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思维与系统思维——毛泽东、邓小平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的思维方式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论文,思维方式论文,过程中论文,矛盾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创新意识首先是思维方式的科学性。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对思维方式的科学化、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新的要求。马克思的科学思维方式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指导无产阶级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毛泽东的科学思维方式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的科学思维方式实现了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有没有与现代化事业相适应的科学思维方式，是同我们的事业兴衰成败息息相关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67页。）
毛泽东、邓小平各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同“老祖宗”的科学思维方式一样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与历史时代紧密相连，集中反映了历史时代的本质、基本趋势和特征，是时代精神的升华和结晶，凝聚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整体景象。一定的思维方式总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在一定历史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因此，研究毛泽东、邓小平两位伟人各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应同研究他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实践联系起来，这是考察思维方式及其发展的最重要原则。
思维方式是与人类共生的，有人类就有思维，有思维就有思维方式，因此，对思维方式的研究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继承者、发展者的思维方式研究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今天的中国，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已被实践证明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我们更应注重研究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各自思维方式及其比较。思维方式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每一时代实践需要解决的问题及问题的性质，决定了人们在该时代的占主导性的思维方式。
毛泽东、邓小平是当代中国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两位伟人属于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体系，同样对中国乃至世界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不同时期开放的两朵鲜花，其思维方式既基本一致又各有特点，因此，对毛泽东、邓小平的思维方式作比较研究，既有难度又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以矛盾概念为核心的矛盾思维方式
毛泽东、邓小平是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体系的两个伟大人物，他们在思维方式上有许多相同之处，这是基本的方面。其共同点表现在两个伟人的思维方式的实践性、辩证性、超前性等方面。但是，这种“同”中也存在着“异”，这正如黑格尔说的那样：“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够看见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注：黑格尔：《小逻辑》， 2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我们在研究他们思维方式的相同点时，还应注意发现它们的同中有异；在研究其相异点时，应注意发现它们的异中有同，从而使二者交相辉映。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理：“那些发展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1页。）因此， 思维方式也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毛泽东、邓小平同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战争与革命是这个时代的基本表征。本世纪初，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这一概念，并认为它“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注：《列宁全集》，第24卷，435～436页。）人们将此称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毛泽东就是成长和成功于这个时代。在战争和革命的时代里，敌我双方，阶级对立都是分明壁垒的，与这一时代相适应的便形成了毛泽东的矛盾思维的主要形式。毛泽东的矛盾思维方式在“二战”的残酷斗争中，逐步形成。这期间，毛泽东矛盾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实际斗争的方法。他在学习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时，就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并切实研究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主张“劳农主义”和“阶级专政的方法”，在艰难曲折中发展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这是矛盾思维方式的重要表现；第二，发展了不平衡的思维。恩格斯提出在事物的发展中，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列宁运用不平衡的思维发现了各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因而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用不平衡的思维研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现多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中国，使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也极不平衡，在各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割据的白色政权之间留下有统治薄弱的地区，这就在客观上给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毛泽东利用这一“奇怪现象”提供的可能性，在实践中创造了建立和壮大中国红色政权的奇迹。这是矛盾思维方式的运用和发展的重要成果；第三，丰富了量变质变的思想。毛泽东用矛盾思维形式将量和质、量变和质变作了考察之后，认为中国革命应该有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并坚信中国革命的发展将是一个促进革命力量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漫长过程，因此，应该是建立若干革命根据地，努力使“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从而使红色政权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从而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他还坚决地认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98页。）使中国社会性质发生质的飞跃。 这是对矛盾思维形式的创造性运用；第四，倡导通过现象看本质的分析方法。现象和本质是一对对立统一的哲学范畴，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毛泽东用它来教育革命队伍中存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和悲观情绪的人，认为不抓住事物的本质，就可能被它的现象或假象所迷惑，就会对形势发生错觉，产生悲观的论调。他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99页。 ）这是对矛盾思维形式的创造性运用。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平衡和不平衡、量和质、量变和质变、现象和本质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律或范畴，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些基本内容，毛泽东在这期间将其作为矛盾思维方式具体地展示出来，形成了部分的体系。陈毅说过：“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基本建立了一个初步的然而是完整的体系，以后则是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注：转引自郭化《毛主席抗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载《中国哲学》，1978（1）。）
《矛盾论》和《实践论》便是毛泽东矛盾思维形式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集中表现。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等等方面的情况与性质，都纳入了矛盾思维的范围，从而全面分析了它们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树立了用矛盾思维形式分析事物的典范。《实践论》是毛泽东的最得意之作，在新中国初期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特意为它添上了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以示将认识和实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知和行等认识领域内的诸多问题也归入了矛盾思维的范式，从而使矛盾思维形式的运用范围扩大到了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用矛盾思维形式思考所面临的极其复杂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仅使矛盾思维方式在适应范围上有量的扩大，还力图作更新的理论概括。这期间的积极的思想成果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科学著作中。毛泽东这时的矛盾思维形式包容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对外关系等各个领域，其适用范围大大超过了民主革命时期。例如，在经济上，毛泽东将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问题归入矛盾思维形式之中；在政治上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中国和外国、民主和自由、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自由和纪律等关系也纳入了矛盾思维形式之中，以此来适应在社会主义中“充满着矛盾”的现实需要。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对矛盾思维形式进行了新的概括。他在《矛盾论》中概括“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336页。）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66页。）“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47页。 ）它们都是对立统一的，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表现形态，都可纳入矛盾思维形式。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曾立下宏愿要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论》、《实践论》和《政治经济学》。在60年代他还因为自己没有能够再写出像《矛盾论》、《实践论》那样的符合时代潮流的哲学新思维的著作而感到十分遗憾。1964年3月和6月，他两次就学习《毛泽东选集》时说到：那些都是以前的著作了，现有学这些东西，我很惭愧，很想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但老了，精神不够了。可见，毛泽东对矛盾思维方式的笃信和钟爱，他那种孜孜不倦地追求这一思维方式的完美和新意，以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需要的精神是极其可贵的。
二、以现代科技为契机的系统思维方式
毛泽东的遗憾由邓小平填补上了。邓小平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厚望，他站在时代的前列，创建了先进科学的思维方式。他敏锐地发现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向了“和平与发展”，创立了无愧于伟大时代的顺乎“和平与发展”潮流的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方式。
恩格斯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65页。）在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理论思维，没有僵死不动的固定思维方式：一定的思维方式总是植根于该历史时代的实践和科学发展的土壤中，是在此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思维之花，并随着历史时代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作为时代产物的思维方式，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邓小平一生的多数时间虽然与毛泽东同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其时的思维方式已溶入毛泽东的矛盾思维方式的共性之中，但是，邓小平思维方式的个性或特点都主要是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年代里形成的，同这一时代相适应便是邓小平的系统思维方式。
现实世界中的一切事物，早就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着、演化着，但系统观作为一种思想和方法却是在现代由系统科学孕育出来的。它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中初步得到明确的界定；在协同学、耗散结构理论和超循环理论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系统工程理论中，又从技术和管理的角度得到了综合的体现。因此，系统的观点和方法在当代科学、技术和管理中日益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具有哲学认识和方法论的意义，系统思维方式也就成了一种新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认知方式。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是运用系统、要素、结构、环境、功能、演化等概念，通过结构分析和功能分析，勾画出现实事物所具有的整体性、层次性、结构性、功能性和动态性，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自然观、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为人们提供了新的世界图景、新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这种新的认识和方法为人们的实践活动展现出了广阔的天地，因而系统思维方式也就成为了一种新兴的思维方式。
邓小平的系统思维方式使他准确地找到了国际、国内和党内各种因素的契合点，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新的天地。列宁曾经说过，我们要区别不同“时代”，“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注：《列宁全集》，第21卷，123～124页。）邓小平以世界历史的眼光，准确地把握了世界形势和时代发展的脉搏，围绕时代这一主题来思维，以时代这一主题为思维的中心，从决定当今时代的战争因素、革命因素、和平因素和发展因素的角度对时代问题作了周密的考察，推出了崭新的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他以新的战争视角考察当今世界诸矛盾的变化，改变了对战争根源和新的世界大战危险“迫在眉睫”的传统看法，作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正确判断；他以新的革命视角正视了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心任务都应是抓经济建设，尚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诸种条件，从而得出了目前尚无世界革命的端倪的结论；他以新的和平视角对世界战争与和平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和分析，并在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中，突破了原有的阶级、社会制度和地域等传统观念，充分以“和平力量”这一新思维视角去考察各国、各政治实体或个人对战争与和平的立场观点，从而得出了当今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的新结论；他以新的发展视角考察了世界各种类型的国家，认为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发展问题，只有发展才能摆脱困境，才是决定各自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发展生产才是各国追求的基本国策。邓小平在对上述决定时代主题的四个方面的信息进行了分析比较综合之后，跳出了大战威胁的思维定势，从而展现在人们眼前的现有世界上真正带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这样，时代的主题就不言而喻从“战争与革命”转换成了“和平与发展”。这是邓小平从新的思维视角用系统思维方式去审视时代得出的新的结论，也是他的这种思维方式为人类作出的积极贡献。
三、矛盾思维方式与系统思维方式的整合
从理论基础来看，矛盾思维的理论基础是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系统思维的理论基础是系统科学，似乎有很大的区别，其实不然，正如贝塔朗菲所说：“虽然起源不同，但一般系统论的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相类似则是显而易见。”系统思维从新的认识角度证实、丰富、具体化了矛盾学说。
从思维方法上看，系统思维的综合研究也是对矛盾思维分析研究的一个具体化，在系统综合研究的形式中就贯注着矛盾分析研究的本质内容。和传统分析不同，矛盾分析不是对事物组成部分孤立地、互相隔离开进行分析，而是在肯定对立面互相渗透、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中所进行的分析。它所说的综合，不是把各组成部分机械地简单加合，而是按照事物自身固有联系、按照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使之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显然，在矛盾分析中，分析是以综合为指导的非孤立性分析，综合是在分析基础上进行的非加合性的综合，分析与综合互相渗透、互相贯通。
系统思维否定传统分析方法孤立、静止、还原论的观点，这种分析从系统整体出发，从各要素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进行分析。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认识、把握系统整体的功能。显然这种分析是为了综合，是辅助于综合而进行的。
由此不难看出，系统思维的方法和矛盾思维的方法实质上存在一致性。区别在于：矛盾思维是通过从反映事物本质的抽象概念中分析出它的对立面，然后将互相反对的概念综合在一起，以形成全面把握对象本质的具体概念。系统思维则是通过对系统的组成要素、系统与环境的分析之后将其综合为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比较直观具体。
整合毛泽东、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就是整合矛盾思维方式与系统思维方式。在毛泽东思维方式中明显地打上了矛盾分析为核心的烙印，其形式是典型的矛盾思维方式。邓小平吸取了现代科学思维的营养，在继承矛盾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系统思维，其表现是系统思维方式。这是两种处于不同层次的思维方式，两者各有优势，一旦整合并加以优化，就会产生出创新思维，发挥更大的改造社会和改造世界的作用。
整合矛盾思维和系统思维有着深厚的基础。矛盾思维与系统思维是不同层次的思维方式，前者居于哲学思维的层面，后者居于具体科学的思维层面，系统思维是矛盾思维的具体化。
矛盾思维方式的核心概念是“矛盾”，对立统一规律是它的实质和核心，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是它的总的特征。在本世纪兴起的系统科学，将辩证法中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思想置于实验和数学理论的基础之上，形成了较矛盾思维更具确定性和精确性的表述形态，即系统思维方式。由此可见，系统思维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具体化。正因为这样，一些系统科学的创始人都认为马克思是他们的理论先驱。美国的安贝吉则说，马克思是“一位早期系统论者”，“他的理论工作的主要部分都可以看作是富有成果的现代系统方法研究的先声”。矛盾思维是从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角度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多方面联系，而系统思维则是从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结构与功能、开放与封闭、有序与无序以及系统与环境等关系的角度去具体表现对立统一规律。很明显，矛盾思维的概念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的特点，而系统思维则具有客观性、定量分析和有序追求的特点。因此，整合毛泽东、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就是要发挥矛盾思维和系统思维的优势，实现整体效应。
整合矛盾思维与系统思维，发挥其整体效应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其中最主要的也是最明显的有：互补效应、协同效应和多极优化的效应。
恩格斯在讲到归纳和演绎两种思维方法应该相互补充时说：“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48页。）就是说，各种思维方式都具有的自己的优点和适用范围，若每一种思维方式“都用到该用的地方”，就能产生互相补充的“互补效应”。丹麦科学家尼尔斯·玻尔提出了著名的互补原理，指出在描述微观现象时，“粒子性”、“波动性”这两类概念缺一不可，只有把它们联系起来才能完备地描述微观世界，从而创立了“波粒二元说”。毛泽东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和“阳”视为既是对立的又是互补的，“一阴一阳谓之道”，这就是规律，就是辩证法。邓小平在新时期中从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出发，认为计划和市场社会主义都得要，它们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手段，而这两种手段是互补的。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邓小平从系统思维看问题，确信“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48页。）它们是相容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应该发挥它们的互补效应。
毛泽东于《矛盾论》中曾精辟地分析过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333页。）在系统论中将这种同一和斗争看作是协同和竞争，它们的相互作用是系统有序化的原因，发挥它们的协同效应，便有利于社会系统、自然系统的进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从哲学、经济学的角度阐述过简单的协作也会产生新的生产力的道理。邓小平着眼于现代经济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系统思维中的协同效应，既强调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协调发展，又提倡要敢于竞争，加速发展，争取几年上一个新台阶；既提倡互帮互助，共同致富，又反对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在系统思维中更强调了它们的协同作用。在现代化系统中，他强调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两个子系统中的协调动作，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能一手软一手硬，顾此失彼；在改革这个大系统中，强调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这两个子系统要协同作用，提出两方面的改革要配套进行，不能让经济体制改革“孤军奋进”，等等。只有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事业中各个子系统的各种协同效应，才能达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优化这个总系统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的认识及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的论述，成为现代系统论中多极优化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曾经指出：“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毛泽东还认为，一个正确的认识需要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这就为系统科学的多极优化思想提供了最有力的认识论根据。系统的最优化原则要求把优化的思想贯彻到系统分析的始终，体现在确定目标、实现目标的各个阶段。它把整个系统按不同等级、层次逐级作优化处理，使各层次的结构和功能日益优化，直至达到整体优化为止。同时，在系统中还要依照系统动态的原则，不断寻求系统的最优化。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过程中，紧紧抓住目标的确定和优化的原则，使之实现多极优化。邓小平说：“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67页。）“及时调整”就是寻求多极优化。以他制定中国发展战略为例，从1979年12月起，他就提出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后来又提要分两步走。再经过认真的思考和大致的框算后，直到1987年4 月才正式提中国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邓小平在这八年的实践中，使我国的发展战略从原则到具体，从定性到定量，逐步优化，其中经过了多次多极才达到的。对这一点，他深有体会。1992年他南方谈话中说：“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2页。）在这里，“坚持”、“赶快改”、“抓紧解决”等，都是不断实现多极优化的措施或办法。只有经过不断的优化，中国才能“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党的十四大将此定为我国在下世纪二三十年代要完成的任务。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无论是时代的发展还是社会的进步，都要求我们要全面更新思维方式，这是一项历史性的艰巨任务。它需要我们不断地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思想素质，掌握现代科学思维方法。毛泽东、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已经影响并正在影响中华民族的两、三代人，其影响还将继续下去。他们的思维方式的科学导向作用和思维的启迪功能为我们的思维现代化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新的时代里，我们要按照毛泽东、邓小平所提供的现代思维方式，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标准要求，探索和总结出一套符合时代发展所需要的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我们相信，这种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并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定能转化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尤其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真正学习和掌握好反映时代特征的全新的思维方式，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标签：系统思维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毛泽东论文; 邓小平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邓小平文选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矛盾论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系统论论文; 科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