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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和标志，也是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证。战后以来，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成为祭悼军国主义亡灵、鼓动为侵略历史翻案的所在。而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目前更成为日本政坛在历史问题上的争论焦点，并严重影响到日本与中韩等邻国的关系。
一 靖国神社的来龙去脉
靖国神社始建于1869年。明治新政府刚刚成立，就根据明治天皇的旨意，为祭祀和凭吊在国内平息反政府的“戊辰战争”中战死的“官军”而修建了“东京招魂社”，1879年改称“靖国神社”。其主要任务是祭祀“为天皇而战死的军人”，为他们“招魂”。
二战结束以前，日本军国主义利用靖国神社，悼念和褒勉战死者，为其“显彰”，并举行阅兵，旨在提高日军和国民的战争意识和士气，动员国民参加侵略战争，为天皇而战。
明治初期，日本各地的其他神社，由内阁的内务省主管。而靖国神社为“国家神道”的中心设施，由日本兵部省管辖。1887年开始，靖国神社由陆军省和海军省共同管辖，经费亦由军费支付。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审查供奉进靖国神社的灵位名单，最后呈天皇批准，然后向靖国神社提供所供奉的战死者的“祭神名票”，每年要增加供奉进靖国神社的灵位。战死者被供奉在靖国神社，有的通知遗属，有的根本不通知遗属，甚至遗属反对也要强行放进去。
据靖国神社统计，至2005年6月，该神社总共供奉明治以来的战死者等 246 万6532人。其中，明治维新时期的有7751人，“西南战争”时期的有6971人，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有13619人，侵占台湾时期的有1130人， 参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期的有1256人，日俄战争时期的有88429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有4850人， 出兵山东时期的有185人，“九一八”事变及侵占中国东北时期的有17176人，“卢沟桥事变”及侵占中国时期的有191250人，太平洋战争时期（包括全面侵华时期）的有2133915人①，绝大部分是在对外侵略战争中死亡的。
其中，冲绳决战中战死的军人和军属94000人，以及地方人员和女学生等55000人。这其中还有朝鲜（21181人）、台湾（27863人）等地加入日军的战死者，共约有50000人。靖国神社里的合祀者中，共有女性约57000人，主要是日军军属、医护人员等。合祀者中，还有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等幕府末期的“志士”，他们并非战死的军人。
但是，合祀者中不包括像“戊辰战争”中反对官军而战死的“白虎队”等成员、西乡隆盛等在“西南战争”中造反的“贼军”，以及在战争末期遭受原子弹轰炸、空袭等死亡的平民等，还不包括被歧视的“部落民”。②
被供奉在靖国神社里的人，虽然称“战死的、战伤病死的军人和军属”，但并非所有死去的军人都能进入靖国神社，而是“为天皇和国家战死的人”才能受此“殊荣”。一些因患病和事故死去的人并未被纳入进去。被供奉在靖国神社里的人被奉为“军神”。靖国神社实际上是一个军国主义性质的军事性的宗教设施。
明治天皇在位45年中，曾七次“巡幸”靖国神社。大正天皇在位14年中，曾两次参拜靖国神社。昭和天皇从登基到日本投降期间曾经“巡幸”靖国神社20次。
二战期间，靖国神社为军部设施，所需经费从军费中支出。靖国神社最高负责人“宫司”也由陆军大将铃木孝雄担任。靖国神社的管理人员等也都是军人。出征将士要到靖国神社壮行，接受教育。
二战后，陆军省和海军省被驻日美军解散。1945年12月15日，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发布《第448号指令》，宣布废止由政府管理靖国神社旧法规， 并禁止进行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宣传活动。1946年9月，靖国神社成为宗教法人，隶属于东京都。根据1946年11月公布的《日本国宪法》第20条，日本实行“政教分离”。靖国神社改由担任旧军人复员、援护死亡的旧日军的军属的厚生省（现在的厚生劳动省）负责，由各都道府县政府协助。
1947年，日本战死者遗属成立了“日本遗族厚生联盟”，1953年改为“日本遗族会”。此后，该会强烈要求对战死者进行合祀，并要求由国家和政府祭奠战死者的“英灵”。在其和日本一些政要的鼓动下，上世纪50年代，被供奉进靖国神社的战死者骤增。
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刑的甲级战犯共有28人。1952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名义上实行独立，行政上拥有自主权。同时，国内出现要求为战犯恢复名誉的舆论与活动。同时，还出现要求援护被处死和死在狱中的战犯家属的动向。早在1948年12月，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就已被释放。1953年，日本众议院通过了《关于赦免由于战争犯罪的受刑者的决议》，并于1956年和1958年释放了全部在押的甲级和乙丙级战犯。不少战犯摇身一变，成为日本的政要。例如甲级战犯中，岸信介当上首相，重光葵当了外相，贺屋兴宣担任了法务大臣。
《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统治阶层感到国家开始独立，应该摆脱在历史问题上的束缚。他们虽然承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但认为根据国内法战犯不是罪犯。这时，《神道指令》也已失去效用。日本部分保守政党议员及日本遗族会等组织大肆活动，要求恢复靖国神社的“国家护持”地位。
针对日本遗族会的要求，厚生省援护局进行研究并制定文件，表示政府今后要管理战死者合祀问题。厚生省援护局基本上参照日本投降前的做法，由厚生省根据各都道府县等提供的名单，确定被合祀者，向靖国神社提供被祭祀者的“祭神名票”，再由靖国神社具体办理。
1953年以后，根据遗族会“将战死者在靖国神社进行祭祀”的要求，厚生省归国者援护局制定了《战伤病者、战死者遗族援护法》和《恩给法》。根据这些法令，日本政府不分甲乙丙级战犯，均视为“公务死”者，凡是战犯的遗属都开始发给“遗属年金”和“吊慰金”。
1955年，厚生省与靖国神社制定计划，准备在几年内将一般战犯放到靖国神社合祀。由厚生省制定战死者的“祭神名票”，靖国神社据此进行合祀。据NHK报道，这种做法后来一直延续到1986年。
1956年，厚生省下达了《关于协助靖国神社合祀事务》的通知，要求各都道府县协助、搜集战死者名单、资料。各都道府县据此开始挑选被称为“御祭神”的被祭祀者。
1969年，佐藤荣作执政时，自民党发表了《靖国神社法案》，规定靖国神社应由内阁首相监管，其部分经费应由国家负担，使靖国神社重新成为国家管理设施。该法案是自民党与靖国神社多次协商制订的。至1973年，自民党五次向国会提出该法案，但几经表决均未获通过；1974年虽然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仍被否决。因此，靖国神社至今一直是“宗教法人”团体。
二战前，靖国神社一直被视为国家神道的中心，即代表军国主义神道的设施，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基地。靖国神社的“靖国精神”即“大和魂”，在二战一直是日本民族精神和意识的核心。为天皇战死的人祭奉在靖国神社，被视为是一种最高的“美德”，是无上光荣之事。
二战后，“国家神道”被废除。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靖国神社也成为一个宗教团体。但是，其教义、祭祀仪式等，仍与二战前相同；将为天皇战死的人载入名册，奉为神祇，加以祭祀。
靖国神社内的“游就馆”建于1882年，是侵略战争的军事博物馆，目前仍在里面展示战时的飞机、大炮、各种武器，以及帝国军人的各种遗物，馆内还悬挂着东条英机等战犯的肖像，以此展示和炫耀日军的“威武”与“辉煌”、帝国军人为天皇的“献身精神”，进行军国主义传统教育。靖国神社并非如日方所说的，是一种文化上的祭祀死者的场所，而是地道的充满火药味的血腥的“武化”之地。
目前，靖国神社作为单独的宗教法人，并未加入日本神社组织“神社本厅”。现在，靖国神社收入的主要来源，一是事业管理收入，如出售门票、书籍、纪念品，收停车费等，每年达2.49亿日元；二是祭祀活动收入，参拜者交香火钱或祭祀费；三是靠有关团体、企业、人士捐助。年收入达十亿日元以上。③
靖国神社的祭拜活动繁多，每年有十余次大的祭祀活动，主要的有1月1日的“新年祭”、2月11日的“建国纪念祭”、4月21日的“春季大祭”、8月15日的“终战纪念日祭”、10月17日的“秋季大祭”等。每年参拜者高达500万人次。
二 甲级战犯合祀到靖国神社始末
自从1953年日本政府开始向战犯的遗属发放“遗属年金”和“吊慰金”以后，战犯和一般战死者的遗属就受到相同的待遇。由于在靖国神社合祀者与《遗族援护法》援助的对象相同，甲级战犯的遗属也与一般战死者遗属所受到的援护相同。甲级战犯被放到靖国神社合祀，也就变得易于被接受，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当时，根据《遗族援护法》，在战争中战死的军人和军属是为公务、为国家而死，即“公务死”，可进行合祀。这样，就为战犯与一般的“公务死”者的合祀开了绿灯。
二战结束后，在美中等七个国家审判了乙丙级战犯。其中，被起诉者有 56065人，被处死的有937人。1959年3月以后，厚生省将载有准备合祀的乙丙级战犯名单的“祭神名票”分几次提交给靖国神社。将其作为“昭和殉难者”，从4 月春季大祭时开始，合祀乙丙级战犯，近千人。
同年4月4日，厚生省归国者援护局因“担心产生重大误解”，向各都道府县发出题为《关于与和平条约第11条相关的死者在靖国神社合祀》的内部文件，要求不要公开合祀乙丙级战犯问题。
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刑的28名甲级战犯中，东条英机等7人被处死，小矶国昭、松冈洋右等七人在服刑期间或审判前已经死去。其他在押甲级战犯于1956年都已被释放。从1959年开始，乙丙级死去的战犯已经被合祀到靖国神社。此后，是否将甲级战犯合祀在靖国神社，就成为日本极为令人关注的问题。
靖国神社于1964年向厚生省提出，希望能得到所有战争阵亡者的资料。据 NHK报道，1966年2月8日，厚生省向靖国神社提交了205人的合祀者名单，其中就包括14名甲级战犯。于是，靖国神社开始着手合祀甲级战犯之事。
被处死的甲级战犯、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的高级副官美山要藏大佐，从1945年12月至1963年3月，一直在厚生省援护局任次长等职，具有很大影响。美山在日本投降前就在陆军省负责靖国神社事务。他还是被判终身监禁的甲级战犯、陆军大臣南次郎的亲戚，并与东条英机久有交情。据NHK报道，在美军进驻日本前， 东条曾与美山见过面，并对美山讲靖国神社要永久存续下去，天皇应参拜靖国神社。东条还提议要把“自决”即自杀者合祀到靖国神社。其后，东条自杀未遂，可见他当时想死后进入靖国神社。后来“自决”的军人果然都被合祀到靖国神社。
自明治维新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被祭祀在靖国神社的死者约34万人。而日本投降后，被祭祀在靖国神社的战死者骤增了200余万人。 这些死者大都是美山等负责与靖国神社合作进行合祀的。1966年2月，厚生省以该省援护局课长的名义， 将东条英机等14名被处死的甲级战犯的“祭神名票”送交靖国神社。具体操办的就是美山要藏在旧陆军中的后辈、后任厚生省援护局次长和调查课课长等所为。以此为开端，厚生省和靖国神社逐步推动了甲级战犯的合祀。
1970年6月，曾任东条内阁大东亚大臣、被释放的甲级战犯、 参议员青木一男施加压力，威胁说：“对战争的领导人不进行合祀，靖国神社将负重责。”当时，靖国神社的支持团体“日本崇敬者总代会”，便决定将甲级战犯合祀到靖国神社，并通过了将14名甲级战犯作为“昭和殉难者”合祀到靖国神社的总方针，但又表示具体时间由负责掌管靖国神社的“宫司”定夺。
但是，当时，由于担心正在国会审议的将靖国神社交国家管理的《靖国神社法案》会因此被搁置，并由于甲级战犯合祀遭到在野党和一些宗教团体的强烈反对，担心此举将会引起对靖国神社本身问题的揭露和抨击，靖国神社当时的宫司筑波藤麿表示“将遵照这一方针，但须慎重考虑时机”。靖国神社的“权宫司”（级别次于宫司的神社负责人）藤田胜重也表示“考虑到国民对这14人的感情，将另选时期”。于是，此事便拖延下来。
筑波藤麿从1946年始长期任靖国神社的第五任宫司，曾为靖国神社免于被解体、战后的发展、合祀乙丙级战犯以及准备合祀甲级战犯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慑于各种压力，他后来对合祀甲级战犯的态度一直很慎重。
1978年筑波藤麿去世后，旧职业军人出身的松平永芳7月继任第六任宫司。 随后，他马上将甲级战犯作为与一般战死者等同的“昭和殉难者”，于当年10月17日晚偷偷地合祀进靖国神社，并临时急忙补办了手续。实际上，靖国神社不是将甲级战犯作为“战死者”，更非“战犯”，而是作为“英灵”合祀进靖国神社。④
据松平永芳后来说：“我在就任前就认为，只要不否定东京审判史观，就不能复兴日本精神。”他认为，“为甲级战犯恢复名誉更为重要”。他还说，“厚生省已发出通知”，“由于被处死的人按国内法与战死者予以相同对待，政府公文已经下达，通知合祀就没有什么不妥的”。⑤ 他始终主张“不承认东京审判”。他的主张和做法在日本很有支持者，也反映出其合祀甲级战犯的根本目的，并非为悼念战死者，而完全是为日本的侵略历史翻案。
从上述情况可见，将甲级战犯合祀在靖国神社，多是由具有旧军人背景的人合谋所为。合祀虽然突然实施，但是早有预谋。松平等造成既成事实后，实际上正中政界和社会上一些右翼势力的下怀。合祀甲级战犯虽然系松平等少数人所为，但受到一股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势力的鼓动与支撑。有的报纸就曾指出，“不能说仅仅是松平宫司的意志就走到了合祀这一步，政府在侧面也铺设了轨道，厚生省就参与了合祀名单的制作”。松平本人也于1986年10月指出这是经过了“国家机关的正式决定程序”。⑥
据称，当时的皇室和宫内厅对此也极为慎重，怕捅出事来。裕仁天皇的侍从长德川义宽就曾说：“我曾认为应该像筑波那样慎重处理。”裕仁天皇从1975年参拜后，就没有再去靖国神社参拜过。
据松平永芳后来回忆说：“我一就任，就必须马上解决前任宫司所留下的课题……因此，我极力主张合祀。其根据就是在和约生效翌年的1953年的国会上，已经修改了部分《援护法》，所谓战犯全部按一般战死者相同对待。”
现祭祀在靖国神社的14名甲级战犯是：被判处绞刑的首相东条英机、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中支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缅甸方面军司令木村兵太郎、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首相广田弘毅，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首相平沼骐一郎、首相小矶国昭、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被判处20年徒刑的驻德国大使东乡茂德，在判决前病死的外相松冈洋右、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
从将甲级战犯的“祭神名票”送交靖国神社，到1978年被合祀在靖国神社，此事一直严格保密，日本各界及广大民众根本不知道。直到1979年4月19日被《朝日新闻》报道后，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一事，才在日本和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严重事件。
三 围绕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斗争
战后，日本昭和裕仁天皇曾于1945年11月、1952年10月、1954年10月、1957年4月、1959年4月、1965年10月、1969年10月、1975年11月和创立100周年“大祭”、临时“大祭”等时参拜过靖国神社。现任明仁天皇从未参拜过靖国神社。
战后，在历届在任首相中，在小泉之前参拜过靖国神社者如下：东久迩稔彦于1945年参拜1次。币原喜重郎于1945年参拜2次。吉田茂于1951—1953年参拜3次。岸信介于1957、1958年参拜2次。池田勇人于1960—1963年参拜5次。佐藤荣作于1965—1972年参拜11次。田中角荣于1972—1974年参拜6次。三木武夫于1975、1976年参拜3次。福田赳夫于1977、1978年参拜4次。大平正芳于1979、1980年参拜3次。铃木善幸于1980—1982年参拜8次。中曾根康弘于1983—1985年参拜10次。桥本龙太郎于1996年参拜1次。据悉，宫泽喜一卸任后曾于1992年参拜1次。⑦
在上述参拜者中，在1978年10月前参拜的，多为以公职身份正式参拜。但是，当时甲级战犯尚未被供奉到靖国神社。三木武夫是第一个在8月15 日日本投降日参拜的，但他是以私人身份参拜。1978年甲级战犯被供奉到靖国神社后，前去参拜的福田、大平、宫泽、桥本等均表示是以私人身份。铃木善幸则没有明确公与私的身份。只有中曾根康弘1985年8月15日公然以现职首相身份参拜，而且是在日本投降40周年的8月15日，因而遭到强烈反对。但是，在国内舆论和中韩等亚洲受害国表示反对后，他就再也未参拜过。而佐藤荣作和中曾根康弘均参拜10次以上，其政治倾向性很明显。
小泉纯一郎则于2001年8月13日、2002年4月21日、2003年1月14日、2004年1月1日、2005年10月17日，先后五次参拜靖国神社。 而且前四次是明确地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公职身份进行“正式参拜”，后一次没有明言，实际上仍是以首相身份。在第五次参拜后，小泉对记者讲“我在任总理大臣前就曾这样参拜过”，可见他并非过去一次也未参拜过。⑧ 因此，小泉参拜是最严重的，作用最坏。
而片山哲、芦田均、鸠山一郎、石桥湛山、竹下登、宇野宗佑、海部俊树、细川护熙、羽田孜、村山富市、小渊惠三、森喜朗等多位首相从未以任何身份和形式参拜过靖国神社。而且，中曾根康弘、宫泽喜一、宇野宗佑、海部俊树、细川护熙、羽田孜、村山富市、森喜朗等多位首相，都不赞成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并一再劝说小泉停止参拜。他们主要是担心这样做会影响到日本外交和国家利益。
关于小泉等参拜靖国神社是否违宪，日本舆论各执一词。《日本国宪法》第20条规定“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利”，还规定“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1980年11月，当时的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在众议院答辩时曾说“总理大臣参拜有违宪之嫌”。
1986年，后藤田正晴副首相也曾指出，根据《旧金山和约》第11条，日本已经接受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但又不承认战犯是罪犯，这是自相矛盾。日本舆论指出，厚生省与靖国神社合作实行战犯合祀，本身就违反“政教分离”的原则。
战后，厚生省长期参与靖国神社祭祀问题，在国会中一再被指责为违反“政教分离”原则。但厚生省称是受靖国神社委托，只是进行“援护”，并不违法。实际上，厚生省和靖国神社合作的做法，与战前没什么两样，依旧是一种国家行为。
日本舆论指出，靖国神社的中心目的是“把为由国家进行的战争而战死的军人作为国家的英雄来祭祀”，其最终目的是“通过提高士兵的士气来推动由国家所发动的战争”，“这在战前和战后是一贯不变的”。
日本一些政要和舆论称，悼念死者是日本的传统，是日本独特的文化，人死了就成了“神”，那些战死者是“军神”。这实际上是在借传统掩盖罪恶，用文化包装武化。事实上，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有祭祀祖先和死者的传统和习俗，并非日本独有。日本也并非把所有死者都视为“神”，也并非所有死者都受到如此厚遇。其确定“神”和祭祀有其政治标准，即为天皇和军国主义侵略战争而死者，才会被顶礼膜拜。
小泉表示参拜是为了“对战死者充满敬意和感谢并表示哀悼之意”，是“信条”和“心灵的问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甲级战犯“破坏和平罪”、“违反人道罪”、“战争犯罪”，是根据国际法宣判的。甲级战犯就是国际罪犯，与希特勒同样是反人类的千古罪人。对此类战犯也“充满敬意和感谢”，这的确说明他的“信条”和“心灵的问题”。
小泉和日本一些人称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的“国内问题”，中国等国对此提出批评是“干涉内政”和在打“历史牌”。实际上，这些甲级战犯都是由于发动对别国的血腥的侵略战争，干涉他国内政和剥夺了人民的生存权，才被定为甲级战犯。祭祀和为甲级战犯翻案恰是外交问题。实际上正是小泉本人在打“参拜牌”。他在竞选时向遗族承诺，要每年都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利用“参拜牌”在政坛上角逐。同时，他还利用“参拜牌”，激化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与邻国相对抗。
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第11条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同盟国法庭之判决”。现在日本有些人又翻这个案。而小泉等参拜靖国神社，与一般遗嘱和民众不同，不仅严重伤害中韩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也起到肯定战犯、为侵略历史翻案的作用。
小泉采取两面派做法，一面好话说尽，一面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他曾说“我参拜靖国神社不是核心问题”或只是“一件事”、“一两个问题”。事实并非如其所云那么简单。正是在参拜问题上，集中地反映出日本当前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作为国家的首相，如此行动具有重大影响。其参拜的实质，就是使战争罪犯“无罪化”，使过去的侵略战争“正当化”，从而起到鼓动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
为实现战后“政治总突破”的战略目标，小泉等以历史问题为突破口。其目的是欲迫使国民和国际上认可正式参拜，使之合法化，从而逐步为战犯和侵略战争正名。就在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的过程中，日本政坛发生重大变化。在政治上，小泉日益专权，任用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极端民族主义者执掌内政外交大权，极力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在军事上积极向海外派兵，欲改防卫厅为防卫省，加强日美军事同盟与合作；在外交上与中韩等邻国对抗，领土领海争夺激化；在国际上，极力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些举措与其参拜靖国神社一脉相承，有着密切的政治关联。
战后以来，日本始终有一批军国主义的遗老遗少和极右势力在历史问题上滋事，特别是政界要人不断参拜靖国神社。1981年，日本成立了超党派的“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现在每年都有阁僚和数十名多至百余名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小泉等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更加助长了日本国内为历史翻案之风。
目前，日本的战死者和战犯遗属的心情、状况也很复杂。尽管有不少极力支持首相和政要参拜者，但并非所有的遗属都支持战死者和战犯合祀在靖国神社，也并非都支持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反对者亦不乏其人。有的旧军人自从甲级战犯合祀后，就不再去参拜。日本和平遗族会抗议小泉一再参拜靖国神社。2002年9月，就有81名阵亡者遗属到冲绳地方法院控告小泉参拜靖国神社。2004年2月，又有631名阵亡者遗属到大阪地方法院控告小泉参拜靖国神社。
近年来，东京、千叶、大阪、松山、福冈、冲绳等地居民多次起诉小泉参拜靖国神社。2004年4月，福冈地方法院宣判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2005年9月，大阪高等法院宣判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
2001年，供奉在靖国神社的战死者的部分韩国遗属，要求把战死的亲属的灵位从靖国神社中撤出来。近两年，台湾一些民众也要求把战死的亲属的灵位从靖国神社中撤出。
早在1985年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后，就有人提出分祀甲级战犯问题，但遭到靖国神社的宫司松平等的坚决反对。后来日本一些人士也不断提出分祀问题，同样遭到靖国神社、甲级战犯遗属和右翼势力的反对。1999年小渊内阁官房长官野中广务曾提出分祀。2002年12月，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表示“需要建立国立无宗教的追悼设施”。
但靖国神社对此极力反对，并称被祭祀者的灵魂已经进了神社就“不可能分开祭祀”。有的战犯遗属也抗拒分祀。东条英机的孙女就曾讲，“决不能实行分祀，否则就等于承认以前的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
小泉一再参拜靖国神社，已经遭到国内外的强烈批评。日本朝野不少政治家及新闻界、经济界等各界有识之士，都批评小泉。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最近就严厉批评说：“甲级战犯们并非在战争中战死，对主导战争负有更重大的责任，本来就不应放在靖国神社内供奉。”
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使日本在亚洲和国际上的原本就不好的名声更坏，使日本政府、各界人士战后以来付出巨大努力所树立的反省历史、热爱和平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严重损害了中韩等周邻国家及人民对日本的友好感情和信赖。小泉在历史问题上的行径，使日本更加孤立，在外交上极为被动。今后只要日本首相不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围绕这一问题的斗争就不会终止。
注释：
① 《朝日新闻》2005年6月3日。
② 《日本の進路》2001年9月号。
③ 《环球时报》2005年2月17日。
④ 《東京新聞》2005年10月31日。
⑤ 《諸君》1992年第12号、167頁。
⑥ 《毎日新聞》2005年7月12日。
⑦ 《朝日新聞》2005年6月3日。
⑧ 《朝日新聞》2005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