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我们的时代——兼谈“全球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时代论文,兼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马克思主义诞生150周年。 北大教授李大钊率先在中国赞扬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也已经80周年了。本文想就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认识我们的时代和“全球化”问题，发表一些意见，以示纪念。
一、对时代的分析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我们究意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对于这个问题，从本世纪40年代中期兴起新技术革命以来，仅从科技角度，西方有“空间时代”、“核时代”、“电子时代”、“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时代”、“光脑时代”等各种提法。这些提法在一定范围内和从一定意义上使用，有其合理性和积极作用。但如果作为社会史上的时代、历史大时代，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层次上深思，又有需要商榷的地方。
马克思提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他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但他从不脱离劳动者、生产资料和社会制度而将科学、技术和知识看成社会历史的决定力量，更不据此划分社会形态和历史时代。他在《哲学的贫困》中说过：“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2页）。强调“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但在表述社会形态时不是按生产力而是按生产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将它们分别称为“封建主的社会”和“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宣言”则把它们称为“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将当时所处的时代称为“资产阶级时代”（同上书，第273页）。 恩格斯说：“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定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同上书，第257页）。 列宁认为“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列宁全集》第26卷第143页）。
可见从马恩到列宁，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将生产方式，特别是经济制度和社会阶级作为阶级对立或仍然有阶级的社会划分历史时代的基础。西方学者如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那些历史条件还没有被超越”。这里的“历史条件”，首先就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仍然存在。他同意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自由王国的论述，认为只要社会关系的变革和技术的进步还没有将人类从“匮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马克思的命题就是不可超越的。萨特不仅从技术，更从阶级和制度的仍然存在。他同意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自由王国的论述，认为只要社会关系的变革和技术的进步还没有将人类从“匮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马克思的命题就是不可超越的。萨特不仅从技术，更从阶级和制度方面区分时代，其认识比现在那些单用“电子”、“信息”、“知识”标明时代的学者要全面和深刻得多。
最先提出“全球村”概念的麦克卢汉宣扬电子媒介传播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关系改变了，世界已是“全球一村”。他断言媒介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基本动力，而且是区别人类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对此我们显然不能认同。当今之世，科学、技术、知识总是由一定的人、阶级、制度所掌握，并因不同的人、阶级、制度而发挥不同作用的。一个“电子时代”或“全球信息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反映不出上述差别，不能揭示时代的社会本质和发展动力。再说现代科技日新月异，历史时代具有相对稳定与长期性，是不能与它同步变易的。
那么，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究竟怎样表述呢？
马恩论证人类有五大社会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转变为后者的过渡时期。列宁认为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由一个新阶级实行统治的时代”（《列宁选集》第4卷第566—567）； 又说“现在地球上有两个世界”（《列宁全集》第42卷第327页）。 根据本世纪的实践和对世界形势的估量，理论界许多人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是十月革命为开端的人类从资本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大过渡时代中，会出现若干发展阶段并有其不同的特征。毛泽东曾说“现在世界是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毛泽东文集》第2 卷第170页）。他根据马列主义在战争、 和平与革命问题上的理论和策略，总结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中国与其他国家革命的经验，将战争与革命提作时代的主题，以区别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阶段。连尼克松也接受了这一提法，说“第三世界是战争和革命的中心”。邓小平针对我们时代的新情况，把和平问题提作东西方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关系中的突出问题，把发展问题提作南北方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这两种经济水平不同国家关系中的突出问题。我党第一、二代领导集体处于同一历史大时代而不是“两个时代”，却面对不同的时代主题。邓小平的上述重要论断，概括在我们党的文献中，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表述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这样，“宣言”中说的“资产阶级时代”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以十月革命为标志进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球两制”的新时代。起先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现在和平与发展转为时代的主题。但我们不能将“问题”或“主题”删去或省略，简单地说“我们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是因为：
首先，它同邓小平的愿意和党的文献的表述不符。邓小平当时把和平与发展提为世界的两大问题，本意是要人们去争取，去奋斗，并不是说已完全实现。即使后来冷战结束了，他针对当时情况仍尖锐指出“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南方谈话中他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44、383页）。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而不简单地表述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这是因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要”和平、“促”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与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两者的差距显而易见，有待于人们用行动去缩短。
再看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总体上趋向缓和，但由民族、领土、宗教等因素引起的局部战争和冲突不断。有关统计数字表明，70—80年代世界各地发生的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平均每年3.5起，进入90 年代后，每年新发生的约10起，加上原有的约30起。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对外动用军事力量已达40多次，平均每年6次，比冷战时期美军平均出动率高1倍以上。在最近的武器核查危机中，美国陈兵海湾，经安南斡旋后虽硝烟未起，但战云仍浓，世界并未安宁。至于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西方学者也是承认的。据欧洲的帕诺斯研究所分析，由于因特网络集中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信息匮乏，把地球大部分人口排除在信息社会之外。
总之，和平与发展不会自发降临，必须自觉地去“要”、去“促”！从根本上说，只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不复存在，战争与贫困的根源最终消失，才谈得上世界的持久和平，社会的全面进步，“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二、 “全球化”不能搞成以“美国化”为核心的“西方化”
当代人们谈论“全球化”的越来越多，但理解和赋予它的内涵却并不一样。
“宣言”揭示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谈到“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又说“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291页）等等。今天，这种“世界”性；“一致”性，“公共”性，表现得更为明显了。但能不能说马、恩已经有了或预见到了现在西方某些人宣扬的“全球化”、“同一化”、“一体化”呢？看来不能。
第一，“宣言”作出上述论断的同时指出，资产阶级不仅使“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而且“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同上书，第273、277页）。即使生产和经济领域，马克思也揭示“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从而“具有限制生产力的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10页）。列宁论证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 但“腐朽趋势”并不排除“迅速发展”，而是“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列宁选集》第2卷第685页）。他又指出“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列宁全集》第24卷第129页）。
理论与实践表明，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进程中，一方面从生产、经济生活到科学、精神产品呈现世界范围的“统一”、“一致”的趋势；另一方面阶级、地区、民族、国家矛盾越来越尖锐化，表现为全球性质的对抗、分裂的趋势。两种趋势相互依存，齐驱并进，构成世界性与民族性、全球性与区域性、趋同与离异、发展与腐朽的统一。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在的经济“全球化”也具有两重性，既给人们带来机遇，也存在挑战与风险。因为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全球化，更是资本全球化。发达国家的过剩资本在全球寻找“未开垦的处女地”，刮自全球的利润流回西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善于利用外资、信息、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努力发展自己；另一方面要切实保护民族经济和国家安全，始终掌握主动权，不能受制于人，并防范不测事件。如这些年来从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到当前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其成因众多，但归根到底仍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和发达国家转嫁国内危机的结果。
某些传媒撇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的两种趋势，有的只正面赞扬全球化，对其负面避而不谈。有的只讲全球的“一体”和“同一”，不讲矛盾的对立和斗争；只讲资本在无限制地“提高”生产力，不讲它也“限制”生产力。这同过去只讲帝国主义“停滞”，“腐朽”，不讲它仍可“迅速发展”一样，都是不全面和不科学的。没有对抗与分裂的真正的全球化、同一化、一体化，绝非西方市场经济的自发产物，不可能实现于资本主义世界，只能体现在经过革命改造后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而在此之前，尽管我国古代的《礼运》已描绘天下“大同”，希腊的斯多噶派曾主张世界“一体”，今人在谈论两制“趋同”，“全球一村”。然而现实是“党同”与“伐异”俱在，“同一”与“异化”共生，“同质”与“多元”并存。
第二，“全球化”概念本是罗马俱乐部在本世纪60年代提出的，现今西方特别是美国有些人所鼓吹的“全球化”，已远非经济、科技或信息越出国界，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等而有其特殊含义。他们抹煞“一球两制”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借“全球化”大搞以“美国化”为核心的“西方化”。请看：
美国学者沃勒斯坦断言“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必然结果，按照以他为主要代表、形成于70年代的“世界体系论”，资本主义以西欧北美为中心，逐渐扩展到俄罗斯等半边缘国家，再扩展到中国和第三世界的边缘国家，最后完成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
美国社会学家托夫勒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宣称，由于出现全球经济，民族国家“已成了一个危险的时代错误”，必须“建立能够公正地代表国家消亡前后世界人民新的全球机构”。正在出现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不是放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是全球主义，有时叫“全球意识”。
在七八十年代那样的冷战时期，上述要建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宣扬民族国家和马克思主义均已过时的“全球化”，同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和对第三世界的新殖民主义政策起了呼应和配合作用。
苏东剧变后，某些美国人发现中国并不像他们一度幻想的与共产主义越离越远，而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中美关系中意识形态因素不但未因冷战的结束而减轻，反而被他们人为地加强了。美国学者亨廷顿1993年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将基督教文明同儒家——佛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人为地对立起来，认为冷战结束后已形成“西方对抗非西方”的局面。1996年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宣称“由于现代化的刺激，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路线重新形成”，渲染西方同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冲突。面对“全球文明际战争”，他提出美国应“采用大西洋主义方针，同欧洲伙伴密切合作，捍卫并发展共同的独特文明的利益和价值观”。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文明际战争”论，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邓小平关于“另外两个冷战”又已开始的判断。而无论冷战时期还是冷战之后，美国某些人的所谓“全球经济”、“全球意识”或所谓“全球政治”，都跳不出“西方中心主义”和对“非西方”的偏见，摆脱不了“意识形态情结”和“冷战思维”。他们的所谓“全球化”，实质是“美国化”。
三、评“民族国家过时”论和“全球意识”
“宣言”有句名言：“工人没有祖国”。又谈到“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291、276页）。前一句能不能作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的根据，后一句能不能说明“全球意识”早就出现了呢？看来不能！
“工人没有祖国”，本是对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的反驳。愿意是说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中，工人受资本家的剥削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压迫，他们只有实行不分民族和国界的国际大联合，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祖国”不过是“他们所没有的东西”，谈不上“取消”。然而，“宣言”接着指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相继胜利了的各国工人阶级不仅建立了新型国家——工人阶级专政，而且出现了新型民族——社会主义民族。人民群众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贡献一切。
看看其他国家的情况。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民族国家经历几百年，称得上发达国家的也就是十几二十几个。众多的亚非拉国家特别是第二次大战后新建立的一百多个独立国家，其历史使命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并大力发展本国的经济和文化。冷战结束后，原来受两霸控制或影响的国家中，民族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意识迅速上升；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对民族主义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以致90年代以后新增国家已达二十多个。有学者预言，进入下世纪初，“国家增多而信仰减少”的情景仍将存在。至于今天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的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的增长，所有主权国家都把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摆在第一位，更是不争的事实。联合国是以“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为原则的世界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并不是国家消亡前后“新的全球机构”。环境、资源、人口等问题其所以成为全球性问题，是因为它攸关各国的安全、发展和各人普遍的切身利益，绝不是说已出现了离开具体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抽象的“人类利益”。
在美国，也看不到托夫勒说的国家“在削弱”，相反，美国的国家机器不断加强，美国政府动辄以“国家利益”要求人民如何如何，甚至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对别国大搞封锁、制裁直到军事行动；又推销“人权大于主权”，并以人权、宗教、民族等问题为借口，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然而，惯于搞双重标准的某些美国人，却将别国人民坚持民族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斥之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至借助“黄祸论”的幽灵，制造“中国威胁”论的风车。美国政府仍带头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成为同经济、科技“全球化”相悖的另一趋势。所有这些，根子正是那个无限膨胀的“美国的国家利益”。
大量事实说明，冷战后的当今世界，国家在国际经济、国际政治上的主体作用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我国一贯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彼此尊重，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只有全世界消灭了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才能逐渐走向国家消亡和民族融合。今天，宣扬民族国家过时论不仅是欺人之谈，而且为推行霸权主义和某些大国主宰世界服务。
再看“宣言”说的“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里“文学”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著作，愿意是：由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上述各方面的著作摆脱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所造成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而成为世界性的了；但“宣言”揭露资产阶级造成了三个“从属”（未开化和半开化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农民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使它又具有新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加之“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使上述“世界的文学”程度不同地渗透了资产阶级思想，并总的归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即使“纯自然科学”不分民族和国界，本身无阶级性，但科学家有祖国，并有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由谁掌握、为谁服务不同，科学的作用和效果也大相径庭。因此，“宣言”提出共产主义革命“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恩格斯直到晚年，仍注视着“两种世界观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48页）。 列宁认为“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列宁选集》第1卷第326—327 页）。他还提出并分析了“两种民族文化”（《列宁全集》第20卷第15页）。经典作家的论述使我们从根本上懂得在仍然“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当代，所谓“全球文化”、“全球意识”这种“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无情的事实恰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一方面宣扬“信息时代”信息“共享”，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的信息媒体和信息产品优势，向别国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甚至大搞心理战术和颠覆活动，如1989年所谓罗马尼亚国家安全部队大肆屠杀群众，“尸体难以计数”的电视画面，1990年海湾战争前夕，所谓一科威特难民姑娘控诉伊拉克军队将医院婴儿保温箱里的小孩出来活活冻死的录像，事后揭露都是伪造的，但是对方造成的极其恶毒的效果已不能消除了。目前国际互联网络已有160多个国家的用户，人们因网上作案“黑客”日增而苦恼， 更为信息时代出现新的战争形式而忧虑。最近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哈雷姆说：“现在人们所谈论的信息战珍珠港事件很可能不是直接袭击军事系统，而是袭击民用系统。”
可见信息“全球化”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契机，又使他们的民族文化甚至国家主权和安全面临信息霸权的巨大威胁。1996年5 月在南非召开的“信息社会与发展大会”上，许多国家提出全球信息化不应当成为“全球西方化”甚至“全球美国化”。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德洛尔担心这个领域将出现美国“一国统治的局面”。在阶级矛盾、民族冲突和国家争斗所在都有的当代，所谓“全球文化”、“全球意识”，往往是扩大了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美国的统治阶级意识。即使阶级、民族、国家从地球上消失，有了真正的全球文化、全球意识，也难以想象它是无矛盾、无冲突、无个性、无特色的。今天，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在建设和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防止“西化”、“分化”。
四、世界历史新时代的本质并未改变
苏东剧变后，美国布热津斯基说的共产主义“大失败”，尼克松说的“不战而胜”，福山说的“历史的终结”似乎都出现了。这几年源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全球化”之风，又颇有吞没全球之势。于是一些人怀疑我们时代的本质是否改变了，马克思主义是否失灵了。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挫折，只是前进运动中的局部后退，不可能扭转时代方向和历史潮流。这种“脱离一般运动”的倾向之所以发生，根源是前苏东执政党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被“和平演变”，推行了一条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脱离和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而起讨历史作用的原经济、政治体制未能及时改革，既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积极性的调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又缺乏对各级领导的严格监督和对错误领导的有力抵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根据人类社会曲折前进的历史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
两极体制瓦解后，世界向多极发展，有了许多变化。然而，决定我们时代本质和走向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首先，“一球两制”仍是世界的根本格局。社会主义国家在数量上减少了，但历史的灾难总是以进步为补偿的。顶住压力，摆脱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国家经过总结正反面经验，大多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实行革新开放并取得新成果，前进的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世界多极中的一级。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就始终站得住脚！现在，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基本走出了“大震荡期”，非执政的共产党大多数稳住了阵脚，有的还有所前进；前苏东地区左翼力量上升，独联体国家中的共产党多数恢复了活动，有的成为议会中的重要力量。西方国家一些学者仍在探索既不同于“苏联共产主义模式”，又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社会主义新模式”。许多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力求将它同本国实际结合，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它，以促进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
正占上风的世界资本主义还在发展，并有一定的生命力，但固有的三大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有的反而表面化或激化了。一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对手“被击倒”后，回顾国内问题成堆，失业率居高不下，“福利国家危机”引发了“信仰危机”。有的报刊公开承认“资本主义也不行”。日本经济今年将出现1974年以来的负增长。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经济、科技、军事都以“天下第一”自居，仍将神气下去。可是胃口太大，独霸全球力不从心；伸手太长，抓了国外影响抓国内。前总统尼克松认为冷战结束后，首先要解决的是精神和文化的堕落问题，“这是困扰美国的一切问题的根源”。现总统克林顿承认美国的社会结构“不是无可责备”，“有太多的儿童遭到枪杀”，“有太多的街道上毒品泛滥”。可见美国并非人间“天堂”，甚至有学者预言再过十年将进入“危机期”。二是各发达国家过去联合反共，亲如“一家”。现在美、欧、日三足鼎立，相互抗衡，一“超”与多“强”的矛盾正在发展。欧盟内部也磨擦日烈，明争暗斗。围绕美国赫——伯法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而展开的吵闹就是这样。三是富国与穷国之间，60年代差距为30倍，90年代初已达150倍。 苏联瓦解后，西方某些国家“填补真空”，或旧地重返，进行“补偿性”的压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并可能成为主要矛盾。
现在不断升温的“全球化”，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犹如生产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也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一样，西方的“全球化”既是经济、科技、信息等向全球的延伸，又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社会模式和思想意识等向全球的扩张。西方资本在全球循环并增殖的过程，既是新殖民主义投资援助的“文明海盗”，代替老殖民主义洋枪洋炮的“海盗文明”的过程，又是一些非西方国家在经济步步增长中，被渐渐“一体化”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过程。作为国际资产阶级全球战略的“全球化”，虽可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中心”地区暂时缓解，在全球范围却以南北差距更加拉大的形式凸现出来，并使各跨国资本集团的争斗越发激烈。“全球化”不会消解资本与劳动、资产者与无产者的矛盾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其他矛盾，只会使这些矛盾以新的形式加剧并扩展到全球。
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 页）马克思主义者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全球化”问题，既由于它给了我们一个“迎头赶上”和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机遇，又由于它使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进一步发挥出来，必将引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的激化，并为这一矛盾的解决进一步创造物质技术基础。因此我们坚信“宣言”所论证的历史替代是“不可避免”的，最后的胜利仍然是“确定无疑”的。当今之世，有剥削就有反剥削，有压迫就有反压迫。只要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不从地球上“终结”，它的伴生物和对立面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就不会“终结”，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就是不可阻挡、不会中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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