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写作动因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多余论文,瞿秋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最后一篇重要文字，也是人们认为谜团颇多、歧见纷出的作品。大致说来，对《多余的话》的真实性和瞿秋白本人的看法，经历了否定前者肯定后者——肯定前者否定后者——既肯定前者也肯定后者这样一个恰好是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对《多余的话》一文政治性思想性的评价，也大体有否定性的、既有否定也有肯定的、基本甚至高度肯定的三类。对《多余的话》的政治思想内容的看法关系到对它的真伪的认定，进而影响到对瞿秋白这个人物的评价。一篇文章在身后引起如此多的聚讼，对作者的声名起这样大的作用，实不多见。《多余的话》表露的思想和心绪是复杂的，但如找到解读它的内容之所以复杂和充满矛盾的钥匙，事情原也简单明了，并不如想象的那样深奥。
瞿秋白酷爱文学，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中最具文人气质者。他从东西方新旧政治思想文化的大碰撞中走出，集革命家与文学家于一身，这是他的特质。《多余的话》是他对一生政治、文学的思想历程的自传性总结。因此，对它仅作政治的、历史的解读是不够的。由于瞿秋白与文学的不解之缘和该文写作的特殊心理环境，要更加深刻、真实地挖掘瞿秋白写作《多余的话》之必然。还需将它放在文化特别是文学的视野里进行考察。在促使瞿秋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作《多余的话》的诸多因素中，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心态的影响十分重要。这一组人物的内心矛盾与他有着内在的契合，而他们清醒而严厉的自省精神对他产生了尤其深刻的影响。
本文试图从文学上“多余的人”这一特殊的人物形象的思想心理入手，为诠释《多余的话》提供一个应有的视角，并考察《多余的话》引起的各种政治误读。
一、瞿秋白与“多余人”文学形象之缘
瞿秋白是走政治道路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他的文化人格，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遇之际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瞿秋白生在世代簪缨而后破落的家庭中，接受了良好的旧式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底，从小立志研究文学；后来进俄文专修馆学习，大量接触了深邃迷人的俄罗斯文学和思想，眼界逐渐开阔。那时正是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随后，各种新思想潮水一般涌进了国门，瞿秋白也像当时许多敏感的青年一样，内心被冲得七零八落。及至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客观上也不容许他再安于在平静的书斋中沉吟了。紧接着是赴俄。以此为契机，他就一路矛盾地，而又坚定地逐步走上一条艰险的革命道路。
追溯瞿秋白复杂坎坷的心路历程，可以发现《多余的话》中流露的思想感情并非一时突发，而是早有发端的。在他早期的作品《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中已有很典型的段落出现。那些飘忽的、空灵的、纯感受的文字，记录着作者内心复杂无绪的冲突。这时他已经在举起小刀剖析自己了。例如：
“内”的要求驱使我，——悲惨的环境，几乎没有把我变成冷酷不仁的“畸零之人”（注：《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5页。）。
所谓“畸零之人”是俄语“多余人”的另一种译法。他还干脆将自己命名为“中国之‘多余的人’”。在以此为题的一节中，他分析自己“生来就是一浪漫派”，感性成分很重，而又“自幼倾向于现实派的内力”，知道刚得到启蒙的中国社会迫切需要现实精神。“两派潮流的交汇，湍洵相激，成此旋涡——多余的人。”他说：
“我”，——是欧华文化冲突的牺牲，“内的不协调”，现实与浪漫相敌，于是“社会的无助”更斫丧“我”的元气，我竟成“多余的人”呵！噫！忏悔，悲叹，伤感，自己也曾以为不是寻常人，回头看一看，又有什么特异，可笑可笑（注：《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19-220页。）。
瞿秋白引以为同类的“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形象系列，鼻祖是普希金笔下的叶夫盖尼·奥涅金。《辞海》“多余人”条的释文为：“19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生活在贵族阶级趋向没落的时期，在反动专制政体和农奴制下感到窒息，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因为远离人民，无法摆脱贵族立场，缺乏生活目的，不能有所作为。”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论述。
近年来，人们开始从文化视角分析传统知识分子的命运，并得出了更深刻的见解。刘亚丁在《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中，重新审视“多余人”，认为在十九世纪西方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猛烈撞击中，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对异质文化或是完全认同、或是完全抗衡、或是先认同后‘复归’，完成两种文化的融合”，而“多余人”就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找不到位置的形象表述”。重温瞿秋白对自己这个“多余人”的剖析，可以发现，上面的“新”视角，“新”观点，瞿秋白早在二十年代初就已经以他异常敏锐的心灵洞察力捕捉到了。
在新旧文化的撞击中产生出来的“多余人”是各国各个时代都有的，而俄国的“多余人”有着更深刻的内在特征，即更加深沉的忧郁和孤独，更加彻底的自省和更加勤奋的探索。奥涅金、皮却林、罗亭等著名的“多余人”，都对自己进行过苛刻的分析和深刻的自省。
《罗亭》中的罗亭，在逃避了娜达丽亚的爱情以后，给她留下一封长信忏悔自己，分析了自己的痛苦和矛盾，并表示：“我从来还没有向什么人这样披露过自己——这是我的忏悔。”瞿秋白在《赤都心史》的《中国之“多余人”》一节中，开篇就引了罗亭给娜达丽亚的信中两段关于“心”与“智”（后来译作“情感”与“理智”）的话；在《多余的话》的最后所列出的他认为“很可以再读一读”的7本书中，苏俄作品占4部，其中包括高尔基的《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今译《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主人公自叹是“莫斯科头等的多余人”和《鲁定》（即《罗亭》）。可见，“罗亭”这个形象对他心灵的影响是贯穿终生的。
《多余的话》中令人联系到“多余人”的地方比比皆是。事实上“多余人”对瞿秋白的影响也决不仅仅是一些表面字句，他的心灵上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正是来自于他所倾心的那个俄罗斯民族的这些特别人群的。他始终不渝地爱好和钟情于俄国文学，不仅热心于翻译和传播，而且作过潜心的研究，与组成一条闪耀着光辉的画廊的“多余人”系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敏锐地指出这是“过渡时代青黄不接期间的当然现象”（注：转引自张伟著《多余人论纲》，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页。），并以惊人的冷静和清醒，透视到同样处于过渡时期的像自己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矛盾和痛苦。
二、“多余人”心态对瞿秋白的深刻影响
“多余人”心态对瞿秋白影响最深刻的方面，是形成了一种极其严厉，甚至过分苛刻的自我反省精神。
从丁玲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其实，在瞿秋白涉入政治尚未很深时，他内心的矛盾和常进行自我剖白的特点就已经很明显了。这时，正是他回国，任教于上海大学的那一时期，回溯历史，在此之前，他写了《赤都心史》，里面有不少内心剖白的段落。回国后，火热的政治生活并未医治好他那“心智不调”的病症，反而更加深了这种“不调”，并在此后的政治实践过程中日益发展。
1930年左右，丁玲写了小说《韦护》，并在后来明确指出是以瞿秋白和他的前妻王剑虹为原型写作的。瞿秋白后来在给丁玲的一封信中署名“韦护”，表明他也认为“韦护”是以他为蓝本的。“韦护”这个名字，确是瞿秋白的一个别名。丁玲回忆说：“他曾用过‘屈维陀’的笔名，他用这个笔名时曾对我说，韦护是韦驮菩萨的名字，他最是疾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注：《忆秋白》，第146页。）丁玲以惊人的敏锐，准确地抓住了他的性格上的矛盾，并在人物的刻画中着力表现了这些特点。小说中的革命者韦护，因为他的工作中总是无法回避令人头痛的争吵和辩论，心情非常抑郁，但他既是“韦驮菩萨”，便只能走下去，不能退却或逃跑。这些描写中露出了“心智不调”的信息。韦护身上的“多余人”味儿很明显：罗亭似的谈锋很健，口若悬河，像许多“多余人”那样爱上纯真美好的天使般的姑娘，最后又离开了她，只留下一段忏悔的文字。韦护当然不是瞿秋白本人，他是瞿秋白的性情和个性中给丁玲印象最深刻的特征的文学折射。韦护为了革命事业，离开了丽嘉，这对作为原型的瞿秋白本人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丽嘉及她的纯真好友们，象征瞿秋白置身其中最感亲切愉快的文学艺术环境（他们对艺术都是很擅长的），然而他为了自己的使命，受内心责任的驱使，却必须舍弃这一切。要知道，瞿秋白在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是十分心甘情愿、毫不犹豫地接受命运的安排的，就像韦护离开丽嘉时一样，纵然深深地留恋，惋惜，在奔向他并不擅长的政治道路时，还是义无返顾的。
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瞿秋白以顽强惊人的意志严格自律，竭力避免这些情绪影响自己，也不让别人看出来。客观环境也不允许他表露什么。在诸多战友的回忆中，他总是不顾病弱，精神饱满、工作勤奋，乐观、开朗，总给别人带来快乐和信心。很少有人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悲哀和疲惫。但是，他越来越深切地感到了他的位置的尴尬和荒诞。被排挤出中央后，他与文艺界人士的交往多起来，言谈中有了蛛丝马迹：他把自己从事政治比作“犬耕”。但仅此而已。内心深重的忧伤，不仅鲁迅这样的挚友不察，就是杨之华也难以深切体会。联系到他的实际生存状态，可以真切地充分地明白这一点。内心的痛苦太深，而在那种情势下又无人可诉说，势必在心里淤积成一块心结，一块病瘤。在刑期将近之时，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很快就要结束，如果仍然隐忍不言，许多真实想法和感受就要被带入坟墓，永远无人知晓了。他渴望人们能体会他的真实内心。以真实面貌面对世人，尤其是自己的同志、朋友和亲人，好也罢，坏也罢，至少去除了心理负担，轻松而释然。压抑太久太深的内心情感喷薄而出，鲜为人知的沉重忧伤和痛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突破了意志的阻力，呈现在世人面前。有了一吐为快的短暂机会。然而这一来，一些话难免就讲过了头，对他一直存有的“犬耕”的勉强感、文人从政的“无用”感等等过分夸大了。无怪乎《多余的话》刚面世时，不论同志、亲友都不假思索，先认定为敌人伪造了。
在中国作家中，创作受“多余人”形象影响最深的当推郁达夫。遍阅他的作品，其中暴露心理的灰暗乃至阴暗面的描写，达到了被有些人斥为有“自我暴露癖”的程度。殊不知，这恰恰构成了他的作品不可磨灭的独特个性，成就了他的深刻之处。因为不如此不足以揭示在一个黑暗无光的时代里，人们的精神可能被摧残到何等残废、软弱、病态的地步。对瞿秋白也可作如是观。没有《多余的话》中那些沉痛的、忧心如焚的句子，我们也很难切身体会知识分子从事政治的无所适从和困惑感，以及当时王明集团为了排除异己开展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达到了何等摧残人性的地步，使瞿秋白这样的高级干部，只有在被彻底解除了武装，即将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时，才除掉了沉重的思想负担，面对一束白纸倾吐出最后的心里话。
这样一来，似乎推出了“瞿秋白是个‘多余人’”的结论。其实不然。我们说瞿秋白身上带有“多余人”心态给予他的影响，是从某一些侧面、某一些阶段、某一些心理特点上说的，不能全面扩大化。毋庸置疑，瞿秋白自信仰和转向马克思主义，勇敢坚决地走上革命道路后，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与在新旧思想文化的交锋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无所适从和有批判改造社会的愿望而无具体实际的行动的“多余人”，有着本质的区别。瞿秋白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个人品质是较为完善的。不管他存在什么样的弱点（何况任何伟大人物无不都存在弱点），他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但绝不是多余的，而且应当之无愧地在民族精英行列中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
然而，当瞿秋白在政治上接二连三受到排斥打击：被解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职务、被逐出中央政治局和撤销一切领导职务，离开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心去无奈地从事左翼文艺运动，到中央苏区后又被安排作教育人民委员的“清闲职务”，以病弱之躯被“左”倾中央领导的红军大部队长征转移时留下“坚持斗争”，直至被国民党俘虏成为死囚，所有这一切，使他难免产生自己已置身于局外，被革命队伍所抛弃，个人不再能起作用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与他所熟悉的俄罗斯文学和他自己早期思想中曾有过的“多余人”的感受，尽管性质不同，形式上却有相似之处。他感到十分痛苦：自己似乎又一次成了多余的人。进而回首平生，产生了诸多的困惑。投身政治却不能忘情于文学，自认对政治、经济、组织、军事不感兴趣却被推上领导武装暴动的第一线，病体疲惫不堪却又勉为其难、力不从心地工作，以至于对世界、生活、生命充满热爱和留恋却又必须毅然告别和即刻走向死亡……种种在往昔纯属正常，并不尖锐、并非无法调和的矛盾此时似乎一下突出起来，使瞿秋白集中地感到，他所扮演过的政治角色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处于当时的现实条件下，他远没有站到后人的高度上，对自己的评估缺乏后人的深远眼光，再加对自己一贯的严苛标准，便把自己过分地否定了。中国文人那无可救药的“济世”之心，使他把自己在政治生涯中的屡遭顿挫和力不从心，看作是整个人生的失败。这当然是一种不能令人赞成的错误说法，瞿秋白也自知是“小布尔乔亚的自我分析病”所致，但他还是把这些话说出来了，并由此坦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不易。
在认定瞿秋白的存在价值后，他的鲜明的个性特色是应充分注意到的。人们往往习惯于从政治方面来观察和分析他，而他作为一个文化积淀深厚、思想情感复杂、心路历程曲折的人，他身上那些丰富、繁复、色彩多样的侧面，是同样值得研究者给以足够的重视的。
三、对《多余的话》的几种误读的辨析
“多余人”主要是存在于外国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中的特殊群体，对于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来说是陌生的；包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内，都很难接受他们那种对自己一无遮掩、自虐式的严苛的心灵审判的做法。瞿秋白独特的、曲折的、复杂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文化性格，在党内和党的领袖中都是仅见的，这更使人们对他在临刑前为什么写下一篇《多余的话》难以理解。于是为尊者讳，认定乃敌人伪造者有之；多方索隐，曲为之说者有之；不加分析，大加贬损者有之。我们试对几种主要说法做些辨析。
伪造篡改说。现在持“伪造”观点的人已不占学术界主流了。主流的看法是肯定《多余的话》为瞿秋白所作，但不排除有被篡改之处的可能性。从技术的角度而言，手稿经过转抄，经编辑删节处理，再经排印发表，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与原稿有出入，对任何一篇发表了的文章都是这样。但现在一些论者所说的可能性，却包含政治上留有余地的意味，即对被认为严重有损瞿秋白光辉形象的文句，一般不去提及，实际上保留了必要时可以提出质疑的权利。从逻辑上讲，由于手稿已佚，当然不能排除篡改的可能。但是，事情总有一个限度。文中哪些地方可能是改过的，哪些不是？篡改到了什么程度？就算它有“高度的真实性”（注：林勃：《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瞿秋白研究》(7)。），改动的幅度仅是1%，不论分布在文章何处，对文意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有论者认为，“若有篡改，也只是文字上的渲染和少量增删，整体结构和基本内容则是原来的”（注：鲁云涛：《瞿秋白评传》，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有人说过《多余的话》只能取其大体的意思，不敢拘泥于原文。但敌人如果有必要篡改，要改的恰恰是“意思”，而不单单是文字。学术界如果依据的正好是被篡改过的“意思”，对《多余的话》的研究就毫无意义了。而实际情况是，研究者们一方面在怀疑，一方面又在不断引用着原文。本文认同王观泉著《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中的判断：国民党人缺乏能篡改它的政治头脑、文化层次及那种独特的坦率的行文方式，也没有这个必要性，应肯定我们所见的《多余的话》就是瞿秋白本人所写。从“万一”的角度看，如果确实被作过手脚，也只可能是“删”，文字风格的改动、情绪的渲染和基本事实的歪曲，都是做不到的。而这并不影响现有文本的真实可靠性。
总结经验说。我们认为，《多余的话》是以叙写个人的经历为主线，以文学的手法、笔调和形式忠实地记录瞿秋白当时真实的思想活动和人生感悟的内心独白。它当然有很多政治的内容，因为在瞿秋白这样的人身上，文学和政治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他一生从事政治，谈自己自然不能不谈到政治，不能回避政治，但他现在的兴趣并不在探究政治的是非得失上。如果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梳理、总结了党在20-30年代的活动和经验，那也主要是从个人角度、从与他相关的方面去触及到的。当然，他当时担任党的领袖，从这一点说，可以说总结自己也是为党的这一段历史作总结，但这二者之间毕竟是有区别的，因为出发点不一样。纵观《多余的话》全篇，够得上与总结党的经验有关的文字不足六分之一。这六分之一的内容固然重要，但据此说瞿秋白写《多余的话》主要的目的就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恐还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从政治效应上看，假如瞿秋白的目的果真是总结党的经验，这样发牢骚、说泄气话的实际效果是适得其反的，实在是很“多余”。他完全可以也应该采取别的方式。可以对照的是方志敏的做法。方志敏同在1935年被捕，被杀，并留下了数量更大的文稿。他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和未完成的《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等，目的很清楚，就是回顾革命历程，总结惨痛失败的教训，为党今后的工作提供参考。这些文稿当然不能给敌人看到，所以他写成后托人秘密送出监狱。《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手稿曾佚落民间，1940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以重金买回。再看《多余的话》的命运。陆定一回忆，在延安时，李克农曾问他：“有人要把《多余的话》真迹卖给我们，我们买不买？”他当时说那是假的，没买。建国后听周恩来说看过《多余的话》的真迹，确实是秋白的笔迹，才知道是真的。周建人也间接听周恩来说过同样的话。如果瞿秋白怀有前面提到的政治目的，那么这些事实表明，有两种可能性：其一，瞿秋白文中隐含的秘密太深奥，连他多年共事的战友和亲密的爱人都无法破译，误以为是敌人伪造；其二，周恩来亲眼见过并读懂了《多余的话》，却未注意将这烈士的珍贵遗迹收回，这是为什么呢？只能说明《多余的话》在当时并无正面的重要政治价值。
揭露批判说。瞿秋白受到王明的排斥打击，对王明“左”的做法感到愤懑、不理解、怀疑，在《多余的话》中显然说了些反话、气话，这是事实。但因此将它提到揭露和批判了王明路线的高度，则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形的。第一，王明路线的形成及其错误危害的充分暴露有一个过程，人们对它的认识和批判也要有一个过程。早期中共领导在政治上是很不成熟的，陈独秀、李立三的路线都是在给革命造成巨大的损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才开始批判和纠正的。相比之下，王明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他是以批判纠正李立三路线和瞿秋白错误的“国际路线”的面貌出现的。鉴于共产国际在当时中国革命中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全党认清打着国际旗号的王明路线的实质，是较为困难，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更大的代价的。直到被捕，瞿秋白也没有像他对陈独秀和李立三路线所作过的那样，在党内开展过对王明路线的分析批判。这里可能因有对政治的兴趣减弱，或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指令的缘故，但最重要的还是认识上的原因。否则，按瞿秋白的性格和以往的行事，尽管身遭贬斥，如果认清了王明路线的实质和对党的巨大危害性而不起来战斗，那是不可想象的。面对死亡，他英勇无畏，难道还会害怕王明的打击报复吗？其实不要说远离政治旋涡中心的瞿秋白，就是在中央苏区遭到“左”倾中央残酷斗争的著名的所谓反党派别邓、毛、谢、古，也不过是对一些“左”的具体做法表示了意见。至少到遵义会议前，全党都尚未达到能够揭露和批判王明路线的高度。就是在“左”祸造成的惨痛巨创下清醒起来召开的遵义会议，也仅解决了紧迫的军事问题，按照当时党内的觉悟程度，尚不具备解决政治路线的条件。对王明路线的真正揭露、批判和清算，是到延安后才进行，整风运动中最后完成的。瞿秋白在长征前已有数年在党内政治里处于比较隔膜和沉寂的状态，被捕后他并不了解中央红军在放弃中央根据地做战略转移后遭受重大损失的真实情况，更不知有遵义会议。要说这时的瞿秋白揭露和批判了王明路线，未免脱离了他的思想实际，显得牵强。
第二，如果确如所言，《多余的话》是在向党揭露和批判王明路线，为什么像周恩来、陆定一这样也在共产国际呆过、同样熟悉王明、受过王明打击迫害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竟不能看出他字里行间的这层意思，刚开始都不相信是他写的吗？这岂不是太忽视这么宝贵而重要的革命文献了吗？别人不明白犹可，而心细如发、虑事周全、有长期在党中央工作和隐蔽战线上对敌斗争经验，又与瞿秋白多年合作共事，四中全会上同受打击，差点也被逐出政治局的周恩来，对战友的最后呼唤也没有回应，这是难以理解的。唯一可行的解释是，瞿秋白对国际扶持起来的“左”倾中央的路线有疑惑甚至有抵触情绪，尽管如此，作为党员，他还是真诚地接受了“党的”批评，检讨自己的错误。当他努力去相信“党的”正确而又实在无法理解，并承受了种种严厉的处分后，他确实产生了一些消极的想法和低沉的情绪。内心积蓄已久的思想苦闷和精神上的压力需要寻找出路和宣泄释放。在告别人世之际，他需要从矛盾和痛苦中解脱自己，以便灵魂不再为这些问题困扰，能彻底地放松休息。而作为忠诚的共产党员，信仰和纪律使他在左冲右突时，在国际和中央权威的大山前，只能选择转而怀疑自己，重新审视一生走过的道路，猛烈地批判自我——而不是批判王明路线。
瞿秋白是襟怀坦白的共产党员，《多余的话》明显受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自我解剖方式的影响，直抒胸臆，流露出的都是真思想、真性情。《多余的话》的语言和思想都是直白的，真实的。一些论者脱离瞿秋白的实际为人和该文的完整风格，把它说得隐晦曲折，过度地去索隐钩沉，分析出了许多瞿秋白本来没有的意思。一方面承认这是瞿秋白“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一方面又说瞿秋白采用了“曲折形式”和“暗示手法”，这样做是自相矛盾的，得出的结论是不够客观的。
四、《多余的话》涉及的对瞿秋白的评价问题
确认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讲的是直话、真话，就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在主客观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他在政治生命的末期思想发生了一些消极的变化，《多余的话》当时为敌人宣传利用，在社会上给党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撇开在狱中写《多余的话》这种做法是否得当不谈——烈士已经作古，他写《多余的话》时以为很难出版和有读者，不管不顾，放言无忌，我们也无须责怪他考虑不周，单就《多余的话》的思想内容本身而言，尽管比较消极，却也谈不上有多么严重的错误和污点，更与动摇变节毫不相干。《多余的话》只是真实地描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心路历程，反映出一个革命者世界观改造演变的复杂曲折。思想的矛盾脆弱、认识的曲折反复、情绪的好坏起伏，这是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个人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一般人不大去谈它们，而瞿秋白却把这些内心深处的东西说出来了。从这点上说，他是十分勇敢的。《多余的话》对探讨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及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对考察党的领袖在革命和政治斗争中的思想心态变化，甚至对一般人性、人格的解析等等，均有很高的认识和研究价值。
在通过《多余的话》认识、研究瞿秋白时，我们似应注意以下三点：第一，瞿秋白的自我解剖与党的自我批评方法是有区别的，不能混同。我们党总结长期思想斗争的经验教训，在实践中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原则和方法。在瞿秋白的时代，尚没有形成这些正确的原则和方法。批评是残酷斗争，无限上纲，自我批评也就不得不加码升级，变形走样。更兼“多余人”对瞿秋白的影响，使他不能一分为二，客观地评价自己，而是过分地自责、否定自己。他在病态的、非常的情况下说的过头话，不足以作为评价他的依据。瞿秋白当时受到的是党内错误领导和敌人的双重迫害，在精神的高压下流露出来的东西难免不走形失常。对瞿秋白来说，他写《多余的话》也可谓对自己作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对他表露出的一些消极思想也应采取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理解和宽容的态度。
第二、评价一个人，要有全面、辩证的观点。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了一些悲观、颓废的话，客观上给党造成了一定不良的影响，但这与他在整个狱中的表现和他的英勇就义、与他整个革命人生为党作出的巨大贡献相比，仍是白壁微瑕。毛泽东说：“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以瞿秋白一生的功绩和光辉为《多余的话》作注解，认定《多余的话》“决无任何否定一切、自贬自污、强烈谴责等意思”，为《多余的话》的每一句容易引起的“误解”的话作辩护，对《多余的话》大唱赞歌，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同样，以一篇《多余的话》中流露出来的思想上的迷茫、软弱，夸大其辞，重墨渲染，以一篇文章定终身，为瞿秋白盖棺论定，这种做法也是非科学的。
第三、评价一个人，要以客观实际，以他的行为和活动为依据。列宁说过：“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自己的看法都是主观的，受各种主观因素的支配和影响，而是根据他的行动。”（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221页。）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对自己许多不恰当的表白和看法，这些自我评价不一定十分准确，有的甚至与事实相去甚远。对这些不准确的自说自话，根本无必要为之费力洗刷，或竭尽心思诠释出一番新意来。对《多余的话》和对瞿秋白的评价，说到底，是要以瞿秋白的行动为基础，以事实为准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