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新国际劳动分工与全球城市的崛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论文,全球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7）05—0098—007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跨国公司的崛起和国际贸易的扩展，全球资本扩张和流动加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通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也改变了人们对于时间和空间的体验。[1][2](pp.39—62) 在这种背景下，全球经济的地域分布及其构成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一种空间分散但全球一体的经济活动，并在民族国家和城市区域两个层面塑造着新的经济基础、空间组织和社会结构。
一、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
（一）全球化的概念及其争论
全球化作为近年来西方学术界流行的研究主题和分析观念，几乎成为每一个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所不能回避的话题。一般而言，全球化代表这样一种广泛的共识：在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世界正在被塑造成一个共同分享的社会空间；在全球一个地区的发展能够对另一个地方的个人或社群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对许多国家的政府而言，全球化展现出的事实似乎说明：国家对经济和社会变动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弱，国家机器在全球化面前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3](p.1)
尽管上述认识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赞成，但有关全球化的学术争论一直没有中断，不同学者从各自的学科和研究偏好出发，赋予全球化不同的定义和内涵。一般而言，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全球化加深了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背景间的社群联系程度，但对于增进这种联系的内在动力及其机制，以及这种联系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空间上产生的后果，却存在深刻的分歧，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从各自的社会立场和研究传统出发，对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现象的全球化，表达出各自不同的看法。[4](pp.55—125)
极端全球主义者（Hyperglobalizers）把全球化首先看作是经济现象，强调日益整合的全球经济通过建立生产、贸易、金融的跨国网络削弱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并且在此过程中使得民族国家的权威和合法性受到了挑战。怀疑论者（Skeptics）的观点则与极端全球主义者刚好相反，他们认为当代全球化的程度被完全夸大了，它充其量只是高水平的国际化，也就是主要国家经济体之问的互动。怀疑论者批评在全球化的话语霸权下掩盖了世界经济逐渐分裂成三个区域集团（欧洲、亚太和北美）的趋势，以及国家政府仍然强大的事实，强调各国政府在管制和推动跨边界经济活动时的中心地位仍然在不断提高。变革论者（Transformationalists）则在极端全球主义者和怀疑论者之间作了某种程度的调和，他们虽然承认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快速变革的中心力量，并且这种变革正在重新塑造现代世界的秩序，但是他们否认极端全球主义者关于主权国家即将终结的说法或者怀疑论者“几乎什么也没有改变”的主张，认为新的主权体制正在代替传统的国家形态，政府的权力并没有被全球化削弱，而是正在经历重组和重构，以应对“国际性的国内事务”的挑战。[3](pp.4—14)
对全球化所作的不同解读，反映了研究者关注焦点和立场的差异。例如，一些学者把全球化作为历史进程中发生的连续性事件来看待，认为全球化并不是当代才有的社会现象，而是从政治领域到生态领域都有不同的形态。按照戴维·赫尔德等人对全球化四阶段的划分，最早在9000—11000年前的农业文明就已出现全球化的肇端。[3](pp.574—580) 从理论上来看，这样的分析当然可行，然而类似的划分对于当代社会的意义并不大。事实上，如果把全球化作为研究当代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背景来看待，最初使用“全球化”这个术语的Theodore Levitt的定义也许更加准确。他在1983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用“全球化”这个词来形容此前二十年间国际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即“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Theodore Levitt认为，全球化主要涉及到国际贸易，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管理及其在世界各地建立工厂并销售自己的商品的能力问题。根据上述定义，全球化意味着市场的融合，意味着跨国企业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以同一方式销售自己的产品，意味着在生产、金融、贸易的往来都是在全球规模上进行的。“在交通、通讯、货物、信息方面，除了对那些一无所有的穷人之外，世界实际上已实现一体化。”[5]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与“时空压缩”的体验
与全球化出现几乎同时，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积累体制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从福特主义（Fordism）到“灵活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的转变。伴随这种转变而出现的对时间和空间的新体验，使得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景观呈现一种新形态。
福特主义最初作为一种工作方式和工业组织形式，源于20世纪早期Henry Ford在底特律进行的大规模汽车生产。福特主义以标准化的流水线生产为特征，通过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和鼓励大众消费开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时代。在战后西方出现的“长期繁荣”（Long Boom）或“黄金时代”（Golden Age）里，福特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借助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全球扩张，福特主义创造出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的有效需求。[6](pp.30—31) 虽然并非每个人都对福特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表示满意，特别是那些被排斥在工资集体谈判市场以外的劳动者，或者是对于大众消费统治下的平淡乏味的生活质量的批评者，以及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的对于现代化进程的不满者，但是，尽管存在明显的不满和紧张，福特主义体制的中心地位却牢牢保持，并且对战后至少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作出了贡献。[7](pp.166—184)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一些征兆，显示出福特主义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正逐渐被一种新的积累方式所取代。特别是1973年因石油危机冲击而带来的剧烈衰退使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滞胀”（Stagflation）现象。“灵活积累”作为一种新的积累方式在此时出现，标志着与福特主义以刻板为特征的生产方式的直接对抗。①[7](pp.224—226) 与福特主义不同的是，“灵活积累”强调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的灵活性。例如，在劳动力市场中，福特主义体制下的全日制、正规就业在向临时性、非正规就业进行明显的转变；有组织的转包生产为小企业的成长提供了机会，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使手工业式、家庭式（家族式的）或家长式的（类似于黑社会的“老大”）劳动体制得以复活；工会的力量在此过程中日趋衰落，“血汗工厂”开始出现。[8] 当然，“灵活积累”的体制也使产品创新的速度得以加快，满足了高度专业化的小规模市场的需求，并且促进了服务业的增长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虽然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把当前的这种转变与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进行对照后，并不认为一种全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或后工业社会正在出现，但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到“灵活积累”的转变仍然在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
从福特主义到“灵活积累”的转变不仅实现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也使得资本主义的存在形态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按照戴维·哈维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新一轮“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阶段以后，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全球时间和空间的体验。“时空压缩”不仅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经济、阶级、文化和日常生活，缩短了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周期，而且使消费潮流从物品转向服务，生产实践也从实物生产转向了形象生产。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交通运输工具的进步，空间范围逐渐被时间缩短所消减。但“空间障碍的崩溃并不意味着空间意义正在减小”，恰恰相反，资本因此变得对空间的多样性更加敏感，不同区位以各种方式吸引资本的激励也越来越强烈，结果造成了在高度一体化背景下的空间经济内部的分裂、不稳定、短暂而不平衡的发展。[7](pp.355—385) 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全球产业空间调整的新态势，都可以看作是应对这种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新国际劳动分工与全球产业的空间调整
（一）劳动分工的转换与新国际劳动分工的特征
随着对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型研究的展开，有关新国际劳动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s of Labor）的话题在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体制建立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认为国家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是形成国际劳动分工的基础；产品的生产在一个国家内完成，并在国家间进行贸易。[9](pp.11—32)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新国际劳动分工，其特征表现为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生产网络主导的产品内分工，通过跨国公司不断将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内部化。[10] 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内部的分工得以突破国家边界的限制成为国际分工的重要部分，其生产网络将分散于全球各地的生产单位卷入同一产品的生产中，并扩展到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
新国际劳动分工与传统国际劳动分工相比，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产品的生产突破国家界限，成为全球生产的一部分，而跨国公司则是促成这一转变的行为主体。按照Frobel的理论，新国际劳动分工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从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为特征，通过这种转移使得欠发达国家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与世界经济体系相关联的生产部门，并因此使世界不同区域之问的联系发生重大改变。虽然这种生产的转移仍然以国家间的比较优势为依据，但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已经从旧国际劳动分工体制下注重“贸易”转向新国际劳动分工体制下更加注重“生产”。[11]
在新旧国际劳动分工的转换中，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西方世界的石油危机无疑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此之前，传统的国际分工占据主导地位，发达国家利用本国制造业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与欠发达国家的原材料进行国际贸易的交换。在此之后，新的国际分工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利用本国生产的技术含量较低而劳动力密集的制成品与发达国家生产的技术和资本含量较高的制成品之间的交换。这种转变其实是跨国公司将产品制造的企业内分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结果。
跨国公司对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进行全球布局，除了对国际贸易带来影响外，在其他方面也带来新的变化，如组织形式上实行的垂直一体化（Vertical Integration）管理，生产形式中实行的订单生产（Contract Manufacturing）以及延伸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s）长度等。[12][13][14](pp.93—124) 在此过程中，新国际劳动分工形成了一种全球化发展的关系网络体系，包括“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上的企业间、企业内部，部门间、部门内部，区域间、区域内部，国家间、国家内部的以及企业、部门、区域和国家相互之间形成的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制度等不同范畴内部及相互交叉的互动网络体系”。[15]
（二）外国直接投资作用下的全球产业空间调整
新国际劳动分工对全球范围内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无论是“水平型”还是“垂直型”的外国直接投资，都可以看作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中为实现自身战略目的而使用的手段。[16][17] 虽然大多数FDI都是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流向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但发展中国家仍然在全球FDI的流动中获得了收益。如果将流入的FDI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进行比较，发展中国家的受益程度更加明显。当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分布并不均衡，特别是与东亚和拉美相比，非洲明显相形见绌，这一方面体现了FDI在区位选择上的逐利性质，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新国际劳动分工的过程中，东亚相比其他发展中地区占据了更加有利的地位。[18](pp.126—128)
FDI在本质上可以看作是资本在全球范围的再分布，因此讨论其分布的区位和构成，对厘清全球产业的结构调整和空间布局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50年代，大量的FDI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部门。但自那以后，FDI投资于初级产品的比例就一直在下降。除了因为世界经济中初级产品部门的地位普遍下降以外，还与冷战期间许多发展中国家将原料生产收归国有密切相关。70年代以来，FDI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一直较高，大部分世界制造业的出口都被跨国公司所垄断。跨国公司通过将生产过程向国际扩展，从而在世界范围内组织生产，并利用东道国较低的生产成本参与国际竞争。
20世纪80年代以来，FDI的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服务业中的投资比例有了较大的提高。[19](pp.89—94) 从一定程度上讲，服务业的国际化是紧跟工业国际化的。通过贸易和FDI建立起来的工业生产的国际化，引发了跨国公司在贸易、金融、会计和法律等领域提供相应配套服务的需求。因此，工业跨国公司在一开始就建立了许多相关的服务机构。在70年代早期，跨国公司开始发展国际化的服务生产，从那以后，服务生产的国际化就比货物方面的发展迅速得多。当然，跨国服务的增长并不是以牺牲跨国工业为代价，两者实际上是紧密相连的。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FDI投资于服务业比重的提高，跨国公司在区位选择上也增强了面向全球市场的趋向。很明显，20世纪80年代以后，服务业和金融业的重要性已经迅速增强。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国际生产及其分布格局，在许多方面都与采掘业或制造业大不相同。后者的主要生产地通常位于欠发达国家，但这些国家不太可能在专业服务和金融的国际交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只有类似纽约、伦敦、东京等大城市，才是这些专业服务与金融交易得以进行的主要地方。因此，在全球产业的空间调整过程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一些大城市逐渐成为专业服务业和金融业的集聚地，为跨国公司遍及全球的生产体系提供服务。在制造业生产区位全球分散的背景下，这些城市引领并支配着世界经济的运行。
三、全球城市的崛起与世界城市网络
（一）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与全球城市的崛起
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出现和全球产业的空间调整，使世界上一些主要城市在全球经济的运行中处于控制节点的地位。与此同时，生产者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在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背景下也获得极大的发展空间。与消费者服务业不同的是，生产者服务业主要是为企业和政府提供服务，它的对象不是最终消费者，而是主要针对部门和机构。对于跨国公司而言，企业规模的日益扩大及其构成的多样性，以及功能的分离和地理上的分散，使得公司总部整合管理的难度越来越高。虽然这些活动也可以被公司内部化，但在管理职能日益复杂和服务需求愈发专业化的情况下，公司内部生产某些高度专业化的服务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更多的公司选择到市场上购买这些服务，从而创造了对专业化的生产者服务业的需求。[20][21]
在区位的选择上，生产者服务业趋向于在主要城市集中，特别是其中专业化程度较高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例如银行、金融、会计、法律、广告等行业，由于具有全球服务导向，因此在主要城市集聚的动机更强烈。生产者服务业不同于其他种类的服务行业，几乎不能像消费者服务业那样依赖于其临近的购买者；只有在合适的区位实行其服务生产的集中，然后输出到国内外去，企业的发展才变得可行。与此同时，生产者服务企业在空间上的接近，能够使彼此受益，因此它们在主要城市集聚成生产者服务联合体（Producer Service Complexes)。当生产者服务企业周围存在共同生产某些特定服务必需的合作企业时，它们就能获得集聚经济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大城市的中心区域能够为从业于生产者服务部门的高收入人员提供便利优越的生活设施，也促使其彼此集中。总之，生产者服务业不依赖于其购买者的地理邻近性，从而有可能在合适地区实行生产集中以及向国内外其他地区输出服务。所以，生产者服务业总是集中在世界或区域城市的中心。
金融业和专业化的生产者服务业在全球主要城市的集中，必然赋予这些城市管理和掌控全球经济运行的控制能力，而全球城市（有些学者称之为“世界城市”）就是集聚这种控制能力的中心。② 在对纽约、伦敦和东京分析以后，Sassen认为：经济越是全球化，中心功能在少数几个城市集聚的程度就越高。在上述三个城市，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已经替代制造业成为城市的主导经济部门，它们不仅重塑了城市自身的社会和经济秩序，而且有能力对全球经济进行控制。全球城市实际上是“世界经济关键部门必须位于的城市”，而且这些城市“既受到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影响，又被整合到当代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全球城市除了具有作为国际贸易和银行业中心的悠久历史外，在区位特征上还具有四个特点：（1）世界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控制中心；（2）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公司的主要集聚地；（3）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和研发基地；（4）作为产品和创新的市场。[22](pp.1—2)
全球城市的出现与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以及金融业和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密切相关。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空间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城市的崛起无疑是其中最显著的事件。全球城市的出现，使得跨国公司等全球运作的主体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同时世界经济的重心逐渐由国家层面转向城市层面。虽然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力量是否因全球化而受到削弱，或者全球城市是否取代民族国家而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目前学界还有较大的争议，但不容否认的是，这些基础设施优越、市场环境良好的城市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总部和专业化服务部门的集中。由于这些城市在掌控资本、服务与信息的能力方面越来越强，因而对全球经济的正常运行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世界城市网络与民族国家的角色
随着金融业和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在世界主要城市的集中，全球城市脱颖而出并成为控制世界经济运行的主要节点。跨国公司是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主要客户，由于其生产和服务遍及全球，因此高级生产者服务企业要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全球公司，就必须随同它们服务的跨国公司一起全球化。这就意味着这些企业除了要在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全球顶级城市提供服务外，还必须在其他一些重要城市开设办事机构或代表处，以便为客户提供一如既往的服务。这些城市和顶级城市构成了全球城市网络，对全球经济的正常运行起着管理和控制作用。
在全球城市网络里，居于网络不同节点的城市等级和彼此间的联系程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全球化与世界城市（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简称GaWC）研究小组曾经分别对每个城市的会计业、广告业、银行业和法律服务业的全球重要性进行排序，区分出其中的首要城市（Prime City）、主要城市（Major City）和次要城市（Minor City），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每个城市上述四个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全球地位进行综合评定，将世界55个城市划分为三个等级：10个Alpha级城市、10个Beta级城市和35个Gamma级城市，其中的伦敦、巴黎、纽约和东京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中等级最高的城市。[23] 与此同时，GaWC运用城市网络作用力（Power in the World City Network）的概念，对城市之间的联系程度进行了考察，认为世界城市作用力不仅与城市内部存在的全球公司所具有的服务价值有关，也与公司在其他所有城市办公点的倍增价值有关系。[24]
在企球化的背景条件下，全球城市之间联系愈来愈紧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反而退居其次。国与国之间的信息流、资金流、贸易流、通讯流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几个主要城市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紧密程度首度超越民族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种变化，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国家作为经济活动单元，其重要性已日渐下降；而城市作为独立的经济单元，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却日趋上升。这种变化的出现，除了与全球化带来的空间重构有关以外，也与民族国家政府管制国际经济活动角色的弱化不无关联。政府通过取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以及解除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使这些城市成为跨国公司国内外运作的经济空间。
在对全球化研究的过程中，民族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始终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与活跃的跨国公司相比，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活力和掌控力显著下降；而全球城市作为世界经济活动的主角，在经济基础、空间组织和社会结构方面却呈现趋同的发展态势。虽然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国家制度因素在塑造全球城市的特征方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东亚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s）的全球城市在社会结构和管制政策上与西方国家的全球城市截然不同。前者是国家导向的官僚政治型（State-centered Political Bureaucratic Model）城市，以东京为代表，是日本跨国公司全球化运作的基点，城市职业结构相对扁平而且对外来移民控制较强；后者是市场导向的商业资本型（Marker-centered Bourgeois Model）城市，以纽约为代表，表现为跨国公司和私人生产者服务业的联合体，城市职业结构极化并且对外来移民管制较弱。[25] 但是，学界对于民族国家和全球城市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正如对全球化的终极结果的认识一样，至今仍然没有定论。[26][27]
四、小结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国际贸易和金融的高度发展、各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度融合、全球时间和空间的加速压缩，都使得当代个人、民族和国家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新体验。从福特主义到“灵活积累”的转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新动向。作为一种生产和组织方式的创新，“灵活积累”既有适应日益复杂灵活多变的市场竞争的优点，但也不乏组织松散、漠视劳动者权利的不足。虽然一种全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并未因此而出现，但转变本身已经深刻影响着旧的生产体制和劳动力市场的参与者。
“时空压缩”是在全球化时代对个人体验的一种集中概括。虽然空间范围因时间过程而消减，但资本对空间区位反而更加敏感。劳动分工的转移和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出现，既构成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也可被视作跨国公司对全球化的响应。通过重组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跨国公司在生产布局、国际贸易和组织形式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并形成了一种全球化发展的关系网络体系。与此同时，FDI是跨国公司实现其全球战略和实施生产布局的主要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后，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流向服务业，反映了跨国公司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趋势。在制造业生产全球分散的背景下，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区位选择却集中在世界主要城市，从而使这些城市逐渐成为引领全球经济的主导城市。
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与全球城市的崛起密切相关。金融业和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在全球主要城市的集中，赋予了这些城市管理全球经济的掌控能力，从而促使全球城市（或称“世界城市”）的形成。作为世界经济运行的节点，全球城市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不同等级的城市构成全球城市网络，控制了世界经济运行的主要信息流、资金流、贸易流和通讯流，而国家作为经济活动单元，彼此间的联系反而受到了削弱。但对于民族国家和全球城市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学界至今仍没有明确的结论。
收稿日期：2007—06—1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271401）。
注释：
① 有关“灵活积累”和福特主义之间的差异，Swyngedouw在一篇“The Socio-spatial Implications of Innovations in lndustrial Organization”文献中给予详细比较。相关内容可见参考文献[7]中的转引。
② “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的概念是由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Saskia Sassen在1991年提出，与此相对的另一个概念“世界城市”（World Cities）则由John Friedmann曾在1986年重新赋予了定义。由于两个概念的内涵大体一致，近年来的国外文献基本上在相同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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