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礼法结合及其在中国法律史上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礼法论文,西汉论文,史上论文,中国法律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西汉的“礼仪与律令同录”和因家与族的关系而免罪或加刑等，是中国旧律实行礼法结合的开始。从东汉到清朝，始终加以沿用与继承，并成为中华法系的重要特点与标志。它的被沿用与继承，不仅在法制上，而且在思想上。法制上到北洋政府时期，仍在作顽强挣扎；而思想上到解放前夕，还严重存在。因而，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批评了礼法结合的旧律的不平等不合理，是奉行了独尊儒术和维护了封建礼教。
西汉一代是十分重视礼的，这是因为当时独尊儒术，尊奉孔子，宣扬《六经》。而《六经》最基本的宗旨，是提倡君臣、父子、夫妇及尊卑、长幼、亲疏、贵贱、上下等礼，如《六经》之一的《春秋》，从表面看，是讲春秋时期的历史。但更多地却体现了尊卑上下的等级地位和人们社会活动的准则，也就是礼，为此，有“《春秋》，礼义之大宗”的说法。这个礼，在西汉，应该说是君主和臣民活动的最高准则，如有违背，必须惩处。而这个惩处的规定便是法，所以有“出于礼入于刑”的说法。为了保证礼的真正提倡和切实遵循、实行，必离不开法。当然，以礼义为主，以法制为辅。因而，出现了礼法结合，违背礼即违背法，要受到法的制裁。这是用法制来维护礼义。而这种处分，又往往根据礼义的规定与要求。这可从下面的介绍与论述，及其后世的遵循与沿用，以见当时礼法结合之一斑和它在法律史上的地位。
（一）
礼法结合，以法制来维护礼义，可体现为四方面：以经义来断事决狱；“礼仪与律令同录”；强调德赏刑罚必须与阴阳、五行、四时变化相符合；根据礼书规定和纲常伦理来施令与行法。
关于经事决义断狱。是以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孝经》等经义，来处理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以及诉讼事件，其中以《尚书》、《春秋》经义决狱断案为最多。
《尚书》经义决狱，可以追溯到汉文帝时，当时，淮南厉王刘长，一贯违法乱纪，以对抗中央。他“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拟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1〕文帝一开始， 就令其舅、将军薄昭予长书而加以切责。其中有“周公诛管叔、放蔡叔，以安周”等语。这是以《尚书·周书》的经义，先警告刘长，不得继续胡作非为。但刘长不知悔过与约束自己，而是变本加厉的招募宾客、罪犯，并使人连结闽越、匈奴，阴谋共同反汉。发觉后，廷尉奏长所犯不轨，当弃市。结果，参与淮南王谋反者，都予以诛戮。而长“废迁蜀严道，死雍。”〔2〕对于刘长之死，文帝认为，他是根据“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不以私害公”〔3〕。这是汉文帝六年的西汉初期， 就根据《尚书》经义，而废迁阴谋反汉的淮南厉王刘长。
说到《春秋》经义决狱，《汉书·艺文志》有《公举董仲舒决狱》十篇，即《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这是董仲舒为汉武帝及廷尉张汤用《春秋》经义处理重大政事与狱案的记录。董仲舒曾决一具体案子：甲的丈夫乙撑海船，因大风翻船而死，收不到尸体，也无法归葬。四月之后，甲母丙就将甲改嫁。该当何罪？当时有人说甲的丈夫死了，还未安葬，是不能改嫁的，而私奔为人妻，更为严重，应当服弃市（死刑）之刑。但董仲舒根据“《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4〕又甲是被其母丙所改嫁， 她本人并非擅自恣行，也无淫乱之心，不能说私奔为人妻。这些都不能定甲的罪名，因此甲无罪，“不当坐。”这是董仲舒根据《春秋》经义“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而断甲无罪。
根据《尚书》《春秋》经义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处理民间诉讼纠纷，是礼法结合的重要方面。
关于“礼仪与律令同录”。实际上是说“礼仪就是法律”，违背礼仪，就是违背法律，要受法律惩罚。《汉书·礼乐志》曾说：“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颜师古注曰：“理官，即法官也。”可见，这礼仪，也由法官掌握，可以象律令一样，惩罚违犯者。叔孙通是西汉初期的礼学家，为汉定《礼仪》、《傍章》及《汉礼器制度》等。这个《礼仪》、《傍章》，实际上就是法律制度。如《礼仪》之一《朝仪》，王侯、百官都必须遵守，违者有罚。所以，“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至礼毕，尽伏，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灌
失礼者。”〔5〕这里谈的“御史执法举不如仪乾辄引去”，就是对违者《朝仪》规定者，立即将其驱逐而加以惩罚。
至于《傍章》十八篇，也是一种礼仪，它涉及到宗庙、陵墓、守丧、送丧、省亲、休假、洗沐、祝福、祭祠、消灾等礼仪制度。《晋书·刑法志》称其“益律所不及。”所以，违背者有免职、废国、遣归、警告、治罪、论杀等处罚。如“侍祠醉歌”，是说侍祠帝祖宗庙，不能狂饮，否则失礼则要受罚。武帝时，“
侯商丘成，坐为詹事侍祠孝文庙，醉歌堂下曰：出居安能郁郁！大不敬，自杀。”〔6〕又如“临丧后”，这是说王侯、百官会同送丧之礼。应当准时参加，如有迟到或缺席，则要惩罚。武帝时，汉初丞相张苍之孙“类代侯，八年，坐临诸侯丧后，就位不敬，国除”（废除封国）〔7〕。而张汤的《越宫律》、赵禹的《朝律》，实际上也是“益律所不及”的礼仪。《越宫律》为宫卫之礼，《朝律》为朝聘之礼。《越宫律》为宫殿、省禁、苑园、乘舆、驰道、宫门、殿门、司马门等规定的严格的礼仪制度。如“无引籍不得入宫司马殿门”。如昭帝时，太医监充国，阑入殿中，下狱当死，因帝姐鄂邑长公主，为其“入马二十匹赎，乃得减死论”。〔8〕这实际就是违背宫殿门卫之礼，就得处罚论罪。《朝律》为朝觐聘享、朝献、春朝、秋请、大朝、外朝、中朝等规定隆重的礼节与仪式。春朝、秋请，也所谓“朝请”。这个“朝请”，不仅王侯、官吏对皇帝、太后十分恭敬有礼，皇帝、太后对王侯、官吏，也以礼相待。如河间献王子重侯刘担，“元狩二年，坐不使人为秋请，免。”〔9〕又建成侯刘拾， 元鼎二年，因不朝，惩以“不敬”罪，而免侯废为庶人。
在这里，无论是叔孙通的《礼仪》、《傍章》，或者是张汤的《越宫律》、赵禹的《朝律》，在定礼仪、立制度中，就充分体现了礼法结合，以法护礼。所以，清末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说得好：“汉礼仪多在律令中。”〔10〕
关于德赏刑罚必须与阴阳五行四时变化相符合。自西汉开始的今文经学，是儒家学说的阴阳五行化，也是与原始儒学的不同之处。董仲舒曾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11〕同样理由，德不得刑之助，也不可成“治世”。这是以天的阴阳而言。而以天的四时而言呢？他又说；“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刑罚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12〕也是所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其他如《淮南子》、《盐铁论》、《礼记·月令》中，都有这方面的论述。特别是《淮南子》竭力主张这一观点，所谓“因春而生，因秋而杀，所生者弗得，所杀者非怨，则几乎道矣。”〔13〕《淮南子·时则训》记载详尽，认为春夏两季，是五行的木、火、土时，不可用刑罚，而应布德行赏，省徭赋，济贫穷，吊死问疾，以行惠令。对于在狱的囚犯，主张除枷锁、不拷打，宽重犯，增囚食。对于小罪轻囚，予以断决，使免受盛夏炎热之苦。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爱人”之“仁”。而秋冬两季六个月，是五行的金、水时，要诛戮那不孝不悌之人；要惩罚那些务农不力而秋种失时的人、工商业者中“作为淫巧”之人；要逮捕盗贼“罪之不赦。”
在这里，董仲舒说阴阳为“天道”，四时为“天时”；《淮南子》说春生秋杀是“几乎道”，秋罚“征不义”，冬杀“使贵贱尊卑各有等级。”这个“天道”、“天时”和“道”、“义”，实际上就是要使生杀都符合天意。这个天意，在当时就是礼义的反映与体现，所谓“圣人法天而立道，故亦溥爱而无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义立礼以导之。”〔14〕所以行法惩罚必须符合阴阳、五行、四时变化的天意，显然也是礼法结合的体现。
关于依礼书的规定和纲常伦理来施令行法。西汉时，《仪礼》、《礼记》、《大戴礼记》立于学官，《周礼》开始流行于民间，到王莽时也立于学官，为社会各界广泛传诵、深入研究。当时，不少案件的处理、不少诏令的拟定，往往都根据《周礼》、《礼记》的有关规定，如《周礼》有“八辟”，也叫做“八议”，这是对皇帝的本家、故旧、官吏、功臣、贤者、能者、贵族、先朝之后等八类权贵贤能之人有罪，当先请示皇帝，可以免罪或减轻。西汉有一系列的诏令，便是遵照实行的明证。如高帝七年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15〕到西汉末平帝时，仍有这方面的诏令，所谓“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请。”《周礼》又有“五听”、“三宥”、“三赦”。其中“五听”是断狱须审慎仔细；而“三宥”、“三赦”是对老幼、愚蠢和过失等特殊情况要宽恕。这从西汉初起就遵照实行，自景帝以后，越来越符合《周礼》上的规定，所谓“自此以后，狱刑益详，近于五听三宥之意。”〔16〕
《礼记·曲礼》有“刑不上大夫”的规定，而文帝时贾谊曾上疏说：“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这是要求对贵族官吏有罪不上刑、不坐牢。罪重可以废退，也可赐死，或令自杀。文帝是接受了贾谊的建议，所谓“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17〕
至于纲常伦理，特别是违背三纲中君臣之纲，是最大的背礼违法。西汉时期，凡是违背君臣、君民之礼，均以大逆无道、逆乱不道、谋反、谋为大逆、为臣不忠、罔上不道、誖逆无道等大罪，而处以严刑酷罚。如高帝时，淮阴侯韩信、梁王彭越因谋反而灭三族。武帝时，丞相刘屈釐夫人，以丞相多次被谴责，就使巫祠社，祝诅武帝，并有恶言，罪至大逆不道，“有诏载屈釐厨车以徇，要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18〕
在这里，根据礼书规定而下诏令和处理狱案，以及对违背纲常伦理处以严刑峻法，实际上都是以法或令来维护礼。因为，礼书的规定无疑是礼，而纲常伦理是礼的集中表现。所以，也是礼法结合的具体贯彻与实施。
（二）
礼法结合的又一重要方面，是表现在因家、族的关系而免刑或加重。家与族的一些规定与制度，实际上都是一种礼。这是因为，由于共同的生产、生活等活动，慢慢形成一种风俗习惯，风俗习惯又慢慢形成道德礼义，这种道德礼义再上升为必须遵守的家制族制。所以，家制族制本身就是一种礼义与道德规范。近代著名礼学家劳乃宣曾这样说：法律生于政体，政体生于礼教，礼教生于风俗，风俗生于“生计”。因此，家制族制本身是礼的重要内容。如《礼记·曲礼》将父子、兄弟、姊妹、男女、叔嫂间相互关系，作为礼的内容；《礼记·内则》将媳妇如何孝敬公婆、子女如何对待父母罪过的家规，作为礼的内容；《礼记·坊记》将作为孝子如何对待父母祖父母、如何对待兄弟、如何对待宗族、如何对待财产，列为礼的内容；《仪礼·丧服》将家与族之间同财共济的规定，作为礼的内容；《大戴礼记》曾子论孝诸篇，将父子间孝慈，兄弟间顺悌的家制，作为礼的内容；《大戴礼记·曾子制言》将为父母、兄弟、族人复仇的规定，作为礼的内容；《大戴礼仪·盛德》将族中长幼有序、教以敬让的规定，作为乡饮酒礼，而以男女有别，夫妇有义而无淫乱的规定，作为婚烟之礼；《周礼·大司徒》将闾党、邻里相爱、相葬、相救、相赒的族规，作为礼的内容；《周礼·族师》将“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的族制，作为礼的内容等，便是最好的见证。
而西汉时期，根据家制族制而免罪轻刑、重罪加罚，或根据家制族制进行调解，使其无讼，是很普遍的。
因家制族制的关系而免刑从轻者，如景帝时，楚元王子艺参加了吴王刘濞发动的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平定后，艺等因是宗室就从轻处理。所谓“楚元王子艺等与濞等为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汙宗室。”〔19〕楚元王为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少弟，刘艺为元王子；而景帝为刘邦孙。也就是说艺与景帝为同曾祖的叔侄关系，所以仅开除族籍而不加刑。
宣帝时，更重家与族的关系，曾下诏说，父子祖孙夫妇有罪而相互隐匿，可以免罪，即使死罪，上报皇帝后，也可减免处理。这一诏令，在元帝时，得到具体的贯彻。元帝异母弟东平思王宇，经常与奸猾交通，犯法乱纪。元帝以弟而不罪，所谓“上以至亲，贳弗罪。”后来，王待王太后也不好，王太后曾为此上书元帝。元帝一方面以“亲亲之恩莫重于孝，尊尊之义莫大于忠”教育王；一方面以玺书赐王太后，其中有这样的话：“传曰：‘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已遣使者谕王，王既悔过服罪，太后宽忍以贳之，后宜不敢。”〔20〕这是兄隐弟罪、母隐子罪的体现。
因家制与族制的关系而被牵连、重罚，也不乏其例。西汉初有一人犯罪而连累三族，前面提到汉高祖刘邦时，韩信、彭越谋反，均“夷三族”。高后时，虽有除三族令，但文帝时又恢复，所谓“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21〕而到武帝时，又有罪及五族的。宣帝时，大司马霍禹谋反夷宗族，而车骑将军、录尚书事张安世的孙女，因是霍禹母亲或妻子娘嫁的媳妇，也要株连，所谓“其（指张安世）女孙为霍氏外属妇，当相坐。”〔22〕
而违背家庭中祖孙父子之礼的，特别是子孙不孝顺孙父母、祖父母，应当重罪严罚。景帝三年，襄平侯纪嘉之子恢说欲杀父。是年十二月，景帝就下诏说：“襄平侯纪嘉子恢说不孝，……论恢说及妻子如法。”〔23〕如元帝时，王尊为美阳令，有美阳女子告假子不孝，并说“儿常以我为妻，妒笞我”。尊于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悬磔著树，使骑吏五人张弓射杀之。”〔24〕王莽时，金钦为光禄大夫侍中，封都成侯。为了荣耀他的功爵地位，为父明立庙，但不入祠其祖夷侯常庙。为此，被甄邯劾奏“诬祖不孝，罪莫大焉。”并且，众大臣都要求应将钦治罪。于是，“谒者召钦诣狱，钦自杀。”〔25〕
而违背家、族中尊卑上下秩序与男女有别、夫妇有义等规定，而乱搞男女关系，可以“誖人伦”、“禽兽行”、“奸乱”、“淫乱”等论罪。武帝时，燕王定国与父姬奸，生一男；夺弟妻为姬，并与女三人奸。后为人告发，结果“下公卿，皆议曰：‘定国禽兽行，乱人伦，逆天道，当诛。’上许之。定国自杀，立四十二年国除。”〔26〕昭帝时，济北王宽与父式王后光、姬孝儿奸，有司以为悖人论，应诛。结果，王自杀，封国也废除。宣帝时，代王年与女弟私通并生子，结果“有司奏年淫乱，年坐废为庶人。”另外，在一个家庭中数男共妻一女，更是违背家制族制，而当严惩不贷。宣帝时，燕、赵地区，有三男共娶一女生四子。后来四子稍长，就各求离别争财分子。中央廷尉决断，“以为悖逆人伦，比之禽兽。生子属其母，以子并付母。尸三男于市。奏免郡太守、令、长等，无师之道。天子可其奏。”〔27〕
因家、族中主张同居共财，诏令加以提倡，对于违背者必须加以调解，使其无讼。
汉惠帝刚即位就下诏说：“今吏六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28〕这是说，某一男子若与官六百石以上的兄弟、或伯父叔父同居的话，可以享受只纳军赋而无其他赋役负担的优待。这是以诏令的形式，肯定家族中同籍而不分居的规定。
王莽是主张共财的。称帝后，将让田于九族、乡党、邻里作为一种法令，也所谓“王田令。”即“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29〕这是将共财共田作为法令加以实行。
至于争田争财之讼，根据家、族中共财的规定，官吏必须加以规劝、调解，使其息讼和好如初。宣帝时，韩延寿为冯翊太守，其所属高陵县，出现兄弟争田之讼。对于这一兄弟争田之讼，韩认为最大的罪过在他自己，因他不能宣明教化，他派三老、孝悌、族长等地方上有声望有威信者，进行劝说、批评。从而迫使兄弟和好如初，而不敢争财争利。所谓“讼者宗族传相责让，此两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谢，愿以田相移，终死不敢复争。”
以上因家与族的关系而免罪轻刑，这是体现了家内族内“相爱”、“相保”、“相救”的制度。而因家与族的关系而连坐族诛，这是家与族中之人刑罚庆赏“相及相共”制度的反映。而子孙对父母祖父母不尊敬、不爱护而受重罚，这是必须维护家规“孝”的体现。对于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予以严刑峻罚，这是必须维护家中族中尊卑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夫妇有义的规定的体现。而下诏鼓励同居、定令族内均田，对于兄弟争夺土田财产，必须予以调解教育使其无讼，这是必须维护家内族内“同居共财”、“相受”、“相赒”规定的体现。而家规族制，本身就是一种礼，所以上述种种，显然都是礼法结合的重要表现。
（三）
由上可见，西汉的礼法结合是很普遍的。这一自西汉开始的礼法结合，以法护礼，德主刑辅，在以后的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都得到贯彻，特别是《唐律》，更是礼法结合，以礼入法的集中表现。所以，象张汤的维护宫苑、省禁之礼的《越宫律》，是《唐律》的“卫禁律”和“诈伪律”的重要根据；而赵禹的维护朝觐聘享之礼的《朝律》，是《唐律》“职制律”与“户婚律”的根据之一。至于董仲舒、《淮南子》、《盐铁论》、《礼记·月令》等，主张用刑不该在春夏万物生长发育时期，而应在秋冬的这一思想，在东汉时期已定为法典，所谓“永平（东汉明帝年号）旧典，诸当重论皆须冬狱，先请后刑，所以重人命也。”〔31〕明、清时期的秋审、朝审，是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而关于“朝审原于明朝天顺三年，会每岁霜降后，但有该决重囚，三法司会同公侯伯从实审录。秋审亦原于明之奏决单，冬至前会审决之”〔32〕的记载，便是明证。
又开始于西汉的经义决狱，特别是《春秋》经义决狱，自东汉、三国、两晋、北魏、北齐、北周，至于唐、宋时期，都曾加以沿用。而根据礼书的规定而免罪轻刑，如“八议”、“刑不上大夫”、“五听”、“三宥”、“三赦”等，西汉一代的确全面贯彻与实施了《周礼》与《礼记》的以上有关规定。其中“五听”、“三宥”、“三赦”，以后历朝在执法中，基本上都加以贯彻。而“刑不上大夫”，实际上也包括在“八议”之中。自三国开始，“八议”入律，所以《魏律》有八议条目。三国以后，至于明、清，历朝法律，基本上也都有“八议”条目。
而因家制、族制及纲常伦理而论罪重罚，如谋反、大逆不道、谋为大逆、逆乱不道、巫蛊祝诅、降敌叛国、不孝、告父、诬祖、禽兽行、乱人伦、淫乱、不敬、大不敬、不道、杀一家无辜母子三人、杀师父子，实际上就是后来法律上的“十恶”条目。此方面最先入律者为北齐，《北齐律》中有重罪十条。后来，《隋律》重罪十条改为“十恶”，所谓“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33〕唐沿用隋，《唐律》“十恶”各条有注，又有“疏议”解释，就比较清楚。
这个十恶罪条，清末修改法律时，曾对它稍有触动，但礼教派就有意见。所以，虽不列入正律，却要别立单行法。如近代著名礼学家、江苏提学使劳乃宣，上书宪政编查馆说：“法律大臣会同法部奏进修改刑律，义关伦常诸条，未依旧律修入，但于附则称中国宗教遵孔，以纲常礼教为重。如律中十恶、亲属容隐、干名犯义、存留养亲，及亲属相奸、相盗、相殴、发塚、犯奸各条，未便蔑弃。中国人有犯以上各罪，应仍依旧律，别辑单行法，以昭惩创。”〔34〕这充分表明了，不但古代重视违礼的“十恶”，就是近代仍有人维护“十恶”罪条，而反对加以废止。
因此，开始于西汉的礼法结合，或者说是德主刑辅、以法辅礼，到20世纪初期，还受其深刻影响。如根据资产阶级刑法原则与立法例修订的《大清新刑律》，在其后仍附录了《暂行章程》五条。这五条是加重了侵犯皇室与杀伤尊亲属罪、发掘尊亲属坟墓尸体罪；规定了无夫妇女犯奸有罪、对尊亲属不适用正当防卫等。这实质上是主张礼法结合，维护纲常伦纪。而北洋军阀时期的《第一次刑法修正案》，则在《总则》中增入“亲属加重”一章，并采入《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前者是对祖父母有犯，要特别论罪。就是对期亲以下有犯，也比寻常凡人加重加严。后者主要是将正当防卫不适用尊亲属、无夫妇女犯奸有罪列为正条。这些集中体现了维护礼教、遵循服制，实行礼法结合。以上是在法律制度上的影响。而思想上的影响，那要到解放前夕。如居正在1946年认为：“家族在法律上还是有它的地位。”梁漱溟更在1949年说：“以后的世界是以礼乐换过法律的，全符合了孔家宗旨而后已。因为舍掉礼乐，绝无第二法门”〔35〕，便是最好的例证。
当然“八议”，“刑不上大夫”，因家族制度、纲常伦理及礼的关系而免罪减刑或论罪重罚，体现了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是尊卑、贵贱、亲疏、上下的不平等，特别是妇女与卑幼受到了莫大的迫害与不公正的待遇。这是中国旧律的特点，也是它的缺陷与不足。而“五听”、“三宥”、“三赦”，其中“五听”是对具体案子进行具体分析，必须充分全面的了解调查情况，然后给以客观的恰当的处理，这是决狱慎审的表现；其中“三宥”、“三赦”，这是对老幼、愚蠢、身体与智力有缺陷等特殊情况的宽恕，表面看似乎是法律面前不平等，实际上是从不平等中求得平等。这些又是中国旧律的特点，但也是它的优点。因此，至今并非毫无借鉴与继承之处的。
总而言之，西汉的礼法结合，对以后历代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以及法律家的活动与思想，具有深刻的意义和久远的影响。所以，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注释：
〔1〕〔3〕《汉书·淮南王传》。
〔2〕《汉书·文帝纪》。
〔4〕《御览》六百四十，引董仲舒《春秋决狱》。
〔5〕《汉书·叔孙通传》。
〔6〕《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7〕《史记·张丞相传》。
〔8〕〔9〕《汉书·王子侯表上》。
〔10〕《历代刑法考》。
〔11〕《贤良对策·第一策》。
〔12〕《春秋繁露·四时之副》。
〔13〕《淮南子·诠言训》。
〔14〕《汉书·董仲舒传》。
〔15〕《汉书·高帝纪下》。
〔16〕〔21〕《汉书·刑法志》。
〔17〕《汉书·贾谊传》。
〔18〕《汉书·刘屈釐传》。
〔19〕〔23〕《汉书·景帝纪》。
〔20〕《汉书·宣元六王传》。
〔22〕《汉书·张汤传》。
〔24〕《汉书·王尊传》。
〔25〕《汉书·金日
传》。
〔26〕《汉书·燕王刘泽传》。
〔27〕《初学纪》十二，引谢承《后汉书》。
〔28〕《汉书·惠帝纪》。
〔29〕《汉书·王莽传》。
〔30〕《汉书·韩延寿传》。
〔31〕《后汉书·襄楷传》。
〔32〕〔34〕《清史·刑法志》。
〔33〕《隋书·刑法志》。
〔35〕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五章《世界未来之文化与我们今日应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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