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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并呈现出继续扩大趋势，由此引发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两极分化已经出现了吗？
一、当前我国贫富分化的现状
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测量一国贫富差距的程度。基尼系数是一个在0与1之间的数值，当基尼系数是0时，表示收入绝对平等，当基尼系数是1时，表示绝对不平等。根据国际上多年测得的数据，基尼系数在0.3—0.4时，为中等贫富差距程度。
据世界银行测量，在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16，这个指标在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这表明当时我国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盛行。而到八十年代中期，我国收入差距迅速拉开，城镇居民1986年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19，1990年为0.23，1994年上升到0.37；我国农村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1982年为0.22，1985年为0.30，1988年为0.34，1994年为0.41。我国城市与农村合在一起计算的城乡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1994年高达0.434，在这样短短15年时间，我国就从一个收入分配比较平均的国家变成了超过国际上中等贫富差距的国家，这样快的变化速度实在令人惊异。需要说明的是，考察一国整体贫富差距，是不能把城市和农村割裂开来的。联系中国实际，1994年的基尼系数只能是0.434，而不是城市的0.37和农村的0.41。
如果我们用常用的5等份测量法来比较收入分配差距，1994年我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27%，最富有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这种差距已超过美国；根据美国1990年的数据，美国最穷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6%，最富有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4.3%。
中国的贫富差距程度竟然超过了美国，这实在令人有点不能接受。可这又是与目前大众对贫富差距的强烈感受是相同的。美国的《福布斯》杂志更是有名有姓地统计出中国大陆资产超过1个亿的有17人。我国的《了望》周刊也载文指出：1993年全国年收入超过5万元的家庭有530万户，每100户中就有2户进入高收入行列。估计全国已有3000万人进入富有阶层，他们虽然不到人口的3%，但私人存款却占了全国居民总储蓄额的40%。另一方面，我国农村还有7000～8000万人未解决温饱问题，脱贫致富困难重重。就连城市1993年也有1850万人月均生活费低于100元，1994年全国有3000万城镇居民生活在当地公布的贫困标准线以下。
二、“两极分化”出现了吗？
毋容置疑，今日之中国，确实已出现了贫富分化，但是不是已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了呢？先来看一个简单的推理：美国是一个两极分化的国家，中国的贫富差距超过美国，所以中国目前已出现了两极分化。乍看起来，此推理天衣无缝。但实际上，此推理的假定前提并不正确，即美国并不是一个两极分化的国家。在美国，90%的成年人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层。当然，此论也许和以前的某些宣传不合，但在事实面前我们必须有勇气承认。否则，极易造成思想上的混乱，轻易地陷入事实上的两极分化论。
当然，欲解释一些人心中的疑惑，上述的论断显得有点苍白无力——还是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这表明，我们必须从其他方面来分析。笔者认为，当今中国并没有出现两极分化。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从我国贫富分化的性质上看，主要是向上的差别，是发展中的差别。谁也不能否认，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改革开放前。就连今天依然被认为贫困的，也大都认为生活水平有很大改善，只是生活水平提高的快慢程度不同而已。此外，我国的贫富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所造成的，实际上在同一地区，虽也有贫富差别，但程度并不严重。在今天的日本，东京和北海道北部的收入差距依然还很严重，但谁也不会就此说日本是一个两极分化的国家。由于我国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迥异，因此，欲考察我国的贫富差距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
（二）从我国富者的构成来看，目前还难以形成“一极”。国家计委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中国的高收入者有9类人。一是部分私营企业主；二是部分个体工商户；三是股票证券经营中获高利者；四是新分新办公司的负责人；五是三资企业中方高级管理人员；六是部分国营企业的经营承包者；七是专业人才紧缺的某些职业，如律师、高级厨师、美容师等；八是歌星、舞星、节目主持人等；九是收入畸高，来路不正当的人。明眼人一望即知，这些人分属于各种不同的职业类别，分散在许多层次，彼此之间难以形成紧密的联盟。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还远未配套。在一时之间还难以形成一个独立的、在政治上有分量的阶层，还难以形成一极。
三、前景不容乐观，社会稳定须另觅良策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国目前还没有出现两极分化，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继续发展，伴随着收入分配上的马太效应和经济力量向政治力量的转化，两极分化将不可避免。如果真的出现两极分化，前景将大为不妙。整个社会将处于各种社会危机的交替袭击之中。近年来的贫富分化不但影响了效率的提高，而且构成了对我国社会稳定最大和最直接的威胁，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表明，近年来有41.4%的职工缺乏劳动积极性，这的确发人深思。
如何防止两极分化，保持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呢？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纷纷发表各种观点。但总让人感到是在“反”，没有多少“防”的内容。我们观察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可以看出这样一些特点：一是生产力高度发展，日常生活必需品变得价格低廉，因而绝大多数人都能过上小康生活；二是职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从过去的以蓝领为主逐步变为以白领为主，因而绝大多数人变成了职业身份的中间层，从而避免了金字塔式的职业结构；三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多数人有可能在社会身份上进入中上层；四是严格的税收调节缓解了贫富分化；五是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使下层人群也能生活下去。上述这些特点，使现代发达国家逐渐产生了庞大的中间阶层。可以说，庞大的中间阶层的形成，是防止两极分化，保持社会稳定的根本途径。
遗憾的是，上述5个特点有些在中国还不很具备。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放弃，因为舍此并无他途。我们所说的“共同富裕”也绝不是同等富裕，要想使所有社会成员达到相同的富裕程度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不能抱有幻想。所以，我们将始终面临一个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层的问题，而中间阶层的构建就是要调整社会经济结构，使之最终形成中等收入为主的社会结构。
邓小平同志曾说：“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穷的越穷。”（《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笔者认为，要想防止出现两极分化，构建中间阶层是根本途径。当然，从目前情况来看，欲构建我国庞大的中间阶层面临着重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障碍来自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市倾向”政策。它使得我国9亿农民中的绝大部分居于社会底层。从城市看，不同所有制效率与收入的差异使得国有企业的职工实际上也处于一种城市底层。欲改变上述状况，唯有坚持不懈地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建立各种所有制之间平等竞争的市场机制。同时，逐步实施那些现代化的国家在社会结构方面的措施。如大力发展生产力，降低日常生活必需品价格；实施严格的税收调节制度；实施职业结构的现代变迁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大力普及教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