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时期西乐中传之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乐论文,康熙论文,中传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530(2003)01-0032-05
序
康熙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西乐中传的重要时期，在康熙的亲自参与下，西乐传播所涉领 域之广前所未有，且出现了一系列具有首创意义的事件。然而，当时西乐的传播仅局限 于宫廷和学术领域，并未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那么，导致当时重大进展与种种局限 并存的原因何在?
关于这一课题，笔者查阅了近二十年来国内主要音乐学术期刊及有关专著，其中，对 其原因未作分析的有：《古代中外音乐文化交流问题探讨》(注：阴法鲁，《古代中外 音乐文化交流问题探讨》，载《中国音乐学》，1985年创刊号，第39页。)，《中国最 早印行的西洋乐理<律吕正义>续编的探讨》(注：王柔，《中国最早印行的西洋乐理<律 吕正义>续编的探讨》，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第33页。)，《从文化 传统看中西音乐传统的不同》(注：刘承华，《从文化传统看中西音乐传统的不同》， 载《黄钟》1995年第3期，第1页。)，《康熙皇帝弹钢琴》(注：王霖，《康熙皇帝弹钢 琴》，载《音乐研究》1982年第2期，封底。)，《西乐器的传入和在我国的发展》(注 ：陈迁，《西乐器的传入和在我国的发展》，载《乐器》1985年第4期，第28页。)，《 千百年来中国与西方的音乐交流》(注：王光祈，《千百年来中国与西方的音乐交流》 ，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第16页。)，《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注： 陈聆群等编，《萧友梅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第165页。)，《键盘 乐器传入中国考》(注：陈聆群等编，《萧友梅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年 版，第543页。)对此问题略有涉及的有：《西洋乐理输入探源》(注：王震亚，《西洋 乐理输入探源》，载《音乐研究》，1990年第4期，第58页。)(提及清王朝的封闭性与 盲目自大)，《从康熙的音乐活动看<律吕正义>》(注：席臻贯，《从康熙的音乐活动看 <律吕正义>》，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第37页。)(提及康熙兴趣、 清政府与罗马教廷关系)，《西洋音乐传入中国考》(注：王柔，《西洋音乐传入中国考 》，载《音乐研究》，1982年第2期，第91页。)(康熙兴趣、安定社会、西方殖民者寻 求殖民地的需要)，《明清中外音乐交流史略》(注：王建辉，《明清中外音乐交流史略 》，载《群众音乐》，1981年第5期，第26页。)(腐朽的封建制度、闭关锁国政策)《明 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注：陶亚兵著，《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东方出版社，200 1年版。)(康熙兴趣、猎奇心理、传教士自身局限)，《中外音乐交流史》(注：冯文慈 著，《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康熙兴趣、清政府与罗马关 系)。然而，通观二十年来的相关著作，笔者尚未发现对于这一课题专门、系统的论述 ，故而写作此文试加分析。
本文从该时期西乐中传中的一系列首创性事件出发，阐述了当时西乐传播的意义与局 限性，进而从政治、外交、历史主体等角度分析了当时西乐中传过程中重大进展与种种 局限并存的原因。
一、康熙时期西乐中传中的首创性事件
康熙时期是我国中西音乐交流的一个重要时期。当时，从西方国家传入的音乐涉及音 乐理论、器乐作品、宗教音乐、乐器演奏等各个领域，而且出现了一系列在中西音乐交 流史上具有首创意义的事件，其中主要包括：
1、中国刊行的第一部西洋乐理著作——《律吕正义》续编
《律吕正义》续编为康熙御纂《律吕正义》之第五卷，书成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 是“取西洋波尔都哈尔国(今葡萄牙——笔者)人徐日升，及壹大里呀国(今意大利)人德 礼格”(注：(清)永瑢、纪昀等纂修，《景(同影——笔者)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 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七十五年版，第二百一十五册经部二○九乐类，《律吕正义》续 编“总说”，第186页。)所讲乐理编纂而成。其内容包括“五线界声”、“二记纪音” 、“六字定位”、“三品明调”等十八节，记载了当时西方记谱法的一些理论成果，是 目前所见我国刊行的第一部西洋乐理著作。
2、第一部西方大型器乐作品集——《小提琴奏鸣曲集》
此书为意大利来华教士德里格所作，题名为《Sonate a Violino Solo col basso del Nepridi,Opera terza Parte Prima》。该抄本共包括十二首奏鸣曲，以五线谱高音谱 表和低音谱表记谱：高音谱表为小提琴独奏谱，低音谱表为伴奏乐器所用的“数字低音 ”谱。这是目前所见传入中国最早的欧洲音乐作品。
3、第一次宫中西洋乐队的出现
据《中外文化交流史话》(注：谢俊美、严泉著，《中外文化交流史话》，黄山书社， 1997年版，第88页。)所载：“在徐日升的组织下，宫廷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西洋乐队。乐队使用了许多管风琴、小提琴、翼琴(钢琴的前身)等西洋乐器……”另据 方豪《中西交通史》：“一中国人名王老爷vanlaoyé，从宫中来，……遂请皇上赐聆
一次合奏，当时教士中有能吹笛flùte douce(竖笛——笔者注)者，有奏风琴clavecin (应是羽管键琴——笔者注)者，有奏低音viola者，有奏提琴者，有吹basson者……”( 注：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下册第898页。)这是目前所见中国 宫廷中西洋乐队合奏的最早记载。
4、第一次帝王演奏西洋乐器
康熙宠臣高士奇(1644—1703)所著《蓬山密记》中有康熙弹钢琴的记载：“……四月 十八日(6月2日)召至渊鉴斋，闲谈许久说及律吕如何探讨颇得其要。有内造西洋铁丝琴 ，弦一百廿根，上亲抚普庵咒一曲……”(注：《古学汇刊》线装本。)另据法国传教士 百晋所著《康熙皇帝》记载：“康熙皇帝要学习西洋乐理，为此起用了徐日升神甫。徐 用汉语编写了教材，并指导工匠制做各种各样的乐器，而且教康熙皇帝用这些乐器演奏 两三支乐曲……”(注：白晋，《康熙皇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就目前资料来看，康熙是我国帝王中亲自学习并演奏西洋乐器的第一人。
此外，这一时期的史料中还有传教士徐日升编写的《律吕纂要》(记载西方乐理——笔 者)，德理格担任宫廷音乐教师并献小型手摇管风琴，以及中国天主教徒吴历创作具有 中国艺术风格的弥撒和赞美诗歌词等等记载。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康熙时期西乐中传 所涉及的领域已相当广泛，与前代相比，进入到一个相当繁荣的阶段。
二、历史意义及原因
1、历史意义
康熙时期西乐中传涉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尤其是《律吕正义》续编的编纂，西洋器 乐合奏的出现，以及第一部小提琴奏鸣曲集的产生等等都在中西音乐交流史上有着划时 代的意义。其中，《续编》记录了当时西方记谱法的一些理论成果，是中国史书对于西 洋乐理的初次较为系统的介绍。作为天朝君主，康熙在那样的时代能不介意“华夷”之 分，在钦定乐书中首次收入洋人论著，体现出中国人对西方音乐开始由“猎奇”转向“ 求知”。此外，康熙还“据德氏所制乐器，知中国音乐缺少半音，乃命其第三子在德氏 指导下主持改进中国音乐一事。”(注：传教士毕天祥致罗马同会会士书信，转引自陶 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可见， 当时康熙已经提出了融合中西，并以西乐改进中国音乐的设想，这在整个中西音乐交流 中上都是空前的。
2、原因
康熙时期西乐中传何以能得到迅速发展?以下试从四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传教士的作用
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是中西音乐交流的主要媒介，他们在西乐中传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目前见于史料的擅长音乐的传教士有葡萄牙籍徐日升(Pereira Thomas)，意大利籍 德理格(Pedrini Theodoricus)，波西米亚籍石可圣(Leopoldus liebstein)，法籍南光 国(Ludovicus Pernon)，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等人，其中徐日升、德里格、石 可圣曾先后担任宫廷音乐教师。这些传教士不仅擅长西洋乐器，讲授西洋乐理，教授乐 器演奏，而且还在各地的天主教堂中传播西方音乐，这些都促进了西乐的传播。
当时，康熙给予了传教士相当优越的待遇：《律吕正义》续编作者之一德理格所受的 器重在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五日毕天祥(Appiani)手书中可见一斑：“……德理格所受 皇帝殊宠，为已往任何西人所未有，即东方人，尤其汉人亦无人蒙此优礼。阳历五月， 德氏患病。皇帝第三子……曾为德氏派去医生二人。皇帝闻悉后，欲再派一名，此第三 医师乃公认为医师中最卓越者；帝命其小心医治……”(注：转引自席臻贯，《从康熙 皇帝的音乐活动看<律吕正义>》，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8年3期，第37页。)另 一宫廷音乐教师徐日升教士在其日记中写道，1689年，在赴俄进行尼布楚条约谈判之际 ，康熙对中方代表大臣索额图讲：“朕鉴于所用西人皆忠贞可靠，足资信赖，特令徐日 升随尔前往俄国。”(注：约瑟夫·塞比斯著，王立人译，《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 尼布楚谈判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59页。)此外，康熙对在宫廷供职的传 教士提供了宽厚的物质待遇：传教士们领俸禄，受爵位，物质待遇无异于朝廷大臣。这 一切都有利于西乐的传播。
那么，西方传教士何以在当时如此受重于朝廷?这主要取决于他们对朝廷的贡献：康熙 亲政之初，在审理杨光先与西洋人南怀仁的历法案中，南怀仁所提供的正确测算使康熙 对西方文化有了“先入为主”的好感。之后，传教士们又根据西方天文科学制造天文仪 器，采取西方测绘地图法绘制《皇舆全览图》，运用火器制造技术研制火炮，平息三藩 之乱……正是这些业绩使康熙认识到西方文化对于大清国的意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对 传教士所采取的政策，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西乐的传播。
第二、康熙个人兴趣因素。
玄烨是历代君主中少见的博学者，是一个求知欲极强的人。康熙对西方音乐怀有浓厚 的兴趣，据法国传教士白晋(P.Jaach Bouvet)上法皇路易十四的奏折中讲：“他很喜欢 西洋音乐的乐理、乐器及其演奏法。在亲自处理国务之暇，他只要认真练习几次，就能 象演奏中国及鞑靼的大部分乐器一样演奏西洋乐器”。(注：传教士毕天祥致罗马同会 会士书信，转引自陶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 ，第5页。)另有马国贤在所著意文“中国学院成立史书”中记曰：“康熙帝极欲成一数 学家与音乐家……然确极嗜好音乐……帝不知抚琴(épinette)，……偶或尝试，则亦 仅以一指弹奏而已”。(注：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下册第899 页。)此外，高士奇所著《蓬山密记》中还有关于康熙弹钢琴的记载。从以上史料可见 ：康熙对西洋音乐怀有强烈的兴致。可以说，康熙时期西乐中传的进一步扩大在一定程 度上是托了皇上的“隆恩”。
第三、国家经济实力。
康熙亲政后，一面以军事行动肃清反动势力，一面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如减免赋税 、奖励垦荒、兴修水利等，促进生产发展，使跌入低谷的经济重现生机，农业、手工业 和商业渐渐达到了历史上少见的繁荣。经济的繁荣使清王朝能够有足够的物力和财力为 中西音乐交流提供物质保障。
第四，前代基础。
据史料记载，中西音乐交流目前最早可追溯到唐朝。在唐到清初近十个世纪的漫长历 史中，从唐代景教赞美诗到元代兴隆笙的传入，从明末击弦古钢琴到顺治时期拨弦古钢 琴的出现，中西音乐交流一直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此外，自明末兴起的西学东渐之风 在黄宗羲、梅文鼎等学者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也进入了清代宫廷，这一切都为康熙时期 西乐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
三、局限性及其原因
1、局限性
尽管康熙时期西乐中传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然而仍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 在：局限于学术而不重实践，局限于宫廷而未在民间广泛传播。以《续编》为例，虽然 编纂者也称“从此法(指五线谱记谱法——笔者)入门，实为简径”(注：(清)永瑢、纪 昀等纂修，《景(同影——笔者)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七十 五年版，第二百一十五册经部二○九乐类，《律吕正义》续编“总说”，第187页。)， 然而这部西方乐理著作刊行后就被束之高阁——编纂者并不关心它的应用与传播，更未 以此为起点，进一步认识西方音乐的价值。因此，《续编》并未在民间音乐实践中发挥 作用。其他西乐诸如乐器演奏、乐队合奏等等也大都局限于宫廷，没有被广大群众了解 和接受，更未对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2、原因
上述种种局限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现试从四个方面分析如下：
第一、社会基础。
清初的中国尚没有使西方音乐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基础。当时的大清王朝生活在封建 文化氛围中，缺乏走出去了解世界的开放意识，因而过分依靠西方传教士，既没有培养 本国外语人才，组织本国学者翻译西方文化著述，也没有派遣本国官员去西方各国考察 ，更没有通过学校教育介绍西方音乐，由此导致这一时期的音乐交流仅仅局限于宫廷之 内，难以取得更为切实和持久的效果。此外，康熙时期八股取士和文字狱的泛滥强化了 对人民的思想控制，阻碍了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产生，从而限制了整个社会对于 西方文化吸纳、接受和传播的能力。
第二，统治阶层和康熙个人因素。
从整个统治阶层来看，西方音乐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猎奇”的对象和炫耀国力的资 本。《续编》卷一“总说”中有如下记述：“我朝定鼎以来，四海尽入版图，远人慕化 而来者渐多，有西洋人……”(注：(清)永瑢、纪昀等纂修，《景(同影——笔者)印文 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七十五年版，第二百一十五册经部二○九 乐类，《律吕正义》续编“总说”，第186页。)可见，此书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清统治者 显示自己疆域辽阔、恩泽远被的工具，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清王朝闭目塞听、盲目自大的 心理。另据《中西交通史》记载，康熙曾在筵宴俄罗斯使臣时，炫耀他所拥有的西洋乐 器，以示国力强盛。这种统治阶层对于西方音乐的错误定位成为限制其传播的一个重要 原因。
康熙个人因素是另一重要原因：康熙虽然积极学习并整理西方音乐，然而其出发点主 要是个人兴趣，而非对西方音乐文化价值的认同，因此，他始终未能制定国策，鼓励中 国学者从事中西文化交流。这样的交流活动极易受到皇帝个人兴趣的影响，而难以在整 个社会范围内形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洪流。
另外，康熙引进西方文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因此，科学技术在 中西交流中一直为康熙所重视，而音乐因其实用性不强往往被忽视。在1692年由康熙授 意的礼部尚书奏折中记有：“西洋人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 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注：李刚已辑录，《教务纪 略》“卷首恭录”，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3页。)由此可见，康熙引进西方文化的目 的主要是利用传教士所掌握的先进科技为朝廷服务，而音乐作为一门与经济发展关系甚 微(从短期来看)，实用价值不明显的艺术形式，往往沦为封建统治者“猎奇”的对象， 难以得到足够的重视。
“西学中源”对康熙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明清之际中西文化接触过程中，在中国某些 士大夫和学者中间产生了一种“西学中源”的思想，即认为西方的科学文化源自中国。 康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这种观念。1713年康熙曾谈到：“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 知历原。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 分之疏密，非有他术也。”(注：王春渝主编，沈芝盈、董迎建、杨志清译著，《康熙 政风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页。)这种“西学中源”的观念给引 进西方文化设置了严重障碍，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康熙在中西音乐交流中未能有更多建 树的原因。
总之，康熙虽然在中西音乐交流中做出了一定贡献，但作为一个封建君主，他无法超 越自身历史和阶级局限性对西方文化进行选择，因此，他所进行的音乐交流活动未能在 社会上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第三，传教士的局限。
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作为中西音乐交流的主要媒介，本身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从传 教士来华动机来看，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传教”而非“传乐”，音乐只不过是他们进行 宗教传播的一种工具。当然，传教士自身音乐修养的局限和浓厚的宗教色彩也必然导致 西乐传播内容的单一性，从而影响到中国人对西方音乐的全面了解。此外，由于这一时 期对于西方文化的选择权一直掌握在皇帝手中，传教士只能听命于朝廷，小心翼翼地服 侍皇帝。再加上中国缺乏社会土壤，没有开放宽松的社会大环境，传教士们虽然可以传 播音乐，但是并不能使中国人真正接受西方音乐。
第四，国内国外的客观环境。
康熙时期，社会秩序虽然相对稳定，但国内国际形势仍相当严峻。从国内看，这一时 期不仅存在由公开反抗转入秘密结社的民间反清活动，而且发生了统治阶级内部“三藩 之乱”和少数民族噶尔丹分裂清帝国的叛乱，再加上康熙晚期皇室内部的皇位之争—— 这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统治者无暇顾及西乐中传。
从国外看，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也对当时中西音乐交流产生了重大影响 ：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发出一份名为《自登基之日》的禁约，其中包括 ：在天主教堂内，不允许悬挂“敬天”匾额，教徒不许参加祭祖尊孔仪式等等。1705年 12月4日，传教士多罗带着这一禁约来到中国，并不顾康熙的坚决反对，于1707年正月 十五日在南京向在华传教士宣布了罗马教廷的禁约，并宣称如有违反禁约者将被驱逐出 教。康熙得知这一消息后大怒，立即下谕将多罗囚禁于澳门，而罗马教廷则采取了更为 强硬的态度，于是，清政府和罗马教廷的关系破裂。
康熙帝倡导和应用西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罗马教皇的禁约对中国封 建专制统治的理论根基——儒家学说构成了威胁。由此，康熙开始对西方国家产生敌视 心理，这对中西交流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四、小结与思考
综上所述，中西音乐交流作为一种文化往来，受到社会政治、外交、历史主体等多种 因素的制约。康熙时期西乐中传重大进展与种种局限并存是由当时社会各种因素共同导 致的结果，其进展固然可贵，而种种局限更可叹可憾。
遗憾之余，不禁想问：倘若当时康熙能够制定国策鼓励西乐中传，倘若当时统治阶层 能够开设学校进行西方音乐教育，倘若当时的知识分子能够意识到西方音乐的价值并身 体力行付诸实践——那么，历史是否会因此而被改写?
然而，历史没有假设。历史留给我们的，除却深深的遗憾，更重要的，还应该是冷静 地思索——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多元文化格局日趋形成的今天，我们应如何正确认识中乐 与西乐的关系，又应如何以史为鉴，推动历史的进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