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影视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新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新方法论文,社会文化论文,影视论文,试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角度，阐述了“影视人类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影视片的类别以及作业原则等。文章还回顾了西方主要国家影视人类学发展的主要特点，也检视了我国影视人类学40年来的道路和面临的艰巨任务。
人对于社会和世界的了解认识，多是凭藉着视觉及听觉进行的。这个原理被运用到影视人类学上，就具有了科学的方法论意义，成为直接观察、纪录和研究人类社会及文化行为的一种方法。
1 “影视人类学”(Visaul Anthropology)其直接的意思是“可视的人类学”。它是根据人类视觉心理与期望等特征，运用电视或录像、录音的技术手段，实地摄录反映具有人类学民族学内容和性质的影视片。对于这种影视片的摄制理论与方法、规则与标准、分析与评论、分类和社会效用等作系统研究，以及通过这种影视片对于人类社会与文化行为进行形象直观式的教学与研究，进而完善社会文化人类学参与观察和研究的手段等，这些就构成了影视人类学的主要内容。可见人类学影视片的摄制是影视人类学的基础或核心，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工具之一，它能够提高基础观察的质量，使描述性的民族志学达到更高水平（P·霍金斯1981）。
对于人类学影视片历来有着不同的称呼，这主要是根据其内容和表述方式的不同而产生的。(1)“民族志影片”(Ethnographical Film)或民族志影视片，专门纪录某个民族社区生活情状和文化事象的传统样式，内中不少是只作客观如实地反映，很少有甚至没有摄制者的评论或解释，让观众自己观看和评说。这类民族志影视片往往是尊重观众的自我理解和判断。有的学者视民族志影视片为一种社会的文化模式的“体现者”（E·D·布里加德1975）。(2)“民族学影片(Ethnological Film)或民族学影视片，其内容一般比民族志影视片要广泛，除如实地反映外，往往加上摄制者或研究者对影视片内容具有一定学术观点的分析、解释和评论，有的还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民族的社会文化事象进行对比等。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向人们解释属于另一种文化的人们的行为（W·戈德施米特1972）。民族学影视片的内容和表述方式似更接近学术著述，有比较严密的逻辑结构，有时还附有见证性的结论等。(3)“人类学影片”(Anthropological Film)，人类学影视片也可以泛指民族学影视片或民族志影视片。然而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学影片虽然将民族志的内容视为最重要的内容，但还不是它的全部内容（P·霍金斯1996）。随着当代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它日益成为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长期来，人类学被理解为一门研究人类自身及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演变的综合性学科，但在今天，它主要侧重于文化全貌的透视性研究，通过对人类社会文化行为方式的直接观察比较，从中试图概括出有关人类行为和观念的通则或模式，这是这门学科现今发展的主要趋势或特点。因此，人类学影视片摄制的范围日趋宽广，几乎包括了人类学有关分支学科的所有领域，成了不同于其它影视片的一个独立的片种。
综上所述，人类学影视片主要地被理解为：在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影视人类学和影视学的理念和方法指导下，以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的观点，将各地各类社区的民族群体中具有不同传统的社会的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之征状、行为方式与技术样式等，经过摄制者必要的实地参与观察、体悉和研究，忠实地摄录下来和如实地反映出来，起到纪录、保存、交流和研习之作用，这本身是一种研究的方法，也是一种研究的成果。不少学者认为，人类学影视片可视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一种“科学文献”，一个用真实具体而连续活动着的系列形象作生动表述的综合性著作，是一个可以用来被“阅读”的“文本”(text)。
人类学影视片需要确立一个影视人类学的基本的科学标准和艺术标准，其整个的摄制活动须受到这两种标准的制约。由于人类学影视片的摄制多是个人行为，注重个人的艺术风格，各家认识不一，彼此很少合作，故目前还难以形成比较一致的公认标准，包括关于“影视人类学”的定义等。但是，科学的纪实性、摄制者的参与性、学科的理论性和艺术风格的求实性等应是人类学影视片具备的基本特点或要素。概括这些特点和要素，质言之，首推“真实性”，它是科学性的基础，所以人类学电影曾被称为“真实性电影”(cinéma vérité)，它所纪录和反映的必须是原本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进行样式，不容许属于拍摄者的任何人为干预和主观假定或编造，这是摄制的重要原则之一。
关于人类学影视片摄制的理论和方法，通常主要包括：有关题材内容的选择、拍摄方式、剪辑技巧、影视语言的运用、解说词（含字幕）和音响等处理、结构与节奏、艺术表现风格、版式、观众对象，以及人类学影视片的社会功能与应用等，至于有关不同类型的人类学影视片的定义和分类、人类学影视片的历史发展、人类学影视片的分析评论、科学性与艺术性的标准及其关系、人类学影视人才的培养，以及相关机构的设置与合作等，都是影视人类学研究的范围。
2 长期来，人类学民族学家们习惯于重视和依赖被观察访谈对象的口头讲述和回忆，比较忽视或无视于正在进行着的社会文化事象的形象纪录（可能是受到影视技术条件的诸多限制），把人类学民族学局限在仅仅用文字符号来纪录和表述的一种地地道道的“口头科学”（M·米德）。据知，西方二战以前出生的人类学民族学家们，多倾向于否认电影是一种“严肃的”表现方法，他们基本上不承认电影能够成为民族志资料的可靠源泉。[1]实际上，影视人类学近一个世纪的实践，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那种依赖于口头和笔头的不完善的纪录和表述方式，为研究者和观众不断地具体展现出一系列真实直观而且可以反复重现的活动场景与形象，特别是对于永久保存并可以复制的那些业已消失或正在消失的难得的田野资料。显然，用影视纪录当比印成文字资料的方法生动有效得多。它对于更准确的观察和扩大田野观察的范围，以及不断深化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在国际学术组织机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所属18个相关的专业委员会中“影视人类学委员会”是其中之一的原因。1973年9月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第九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上，与会者通过了《关于影视人类学的决议》，认为“电影、录音带和录像带在今天已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科学资料的源泉。它们提供有关人类行为的可靠资料，研究者们可以运用新的理论对此进行独立分析……它们传播信息不受语言的约束。它们能将我们正在变化着的生活方式的各种特征保存下来，留传给后世。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只是一个变化着的时代，而且是同一性增强而文化大量消失的时代。为了阻止这一过程，同时也为了纠正这一过程可能导致的人类的短视行为，按现存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纪录人类遗产就非常必要。”[2]这一认识，已被愈来愈多的学者所认同。
20世纪后半期，许多曾经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独立以后，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这一进程将不可避免地淹没大量的民族传统生活方式及其文化，人类学家是最早也最深刻地感受到这种文化变迁的巨大震撼。芝加哥会议后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发起了国际民族志影视十年规划，其主要目标是选择表现整个人类文化范围的不同方面的一个样板，摄制60种不同文化的人类学影视纪录片，加以保存和研究，并将每项研究的全部影视片拷贝送回原有的文化群体中去，以获得这些民族自己的鉴别和支持等。[3]70年代，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已经把全球电影拍摄计划和倡议建立人类文化影视档案的战略构想，正式提到国际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3 人类学和电影都产生于19世纪，成熟于20世纪20年代，影视人类学的历史几乎和电影史同期发端。在19世纪末，法国已经有人用计时成像的摄影方法，把不同人的各类动作多次成像地纪录在早期胶片上作比较研究；1898年首次使用早期的电影摄影机纪录田野调查内容的是英国人类学家A·C·哈登(Haddon 1855～1940)率领的赴澳洲托雷斯海峡的人类学考察，这一年被视为民族志影片的开端。
民族志影视片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是美国地质探矿工程师出身的R·弗莱贺蒂(Robert Flaherty 1884～1951)摄制的《北方的纳努克》(1920)。由于探寻铁矿，他在加拿大哈德逊湾东海岸爱斯基摩人活动区域里生活了十余年，参与观察了他们家庭异常艰辛的游动的渔猎生活，实地拍摄了这部成功的无声纪录影片。影视人类学家和电影学家们均认为该片是默片时代的经典之作，开创了纪录片之先河，“纪录片”这一术语即始于该片。R·弗莱贺蒂虽然未经过正规系统的人类学民族学训练，但这部影片却在许多方面都具备民族志田野作业的要素或“精髓”（胡台丽1991），甚至有创新。据知，他很重视拍摄工作必须取得当地人的理解和信任，让被拍摄者参与影片的策划设计。他常在夜晚冲洗出胶片放映给被拍摄者观看，听取他们的意见。这种被称为“现场反馈”的做法，能使整个影片更趋于真实。
30年代后期，美国文化人类学家M·米德和G·贝特森通过在印尼巴厘岛的田野研究和拍摄人类学影片的实践，首次将人类学纪录片视为研究工作的一种方式。他们论述了民族志影片的特点，把它同一般的纪录片作了区分。有些影视人类学家认为这是影视人类学的形成期。美国影视人类学在近半个世纪中获得了一系列的进展，主要在于政府部门将人类学影视片列入教学大纲，从而有一批受过文化人类学专门训练的摄制人员，能够运用影视手段来发掘和说明人类学的一些课题，并确立了深入摄制的标准。人类学影视片在教学研究的公众博物馆中被广泛地运用，形成了美国影视人类学发展的一个特点。
在法国，以J·尧奇(JeanRouch)为主要代表的人类学影片，在电影艺术风格上形成了实验性的特色。J·尧奇经过40多年(1946～ )的不懈努力，拍摄了约120多部影片，多数是有关非洲的民族志影片，其中有不少影片的艺术评价很高，呈现出强烈的个人风格，它们无论对电影或民族志在观念及方法上，都有较深刻的启发和激励。1960年，他和一位社会学家合作摄制了同步录音的纪录影片《夏日纪事》，他们采用的“参与式拍摄”，使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同时出现在影片中，形成一种思想行为的互动关系，进而把更多的观众吸引到整个社会所关注的问题上来，造成一种社会舆论的导向。
德国人类学影视片却一向注重传统文化的摄制，强调纪实的严谨，主张维护科学性和学术性的尊严，艺术应当为学术服务等。50年代初，德国就建立了人类学影片档案库，属于世界上较早建立影视人类学档案库的国家之一；1959年，著名的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就提出了人类学电影摄制的规则和标准。
此外，在英国民族志影视片一向很受欢迎，这方面社会人类学家和摄影师合作，曾经摄制出一批如《消失的世界》这类大型系列纪录片等。日本大阪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设立的民族影视研究中心，摄制和收藏有世界各地民族志影片2415种、录像资料948种，建有一套由电脑操作的先进的影视传播系统，研究人员和观众坐在各自的小放映间通过遥控装置可以自由选择要看的影视片。前苏联的影视人类学似不及西方国家活跃，其摄制的人类学影视片同他们拥有的众多民族和丰厚的文化传统不成比例。但是新一代的从业人员，大都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他们摄制的人类学影视片，多能反映出他们较高的审美观。
4 中国人类学影片的摄制起步于1957年，已有整整的40年了，回顾50年代中后期，中央主要领导人曾多次指示，对于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和基本情况应赶快做抢救性调查。遂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出面组织，进行了为期八九年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在这次空前规模的调查研究当中，电影作为一种纪录的手段首次被引入，这就开创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事业。
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兴起是同当时国家的一项工作任务相联系的，其影片的摄制活动是有目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第一批摄制的影片当时称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共21部、123本，涉及16个少数民族。包括纪录反映原始社会及其残余的有11部、奴隶制社会1部、封建农奴制社会3部，其它关于家庭婚姻的有2部、文化艺术方面的有4部。首批中国人类学影片以当时的民族调查作依据，有不少民族研究者和民族工作者参与，同有关电影工作者相协作摄制的。这批影片在纪录和反映有关民族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方面，大体上都能从实际情况出发，尊重事实，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些民族社会和文化的特色，具有保存和研究的学术价值。同时对于“配合当时各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鉴定、社会形态的划分，以及不同地区民主改革的不同政策的制定和社会主义改造，无疑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4]
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推行以来，电视事业突飞猛进，中国影视人类学获得了一个发展的良机。这一时期，随着国内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影视器材日益精良和便于操作，影视业深入社会生活诸多领域，尤其是国内外经济文化交往频繁，各地掀起了旅游的热潮，其中的一些焦点往往对准了颇具吸引力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方面，形成了人类学影视拍摄的浪潮。据不完全估计，参与摄制人类学或具有民族志内容的影视片的机构不少于20个，专业工作者约200人，摄制了约五六百部（集）这类影视片。内中称得上人类学民族志影视片者约占1/4左右，其它多属风情旅游性质，注重艺术风格的表现。以有关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少数音像企业摄制的人类学影视片有较好的质量，其中有些影视片在国际上多次获奖。这一时期的影视片摄制不再是由政府部门统一组织，多是有关单位自己摄制，具有比较广泛的社会性；在拍摄的题材、结构和表述方式等方面，比第一批人类学影片有了许多丰富或突破，综合性反映社会形态的做法大量减少，专题性和系列性地纪录反映我国有关少数民族现实生活的内容占了大部分。从整体上看，这些影视片的内容反映和艺术表现比首批影片要深入细微和成熟些。
前瞻中国影视人类学的道路漫长，任务繁重。首先，要扎实做好的是基础性工作。这就需要改变各有关摄制部门长期封闭作业的格局，创造各种机会不断加强交流与合作，彼此互补长短，严防“影视官僚化”的作风，努力实践。其次，在拍摄任务中，既要注意抓紧抢救纪录正在消亡的社会与文化，又要把重点放在积极反映正在变化的社会与文化方面。唯此，要经常地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各民族实际生活中去，不断发掘新的题材和研究课题，分出类型来进行专题研究和综合拍摄。再次，要加强影视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研究。一方面组织力量及时译介国外的有关成果和经验，一方面开展对我国现有的人类学影视片的分析评述工作，积极展开讨论，探索出一些适合于我国具体情况的摄制标准，以提高摄制和研究的整体水准。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迄今大部分还没有同影视人类学发生关系，许多学者对于运用影视手段做研究的方法还比较陌生，一些设有人类学民族学系（所）或专业的高校，长期未能开设影视人类学的有关基础课程，系统培养影视人类学的专门人才的工作，似尚未列入有关部门教育计划的议事日程。凡此种种，都亟待大力改进和加强的。
人类学影视片启示我们：只有正确地认识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才能正确地引导他们迈向现代化社会。这些影视片真实地告诉我们：各民族的过去和现在是在怎样的自然环境中、社会条件下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又是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冲击，一步一步地走向未来的。文化，通常是在不断地经历了内外冲击中前进的。此外，我们发现人们通过这类影视片观察到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和了解别人，同时分享我们这个世界上丰富多彩的文化，引起对于不同文化的对比，产生对于异文化有鉴别能力的欣赏或吸收，从而不断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往，增进和睦相处与团结合作。可以预见，影视人类学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方面，将会发挥出其独特的效用。
注释：
[1]〔意〕P·基奥齐著、知寒译：《民族志电影的起源》，载《民族译丛》1991年第1期。
[2]P·霍金斯编：《影视人类学原理》，海牙，1975年版，第483页，转引自《民族译丛》1991年第1期。
[3]〔加〕A·巴列克西著、关学君摘译：《民族志影视片与博物馆——历史及概况》，载《民族译丛》1986年第2期。
[4]于晓刚等：《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载《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