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理论武装的新要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溶：江泽民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重大的创新精神。围绕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七一”讲话通篇突出一条主线——“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通篇贯彻一个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篇体现一个使命——为实现我们党的任务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在我看来，“七一”讲话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即在新世纪开端，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展现了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树立起这样一个形象，这就是改革开放、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定不移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形象。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是党在新世纪的政治宣言，它以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我们正在做的事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发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杨耕：您的一席话使我对“七一”讲话有了一个总体认识。“七一”讲话的确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一命题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科学总结，标志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新认识。
自觉地植根于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性”。马克思主义从不故步自封，认为自己是绝对真理的体系，解答了一切问题。自诩为包含了一切问题答案的学说只能是神学，而不是科学。用哲学的术语来说，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需要不断调整、改革的社会，应当不断地进行反思和总结，摒弃错误的、过时的政策和措施，探讨符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恩格斯提出，要使美国工人阶级政党在社会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必须使共产主义纲领“彻底美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各种社会思潮、思想体系，而且以批判的精神对待自己，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某些“已经过时”的结论或“当时的错误看法”，所以，马克思提出，必须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依据来实际运用基本原理，并依据新的实践创造新的理论。
以实践为依据，公开宣布自己的某些观点“已经过时”，承认自己具有某些“错误看法”，并提出必须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依据来实际运用自己的基本原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的批判精神和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实践性、批判性，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冷溶：的确如此。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就是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历史。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就是创新。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但是，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个别观点完全等同起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如果说只有坚持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个别观点才是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必然终止于1883年或1895年。按照这种标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因为二者的确在一些重要方面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并用一些新的观点代替了某些原有的观点。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正因为如此，“七一”讲话强调，我们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特定情况做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
杨耕：这就是说，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七一”讲话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在许多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包括邓小平理论，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冷溶：“七一”讲话确实讲了许多“新话”，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全面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以所有制结构改革为例，改革开放后，私营经济和外资发展起来，但在20世纪70-80年代，其数量和规模都是有限的，当时，对所有制结构的提法是，以公有制为主，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到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公有制以外的各类经济成分大大增加，从实际结果看，增强了经济上的活力，带来了更多的税收和就业机会，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此时，再用“为主和为补充”的解释已经不够了。为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改变了“为主、为补充”的提法，明确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并指出“这是中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控制力上，而且是对全国而言，有些无关国计民生大局的产业和行业，其他经济成分的比例可以高一些，而有些省份、地区也可以高一些；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要探索，股份制只是一种企业组织形式，既不姓“社”，也不姓“资”，社会主义完全可以采用。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国家的最为敏感的问题。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这些理论问题的重要突破，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江泽民同志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中国在新世纪实施现代化建设“新三步走”战略的设想：“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们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江泽民同志的“新三步走”发展战略。按照这一设想，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经济发展速度为7%左右，GDP翻一番，达到2万亿美元，在第二个十年即到2020年，GDP再翻一番，达到4万亿美元；如果在2050年前能够再翻一番，达到8万亿美元，中国将最终完成实现现代化的梦想。
根据“新三步走”战略，江泽民同志形成了中国在新世纪发展的新思路。这就是“七一”讲话所说的，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具体地说，一是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结构升级、质量提高、效益改善条件下的较快增长，这是新世纪经济发展最基本的目标；二是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在新世纪里成功地完成结构调整，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即在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实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三是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加速发展经济，同时大力保护环境；四是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要求，收入多元化，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开后，要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使社会更为公正合理；五是在不断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正如“七一”讲话所说，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
杨耕：这的确是一种新的思路，体现了对新形势、新问题、新矛盾解决的创造性思维。新的实践呼唤着新的理论，这是历史的必然。历史条件的不同，必然使理论思考的侧重点显现出差异。毛泽东在1959年就提出，要依据新的实践，写出“新理论”。1978年，邓小平又提出，要依据新的实践，用“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写出马克思主义的“新版本”。从您上面的谈话中，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七一”讲话是党在新世纪的新的理论武装。正是在这里，我领悟到了中华民族将在新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全部秘密。
冷溶：准确地说，“七一”讲话是对党在新世纪理论武装的新要求，“七一”讲话高瞻远瞩，总揽全局，内容极为丰富，但主要是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这一重要思想，原因是多方面的。我理解，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总结历史经验提出的，包括国外党的经验，但主要是我们党的经验，“七一”讲话全面总结了建党80年的九条经验和三点启示，归结起来主要是“三个代表”；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我们党所面对的国内外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
就国际形势而言，就是科学技术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第二次科技革命浪潮，而且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更直接、更快，效果更大，尤其是80年代以后的科学技术信息化值得注意。美国连续多年的经济增长，主要靠信息产业为主的新经济。科学技术的信息化以及信息时代的到来，不仅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且使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通讯方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多媒体的传播速度，使数十卷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几秒钟内从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传到需要它的另一个地方。在今天，人们利用一台小小的电脑，可以在几平方米的房间内展开全世界的交往，大洋彼岸发生的事情几秒钟内就能传到大洋此岸，并引起人们的思想震荡。对于这样一些新的变化，我们需要有新的认识，提出新的办法和手段。
世界经济的世纪之交出现了新特点，这就是经济全球化。在邓小平还健在时，全球化这个词还没有被中国正式使用。现在则已成为了共识。经济全球化使生产要素的流转速度空前加快，巨额资金转瞬之间就能在世界转一圈，而生产要素流转的成本却大大降低了，从而推动了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
杨耕：的确如此。在当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全球循环的物质流、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增强了各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共生性。这种共生性决定了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之外，如同人的肢体不能孤立于血液循环系统一样。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并为各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我们应注意这样一种现象，即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流遍全球，利润流向西方，我以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又使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正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当代社会主义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无疑属于发展中国家，因而如何抓住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同时迎接挑战，这是我们党面临的新问题。
冷溶：与经济全球化相关，然而似乎又相反的是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从20世纪50-60年代的“两大阵营”到70年代的“三个世界”，到80年代的“东西南北”，这几个阶段虽然有些变化，但是总的还是以美苏为代表的两极格局。但是，进入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持续了40多年的两极格局结束了，世界开始多极化过程。这一重大变化，使得世界出现许多新情况，一些过去被美苏斗争掩盖的矛盾，如地区冲突、民族和宗教问题等开始暴露出来，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在抬头；旧的霸权主义没有了，但新的强权政治出现了，典型的就是“新干涉主义”，口号是人权高于主权，为西方强国搞霸权主义、干涉他国内政寻找借口。实现单极世界还是多极世界是当前国际斗争的焦点。多极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发展得不稳定。怎样更好地掌握新的世界格局的发展规律，保持主动，使中国在国际政治中起到应有的作用，这对我们党来说，又是一个新的考验。
就国内形势而言，从经济领域看，多种经济成分迅猛发展。据统计，现在非国有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在工业总产值中占38%，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62%，已经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同时，社会生活出现多样化趋势，即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并且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就是“七一”讲话中所说的六种新的社会阶层。现在我们国家的利益格局发生建国以后最为重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社会在80年代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了快速而巨大的转型期。我们现在开始真正理解了邓小平在80年代初所说的“改革是一场革命”这句话的分量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内情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我们党是一个新的考验。
现在，我们党所处的环境比过去要复杂多了，这就是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环境，以及国际上的敌对势力对我们党的“西化”和分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在思想上能不能保持纯洁性和统一性，组织上能不能与过去一样严密具有战斗力，作风上能不能保持好的传统，继续赢得人民的拥护，特别是腐败问题能不能有效的解决，这些都是新的问题和新的考验。
杨耕：这使我想起2000年江泽民同志在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工作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七一”讲话进一步指出：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我们党要紧跟世界进步的潮流，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胜利完成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这就是说，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就是要解决在新形势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要搞清楚“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重大意义，首先就要对我们党所面对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
冷溶：对。就是要从这里入手来学习“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杨耕：学习“七一”讲话后，我有一个体会，这就是“三个代表”的思想是一个纲领性的重大论断，从根本上和总体上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和面貌出现在新的世纪这一重大问题。江泽民同志“经过了长时期思考”而提出的这个纲领性论断，不仅以高度精炼的表述概括了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而且以高度浓缩的形式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三个代表”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就在于，它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基本原则融合为一个理论整体，具有重要的理论内涵和理论创新意义。
冷溶：我完全赞同您的这一观点。“三个代表”思想的确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的，是从“老祖宗”那里来的，而且是反映了“老祖宗”思想中最重要、最本质的东西。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共产主义的经济特征看，一个是特质极大丰富，一个是按需分配，这两点都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最基本的原理；从文化特征看，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实现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协调、真善美和谐统一的社会，所以，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又是一个基本原理；从政治特征看，共产主义最广泛、最根本、最彻底地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它的旗帜和口号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而且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这正是我们党根本宗旨的理论依据。“三个代表”思想正是从这三个方面，高度概括和精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也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最本质的东西。江泽民同志说过：“我感到，我们要坚持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一系列重要思想，集中起来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坚持这‘三个代表’。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显然，这里不仅指党建理论、而是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系列最重要的东西。江泽民同志是从“本、基、源”上，从马克思主义更高的理论层次，更宏观的理论视野，更本质的理论深度上来思考问题，进行概括的。
“三个代表”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看到。但还要看到，“三个代表”思想又是对“老祖宗”的重大发展，是新概括，具有许多新的含义，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和真正把握这些理论发展的新成果，深刻理解这些理论创新新在哪里。这是我们学习“七一”讲话的重点。
就“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言，我认为这是对“发展是硬道理”思想的新要求，是对发展生产力的新要求，它要求全党要建立“发达生产力”、“先进生产力”的认识，一切以此为根据来思考问题。应该说，发展生产力是老问题，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主要任务”和“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问题在于，现在要根据当前生产力的新变化，进一步思考怎样使我国的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所以，“七一”讲话提出“发达生产力”、“先进生产力”的问题，指出实现现代化，就是要形成发达生产力，关键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这就要求在全党牢固树立起这样一种新的生产力观，并以此为标准。这实际上是对生产力标准的新阐发，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对发展生产力的新要求。
杨耕：的确，我们应树立一种新的生产力观。在当代中国，要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在生产力的运动过程中，其内部各个要素往往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某一要素的重大变革必然迅速波及、影响到其他要素，从而引起生产力的整体变革，形成一种新质生产力。在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依靠其中的某一要素，这个相对突出的要素就是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或生长点，即“第一”生产力。不同的时代，生产力具有不同的突破口或生长点，近代生产力的发展“以劳动资料为起点”，以自动纺机为代表的工作机和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动力机先后成为“第一”生产力。而在当代，社会活动结构从生产——技术——科学转化为科学——技术——生产，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或生长点，并决定了生产发展的方向、规模和速度，主导着劳动对象和资源的开发、利用和配置，以及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创造，由此成为“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实际上预示了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从根本上说，知识经济就是以当代科学技术为核心，以知识为主要内驱力的经济形式。同以往经济形式相比，知识经济的特点就在于，经济的繁荣、生产力的发展不是直接取决于资源、资本以及硬件技术的数量，而是直接依赖于科学或有效信息的积累和利用；它将改变过去那种资源、资本总量或增量的决定模式，以科技创新的优势弥补资源、资本的劣势，科技创新、知识积累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显著变量。“七一”讲话再次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
在当代中国，要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要瞄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趋势，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立地”就是要立足中国国情，立足当代中国生产力的状况。我们应在“顶天”与“立地”中保持必要的张力，既要瞄准世界先进生产力水平，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要有高度的预见力，又要立足当代中国的生产力状况，善于选择生产力发展的生长点，不断用先进科学技术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尽快推动我国总体生产力水平由比较落后向比较先进转变。“七一”讲话认为，这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在知识经济即将来临的今天，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标志着我们党自觉地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站到了时代的制高点上。
冷溶：“顶天立地”这四个字非常形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还不高，各地、各系统生产力发展条件不同，发展水平差别很大，呈现从低到高的多层次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利用现有条件，根据具体国情，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怎样能够发展生产力，就怎样发展；另一方面，要明确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是高新技术产业，要通过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不断提升产业结构，尽快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所以，“七一”讲话指出：“对于仍然存在的不适应先进生产力和时代发展要求的一些落后的生产方式，既不能脱离实际地简单化地加以排斥，也不能采取安于现状、保护落后的态度，而要立足实际，创造条件加以改造、改进和提高”。
同时，在当代中国，要发展先进生产力，更重要的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在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力。“七一”讲话特别强调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认为这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
杨耕：这一点非常重要。从根本上说，生产力具有属人的性质，归根到底是人们的实践能力。“七一”讲话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始终是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这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属性决定的。那么，怎样看待知识分子在发展先进生产力中的作用呢？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知识分子必然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必然在发展先进生产力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即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这个词，准确地说明了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的特殊重要的作用。
冷溶：还有一点要注意，这就是怎样看待从事传统产业的职工，看待那些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科学文化水平相对不高的，主要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群众？传统产业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而即使是高新技术产业，也需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参与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当然，他们本身还有一个提高自身素质的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七一”讲话所说的，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一些工人群众的工作岗位发生变化，这并没有改变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而且从长远看有利于提高工人阶级的整体素质，发挥工人阶级的整体优势”；二是工人阶级也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不断进步。毛泽东曾经指出：“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
杨耕：现在我们换一个“代表”谈一谈。对于文化问题，我没有什么研究，非常想听听您的“高见”。
冷溶：我也没什么“高见”，谈一点体会。在我看来，“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两手抓”思想的新阐述。“七一”讲话是从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这个高度来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重要性的。江泽民同志早就说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七一”讲话进一步指出：“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这是“新话”，非常重要的“新话”。
“七一”讲话特别强调这样一个问题，即怎样根据文化上的新变化，增强我们党在精神文化上的“感召力”的问题。讲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到文化上的新变化：一是知识大爆炸，文化内容空前丰富，形式空前多样化，变化空前迅速，不断推陈出新，一种文化概念还没熟悉就已经过时了；二是文化与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从过去纯粹消费性行业转变为巨大的产业；三是文化传媒的变化，文化载体、传播媒体也更加多样化，尤其是网络文化引人瞩目，前不久，江泽民同志指出，要跟上网络化，党的一切工作都要适应网络化的形势，“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必须加紧学习网络化知识，党的建设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群众工作，也都应适应信息网络化的特点”；四是世界文化相互激荡，现在国际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文化斗争。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文化加紧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
面对思想文化领域这些新变化、新情况，就产生了一个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怎样增强我们党在精神文化上的“感召力”问题。这是一个不能被动地应付，而应主动地应对，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问题。这就要在文化建设上提出一些新的东西来。“七一”讲话明确指出：“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建设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来的，现在仍要坚持，但光讲这个不够了，还要加上邓小平说的“三个面向”，同时还要做到三个“必须”，即“七一”讲话所说的“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从而“增强感召力”。
“七一”讲话提出“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和“文化创新”问题，这很重要，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我们党在文化上要有现代意识，要学会运用一切科学健康的现代运作方式和手段，要从文化内容到文化形式上研究怎样跟上时代潮流。我们党一定要举起先进文化的旗帜。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邓小平在第四届文代会上的讲话，再到江泽民的十五大纲领，一直继承下来的。要用这种先进文化作为我们的精神支柱，凝聚全党全国人民共同为我们的事业奋斗。
杨耕：由此，我注意到并进一步理解“七一”讲话在提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同时，又提出增强“四种意识”和“一种精神”，即“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提出继承和发扬“两种文化传统”，即“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行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在多种文化并存、相互激荡的今天，我们必须弘扬先进文化，提倡革命文化，继承传统文化，吸引世界文化，抵制腐朽文化，改造落后文化，引导大众文化，从而增强我们党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感召力，保持控制力。
冷溶：讲得非常好。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个问题了。“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对党的宗旨的新认识。人民群众的观点是我们党一直坚持的根本宗旨。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三个代表”中具有特殊意义，是出发点和归宿，是根本点和落脚点。“七一”讲话对这个问题特别重视，其四个部分的每一个部分都提到。这是“七一”讲话的一个重要特点。
杨耕：这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早就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从直接性上看，人民群众是依据自己的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去从事实践活动并创造历史的，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上的人民群众的人心向背体现了时代精神，预示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因此，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人在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同时，就有一个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向来重视利益的问题，并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公开把“利益”两个大字写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公开声明要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在共产党人的历史活动中，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内在的关联和一致性。如果仅仅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不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去改造或创造新的物质利益关系即生产关系，共产党就会改变自己的性质。1998年，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是决定我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这是我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则。”“七一”讲话再次重申，“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
冷溶：这似乎是一个老问题。实际上，对这个老问题，“七一”讲话也根据新情况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七一”讲话指出“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总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我们党要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但是，要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七一”讲话强调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关系“三个全局”，即“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并明确指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为什么提得这么高？因为这个问题现在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多样化的社会，社会群体多样化、物质利益多样化，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物质利益，各方面的利益不大一样，有的还有矛盾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特别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站在最大多数人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绝不能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更不能以权谋私，为少数人服务，如果不注意，很容易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所以，“七一”讲话特别强调“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再次重申了“七一”讲话的这些观点，这就是，“为人民谋利益是共产党人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缩”。“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任务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杨耕：从哲学上看，这三个“一致性”实际上是从历史主体和客体关系的视角规定党的历史活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在共产党人的历史活动中，确立生产力为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和确立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二者构成了一个理论整体。前者规定共产党人历史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并为共产党人的历史活动提供了客体尺度；后者规定了共产党人历史活动的宗旨和归宿，并为共产党人的历史活动提供了主体尺度。在共产党人的历史活动中，真正推动社会进步，就必然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而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又必然推动社会进步，二者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看，确立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和党的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或者说，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从历史主体和客体关系的视角界定党的性质、历史活动及其目标，并使评价党的历史活动的标准达到了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在党的历史活动中，实现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即实现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使共产党同其他一切政党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并从根本上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和种种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把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融为一体，提供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新观念、新思路，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纪之交的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
冷溶：“三个代表”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确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重大发展。它是江泽民同志在正确理解、全面贯彻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的实践中，经过高度抽象和概括，所进行的理论创新。江泽民同志的这一思路十年来是一贯的。在建党70周年讲话中，他就从政治、经济、文化这三个方面全面阐述了邓小平理论；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他又从这三个方面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三个代表”思想正是这一思路的逻辑发展。“七一”讲话不是从政治路线的角度来概括和阐发“三个代表”思想的，而是从党的基本理论的高度和形态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因而是一次理论上的飞跃，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以此为指导，我们就能够自觉地做到“七一”讲话所强调的“三个解放”和深化对“三个规律”的认识，即“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从而使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七一”讲话从根本上回答了当前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以什么样的指导原则和方向来建设我们的党这个基本问题。因此，学好“七一”讲话特别是其中所阐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在新世纪对理论武装工作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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