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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各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程，也是极具价值的研究课题。历史上，大国的民主本身是一个难题，虽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等破解了大国民主的难题，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中国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国情，且今日中国所要建设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因而必须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民主建设之路。鉴于中国各地区在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本文提出区域性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问题，并就此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大国民主的难题
民主的实现必须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这可以说是从亚里斯多德到当代政治学家普遍接受的共识。李普塞特统计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国民收入、教育状况、医疗发展、通讯发展、大众媒介发展的有关指数，得出的结论是：民主政治要求较高的财富积累、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他认为，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他说：“从亚里斯多德到现在，人们一直认为，只有在富裕社会，即生活在现实贫困线上的公民相对较少的社会，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批民众理智地参与政治，培养必要的自我约束，以避免盲从不负责任煽动的呼吁。一个分化成大多数贫困民众和少数显贵的社会，要么导致寡头统治（上层少数分子的独裁统治），要么导致暴政（以民众为基础的独裁统治）。”① 教育对民主至关重要，它是民主的基本条件。他认为，“教育多半可以开阔人的视野，使他能理解宽容准则的必要性，阻止他皈依极端主义学说，提高他在选举时作出合理选择的能力。”② 一个人教育水平越高，他越可能相信民主的价值和支持民主的实践。所有有关的研究都显示，教育既比收入重要，也比职业重要。熊彼特是认为可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的西方学者，他认为民主方法在有可能运行的社会中，它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的条件可归纳为四个：一、人的政治素质——领导和管理政党机器的人，选出来进入议会和上升担任内阁职务的人——应该有足够优秀的水平。这点意味着光有足够数量的有充分才能和道德的人还不够。二、政治决定的有效范围不应该扩展太远。三、现代工业社会里的民主政府为了做好国家事务领域所包括的所有事务，必须有能力支配一个赋有强烈责任感和同样强烈集体精神以及有良好名望和传统的训练有素的官僚机构的工作。四、民主自制。要使民主方法顺利运行必须要国内所有算得上数的集团乐意接受一旦列入法令汇编上的立法条款，和接受由合法主管当局发出的行政命令。不仅如此，选民和议会必须在智力和道德水平上有相当高度，足以保证不受骗子和狂人或现在还不是、但即将被驱赶成为骗子和狂人的那些人的礼物。议会外边的投票人必须尊重他们本身与他们所选政治家之间的劳动分工。此外，有效地竞争领导权需要对意见分歧有高度的容忍心。熊彼特强调，民主自制的养成并不容易，即使最小程度的必要的民主自制，显然需要某种类型的民族特性和民族习性，而这两者不是任何地方有机会逐渐形成的，也不是民主方法本身能产生的，而那种自制力在任何地方都经不起超过某种程度的严格考验。③ 李普塞特强调的是民主的宏观条件，熊彼特侧重的是民主得以运行的微观条件。其他如托克维尔等也都强调了民主需要的条件或者有利于民主的条件。这些宏观的或者微观的因素与条件的形成，对任何社会来说都很不容易，而且也不可能短时间就能够达到或实现，需要有一个漫长的养成过程。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间经济、教育、文化和社会其他各方面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要在全社会普遍地、同时地具备这些必要条件或有利条件，是难以达到的。在早期资产阶级政治学家那里，就有一个所谓大国民主的难题。在历史上，古代希腊的民主是在诸如雅典这样的城邦中建设起来的，城邦的地域范围很小，无所谓地区之间的差异，都处在一个城邦共同体内；同时，城邦的人口较少。因此，古希腊的民主是直接民主，通过公民大会决定城邦的重大事项。这种形式的民主，要想突破城邦的地域界限，就难以实施。正因如此，卢梭所心仪和论述的民主，就是小国寡民中的民主，日内瓦这样的小公国的民主是他心目中的民主。在他看来，大国要实现民主是困难的。另一位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则突破了卢梭民主思想的局限，他提出以代议制和联邦制取代古代希腊的直接民主的模式。代议制可以突破人数的限制，而联邦制可以突破地域范围及解决区域间的差异问题，也即通过实行联邦制和代议制，解决卢梭所谓的大国民主的难题，从而在理论上解决了在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和社会存在一定差异的大国实行民主的难题。美国的联邦党人非常推崇孟氏的理论，美国即是按照他及洛克等人的理论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典型。中国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探索自己的道路，走适合自己国情的民主建设之路。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建设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些经验也有值得借鉴之处。中国虽然不能走联邦制之路，但可以通过区域性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二、中国的基本国情与区域性推进民主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口众多的国家，同样面临着大国民主的难题。虽然交通和通讯的进步已大大缩小了民众之间的交往距离，但要在全国性范围内立即实行全面的、直接的普选，是不现实的。不顾现实地推行，不仅不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还会扭曲民主，并使社会陷入混乱。毛泽东在论述中国革命必须走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时，曾指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一基本的国情是毛泽东论述革命道路选择取向的重要依据和出发点。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各地区在政治发展上已经基本实现了区域性的平等与平衡，但是，就全国范围而言，各地之间在经济、文化、教育等作为民主政治重要基础的一些因素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经济均有快速的发展，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加迅速，从而迅速拉开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距离。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低，不少地区还维持在温饱线上，部分人口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在沿海发达省、市，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小康阶段，有的省、市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大关， 而依据国际上一些国家实行民主的经验，超过3000美元的地区已基本上符合了民主建设对经济指标的要求，也即具备了推进民主的经济条件。教育水平被普遍地认为是推进民主政治的必要前提。在教育发展水平上，中国中西部地区，在有些地方，虽然基本上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但巩固普及成果及减少青壮年文盲方面尚面临诸多困难，高中段教育还很薄弱，高等教育发展处在较低水平。在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大中城市，高中段教育和高等教育均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可以说，像上海、浙江等发达的省市的一些地区，已经初步具备了有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条件，而在全国其他许多地方，尚不具备这样有利的条件。中国的这一国情决定了我国要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教育和社会发展程度具有较大差异的大国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不仅必须是渐进的、层次递进的，而且必须是从区域性到全国性地推进的。
世界上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也提醒我们，必须循序渐进地、审慎地推动民主。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对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与政治稳定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许多新兴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上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许多国家的社会更加混乱了，普遍地出现了他所说的“政治衰朽”现象。一些经济增长较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较大的新兴国家，反倒在政治上更加动荡不安，暴力频繁，政变迭起。因为经济的发展，集团的分化，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期望的提高，这些急剧的变化远远超过了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导致了社会的紊乱。他说：“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迪·托克维尔认为：‘在统治人类的法则中，有一条最明确清晰的法则：如果人们想保持其文明或希望变得文明的话，那么，他们必须提高并改善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而这种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必须和提高地位平等的速度相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不稳定的发生正是由于没有满足这一条件：政治参与的平等提高过快，其速度远远超过了‘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的发展速度”④。由于中国的历史与具体国情，中国在这方面还存在许多的不足，还没有把握，因此，民主和扩大平等参与的速度就不能过快，方式必须审慎，需要循序渐进，需要在一定区域的多种形式的反复尝试，才能够学会“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
三、如何区域性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1.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区域性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根据熊彼特的理论，民主既可以是资产阶级民主，也可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的国情以及现有的政治资源决定了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民主道路，而且也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是现实可行的民主化道路。党的领导有利于维护民主政治建设所需要的和平、安定、有序的政治环境，也有利于宏观地推动、协调、处理民主推进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特别是，从民主发展本身的需要看，从世界各国一些经验和教训看，有坚强的政治核心和政治领导，并在政治核心权威的指导下，循序渐进地推进民主，可以避免民主建设过程中因为失去中心和权威而出现混乱与失序，使民主政治建设按照既定的规划逐步推进。亨廷顿认为：“进行有意义选举的前提是要有一定水准的政治组织。问题不在举行选举，而在建立组织。在许多——如果不是绝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选举只会加强那些闹分裂的，并且常常又是反动的社会势力，瓦解公共权威的结构。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警告说：‘组织起一个由人统治人的政府，极大的困难是：首先你必须使政府能控制被统治者，然后还要迫使它控制其自身。’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政府连第一项职能尚不能行使，何谈第二项。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⑤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权威， 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需要由这样一个公共权威来领导、推动和维持秩序。在亨廷顿看来，这是共产党的优势，他说：“共产党人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所提供的，首先就是这种满足道德需要和创建合法公共秩序的能力。”⑥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需要发挥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优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特征，是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也是确保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的根本保证。民主政治是否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是检验中国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
2.建立民主政治建设试验区。民主的建立需要有充分的社会条件，也需要有一定的经验积累和探索的过程。民主所需的社会条件在各地的实现程度是不一致的，因而有必要在一些初步具备民主所需的社会条件的地区率先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尝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必经之路。鉴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尚未有成功的案例，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独特历史与国情、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没有循序渐进的尝试是危险的。借鉴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经验，可以先在一些地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试验。在不同类型的试验区进行多种形式的政治改革与民主建设的实验，在此基础上逐步总结经验与教训，循序渐进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可以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阶段有所不同，只要能够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任何形式都可以尝试。通过一定阶段的试验，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
在一些地区进行民主试验后，不仅要逐步地进行地域的推广，而且要通过试验区进行逐步深化民主的尝试。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建设中，除逐步扩大地域范围外，还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民主除了引入竞争机制，除了让人民广泛参与和政权通过人民的同意取得合法性外，民主还涉及多数人与少数人、自由与平等等一系列新的矛盾与问题。社会主义国家还涉及党政关系、司法与行政、立法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问题。试验区要率先进行尝试并取得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经验，从而将民主政治建设带入更深的层次，迈入更高的阶段。
3.以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突破口。将竞争机制引入政治领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与资产阶级民主在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竞争的方式不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是多党合作与民主协商，它不存在政党之间的竞争、对抗和轮替，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并且主要通过党内的竞争来实现。在执政党内部引入竞争机制，可以在政治大局稳定的前提下，在党内将优秀政治人才和领导人才选拔出来，让他们有更广泛的机会参与党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在党内民主的基础上，逐步将民主政治的精神、原则与方法运用到社会管理领域，逐步实现社会民主。
党内民主的内容非常广阔，在党内民主的框架下，党的重要决策必须得到全体党员的同意，让全体党员参与到党的政治生活中来，而其核心内容则是通过党内的竞选选拔优秀人才参与党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在政治改革的试验区，需要逐步突破现有的干部制度的框架，不限于“双推双考”等机制，而是普遍性地建立党内竞选机制，逐步过渡到党员直选党的干部。同时，通过党内竞选，推荐优胜者担任政府官员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通过党内竞选方式，解决了党内政治的开放性与民主化问题，使党的执政能力和合法性得到真正的提高。特别是在6000多万党员中实现民主，它本身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进步，鉴于中共的执政地位，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之路非常通畅。在党内民主的基础上，通过与其他政党和社会各界之间建立的政治协商制度，逐步落实推进社会民主的各项重要步骤。在成功实现党内民主之后，中国的社会民主也将逐步得到实现。
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是民主的横向扩展，而从基层民主到高层民主则是民主的纵向的发展。由于民主进程的复杂性和中国的具体国情，民主的推进需要有党的领导并需要在上级的指导下有序地推进民主。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可以保证民主进程中的社会稳定，可以就民主的目标、步骤等进行总体的规划，并能统筹协调，处理好民主扩展与深化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现阶段基层民主建设的最主要的工作是巩固和扩大村级民主建设的成果，并为过渡到乡镇民主政治作好各种准备。这是民主政治的最广泛的基础，托克维尔称赞的新英格兰地区的民主就是建立在乡镇民主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完成村——乡两级干部的直选和相关的民主制度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极其重要的第一步，应当成为未来10—20年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
在推进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的过程中，还需要进行各个方面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制度建设，以使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能够在适宜的政治制度环境中得到推行。
4.在实践中扩展和深化民主教育。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组织方式和社会管理的方式，民主也是一种信念和价值。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引导人民建立对民主的信任，树立民主意识，并在实践中充分地培养公民实践民主的习惯和能力。
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资产阶级民主的经验和教训看，国民的民主意识强弱、对民主的信任程度对于推进民主的建设、巩固民主的政治体制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美国民主政治成功的一个基本因素是新英格兰地区民众具有的民主意识（托克维尔所谓的“民情”）和新移民对自由、民主的信念和向往，这种信念和信任使民主能够克服自身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挑战。相反的例子则是德国。由于德国近代化过程中未能在全体国民中根植民主的理念，因此，即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了魏玛共和国，这个魏玛共和国具有一部相当完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及其运作方式也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但是，由于在国内存在着大量敌视民主的势力，而大多数国民也没有建立起对民主的坚定信念，因此当魏玛共和国在外部遇到凡尔赛和约和法国等国对它的国家利益的损害；在内部出现经济危机与社会不稳的时候，在纳粹等反民主势力的煽动下，人们迅速地丧失了对民主的信念与信任，最终导致纳粹这一反民主势力的上台执政与魏玛共和国的灭亡。事实上，魏玛共和国无论就其内部、还是外部的困难与危机，不仅不是民主所导致，而且只要坚持民主体制，在这体制下努力缓解社会危机，共和国是可以生存与发展下去的。德国在民主体制下面临的困难与付出的成本，无论如何也不会像纳粹统治那样使德国与世界付出惨重的代价。在这过程中，德国民众普遍缺乏对民主的坚定信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托克维尔在对美国的民主进行深入的研究后指出，有利于美国维护民主制度的原因有三个：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按照它们的贡献分级的话，应该说，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美国的民主的民情扎根于历史上形成的新英格兰乡镇自治制度，美国民主是在东部成长起来并得到扩展的。他说：“英裔美国人长期实行民主管理制度的经验和习惯，以及最有利于维护这种制度的思想，都是在东部取得或形成的。在这里，民主制度逐步深入到人们的习俗、思想和生活方式，并反映在社会生活的一切细节和法制方面。也是在东部，人民的书本教育和实际训练最为完善，宗教最富有自由色彩。”⑦ 这些习惯、思想和习俗的总体，就是他所说的民情。这种民情是需要教育和培育的。
社会主义民主是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层次的民主，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就需要更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公民，需要公民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信念，并且能够将民主原则贯彻在实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对公民民主意识、民主信念与民主习惯的要求也就更高。但是，中国历史上盛行封建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推行愚民政策，压制民众的民主意识，扼杀了民众的自主空间。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又未能使民主在中国平稳地着落，中国民众没有得到资产阶级民主的启蒙教育。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要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必须加强对国民的民主启蒙与教育。民主教育的方式，不仅要进行民主思想的教育，而且要通过民主政治的实践，在“干中学”，使民主不仅成为公民的基本信念，而且也成为公民自觉的习惯。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应该走区域性推进的路子，在条件比较适合的地方先行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试点，并以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为突破口。在此基础上，向更广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扩展。像浙江这样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的地方，应该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先行一步，如果说财富可以进行再分配，财政可以进行转移支付的话，那么民主是不可以分配不可以转移支付的，民主也无法等待，等着所有的地方都具备民主的条件后再一同推进。民主不仅应该而且必须分区域、分层次、分阶段地加以推进，在区域性推进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为在全国范围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示范。
注释：
①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25页。
② 同上，第31页。
③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版，第422—429页。
④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1版，第4页。
⑤ 同上，第7页。
⑥ 同上，第29页
⑦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版，第357—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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