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直观——论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的现象学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麦克论文,汉传论文,现象学论文,直观论文,媒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的学说一向被视为一种标新立异的典 型。其诸多论点的内涵已令人费解，而隐藏于这些论点背后的运思过程则更显扑朔迷离 。由于解说不清，学术界对麦克卢汉的思维方法或避而不谈，或“不着边际地乱批一通 ，拒不接受他研究媒介的路数”[1](p.6)。笔者认为，上述状况的长期存在，不能不说 是传播学研究中的一大缺憾。鉴于此，本文拟从现象学的角度展开探讨，以期在这一问 题上求得较为确切和深入的认识。
一、作为一种哲学方法的现象学
现象学作为现代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之一，向来以其独特的方法论见称于世。胡塞 尔指出：“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 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2](p.24) 虽然斯皮格伯格所归纳的现象学方法的七个步骤未必为现象学家们严格遵循，但一场声 势浩大的“现象学运动”仍然有其方法上的基本依据，即现象学的“还原”与“描述” 。
事实上，还原法与描述法在现象学的研究中是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为了说明的方便 ，这里暂且分而述之。现象学的创立，是对自然科学漠视认识的可能性问题而将其对世 界存在的拥有视为当然的做法的彻底批判。在胡塞尔看来，哲学家首先需要追问的就是 认识如何能够“切中”自在之物，这意味着“认识”本身成为了考察的对象，而考察的 起点即在于确认思维具有无可怀疑的绝对被给予性。由于思维的直观“没有表述其他什 么，没有超越自身去意指什么”[2](p.10)，因此它所获得的认识的明晰性是任何超越 的科学都无法达到的。据此不难理解，现象学所谓的“还原”，首先就是要从自然科学 的超越的认识还原到内在思维的直观的认识，即“所有超越之物(没有内在地给予我的 东西)都必须给以无效的标志，即它们的存在，它们的有效性不能作为存在和有效性本 身，至多只能作为有效性现象”[2](P.11)。具体说来，这种被胡塞尔称为“悬搁”的 做法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放弃一切有关外部世界存在的判断，其二是相应地将历史上 遗留下来的对于世界的各种看法统统置入“括号”，存而不论。尽管为使现象学上升为 一门本质科学并进而转化成一种先验学说，胡塞尔又相继提出了“本质还原”和“先验 还原”的方法，但上述狭义的“现象学还原”仍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在最基础 的层面上完成了清除研究对象中非明证性因素的工作，强调对纯粹的意识现象加以无成 见、无预设的直接把握，确立了以“直观”为其中心概念的现象学“第一方法原则”： “任何原初地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一切在直观中原初地(即所谓在其亲身 的现实性中)呈现给我们的东西，只能按照它自身被给予的那样，而且也只能在它自身 在此被给予的界限之内被接受。”[3]
既然现象学的“还原”确立了“直观”的原则，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就不可能是非直观 的、理论化的演绎，而只能是现象学的“描述”。虽然现象学的描述必须伴随现象学的 还原而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差异的消失。在胡塞尔眼里，现象学的还原保障了一 个严格的现象学研究领域，现象学的描述则可以充分自觉地维护这一领域中一切方面和 因素的纯粹性并对其加以具体分析；或者可以说，前者起到过滤研究对象的消极作用， 而后者起到使潜藏在研究对象中的“实事本身”显现出来的积极作用。显然，这种以现 象学的还原为前提的描述的特点，在于它将自己完全限制在直观的直接证据之上，“非 常执拗地努力查看现象，并且在思考现象之前始终忠实于现象”[4](p.964)；同时，作 为一种在纯粹意识领域内进行的意向性分析，现象学的描述所针对的并非自在之物，而 是意向对象的“意义”，即“要揭示出隐含在意识的现实性中的潜在性，并由此而在意 向对象方面对在意识中被意谓的东西和对象性的意义进行解释、阐明，也许还有澄清” [5]。至此，现象学的描述得以从根本上与一般作为事实性的陈述和再现的描述方法相 区别而发挥其独特的功能：一方面，它被动地服从于直观的现象，让实事于自明的状态 中如其所是地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它又主动地引导描述者不断广泛、深入地接触现象 本身，从而表现出“一种通过揭示出我们经验中迄今被忽略了的方面的方法丰富我们的 经验世界的坚决努力”。[4](p.964)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哲学方法的现象学，在其首要的意义上，乃是一门通过狭义的现 象学还原而进行描述分析的现象学，其核心在于“直观”。
二、麦克卢汉对于现象学方法的运用
作为加拿大传播研究的重要代表的多伦多学派以其两位主要成员——伊尼斯与麦克卢 汉同在多伦多大学执教而得名。20世纪50年代初，二人的研究兴趣相继从经济史和英语 文学转向传播领域。或许正是这种“半路出家”的经历赋予了他们独特的学术个性，使 其研究方法从一开始就显得与众不同。麦克卢汉在为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所作的序 言中指出：“伊尼斯深入到历史经验的背景中去，从内部探察文化，了解其运行机制， 而不是站在外面对文化进行描绘和叙述。……他用参与性的关怀去研究历史运行机制， 而不是用一个观点去研究历史，其解决方法则是直接的观察和分析，以及用历史比较的 方式发展了的自身的感性认识工具。由此得到的意识既没有给说教，也没有给观点留下 什么余地。”[6]可以说，这种被称为“经验知识论”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已与现 象学的某些基本精神有了契合之处，而麦克卢汉则沿此方向作出了更为坚定卓绝的探索 。
麦克卢汉曾明确表示：“我不死守任何一种理论——既不死守我自己的，也不死守别 人的。”[7](p.ⅩⅡ)又说：“我以崭新的眼光重新考察延伸人体的媒介，几乎没有接 受传统智慧中看待它们的任何观点。”[1](p.23)就传播学而言，这些“理论”和“观 点”，主要是指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都占据主流地位的实证学派的研究模式与成果 。麦克卢汉对于它们的排斥，既表现了拒绝先入之见的实事性态度，更是对所谓“超越 之物”的“悬搁”。胡塞尔认为，“存在”应该从两种意义上被理解：其一是实在意义 上的作为事物的“存在”，其二是现象学意义上的作为体验的“存在”。前者是实证科 学的本体论对象，可以通过“射映”的方式而被认识；后者是哲学本体论的对象，只能 借助“直观”而被内在地感知到。在传播学的媒介研究中，如果说传统的实证研究关注 的是媒介效果的可量度的实在存在；那么，麦克卢汉则在他的研究中完全清除了这种超 越了自身被给予性的诉求，而将目光投向了“内在之物”，即其关于媒介效应的纯粹意 识的存在。于是通过现象学的还原，“直观”成为了麦克卢汉把握媒介现象的基本方式 。他在论及书面语对口语的改造时写道：“也许印刷品的最重要特性并未引起我们的注 意，因为它的存在非常之偶然、非常之一目了然。它只不过是一种图画似的表述，可以 清楚而无限制地加以重复——至少在印刷品表面延展的范围之内。……由字母表肇始的 口头语言中的体态、视象和声音的分离，随后又达到新的强度。……字母表将口语的视 象成分作为最重要的成分保留在书面语之中，将口语中其他所有的感官成分转换为书面 形态。这有助于说明，为何木刻——甚至连照片——在偏重文字的世界中受到非常热烈 的欢迎。这些形式提供了一个包括姿势和富有戏剧性的体态在内的世界，这些东西在书 面语中必然是略而不载的。”[1](p.204)此类论述表明，麦克卢汉确如他自己所言：“ 我信奉观察，我只进行观察。”[7](p.ⅩⅡ)而这种对于“看”的掌握与运用，正是海 德格尔所认为的进入现象学之路的第一步。
据说《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尚未出版时，一位编辑就曾惊叹：这本书75%的内容 是新的!麦克卢汉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在于他的“直观”，以及在直观基础上进行 的现象学的“描述”。众所周知，麦克卢汉最富盛名的论点是“媒介即讯息”。他说： “电影的诞生使我们超越了机械论，转入了发展和有机联系的世界。仅仅靠加快机械的 速度，电影把我们带入了创新的外形和结构世界。电影媒介的讯息，是从线形连接过渡 到外形轮廓。……当电的速度进一步取代机械的电影序列时，结构和媒介的力的线条变 得鲜明和清晰。我们又回到无所不包的整体形象。……在电影出现的时刻，立体派艺术 出现了。……立体派不表现画布上的第三维这一专门的幻象，而是表现各种平面的相互 作用，表现各种模式、光线、质感的矛盾或剧烈冲突。它使观画者身临其境，从而充分 把握作品传达的讯息。……换言之，立体派在两维平面上画出客体的里、外、上、下、 前、后等各个侧面。它放弃了透视的幻觉，偏好对整体的迅疾的感性知觉。它抓住迅疾 的整体知觉，猛然宣告：媒介即是讯息。”[1](PP.39-39)这段描述性的文字旨在阐明 ：“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 的作用过程。……媒介是一种‘使事情所以然’的动因，而不是‘使人知其然’的动因 。”[1](P.25、P.82)事实上，这个简单的道理之所以长期不为人知，乃是由人们深受 媒介影响而浑然无觉的麻木状态所造成的。胡塞尔曾经指出，现象学要求一种反自然的 思维方向，要求通过对纯粹意识生活的自身沉思而将目光从直向可把握的对象性转溯到 本己的体验之上，从而对已往思考过的东西加以“回问”。以“媒介即讯息”为代表的 诸多洞见的生成，正是这种现象学“反思”的结果——通过完全忠实于直观现象的描述 分析，麦克卢汉实现了自我意识体验的“课题化”，使不少在传统知识中处于隐匿状态 的实事得以澄明地显现出来。施密茨曾说：“现象学家试图揭示性地和理解性地去接近 无意识的生活体验，从自己的信念中，从许多人甚至所有人的共同信念中剖析出尚未把 握的东西。”[8]可以说，麦克卢汉通过运用现象学的基本方法，已然在有关媒介的认 识领域内达到了这一目的。
三、传播学研究中引入现象学方法的意义
海德格尔说过，与传统哲学相比，现象学“走的是一条不同寻常的思路，因之必然使 同时代的哲学感到陌生”。[9](P.98)同样，麦克卢汉的作品因为弥漫着现象学的气息 ，也使同时代的传播学“感到陌生”。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在20世纪30、40年代的美国 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传播学的主流研究因受到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影响而从一 开始就沿袭了典型的实证主义传统，其三项基本的研究手段(“内容分析”、“实地调 查”与“控制实验”)均针对具体的考察对象，都依据客观的量化事实，各有一套精细 的操作步骤，以求得出可供检验的确切结论——根本上以自然科学为其方法论的源头。 在胡塞尔看来，自然科学，即所谓“客观科学”的方法特点在于“精确性”：“其测量 在不断提高准确率的情况下进行，在一个可以归属于各个量度标准的特殊理想构成物的 世界的指导下进行。”[10](P.158)由于上述方法只对“物体世界”有效，因而不能用 来研究涉及“人”的问题。事实上，与“客观科学”相对立的正是以“人”本身为考察 对象的“精神科学”。这类科学的方法特点在于“严格性”，即采取与其课题(人的意 识现象)严格相符的阐释方式(现象学的“直观”和“描述”)，而这种方式不可能是“ 精确”的。精确性的缺乏，正是麦克卢汉长期为实证学者所诟病的缘由，但他也恰恰因 此在其研究中得以摆脱后者理想化地追求精确性的主观倾向而以真正“客观”的态度维 护了“精神科学”的严格性。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精神科学’为了严格，必须是不 精确的。这不是它的缺陷，而是它的特长。”[10](P.442)
传播学无疑是一门与“人”相关的科学(考察“传播”这一人类最基本、最普遍的行为 ，实质上就是考察“人”本身，必然涉及人的情感、欲望、习俗、信仰、道德、志趣等 等复杂的人文因素)。实证研究对于传播学的统治，反映了西方自近代以来随自然科学 的发展而出现的“唯科学主义”的盛行。在这场“欧洲科学的危机”中，不仅自然界， 甚至连人的精神领域都在“理念化”原则下被简单地抽象为各种看似精确的数据、公式 、图表和模型。而现象学既要守卫精神科学的严格性，就必须重新唤起人们对于源自“ 生活世界”的感性经验的重视。麦克卢汉曾说，研究媒介的人应把俚语当作他们考察“ 变化中的感知结构的指南”，因为“俚语不以理论为基础，而是以直接经验为基础”[1 ](P.25)。他本人的写作也如他对一位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的评价那样“完全是在非书 面的口头的经验中游刃”[1](P.113)(诸如“地球村”、媒介的“冷”与“热”等表述 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事实上，现象学所以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态度”，其原因就 在于它以前所未有的勇气与魄力直面一切现象——包括那些常被忽略或受到鄙夷的边缘 性的现象，从而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我们的经验世界，也使我们的认识获得了无限开放 的视域，可以朝着各种方向不断进行积极的尝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 现象学的本质的东西不在于现实地作为一个哲学的‘流派’。可能性高于现实性。对现 象学的领会只是在于，把现象学当作可能性来加以把握。”[11]而所谓“可能性”，便 是“不时地自我改变并因此而持存在着的思的可能性，即能够符合有待于思的东西的召 唤”。[9](P.98)可以说，在传统的实证研究日益凸现其局限性而难有重大突破性成果 的今天，传播学的理论建设亟待以大胆的探索谋求新的发展，开辟新的局面；而为之提 供一种“思的可能性”，或许正是麦克卢汉将现象学方法引入传播学研究的根本意义所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