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残酷的现实，多是孩子不愿自杀而被强迫之或被先杀之，然后母亲才“一同自杀”。布施丰正指出，这种“母子心中”应被称为“母杀子而自杀”。母子一同自杀大多发生在丈夫不在家的白天。据统计，在日本以每天一人的比率，13岁以下孩子被亲人所杀，成为亲人自杀的牺牲品。在日本，危害13岁以下孩子占杀人总数的25%。据调查，杀子自杀的母亲大多为25——34岁的年轻母亲〔17〕。1988年，日本有据可查的“一家心中”自杀案件达400多起，夺去了1000多名父母和儿女的生命。战争中，日本军民的大规模集体自杀——“玉碎”则更令全世界为之震惊。在现代日本强迫性集体自杀——“无理心中”现象仍大量存在。集团意识和依赖心理势必造成自杀在行为方式上的集体一致行为。
五、“切腹”的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广为人知的日语词汇有三个：“切腹”、“神风”、“柔道”，其被郑重其事地载人了多国的辞典。而三个日本词汇中竟有两个与日本的自杀有关，很耐人寻味。以“切腹”——剖腹为手段的自杀，是仅存在于日本的独特现象，有其深沉的历史文化背景〔18〕。日本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也潜移默化地内化吸收了先辈的一些思维习惯、情感模式和行为规范。80年代以来，以切腹为手段的自杀已不多见了，但许多青少年自杀案中还有着切腹自杀的那种思想因素，如迪尔凯姆按自杀的社会根源分类中的“利他型”自杀和“动乱型”自杀，把自杀当做一种追求近乎信仰的行为，以昭示某种思想、情感以及勇气和意志。而西方国家青少年自杀大部分是“利己型”自杀。公元1156年的“保元之乱”首开日本武士切腹的记录。这种“光荣的”自杀方式逐渐演化成了血腥的固定格式，按体位区别分为“立腹”、“坐腹”；按方法区别，分为“一字型”、“二字型”、“三字型”切腹和高级的“十字型”切腹，而且一般要由“介错人”“帮忙”从旁边用武士刀斩下自杀者的头颅以实现死亡。日本历史上切腹而死的人不胜枚举。从赤穗四十七浪士到干利休，从乃木希典大将夫妇到阿南惟几陆军大臣均是“十字型”切腹；1970年11月25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三岛由纪夫和同道森田必胜在东京陆上自卫队东部方面军总司令部内，面对1000多名官兵慷慨陈辞之后当众切腹，并由其助手斩下了头颅，体现了他的“武士之魂”和美学观点；几个月后，东京一大学生在金泽博物馆展橱内偷出了一把被视为国宝的日本刀，并在那里当场切腹。切腹在日本历史上与“武士道”有着密切关系，一直是武士和近代军人最崇尚的自杀方式。而腹部并非自杀的理想部位，切腹并不能很快致死，相反是异常痛苦的。据日本有关记载，没有“介错人”帮忙，最快毙命也需6小时以上，长的则达72小时才能血尽而亡。因此，切腹并非是单纯以实现死亡的目的而自杀，而是一种仪式行为。切腹除了显示自杀者的勇敢和留下确凿的自杀证据（因在战斗中或平时以自刎或其他方式自杀，事后旁人难于判断是否是他杀），更主要是源于日本人对“腹”的信仰〔19〕。在古代日本，男性以大腹便便为美，时至今日的大相扑，其体态除具有角力的实用性之外，也反映了日本一种传统的审美倾向。“腹* 在日语中除有“腹部”之意外，还有丰富的含义，组成的词组达数十个之多，表示心、思想、情感、勇气、豪志等。切腹，既表明忠诚与勇敢，昭示生者、震慑敌人，另一方面释放出自己的精神以求永生。当代日本青少年的自杀事件中，上述潜在动因仍然存在。切腹自杀事件至今仍是最令日本人激动和津津乐道的事情。
六、与教育制度密切相关
日本《青少年白皮书》统计，1986年日本青少年自杀案件中，在校学生自杀死亡人数占当年青少年自杀死亡总数的53.69%。在当年青少年自杀案件中，其原因与学校问题有关的占24.2%；到1987年则上升为25.8%〔20〕。是年，19岁以下青少年自杀人数占全国自杀总人数的22.9%。据总理府青少年对策本部调查，31.5%的学生对学校生活不满〔21〕。日本自杀问题专家湛吉野敷说：“在我们的青年人中，日本的入学考试制度是自杀的最大原因之一”。从幼稚园的入学面试到大学的考试，日本的升学竞争十分激烈，“在日本这样一个大国社会里，个人只有通过受教育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而学习成绩、包括所在学校的校史，都是确定他们日后职业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实际上，大学入学考试成了雇主挑选新雇员的第一阶段考试，整个教育制度成了一种分拣学生未来潜力的选择机器”〔22〕。升学竞争使学生负担极为沉重，为升入高中和大学，所有学生都要进行额外的学习，离开学校课堂之后还必须马不停蹄地奔向各自的私人补习校。日本学生到校时间平均每年比美国多60余天。学生被剥夺了娱乐，加之舆论又大造考试的恐怖，学生承受着来自家庭、学校及社会的压力，落榜自杀者比比皆是。即使是金榜题名的幸运者，一些人入学后却患上了“四月病”（日本的大学新生四月入学），即由于考试前殚精竭虑，入学后便精神萎靡颓废。日本的教育体制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塾”作为正规学校的补充，许多学生受双重教育。在“塾”中，学生更无自由可言，受着教师的严酷管制，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体罚现象。就是在正规学校中，“欺小凌弱”的虐待事件也层出不穷，据文部省1985年调查，该年仅上半年就发生了15万起学校内虐待事件，一些不堪忍受却又无法反抗的孩子只好把暴力施向自己。日本社会学家把厌恶学校、恐惧学校进而拒绝到学校读书的现象称之为“登校拒否症”，其中病入膏肓者大有以自杀来抗拒学校的。
七、时间、地点及城乡差别
西方国家绝大部分自杀案发生在喧嚣的白天，而日本大部分发生在静谧的深夜。在日本，一年中自杀率最高的季节一般是春季，而这却正是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季节，被喻为生命和希望的象征。最低的自杀率在冬季。而欧洲国家最高的自杀率，迪尔凯姆认为是在夏季。
就自杀的地点而言，很惹人注目的是，日本的自杀者对风光名胜情有独钟，多选风光绮丽的名山大川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之地。伊豆半岛观光胜地三原山是全世界最著名的“自杀胜地”，三年内就有1000余人在此跳崖自尽（绝大部分为青年）；被喻为日本象征的富士山也是自杀的“天堂”，从古至今，在此自杀的人更是难以胜数。时至今日，警察和自卫队组成的搜索队仍常在富土山麓发现身着结婚礼服、殉情而死的青年男女的尸体。景色雄奇壮丽的华严瀑布也是投水自尽者的首选之地。回归大自然，将灵山圣水当作自己生命的最后归宿，显然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注重人与自然融合统一的思想的影响，孔子“仁者乐山、知者乐水”的精神仍为现代日本人所推祟。而美国的自杀者却迷恋大桥，如金门大桥（千人以上）、圣弗兰西斯科海湾大桥（数百人）、阿洛约·赛科大桥等地。法国人却爱选埃菲尔铁塔。
就城乡差别而言，其他国家，城市自杀率总比农村高得多，而日本却城乡差别甚微，尤其是东京，自杀数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指数。
自杀，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古老现象，但在现代社会，自杀率居高不下也就意味着社会组织形式本身存在着缺陷。
注释：
〔1〕 具体数字参见[日]警察厅“自杀白书”：《平凡社百科年鉴》平凡社1986——1996年版
〔2〕〔21〕 [日]总理府青少年对策本部编：《日本の青年——世界の青年ヒの比较力らみな》大藏省印刷局 昭和59年 P85，P33
〔3〕〔9〕 〔美〕柏忠言：《西方社会病》三联书店1983 年中文版
〔4〕[日]千古保、饭长喜一郎：《日本の小学生——国际比较こみゐ》NHK出版协会P46
〔5〕〔8〕 [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中文版P216，P18
〔6〕〔10〕〔17〕 〔日〕布施丰正：《自杀与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P122，P81，P126
〔7〕 〔日〕筑壳新闻社编：（中学生——现场からの报告》学阳书房昭和53年1刷P141
〔11〕 [日]总理府妇人问题担当室修：《妇人の生活と意识》株式会社きふっ昭和59年
〔12〕 〔日] 日本妇人团体连合会编：“妇人の现状と要求”《妇人白书1992》草土文化1992年版
〔13〕[日] スチェヮ—トヒッタソ：《日本人の自杀》サィスル出版会1979年初刷P95
〔14〕新华社电：“日本青少年自杀激增”《人民日报》 1987年2月13日第七版
〔15〕[日]樋口清之：《日本人の可能性》讲谈社学术文库1981年版
〔16〕《日本人の自杀》P176图表推算
〔18〕 参见拙文“日本人自杀 行为的历史文化因素”《社会学研究》1995年6期
〔19〕参见王秀文：“谈剖腹的文化根源”《日本问题研究》1989年7期
〔20〕 《青年参考》1989年8月25日第二版
〔22〕栗木和夫：“日本严格的教育制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 》，1988 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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