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忍的爱”与“不忍的恨”——鲁迅笔下的“亲人之间互爱互害”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忍论文,鲁迅论文,笔下论文,情结论文,亲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狂人日记》作为鲁迅先生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它的一个深刻独到处是不该被人们忽略的：它准确地抓住了揭露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就是“亲人之间的互爱互害”。
小说的中心情节，是“我”患了“被迫害妄想症”一类的精神疾病，处处感觉别人要谋害“我”，“吃我”。“大哥”引来医生为“我”诊病，却被“我”认定是谋害“我”的刽子手，而“我”更有一个惊人的大发现：“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于是就有了下面几句令人触目惊心的文字：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在这里，“大哥”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才让医生为“我”诊病的，但他的这种做法却在客观上给我心灵带来了恐惧与伤害，因为“大哥”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已经完全站到了“我”的对立面上，“我”对“大哥”这样一个最亲近的人失去信任，则意味着对周围环境和整个社会人生彻底丧失了信任感和安全感。
同样，“我”虽然自觉面临着被“大哥”吃掉的危险，却仍然出于对“大哥”的爱护与关心，劝阻“大哥”立刻改了，重新做人；但“我”却不知这样的言语对“大哥”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心灵伤害，因为“大哥”的一片热忱和关怀，换来的却是弟弟认为的最恶毒的歹意，怎么不令他感到悲哀呢？
如果把《狂人日记》看作是一种寓言性文本（鲁迅作品的象征意味历来为中外评论家公认），我们不难发现鲁迅在这里传达的是一种独特而深刻的人生体验：亲人之间由于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隔膜，他们试图按照自己的观念改变对方，结果却相互造成了伤害，以及这种伤害中的痛苦与困惑。
人世间最值得珍惜的莫过于亲人之间的呵护与关心了，尤其是同一家庭里的亲情，更对一个人的成长和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悖反性，亲人之间无意中相互伤害，或者原本是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的美好意愿，却在实际上给对方造成心灵伤害的事例，古今中外都不乏见，而在愚昧落后和不尊重人的个性与独立性的文化传统里，这种现象是最有可能发生的。鲁迅先生以敏感而深邃的心灵品尝着这种人生痛苦，并把它们积淀在心底深处，慢慢诉诸于饱含着血与泪的文字。
不过更多的时候，“互爱互害”现象是以一方给另一方造成伤害的变异形式存在着，或者说是以上一代因为爱而伤害了下一代的方式存在着，它最集中地体现在鲁迅一系列作品中“求医问药”的叙事模式里。《药》中的华老栓夫妇，为着儿子的痨病而心急如焚。但是，他们由于愚昧无知，求医问药的结果反而延误了儿子的病情，小说描写华老栓手捧夏瑜的人血馒头这一剂“药”时，“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可见“药”对他们的珍贵，但小栓吃了“药”，换来的只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并很快被死神夺去了生命；《明天》里的单四嫂子倾其所有为儿子买来了“保婴活命丸”，可服了此药后的宝儿，呼吸却“从平稳变到没有”，单四嫂子的声也就“从呜咽变成号咷了”。
在鲁迅笔下，父母为儿子求医问药的过程仅仅是一种劳神伤财的过程，他们千辛万苦求得的“药”不仅没有任何疗效，反而加深加重了儿子的病情。鲁迅反复在暗示我们：处于愚昧无知和盲目迷信状态下的父母之爱，很有可能转化为伤害子女的“毒药”。
令人注目的是鲁迅对母爱的特殊表现，鲁迅曾经说过，“母爱差不多是伟大而盲目的”（注：转引自《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雪峰文集》第4卷，第17页。）， 这无疑是凝聚着生命体验的肺腑之言。鲁迅作品中的母子关系，差不多都是母亲既为儿子做出了巨大牺牲，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到对子女的爱中，但同时又在无意中伤害着子女，从而使母爱蜕变成子女的一种学生的精神负担，散文诗《颓败线的颤动》里的那位母亲，为了养活亲爱的女儿只好出卖自己的肉体，但是，当她含辛茹苦地把女儿养大成人，并为她成家立业之后，女儿全家却都怨恨鄙夷地对待这位垂老的女人：
“‘我们没有脸见人，就只因为你，’男人气忿地说，‘你还以为养大了她，其实正是害苦了她，倒不如小时候饿死的好。’
‘使我委屈一世的就是你！’女的说。
‘还要带累了我！’女的说，指着孩子们。
仅仅把这些话语当成忘恩负义的言语显然是过于简单了。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里，父母以及祖先的名誉要比子女本人重要、珍贵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他妈的”会成为中国人互相谩骂的专门术语，而“我操你祖宗八代”和“婊子养的”则是最恶毒的咒诅。用这样的视角重新审视《颓败线的颤动》里的代际关系，会发现母亲实际上是陷入了一个极端痛苦的两难处境：她要么无力养活自己的子女，要么以牺牲自己的方式供养子女，但她在牺牲自己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伤害了子女的心灵，这是热爱着子女的母亲所始料未及的。而在小说《祝福》中，听话的阿毛确实是因为太听母亲的话了，如祥林嫂所说，“我的话句句听”，才被狼吃得五脏俱空，也许祥林嫂逢人就重复一句“我真傻，真的”时的失魂落魄、悔恨交加的神情，正是鲁迅在潜意识中刻意追求的一种艺术效果？
综上所述，“亲人之间的因爱而害、互爱互害”是鲁迅笔下经常出现的一种倾向，它是鲁迅对中国传统家庭文化负面作用的准确把握和独特体验，也是鲁迅揭露和抨击整个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正是通过这一切入点，使鲁迅深刻揭示了封建家庭关系中“食人、被食与自食”的循环链索，并引导人们对整个封建文化作出理性反思。
二
考察鲁迅笔下的“亲人之间互爱互害”的现象，我们无法不把它与作家独特的生活经历联系起来，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作家的创作冲动归根结底是来自于现实生活的刺激，这种刺激震撼着他，逼迫着他，并在他的内心唤起一种不吐不快的情感波澜，促使他提起笔抒写着心中的郁积——我们发现在鲁迅的个人经历中，也有着那么多的“亲人之间因爱而害，互爱互害”。
众所周知，父亲的病对鲁迅人格的形成和今后的人生道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鲁迅曾经说过，他有四年多，常常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之间，典当家产为父亲买药；但鲁迅历尽辛苦寻来的药，给父亲带来的疗效究竟如何呢？鲁迅对此做过明确的说明。《父亲的病》一文中的那位“最有名的医生”陈莲河，竟给鲁迅父亲开列了“一种特制的丸药：败鼓皮丸。”其实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制作而成，因为“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如此给病人用药，简直荒唐之极。可以想见，这些药物除了给鲁迅父亲一番折腾外，很难说有什么疗效。而鲁迅本人在为父亲求医治病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则十分尴尬。他在主观上是多么渴望能尽快医治好父亲的疾病，但在客观上他又不自觉地加入到延误父亲病情、增加父亲痛苦的行列中。
鲁迅在掌握了西方现代医学知识之后，才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在父亲去世前囿于封建礼教的一套做法是多么愚蠢：“给他换衣服，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甚至在父亲临咽气时一次次大叫“父亲”，鲁迅晚年对此忏悔说：“我到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注：鲁迅：《父亲的病》，《朝花夕拾》。）然而在当时，鲁迅却是怀着极其虔诚的心情，完全出于对父亲的热爱才那么做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因爱而害”。
通过他和朱安的不幸婚姻这一件事，鲁迅对“亲人之间的互爱互害，因爱而害”则有了更直接和更痛切的体验与醒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虽然是封建礼教的产物。但是，倘若认为为人父母者在婚姻大事上完全独断专行，则未免失之公允。开明的父母总是要考虑到子女的意愿和终生幸福。我们无法否认，鲁迅母亲是出于对鲁迅的挚爱与关心，才那么急迫地为他订亲，并以称病为由把鲁迅从日本诳回家中，和朱安草草成婚的。周建人曾回忆说：“母亲极爱我大哥，也了解我大哥，为什么不给他找一个好媳妇呢，为什么要使他终身不幸呢？——那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她）认为朱安一定胜过她所有的侄女、甥女。”（注：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第241、243页。）
这段话至少表明，直到鲁迅和朱安成婚之前，鲁母始终认为他们结合后一定会很幸福。因此当她彻底了解包办婚姻给鲁迅带来的心灵伤害后，其震惊和愧疚可想而知，以至于时隔多年以后，鲁母在和别人的谈话中，仍表露了这种愧疚的情感（注：据曾经和鲁迅一家住在一起的俞芳回忆说，鲁母有一次和她谈起鲁迅、朱安两人的关系时，言语中颇多后悔之意，并说因为这件事，周作人、周建人的婚事她都没有再做主。参见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 。而从鲁迅的角度来说，他之所以接受这桩不幸的婚姻，其主要原因是对母亲的那份爱和义务感。鲁迅不愿背逆母亲，在她母亲饱经创伤的心灵上再撒一把盐（注：参见林非、刘再复《鲁迅传》第58页。）。然而鲁迅未曾想到，他因不愿伤害母亲而接受了与朱安的婚姻，仍然在客观上伤害了母亲的心灵。因为他虽然接受了这桩形式上的婚姻，却无法做到和朱安生活得美满幸福。但母亲的最大心愿莫过于儿子的幸福，儿子的痛苦自然就是母亲的痛苦。鲁迅自觉地肩负起“人类的道德”去做“旧习惯的牺牲”的同时，也把他深爱着的母亲推向了永无休止的精神酷刑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这不也是一种“亲人之间的互爱互害”么？
我甚至认为，《狂人日记》里的“我”、“大哥”、“妹子”之间相互伤害的关系可以作为现实生活中鲁迅、母亲和朱安三者关系的喻义结构来理解。母亲（在小说中为“大哥”）出于对鲁迅的关心而给他娶妻（在小说中是“大哥”请人给“我”治病），由于对鲁迅内心世界的不理解而给鲁迅带来痛苦（在小说中是“我”认定“大哥”也是吃人的同谋），而鲁迅婚后第四天便无情地别妻远走等反抗行为，势必给母亲的心灵造成伤害（在小说中是“我”劝“大哥”别再“吃人”使之心灵苦痛），而“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的提法，又使我们联想起鲁迅无意中给朱安带来的心灵伤害。
作这样的类比也许过于简单了，但鲁迅对朱安的心灵伤害却是不争的事实。鲁迅在那篇抒发“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的著名文字中，虽然饱含血泪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对人的戕害，然而作为当事人，他显然由于愤懑情感的郁积而使理智的天平发生了一些倾斜，特别是女性本来也没有罪，“又不能责备异性”等措词，似乎给人以“女性应该有罪”，“异性应该受到责备”（注：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的错觉，但客观、公正地讲，不论是朱安与鲁迅的成婚还是鲁迅与许广平结合之后，都是朱安陪着鲁迅，而不是鲁迅陪着朱安做了牺牲，因为我们没有权力把启蒙者的爱情理想和道德标准强加到愚昧者身上，如同在男权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里，不能把男性的道德标准强加到女性身上一样。
鲁迅和朱安的长期分居，至少表明了一种姿态，在感情上他并没有承认与朱安的婚事，在潜意识深处也没有放弃对真正的爱情理想的渴求。然而直到1925年在许广平明显占主动的情况下才与她自由结合之前，鲁迅始终没有“越雷池一步”。鲁迅在这里表现出了他惊人的意志力和崇高的人道动机，然而鲁迅恰恰忽略了朱安作为一名普通女性的正当的情感需要和生理需要，而这些需要对一个女性来说是多么重要。
像鲁迅那样伟大而敏感的思想家，虽然深切地感受到了母亲三十六岁就守寡的悲苦生活，虽然他一生都在关注和探索女性的真正解放，但却无力摆脱封建传统强迫他再一手制造一个“活寡”的可悲命运，这大概是造物主对鲁迅最大的“残酷”了——从这一角度来讲，鲁迅对于朱安，不同样是“因爱而害”么？
三
如果明白了鲁迅在个人生活中对“亲人之间因爱而害、互爱互害”有着多么深刻而独到的体察，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倾向为什么会贯穿于鲁迅的整个创作过程；鲁迅作品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主题都与此相关，鲁迅倾其毕生精力对封建礼教的批判，特别是对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传统氛围的敏感与关注；鲁迅在作品中强烈地表现出来的孤独感、荒凉感；和他对笔下人物的厚重的情感态度，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感受到的“亲人之间因爱而害，互爱互害”有关联。
首先，鲁迅通过这一主题倾向，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负面作用，从一个特定角度触及到了中国封建文化最本质的内核，挖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老根，“家庭至上”的价值观念在中国发展得最为充分，家庭的荣辱兴衰与每个家庭成员都息息相关，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有罪，连及家庭”即是极端化的表现。家庭强大的向心力，使得每个家庭成员不得不围绕家的中心旋转。个人尊严与个性以及社会公德，甚至国家与民族的利益都处在了服从的地位，这样就势必导致同一家族和家庭内部的亲人之间，因距离太近而相互伤害的现象极为普遍；而家庭内部“老人中心”的文化传统和森严的等级观念，使得对子辈有绝对权威的父辈们，极少考虑到子女也应有自己的个性需要和个性追求，其结果是伤害着子女的身心而漠然视之或浑然不知。孔子曾把“孝”的内涵概括为“无违”二字，就是要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对父母无条件地服从，使他们事事都心满意足。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现代文学先驱尽管做出了种种激烈的反传统姿态，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在封建文化最本质的内核方面望而却步了。鲁迅本人也正是在对母亲报恩情感的驱使下，才违心地妥协于封建包办婚姻，使他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抹平的创伤。
现代文学史上，抨击传统家庭文化的作家并不少见，如巴金、张爱玲以及众多的乡土派作家都对封建家庭、家族文化的虚伪、罪恶与腐朽作出了强有力的批判，巴金不仅写出了大家族的腐朽与没落，更侧重于表现年轻一代对传统家庭的反叛。但是，正像一些评论家指出的那样，巴金泾渭分明地把父辈和祖辈都描写成应该倍受抨击的对象，而他笔下的年轻一代都站到他们的对立面上，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这与巴金写作《家》、《春》、《秋》等作品时年轻浪漫的气质是不可分的，这种状况直到《憩园》的出现才有所改变；张爱玲则更敏感于封建家族内部的尔虞我诈、相互倾轧，她着重表现的是封建文化对人性的摧残与异化，和人类本性中的至恶至丑，她关注的始终是人性，表达的是对人性的失望感和绝望感。
和这些作家相比，鲁迅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从不轻易地对其笔下人物作出道德性评判，相反，他发现了他们人性深处的善良与美好，他们之所以伤害了别人并不是因为自谋私利或故意要害别人，更多的时候，他们恰恰是因为关心、爱护别人才伤害了对方。悲剧的深刻性也就在这里。在鲁迅笔下，“因爱而害，互爱互害”倾向不仅出现在同一家族、家庭内部的成员之间，也在朋友、陌生人之间频频发生，从而使它具备了更普遍、更广泛的意义。《祝福》中的柳妈对祥林嫂的关于地狱的说法，绝对应该是出于对祥林嫂的善意的关心与同情，然而在客观上却加剧了祥林嫂的心理负担和心理恐怖。有的批评者曾经指责柳妈虽然和祥林嫂同属被压迫者的女仆，却充当统治阶级的帮凶残害祥林嫂，其实完全误解了鲁迅先生的良苦用心。小说里的“我”不也是非常同情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么？但他同样为祥林嫂跨进地狱之门推了关键性的一把。鲁迅在《狂人日记》、《祝福》等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忏悔倾向，还在于他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身上也背负着可怕的“鬼气和毒气”，“未必无意之中，吃了妹子的几片肉”。
由此，鲁迅就把整个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一种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文化氛围。在鲁迅看来，它是一种可怕的“酱缸”，一种找不到明确对手的“无物之阵”。这是鲁迅对中国封建文化本质特征的一个伟大发现，也是鲁迅的最大悲哀之处。
其次，“亲人之间的因爱而害、互爱互害”也使鲁迅对人和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沟通的艰难有了至为深刻的体察。对人际关系沟通的怀疑乃至绝望是20世纪哲人们共同关心的一个世纪性话题。在存在主义作家那里，由此产生的思想焦虑甚至被惊世骇俗地表达为“他人即地狱”这样极端化的文字，鲁迅则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人的孤立处境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这一现代性焦虑，作出了独特的感应和体察。《狂人日记》里兄弟之间的彼此关心和隔膜，竟造成了双方的恐怖性猜疑；《药》中夏瑜的母亲，完全不理解儿子为何而死，儿子的死有何意义，她所做的只有祭奠和流泪；而《在酒楼上》的儿子吕纬甫，为了避免坦露真实伤害了母亲，只好用无奈的欺骗去敷衍母亲，以此来使她安心。亲人之间的隔膜尚且如此，那么普通人之间呢？
早在80年代末期，钱理群等学者就已经指出，鲁迅感受到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敌对所引起的内心孤寂与苍凉，构成了鲁迅“荒原感”的一个重要侧面，并成为他创作小说的动因之一。（注：参见钱理群、王得后编：《鲁迅小说全编·序言》。）那么，鲁迅作品中的“欲救大众者反被大众所害”模式，“看／被看”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莫不与这一心理动因特别是他所感受到的“亲人之间因爱而害，互爱互害”倾向密切相关，鲁迅曾经说过：“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得自己的足。”（注：引自《鲁迅全集》第7卷97页。）这该是何等痛切的人生体验。
不过，鲁迅先生开创的这一现代性话题，由于民族危机的高涨和阶级斗争的白热化等原因，并没有得到众多现代作家的重视和承传，直到70年代末期开始的新时期文学中，这一主题才被一些深受西方思潮影响的先锋作家重新表现。例如当代一位著名诗人曾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我曾和一个无形的人握手，一声惨叫／他们的手被烫伤／留下了烙印／我不敢再和别人握手／总是把手藏在背后。”（注：北岛：《烙印》，《二十世纪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王一川等编。）这首诗就通过“握手”的意象，深刻地表现了人和人之间无意中相互伤害的思想意蕴。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作家对这一人类生存困境始终未能充分重视与体察，这是颇令人遗憾的。
最后，鲁迅感受和表现的“亲人之间因爱而害、互爱互害”倾向还直接影响了他对笔下人物的厚重的情感态度。既然造成伤害的是相互关心和爱护的亲人与朋友。那么，主要应受谴责的是他们的愚昧麻木，和他们受封建礼教浸染而成的错误的思想观念；对他们本身作出简单化的否定倾向则是不应该也不必要的。这就形成了一种“不忍的爱”与“不忍的恨”相互交织的极其复杂矛盾的情感态度，而且它无疑增加了鲁迅作品情感意蕴的丰富性和深厚性。
这种厚重的情感态度是以一颗深广博大的爱心为基础的，西方有句谚语：“上帝啊，宽恕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讲的是基督教神学家们对人类本性的宽容与理解。我们在中外一切伟大艺术家那里，几乎都能发现这样一颗包容一切的博大爱心，莎士比亚、列夫··托尔斯泰、曹雪芹等作家莫不如此，他们如人类的牧羊人一样高高在上地注视着人世间的恩恩怨怨，又满怀悲悯地刻画着他们或卑琐渺小或善良纯真的灵魂。鲁迅虽然一再强调“我绝不宽恕”，但他在表面的尖刻与愤激背后，包藏的同样是一颗宽广深厚的爱心。周建人曾回忆说，鲁迅对自己的封建婚姻虽然失望，“但他丝毫也没有责备母亲，对她的态度还是和以前一样，即亲切又尊重，有什么事情总愿意和母亲说说”。（注：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第241、243页。）的确，鲁迅对自己的母亲，对朱安都表现出一种宽厚仁爱的情感态度，尽到了应尽的义务；而鲁迅对他笔下的人物，不论是迂腐无能的孔乙己，还是麻木可笑的阿Q、闰土等，都体现着这种厚重的情感态度。关于这一点， 批评家们早已作了专门的研究与探讨，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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