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与档案工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档案论文,历史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接到编辑的约稿电话，便开始在脑海里将过往的信息重新整合，寻找与档案工作有关联的线索。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做“20世纪妇女口述史”，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一直没有停步，但站在“档案”的立场上正经评说口述历史，这还是第一次。
回想起来，我最早接触到“口述历史”和口述资料，都是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里。1991年在哈佛大学Radcllife女子学院图书馆查阅“美国黑人妇女口述史”资料——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口述史。1994年夏天我在英国访问期间，去到一些大学和社区详细考察他们的口述历史项目，受益匪浅。大不列颠国家口述资料档案馆——这是世界上规格最高、也是目前最具规模的口述历史档案馆——馆长Robert Perks先生带我参观了整个管理系统，让我对口述资料(磁带、录像等)的保管工作有了较多的了解。2000年开始，我们在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建立了“妇女口述史档案室”……这样联想开去，就我所见所闻，结合我们自己在操作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在口述历史和档案工作方面，可以谈谈以下几点想法，与大家分享。
首要的问题，关于史学理念的革新
没有史学观念的革新，就不会对口述资料的价值给予足够的重视，自然也不会留心将口述资料纳入档案管理工作。档案工作是为“历史”服务的：为历史存证，为历史研究者提供资料。史学观念因此直接影响到档案工作，即，你打算保存什么样的资料？为谁保存资料？——这都与历史价值观有最直接的关系。档案工作和历史研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它们有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人们认识“过去”服务的。史学研究对档案的依赖和依存度很高，两者在发展进程中具有同质性：曾经都主要是关注重大历史事件和帝王(名人)故事，为统治者(政府)的言行保存证词，基本上都是以文字(白纸黑字)记录的所谓“文献”为存证的重要方式。这种状况延续了很久，成为史学传统，也成为档案工作的主体。可以说，过去的档案主要就是文献，正像过去我们做历史研究，主要就是文献研究。加上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界定是与“盖棺定论”联系在一起的，很容易忽视对“当下”的事件、“身边”的信息和“活着”的人物做历史关注，这都影响到对口述资料的认识和采集。
口述(口头传承)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记史方法，但“口述历史”作为史学类别进入正统的历史研究领域却是一件很晚近的事，与当代史学价值观念的平民化趋势和当代历史变迁的频率加快有密切关系。比如，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发生的巨变和朝代更替，远远超出过去几个世纪的含量；而一个长寿老人在自己的一生中就可以见证若干个历史时期，其个人命运的变化和他在历史变迁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空间，它的史学价值不亚于“政府文件”，甚至可能在“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史学”指导下的文献价值之上。对此，现代史研究者最有感触，是他们最早发现了传统的记史方式很难真实再现这百余年的社会变迁，仅仅从文献中入手，很难得到那些积极参与了历史创造的人们(比如女人、劳工、少数民族、政治异见者、弱势群体、普通民众……)的完整面貌，因此不得不走出书斋、走出档案馆、图书馆……到田野、到社会、到人群中去寻找新的资源，“口述”就是这新的资源中最具魅力的一种。尽管“口述史”的学术地位至今也还在“求真”与“存疑”的探索过程中，“做”起来的人却已经越来越多了。一个好的学者，如果你做现当代研究而不会使用口述方法，就等于作茧自缚。你能看文献，你也能做口述，那你就有了更丰富的资料来源，同时还兼有了互相校正、开拓思路的渠道。过去我们说“史学家”就是“死”学家，研究死人的东西；你用了口述方法，你就必须跟活人打交道，这是一个“起死回生”的契机，何乐不为？对档案工作而言，这也是一个转“被动”为“主动”的重要契机，可以将资料积存和研究工作合二而一，在口述史的名义下两者兼得。因为，口述访问的过程不仅是新的档案资料的征集过程，也必须是对某一专题深入的研究过程(不然，你根本就不知道问什么)；而口述资料的整理和保管，无疑就是档案工作的重要部分——遗憾的是，在我们过往的档案里，这类资料十分罕见，这不仅囿于科技手段(用录音保存声音)的限制，也因为我们在对文字的迷信中不自觉地产生了对声音的轻视。
第二个问题，作为档案工作者，怎样收集口述资料
就我目前接触到的情况，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比较被动的，以征集的方式，从已经做过口述研究的人手中征集有关资料，比如最近这一两年有些学者、研究机构和宣传单位(包括电视传媒)为了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做了不少遗存抗日老战士的访问(如散落在云南保山一带的远征军老战士)，几乎都使用了录音机或录像机这些现代手段(这是我们做口述史必需的手段)。这些应时的事情过后，有关磁带和录像带的收集和保存就应该是档案工作的事。上个世纪，各级政府或某些机构曾经有组织地做过一些调查，如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1960年代的村史调查，都采用了口述访问形式，尽管没有录音，却在“客观记录”的要求下存留了一些以口述为主要资料来源的笔记，这也可以是今天我们采集口述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我们的“20世纪妇女口述史”项目也做了这样“被动的”征集，比如“最后的满族妇女”、“最后的女书传人”……，都是从研究者手中征集已经完成的研究成果(包括整理出版)。但在这里必须强调：这样的征集一定是“完整的征集”，即录音带和录像中的“声音”已经被完整地处理成“文字”，而且一定要配有时间、地点、访问人的研究目标、主述人的背景材料、采访现场的记录和一切相关的必要说明——没有这些资料配合的任何口述资料，其史学价值就要大打折扣，在分类入档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困难。
另一种是积极主动的，由档案部门自己根据自身的存档特点设立口述项目，以做“口述史”的方式收集口述资料。英国和美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比如美国，他们的专题研究特别活跃，有私人老板自己组织用口述方式记录企业发展史，有专门的机构做总统和各类名人的口述史，也有将口述方法用于民族研究、军史研究、语言学中的地方方言研究、音乐(特别是民谣和民乐)、电影、心理学等一切人文领域。又比如英国，他们的口述项目深入到社区，很多社区政府为当地人们的口述资料和回忆录(文字)建立了永久性的档案馆，不仅记录了社区发展的进程和变迁(比如一条街道的改造)，也为当地居民的人生故事立档存证，远比保存遗骨的墓地更有魅力。口述方法的使用有其局限性(只能用在近现代)，更有紧迫性，与当事人的存活和生命质量密切相关。英国国家口述资料档案馆长Robert Perks先生有一句名言：“一个睿智老人的死亡带走的是一部历史”，做口述史因此具有史料抢救性质。中国社会近百年的巨变，尤其是这20多年的变化，还有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事件……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曾经经历过的“重大事件”可能恰恰是我们这个民族正在“集体遗忘”的事，难怪巴金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建馆这种事也许不是我们个人所能为的，但做相关的口述史却是我们力所能及。我以为，历史研究者和档案工作都有责任去做这样的事，为后人存留可供追寻的“真实”，“当事人”的证词十分重要。要想主动做事，这方面可以做的事真是太多了。比如地方性的档案馆，就可以做具有地方特色的口述史，如我们在大连地区正在做的“日本殖民时期(关东州)口述生活史”；也可以地方变迁为主题立项，如我们大学所在地的“大连开发区口述史”，请不同阶层(从官员、工程师到外来移民、打工妹等)的人讲述他们各自的故事，从不同方向看到一个地方的立体图像和生动的历史画卷。如此专题几乎是无限的，可以是历史题材(如冀中“地道战”和海南岛的“红色娘子军”)，让活着的人诉说其“真实”的生活(而不是文学故事)；也可以是文化方面的(如少数民族文化人)口述史，与地方志配合，与社区活动配合，将原本是死气沉沉的档案工作真正做活。
第三个问题：怎样收藏、管理口述资料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中心前主任斯塔尔教授认为：“口述史学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而迄今还未得到的原始资料。”他特别强调口述资料的档案价值，认为“口述史学大多并不出版，而是收藏在图书馆供研究者使用。”而用口述方法研究城市史的专家斯特夫则认为：“口述史学除了调查采访谈话，还必须使用录音机，当事人还要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所得材料必须整理成文，最后从其中挑选最好的出版成书。”综合以上意见，前美国口述史学会主席唐诺·里齐做了这样的总结：“简言之，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收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口述历史的访谈指的是一位准备完善的访谈者向受访者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像记录下彼此的问与答。访谈的录音(影)带经过制作抄本、摘要、列出索引这些程序后，储存在图书馆或档案馆。这些访谈记录可用于研究、摘节出版、广播或录像纪录片、博物馆展览、戏剧表演以及其他公开展示。”——这种看法目前得到各家认可，因此，有关的收藏和管理工作也必须与之配合协调进行，缺一不可。
首先是收藏什么？以我们的“妇女口述史”档案收藏为例，每一份口述资料，必须以四种不同的方式同时入档：1)原始录音磁带(或录像带)；2)已经整理成文字的打字稿(有访问人的文字说明和签字等，包括现场笔记)；3)电子文稿(光盘或软盘)；4)主述人档案(包括照片、信件、亲友资料和主述人对口述资料的处理意见等)。我们现存的千余份资料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收藏，以便“互为佐证”，在质疑处可以随时查询原始境况。
接着的问题是怎样收藏？收藏工作的专业性很强，我们在研究和使用过程中逐渐摸索出的路子，于专业的档案人员可能就是熟路轻车，比如，首先是编目和索引，然后是分类、内容摘要和内容索引。以我们的“妇女口述史”为例，我们的档案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专题(比如“女书”、“自梳女”等)，另类一是人物——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以人物姓名的拼音排序，并在名字后面注明生年，如张桂香(ZHANG GUIXIANG，1902)；同名人则以生年前后为序。即使是专题档案，尽管我们在磁带管理上是分别保管的，文字档案也仍然以姓名排序，这样不仅尊重了主述人在档案中的主体地位，避免“人”的故事再次消失或简化在单一的“事件”中，也有利于查找和多次使用。
另外就是磁带(录像带)的管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就口述资料的可信性而言，原始录音磁带的完好，是确认文字资料是否可信的重要证据。目前史学界普遍接受的口述材料，基本上都是以是否有原始录音(或录像)备查为基本要求。磁带的长久保存其实是一件困难的事，目前的保存方式只是权宜之举，主要是防高温、防潮，在一定的时间内检查声音质量并倒带以防粘连——英国国家口述资料档案馆就是这样处理的。保险而持久的办法主要有两个：一是将所有录音磁带上的声音(包括寒暄、重复、咳嗽等)都严格遵照原始声音转移成文字，以防万一；二是不断追踪科技的发展，及时运用最先进的手段转移保存声音，比如这些年要做的，就是将磁带上的声音转为光盘保存；即使这样，也一定要尽早把磁带上的声音打印成文稿，以避免磁带损坏或电子文稿遗失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第四个问题，怎样使用口述资料
口述资料之所以能够进入档案，可以假设它们是至少被使用过一次的——因为“听”和“录”的过程，是一个从未知到“被知”的过程；但凡做口述的人，都有先期目标，可以说，他正是为了“用”才去有选择地做某些特定人群的访问。这就意味着，进入档案馆的口述资料很可能是被使用过的，档案工作的重点因此有必要做些调整，可以超越原始专题，尽量使之具有再使用和多次使用的价值。坦率地讲，这个工作不做，口述资料被再利用的价值就非常有限，后来的查阅者很难从那些往往是杂乱无序的个人故事中找出有价值的线索。因此，对口述资料的内容进入细致的筛选、分类、摘要、编索就是必须要做的工作。比如我们的“妇女口述史”，在“妇女”这个大的主题下采集到数千盘口述磁带，已经打字成文逾2000万字，让我们最费神操心的工作就是对内文的逐一阅读和分类编索。根据20世纪妇女史的特点，我们将内容分为12个专题(如教育、参战、就业、婚姻、民族、计划生育等)，在各专题中又有阶段性的细则(如就业中又分为解放前、1950年代、1980年代等；旧俗中有缠足、弃婴、婚俗等)，将这些摘要附在每份档案资料中，做成主题索引卡片，并且输入电脑，尽可能地方便未来的研究者查阅。
关于口述资料的使用，国外不少口述档案馆已经做了多方面有益的探索，比如Robert Perks先生，极力主张将口述资料用于教育，进入校园，他利用馆藏最多的二战口述资料做成主题为“战争时期，我的童年”的录音磁带教育课件，成为英国许多中小学的历史教学参考资料。在他看来，口述资料“也是撰写地方史的一种基本工具，核查过去不久的文献资料，为赤裸裸的历史骨架增添血肉。”在口述资料开放使用过程中，“私密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涉及到保密问题(如隐私、个人评价、国家安全等)，也涉及到著作权即原始口述资料的所有权问题，不可做“一刀切”的处理，而必须根据每一份资料的具体情况(有些主述人有特殊要求)做具体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