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近百年中日关系的历史教训——在1997年11月东京第四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的发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东京论文,第四届论文,教训论文,国际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四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是在中日建交25周年的时候召开的。我对这次会议在东京顺利召开，表示衷心祝贺！
有历史记载的中日关系已超过了两千年。从两千年的长程来看，中日关系的发展总起来看，是友好的。近代以前，由于封建时代的中华汉文化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日本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各方面，从汉文化中借鉴、吸收了多种养分。那时候，中国社会发展的总水平高于日本，中国仍然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日本。鉴真和尚等高僧冒着生命危险去日本传授汉文化，阿倍仲麻吕等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冒着生命危险来中国学习汉文化。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体现出了一种高尚神圣的品格。日本的史书上有元寇的记载，中国的史书上有倭寇的记载。这当然是令人不快的。但是，无论元寇、倭寇，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都不很长，而且事隔数百年，今天的中日两国人民都很难对它承担责任。进入近代，中日两国都曾遭遇西方列强的侵略。但是由于中日两国所承受的压力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由此引起的中日两国统治者反应不同，中日两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迅速吸纳西方文化，在明治维新以后发展起来，不仅超过了中国，逐渐赶上并达到了西方的水平。这时候，中日两国关系就变成了一个“沉重的题目”，干戈刀兵，腥风血雨，侵略反侵略，绵延了七十余年。
今年是中日恢复邦交25周年，也是甲午战争结束102周年，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束96周年，日俄战争结束92周年，“二十一条”提出82周年，九一八事变发生66周年，七七事变和南京大屠杀发生60周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52周年。如果从1868年算起，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迄今已130年，以上所列各大事都包容其中。拿这130年划分若干段落，可以分为：1868—1885，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准备期；1885—1895，是日本蓄意发动甲午战争的时期；1896—1901，是日本伙同列强侵略中国的时期；1902—1928，是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时期；1928—1937，是日本准备全面侵略中国的时期；1937—1945，是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并终于导致失败的时期；1946—1971，是中日无国交时期；1972—1997，是中日复交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全面交往的时期。
130年中，中日两国之间，经常笼罩着不祥的战争阴云。 远的不说，从1894年甲午战争起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止，就有：1894年7月—1895年4月的第一次中日战争；1895年6月—10月的日本占领台湾的战争；1900年6月—1901年4月日本参加八国联军之役，《辛丑条约》签订后，日本取得了在中国的驻兵权；1904年2月—1905年9月日俄两国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战争；1914年9月—11 月日本出兵占领山东并在其后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日军占领青岛直到1922年；1928年4月— 1929年5月日军再次出兵山东占领济南、青岛；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沈阳挑起事变，旋即占领东北全境，继后日军超过长城， 陈兵丰台， 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 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全面侵华战争。 从1894年到1945年的半个世纪中，日本对中国刀兵相见的日子，多于和平安静的日子。从这里不难看出，近代日本和中国之间，存在着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脱亚入欧”，逐渐发展成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齐名的资本主义、军事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日本强大了，中国衰落了，日本却对中国进行了长期的侵略。这与近代以前中日之间的情况正好相反。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应该说，近代中日之间，不仅只是血与火的关系。日本在被西方侵略以后自图发展并终于崛起的经验，给了中国人民以启迪。甲午战败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许多中国人到日本去留学，他们要看一看，日本人是怎样自强起来的，清政府甚至派政府要员去日本考察政治，从日本聘请专家来华厘定法律等等，这与盛唐时期日本派出“遣唐使”到中国来学习文化、考察政治时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留日学生中，出现了一大批革命分子，也出现了一批技术专家和人文学者。一些日本友人还给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的革命活动提供过帮助。正是这批在日本接受教育和得到帮助的青年人，成了改变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大量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观念，大多是通过留日学生介绍到中国来。在中日无国交时期，许多日本友好人士竭力推动了中日之间经贸、文化往来，发展了两国民间友好关系。由此可见，近代中日关系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确存在着友好情谊。这些，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的。较之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发动对华侵略和战争给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和灾难来说，我们尤其感受到中日两国人民间的这种友好情谊的可贵。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资后，中日之间长期没有正式国交关系。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日本作为美国国际战略包围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部分，担负着反华反共的任务，虽有民间友好关系，国家关系却是冷冰冰的、敌对的。因此，两国关系不能正常地展开。
可以说，近代中日两国关系史，只有1972年复交以来的25年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互利互惠交往的历史。25年来，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中日两国外交当局间、两国政府间建立了交换意见的正常渠道。中日民间友好人士的交流活跃。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定期会议分别在北京、东京轮流召开。今年9月桥本龙太郎首相访问中国， 李鹏总理刻下正在回访日本，继续商讨改善中日国交的大计，引起国际注目。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大大改善了两国的政治关系，从而带来了经济、文化交流的热络。1972年两国贸易额为11亿美元，1996年便大大超过了600 亿美元，就是明显的证明。产业、科技、环境方面的交流蓬勃发展。文化艺术、体育界往来频繁。学术、教育界访问不断。与本世纪初的留学热潮相似，复交以后中国学生再次掀起留日热潮。日本学生到中国留学，最近几年更有增加趋势。两国建交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往来密切，对中国有好处，对日本也有好处。两国人民更加了解了，两国的经济文化发展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尽管这25年中，两国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国际因素等区别，两国关系中存在着摩擦、争吵，有几届日本内阁大臣就中日历史关系发出不和谐的声音，干扰了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但是总起来说，这25年中日关系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的，主流是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十分珍惜这段历史，推动它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国与国之间存在摩擦、争吵，是不难理解的。中日两国之间有些摩擦也是很自然的。我以为，中日两国之间如果解决了两国关系历史的认识问题，解决了日本对台湾的关系问题，其他的摩擦是不难解决的。
桥本首相今年9月访华时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谈时指出， 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才能真正迎接未来。他在访问沈阳九一八事变博物馆，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表示：“我们无论怎样健忘，也不能忘记历史。我们可以学习历史，但不能改变历史。我们必须承受起历史的重负。我本人就是怀着正视历史的愿望来到这里的。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加强日中关系，并面向未来。”桥本首相的这个讲话非常值得重视。他正确地指出，我们可以学习历史，但是不能忘记历史，不能改变历史。这句话，可以说是解决历史认识问题的一把钥匙。解决了近百年中日关系历史的认识问题，中日关系发展的许多问题都好解决了。
对于近百年中日关系中日本侵略中国这个历史事实，所有的历史学者和各国人士包括日本所有正直的历史学者和人士都不认为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政界有那么多大臣不承认这个事实呢？为什么有那么多日本政界人士要在八一五那一天去朝拜供奉在靖国神社里的日本战犯呢？为什么日本国会在日本投降50周年时勉勉强强通过了那样一个徒引世人嘲笑的所为“不战决议”呢？为什么日本文部省要修改中学教科书有关日本侵略的表述呢？这恐怕在相当程度上与某些日本政界和社会人士的日本观、他们的中国观或者中日关系观有关。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确立了“脱亚入欧”、“开疆拓主，布国威于四方”和大陆政策的发展方向。甲午之战，八国联军之役，日俄之战，日本不仅全师而返，而且从中国取得了差不多3 亿两白银的赔款和巨大权益，还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它在华的部分巨大权益。日本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从此以后，日本改变了它在历史上曾经师从中国的态度，转而轻视、蔑视中国和中国人，以为可以从中国予取予求，完全不在乎中国人的反应。以至于卢沟桥事变一发动，日本军政方面便认为可以在两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其狂妄自大、不可一世，活灵活现地刻划出日本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轻易从中国勒索巨大权益而极大地小视中国那样一种心态。这种心态，今天，在某些有错误历史观的日本人中是否还存在呢？这是一个疑问。我想，这部分日本人士，应该对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历史，对“脱亚入欧”、“开疆拓土，布国威于四方”和大陆政策的实施后果，对长期侵略中国、侵略朝鲜以及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和盟国作战的历史，加以反省。某些日本人记住了原子弹加给日本的损害，却忘记了日本加给它的邻国那么多、那么大、那么长久的损害。反省不够可能有客观原因。1945年以前的日本近代历史，发展那么顺畅，那么咄咄逼人，没有给日本人反省自己的机会。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虽然失败不能不说是创深痛巨，但由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某些日本人仍然没有抓住反省自己的机会。据日本新闻媒体最近报道，同25年前中日建交相比，日本国民对中国的看法很冷淡，或者说，日本人的对华感情恶化。因为中国人抓住历史问题不放，老是迫使日本人实行“道歉外交”或“谢罪外交”。我不知道日本新闻媒体作这种报道的根据如何，我想也可以举出相反的证据，说明许多日本国民仍然保有对中国的高度热情。但是，说中国人迫使日本实行“道歉外交”或“谢罪外交”，是不符合事实的。日本政府的“道歉外交”，其根源在于没有真正解决对侵略战争的历史认识问题。否认侵略，不仅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伤害了东亚及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感情，也伤害了有正义感的日本人民的感情。中国人不仅关注历史，更关注现在和未来。我们真诚希望中日两国有一个和谐共处、努力推动彼此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在和未来。
中国著名的革命家章太炎1906年出狱后访问日本，看出了日本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不久后写下如下诗句：“天骄岂能久？愁苦来无沂。”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上形成的那样一种“天骄”情态，章太炎在本世纪初就感受到了，日本人至今是否觉察到了呢？
台湾及台湾海峡目前存在的状况，纯粹是中国的内政。不久前还有日本人士明确地指出，日本不要染指台湾。我们常常读到这样的报道，日本人有一种所谓“台湾情结”。应该说，有“台湾情结”的也只是部分日本人。这当然是由一定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对甲午割台及日本统治台湾50年如何评价，学者们可以根据史料作出判断。不过，当甲午战争100周年的时候，有的日本人跑到台湾去， 说什么日本不是从中国手里割取台湾，而是从清国手里割取台湾，为主张“台独”的人撑腰打气。还有日本人公开发表文章，指责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台湾是“得陇望蜀”，说什么从日本来看，“中国必须分裂”。这种论调，不啻是军国主义的狂热症发作。这样的“台湾情结”就应该批判。日本还有日美安全合作范围包括台湾海峡的说法，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生活在台湾岛的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应该统一，台湾应该回归祖国。日本某些人鼓吹的“中国必须分裂”，“台湾独立”，以及歌颂军国主义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的论调，是会伤害中国人的感情的。
日本人经常感叹中国缺少“知日派”，希望中国留日学生中多一些知日派，中国领导人中有知日派。有的日本对华友好人士批评日本社会不能热情接待中国留日学生，所以多数中国留学生希望去美国和欧洲。这使我回想起本世纪初中国学生大批留日时的情况。1918年3月20 日，国会议员高桥本吉在日本第四十届国会上发言说：“假如有所谓为日本的利益而教育中国人，中国人是不会为此感谢的。我相信只有为中国人的利益而教育，才真正有利于东洋和平。”这种意见，在当时是真知灼见，也是空谷足音，可惜不为日本社会所接纳。1920年日本第四十三届国会中，清水留三郎等向政府提出质询谓：“来日之中华民国留学生归国之后，多成为排日论者，而留学美国之归国者却多成为亲美论者，政府将采何种方针？”此后，日本议会和政府曾设想给中国留日学生提供多种经济上的援助，简化入学手续，增加招生名额，改变学校对中国学生的冷漠态度，改善一般日本人对中国学生的轻慢侮辱态度，国会甚至还通过了退还部分庚款以发展对华文化事业的决议，等等。这些如果能实行，未尝不能产生某些好的效果，但尽管如此，也只能是隔靴搔痒，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留学生对日本的感情。日本长期轻侮中国、侵略中国，怎么能使中国留学生对日本产生好感情呢？大批留学生不领日本政府的情，拒绝庚款资助。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发生，留学生纷纷回国参加抗日活动。如果日本国民不对中国留日学生的留学史和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加以反省，怎么能希望中国留日学生中大量产生真正的“知日派”呢！
必须指出，许多正直的日本历史学者本着历史良知，在正确对待中日关系历史方面作了许多值得赞许的工作。以家永三郎教授为例。十多年来，为了忠实于历史事实，坚持在教科书中正确反映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历史，同要修改教科书的行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他不惜用十多年的时间打官司，为尊重历史事实作了可贵的不懈努力，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同情。8月31 日《朝日新闻》社论《家永诉讼的战后史意义》指出：“作为一个学者，家永之所以常年坚持上诉，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表明自己在战争时期没有进行反战的‘责任’。他说，战后著书的目的是为了用‘为什么没有防止战争’这一深刻的思想意识来验证历史。”家永教授的自省意识及其为此所做的长期奋斗，令人肃然敬佩。在正确认识近代日本历史、认识近代中日关系历史方面，还有许多正直的日本学者在尊重基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撰写了大量的历史著作，在历史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我也常常看到有的日本青年反映，他们的教科书，他们的长辈，没有教给他们日中关系历史的真相。因此，我向在座各位，尤其是向在座各位日本历史学者呼吁，应该本着人类良知，把你们所知道的真实的日中关系历史真相教给日本青年，也教给中国青年。这样，在你们的可贵的努力下，就可以培养出能正确处理历史问题，也能正确处理现实问题的下一代国民。这样培养出来的真正的“知华派”或“知日派”，就能在21世纪把中日关系推进到更令人满意的新时代。
在反省历史方面，中国人作得比日本人要好些。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一直在进行自我反省。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更加强了自我反省。此后，才有康、梁的戊戌维新，才有义和团的“扶清灭洋”，才有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种种改造社会的主张，才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中华民族的成立，才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才有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才有1978年以后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中国人正是反省了中日两国近百年关系史，才认识到只有抓住日本侵略中国这个中日关系历史的基本线索，才能展开今后的中日关系。在反省中日关系历史（包括反省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关系）的过程中，中国人认识到，中国政府的腐败，经济发展的停滞，科技的落后，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无知或少知，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权不完整、独立难保证、国家贫穷落后的内部原因。落后就要挨打，是一个形象的概括。帝国主义（包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就是利用了中国的落后。中国人终于认识到，只有争取到国家的独立，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中国才有可能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发展了，中国才有可能免除贫穷落后。只有国家强大了，中国才有可能同世界各大国发生平等国交。只有这时，在外国可能凯觎中国时，才能顶住列强的封锁、制裁，发展自己；在外国愿意与中国交往时，才能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之发生互利互惠的平等交往，而不至于丧失国家的立场和利益，才能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本着这样的认识，中国正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集中力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且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在实现我们的先辈提出的国富民强的理想上迈出了扎实的步伐。这时候，忽然有所谓“中国威胁论”跑了出来，在美国、日本的报刊上广为宣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霸权主义理论的曲折反映。中国虽然有了进步，但国民经济总产值较诸大国还差很多，人均产值排在世界人均数之后，何来威胁之有？百余年来，中国受各霸权大国欺凌的痛苦经验载在史册，我们不会忘记。早在本世纪60年代，中国领导人在坚持反霸权主义的同时，一再表示不称霸，并且以此教育我们的干部和人民。我相信，就是将来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了，中国也不会在世界上称霸。
反省近百年的中日关系，不是要抓住历史不放，而是要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使后人变得聪明起来，从而更好地开展未来。学习历史是为了面向未来。我想这应该是我们这次研讨会的目的。不久前，我曾到1894年9月大东沟海战战场寻访史迹，不经意间， 在大东沟（今东港市）附近的大孤山上发现一块刻着“安部仲
之遗迹”（安部仲即阿倍仲麻吕）的石碑，此碑已甚斑驳，显然设置已很久远。我猜想，这或者是安部游历之地，或者是他航行落难之地。回顾中日交往历史，我多么希望，此后中日之间多一些安部遗迹，不再有战场遗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