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的成功关键在于改革的方向正确——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键在于论文,改革开放论文,十周年论文,正确论文,方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时间里，党带领人民进行了新的伟大革命，解放、发展了生产力，使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世界上进行改革的国家不少，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也不少，但成效很不一样，并不是凡是改革都会取得成功的，也并不是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就会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我国改革的成功关键在于方向和道路完全正确，符合党心民心，顺应历史潮流。当前迫切需要系统地回顾总结我国改革的宝贵经验，进一步坚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我国的改革是在各种思想的斗争中开展的，呈现出一幅复杂的景象。我国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胡锦涛同志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十大宝贵经验时，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作为“管总的”三条经验的首要一条，他指出：“我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在于既没有丢老祖宗、又发展老祖宗，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发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作用，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①这是我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但是，不可否认，我国改革也受到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理论界曾经得到相当大程度的泛滥，有人千方百计地要用新自由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这不能不对改革的实践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新自由主义蔓延的地方，改革也曾出现了一些错误的做法，例如，由于某些人把经济人假设当作改革的理论前提，一些地方推行了削弱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私有化措施；由于迷信市场经济万能论，盲目地不顾条件地推行市场化，削弱国家宏观调控，甚至在非经济领域也实行市场化，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尽管这不是主流，不影响改革的全局，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对这一方面的教训，我们也要认真总结。我们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一方面要肯定并坚持改革的总的指导思想，保证沿着正确的方向、道路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也要纠正实际工作中由于错误思潮的干扰所带来的偏差。这两个方面都不能停顿和倒退。
在改革过程中，围绕着改革的方向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在总结改革的经验时，有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一些流行的似是而非的观点从理论上加以澄清。我们就此谈一点看法。
改革不能不问姓“社”姓“资”
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我国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在于破除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束缚，不问姓“社”姓“资”。他们把不问姓“社”姓“资”当作是“思想解放”，这不能不引起思想混乱。
从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根本道路、根本制度来说，必须严格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因为两者是根本对立的。客观上有着原则区别的东西，主观上故意不加区别，这不是思想解放，而是欺骗群众。应该指出，邓小平在领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的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最为坚定不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也最为旗帜鲜明。他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②他警告说，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③强调改革开放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邓小平同志一贯的思想。1985年8月，邓小平同志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④这一点，丝毫不能动摇。1987年学潮刚刚过去，邓小平同志在重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开放政策不变的同时，强调：“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⑤与此同时，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思想。他谆谆告诫全党：“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⑥他要我们警惕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并以前两任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作教训，表明“不能让”的坚决态度。这一类语言，在《邓小平文选》中比比皆是。
显然，改革开放存在着方向、性质的问题。与某些国家相比较，我国改革的成功，决定性的条件是我们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始终把改革定位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上，即始终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不可否认的是，在改革过程中，有人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一句话，反对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帜，主张全盘西化，想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这种斗争过去一直存在着，而且按照邓小平的分析，在实现现代化以前这种斗争还将长期存在。试问，在这样尖锐的斗争面前，却强调改革开放不要问姓“社”姓“资”，并把这一点作为解放思想加以肯定，这究竟是适应了谁的需要？
当然，就现象层次即具体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的机制这一层次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存在许多共同的东西。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现象上是没有区别的，只在本质上有区别，这就是内部的区别。”⑦在现象层次上，许多问题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性。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都是社会化大生产，都是商品经济，都要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要求进行管理，都要遵循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进行运转。因此，许多具体的运行机制、经营形式、管理方法是共同的。资本主义国家运用的具体做法，只要对我们有用，我们就应该利用。导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的思想障碍，主要是在这些共性问题上纠缠抽象的姓“社”姓“资”的争论，而不敢吸收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应该指出，即使是具体体制、运行机制这一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同的东西，也不能完全不问姓“社”姓“资”，因为具体体制、运行机制不可能脱离社会基本制度独立存在，总是同一定的社会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存在和运转，而且它们终究只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因而是从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必然要反映和体现社会基本制度的特点和要求，为巩固和发展社会基本制度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还是有社会制度属性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改革中总是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总是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不是一般地提建立市场经济（这种脱离了社会基本制度的市场经济体制，现实生活中也是没有的）。在这一层次，我们学习和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有用的东西时，必须扬弃其中体现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内容，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进行改造和创新，而不能简单地照搬。
顺便说一下，主张改革应该不问姓“社”姓“资”的人，往往打出邓小平的旗号，仿佛这是邓小平的思想。这是对邓小平思想的歪曲，翻遍《邓小平文选》，我们始终找不到“不要问姓‘社’姓‘资’”这一提法。这是某些人别有用心地强加给邓小平的。他们经常引用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里的一句话作为依据：“改革开放迈不出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⑧邓小平说的“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指的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不要把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说成是资本主义，使得改革开放迈不出步子，而不是说不要问姓“社”姓“资”。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如胡锦涛所说的，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根本性质上说，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只是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这些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他强调：“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决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制度。”⑨怎么能说改革开放不问姓“社”姓“资”呢？
必须科学地确定改革的对象
改革的方向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确定改革的对象，即“改什么”。
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⑩。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存在矛盾的，矛盾的运动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需要通过改革不断解决矛盾，才能向前发展。不同时期改革有不同的任务，但由于社会主义始终存在矛盾，因而改革是社会主义永恒的话题，也就是说，始终是需要进行改革的。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这一观点，我们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所以，从理论认识来说，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不存在分歧。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有人说，中国有两派，一个是改革派，一个是保守派。改革不是一派，是全民赞成改革，是全党赞成改革，如果说是一派，那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一派。至于保守派问题，保守的人有，但作为一派，中国没有。中国确实有一些人对改革的某些问题、内容、步骤有不同意见，但这些人中绝大多数也是赞成改革的。对某些问题有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11)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分歧最大的莫过于改什么，也就是改革的对象和内容是什么了。客观上存在两种改革观：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改革观，认为改革应该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这种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另一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认为改革应该抛弃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对象不仅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而且包括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种改革就是要改变我国社会发展的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改什么”的分歧，实际上就涉及改革的方向问题。
正因为存在两种改革观，而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的人又竭力想误导我国的改革，所以邓小平再三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2)我们的改革必须按照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个方向进行。而“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13)有人担心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指出：“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用空话而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14)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需要解除的忧虑，在我国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就国际范围而言，这两种性质的改革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我们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进行改革，而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改革都是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化的道路。性质迥然不同，这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确定改革的对象的依据是什么呢？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不是为改革而改革。从经济上说，改革是调整生产关系，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15)换句话说，就是要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科学地回答改革对象的问题，应该具体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状态，明确什么东西是发展生产力的障碍。毛泽东同志指出，同其他社会一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是矛盾的状态已同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同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基本上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它能够容许生产力以资本主义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得出结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但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克服这些不完善的方面，解决矛盾，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的任务。而且在解决旧的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这就是一切事物发展，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可见，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处于既相适应，又不适应，而且是基本适应、局部不适应的状态。因此，我们的政策应该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性质相适应的方面（这是基本的方面），必须坚持；而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这是局部的方面），必须改革。换句话说，改革的对象不是整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是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不完善的方面。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只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部分，而且是它的非基本部分。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既适应又不适应的状态（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也一样），使得我们不能笼统地谈论改革，而要把“变”与“不变”统一起来，在确定改革的对象的同时，也要明确在改革过程中哪些东西是应该坚持、不能动摇的，既讲“改什么”，也讲“不改什么”。
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哪些是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因而必须坚持，哪些是与生产力发展相矛盾，因而必须改革的呢？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6)他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严格区分开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它是四项基本原则在制度上的体现），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适应生产力社会性质的要求，必须坚持，不能动摇；改革的对象是经济体制，具体说来就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因为它尽管有其历史的由来、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已经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了。
所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是统一的，从理论上说，两者统一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完整分析；从实践上说，两者统一于解放、发展生产力。
胡锦涛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17)，作为“管总的”经验之一，即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联系到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改革的教训，我们应该牢牢把握一条：必须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改革，绝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来笼统地谈论改革。
判断改革成败应该有两个标准
邓小平关于改革成败的判断标准有两个提法，即“两个如果”和“三个有利于”。这是就改革的不同层次的问题提出来的判断标准。
谈到改革的政治方向时，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18)他在另一处谈到了相同的意思。他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9)这些话表明，从改革的政治方向来说，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走的是正道还是邪路，判断的标准是：第一，实现共同富裕还是导致两极分化；第二，是不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两个如果”。需要说明的是，不能在绝对意义上理解“两个如果”的标准。邓小平从政治方向角度提出的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是就社会整体和发展趋势而言的，不能用个别事例或某个时段的局部现象来作出判断。例如，谈到“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个问题时，他认为“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同样，对于两极分化问题，也应该作这样分析，即某个时候局部也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但不会成为社会的整体现象，不会成为社会长期的发展趋势。只要我们在整体上坚持共同富裕，注意不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改革的政治方向就是正确的。
如何防止“导致两极分化”和“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呢？决定性的一条是，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家知道，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使得“全体公民在同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处于同等的地位，这就是说，全体公民都有利用公共的生产资料、公共的土地、公共的工厂等进行劳动的同等的权利。”(20)这就为消除两极分化、消灭阶级奠定了基础。而私有制则是产生两极分化和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条件。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只要我们坚持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就有可能防止在全社会范围内出现两极分化和形成新资产阶级，就有可能保证改革沿着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在社会主义方向既定的前提下，改革开放具体措施的得失成败的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1)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运用这一标准来判断对错成败的，不是改革的政治方向，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是既定的前提，所以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时，都加上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这样的限定词），而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即采取什么方法来发展生产，运用什么手段来调节经济，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针、政策以及具体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可以实行这样的体制也可以实行那样的体制，这应该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来进行选择。按照什么标准来选择呢？毫无疑问，应该选择那些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法、手段、体制，摒弃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不顾本国国情照搬别国的做法，或者墨守成规固守自己的过时的模式，都是错误的。选择的唯一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通俗一点说，就是“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22)他们在制订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时，必须以此标准作为选择的依据。对于这一领域的问题，必须抛开抽象的姓“社”姓“资”的争论，一切通过实践来回答。实践证明是促进了经济发展的措施，就应该坚持；如果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赶快改。陷入抽象的争论，只会贻误时机。
现在，人们在谈论改革成败的判断标准时，往往只谈“三个有利于”这一项标准，而不谈“两个如果”，这是不完全的。应该提两个判断标准。这是就改革的不同层次的问题提出来的判断成败的标准：一个是就改革的政治方向而言的，另一个是就改革的具体措施而言的。这两个标准是统一的，然而两者终究是有区别的。我们更不能用“三个有利于”来取代“两个如果”这一政治方向的判断标准。如果认为只要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用不着再考虑改革的政治方向，那就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当，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打出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旗号，在抽象的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口号掩盖下，贩卖资本主义化的货色。这是很容易迷惑人的。谁不想经济发展得快一些、生活水平高一些呢？然而一旦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蛊惑宣传，改革走上资本主义化这条道，当窒息生产力、导致两极分化的后果显示出来的时候，却是木已成舟，难以挽回了。所以，我们在改革进程中，必须时刻注意把“三个有利于”与“两个如果”统一起来，揭露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背后的实质，保证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地发展。
注释：
①胡锦涛：《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求是》2008年第1期。
②③④⑤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第379页、第138页、第217页、第379页、第379页。
⑦《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⑧(12)(13)(14)(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第138页、第297页、第111页、第134页。
⑨胡锦涛：《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求是》2008年第1期。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3页。
(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5页。
(16)(18)(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370页、第138、139页、第110、111页。
(17)胡锦涛：《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求是》2008年第1期。
(20)《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2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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