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感知与历史叙事
——以都柳江下游梅林村为例
王 健，陈兴春，黄雨霞
(凯里学院人文学院， 贵州 凯里 556011)
摘 要： 不同人群对于梅林的地方感知呈现模糊而又各有差异。明清地图与地方志体现了地方官吏对于梅林乃至更大区域的地方感与天下观。在后者的支配下，历史的叙事逻辑带有强烈的二元色彩(中心/边缘、国家/地方)，并以“蛮荒”概述之。相较而言，当地人对于梅林共时方面的地方感知则具体得多，但是他们对于梅林历时方面的地方感知则显得模糊。因之，当地人的历史叙事形式将历史隐喻于风水和民间传说，并以此来理解过去，认识当下并推进当下的实践走向未来。
关键词： 感知； 历史叙事；地方感; 都柳江
1980年代，以Marshall Sahlins《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1981年)[1]为代表的历史人类学，以Feld[2]和Classen[3]等为代表的感觉人类学兴起。此后，一部分学者开始探索2个方向结合的可能性。在中国，陈春声教授在1999年通过樟林民间信仰中“有份”和“无份”的细腻感觉的探讨，呈现出感觉的微妙性和复杂多样性：不同的人对同一个空间的“有份”的感觉不同，同一个人对不同空间的“有份”感觉也不同。陈春声教授注意到，那些没有完成“本地化”和“民间化”的“正统性”的庙宇，当地人很少对其产生“有份”的感觉。一旦官员和客商离开，这些庙宇就开始衰落。当地人的感觉，不仅仅关联着一座庙宇的命运，还牵连着一个区域的历史过程[4]。此外，杨念群教授从2004年开始，也在这一领域探索，他在《民国初年北京地区“四大门”信仰与“地方感觉”的构造-兼论京郊“巫”与“医”的近代角色之争》一文中，尝试在信仰和“地方感觉”之间寻找某些关联[5]。杨念群还呼吁“中国史学需要一种‘感觉主义’”[6]，相继发表《提倡“感觉主义”的若干理由》等文阐述这一方向的可行性[7]。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井口淳子等人在中国西北的杨家沟村(《杨家岭的早晨》中描述的村子)进行细致的田野研究，通过声音的角度来呈现对一个地方及其历史的重新理解[8]。在这一学术脉络的启示下，本文以梅林为田野调查点，尝试探讨地方的感知与历史叙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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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田野点介绍
梅林村位于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梅林乡，其经纬度分别是东经108°57′25.57″，北纬25°42′57.18″。梅林村由勒转、勒成、勒勇、苗屯、岑伍、街道、四峒7个寨子组成。总人口4 824人，有侗、苗、汉等6个民族，其中侗族占总人口的83%，其次是苗族，占9%，汉族7%。(1) ①数据来源：凯里学院广西梅林田野调查组：《国家行政、族群认同与插花地：黔桂边地梅林村的历史与日常生活》(未刊)，2019年，第4-10页。 从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梅林乡虽属广西，但大部分嵌入在贵州境内。其西、南、北三面都与贵州相连，唯东面与本县富禄乡接壤，是“插花地”(2) 关于“插花地”的分类和研究，可参阅谢景连：《“插花地”：文化生态、地方建构与国家行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9-25页。 的类型之一。
相对于上游的贵州苗疆，梅林很早就被纳入王朝国家的版图。其建制可以追溯至崇宁四年(1105年)：“石镇，在今之梅寨，即宋属安寨也，崇宁四年置百万寨，寻改为万安砦，明初置万石镇巡检司，清末废。”(3) 江玉笙等编：民国《三江县志》，民国三十五年，卷三，第八至九页。 民国三年(1914年)，怀远改为三江县。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梅寨乡改为梅林乡。
都柳江自贵州经梅林流向广西，在这个地方呈“几”字形。平缓的水流使梅林成为了理想的停泊点之一。历史上，梅林正是因此而繁华，名响一江上下。
二、“蛮荒”与兴修：地方官吏与梅林人的地方感知
作为都柳江上的水路交通要道，梅林在明代就进入了王朝国家的视野。然而，比较不同王朝版图中的梅林及其周边关系，我们看到了作为边疆和地方的梅林与王朝国家的关系变迁。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杨芳(字以德，号济宁)任广西巡抚。出于广西的治理与兵防的需要，杨芳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组织了广西左布政使沈修、右布政使曲迁乔等人编纂《殿粤要纂》，后由平乐府通判詹景凤书文写图，梧州府推官林茂槐担当校正。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成书。该书绘制怀远地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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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明万历《殿粤要纂》中的怀远县图[9]105-106
明代万历年间的怀远县图很有意思，尤其是与现代地图相比，对整个怀远的山川河流做了不同程度的拉伸、压缩，甚至扭曲，最终使整个怀远县成为了一个标准的矩形(事实上，《殿粤要纂》的绘图者对整个广西的府县地图都作了类似处理)。也就是说，官吏们在使用地图时需要带着对这个地方的想象(山川河流的特殊处理带上了很强的隐喻性)并结合实地的感知，才能理解作图者及其作品。因为图中附加了制图者对这一地方的地理空间的模糊感知，还契合大明的官吏们对边疆的想象，这种感知和想象呈现为一种圈层结构。即“官”-“兵”-“民”-“苗”(少数民族)的圈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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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中心的第一圈是“官”，是中央王朝的政治组织：儒学、怀远县、分司。第二圈是“兵”，是中央王朝的军事组织：东营、西营、南营、北营、后营、治平堡、怀远堡。该图配文：“额设置五营哨关队兵，东营一百三十七名，西营九十六名，南营九十七名，北营九十九名，后营九十七名。怀远、治平二堡，兵各三十名。”[9]107这些大明帝国的军事单位紧紧围绕着第一圈的“官”而设置：“兵”(军事组织)拱卫“官”(行政组织)，确保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第三圈是“民”，他们是大明王朝的税收来源之一，在地图上呈现为一个个的“民村”，其中也夹杂有少量的少数民族村寨；第四圈是被标上了带有歧视性称谓(如侗、壮、瑶带上了犬旁)的少数民族，主要是以壮、瑶、侗、苗为主。图中除行政、军事组织外，共有100个单位的村寨，其中民村占57个，其后分别是壮，共15个，瑶13个，侗9个，苗6个。虽然这些数据不是确指，但可以大体看出当时的族群构成。而“民”与“非民”(即壮、瑶、侗、苗等少数民族)也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三元关系：“民”是大明的子民，向大明王朝纳税，是“近国家者”，他们通常住在河边；壮、瑶、侗、苗等少数民族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异类”，他们的一部分拒绝大明王朝的教化、治理与税务。在王朝的版图之内，又游离于国家之外，是“远国家者”。他们通常住在交通闭塞、海拔较高的山上，可算作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10]之意义上的人群。壮、瑶、侗、苗等少数民族中的另一部分则在大明王朝的治理下，逐渐向“民”转变，《殿粤要纂》的作者已经注意到他们在“争环向列于编氓也”[9]107。但总的来说，当时的地方官吏对怀远的总体感知仍然是：“山川绵邈，盖风气犹未开也”[9]107。
这样的圈层结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边疆治理的格局，也反映了王朝国家在边疆治理中“官-兵-民-苗(少数民族)”的微妙关系。更在一定程度上，与帝制中国形成了同构：“一点四方”的中国结构。即以中原汉文化为中心，“东夷”“西戎”“北狄”“南蛮”分列四方的格局，进而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观。而后者与其说是一种地理信息，毋宁说是长久以来，王朝国家的统治者对于边疆的具体而又模糊的感知、想象和期望。明万历的怀远县图映射了制图者心中的这种天下观及天下观下的地方感知：即便在最为偏远之一的广西怀远，依然是“王土”的范畴。标志中央王朝治理(“王土”)的教化(儒学)与行政(县衙)机构位于中央，军事机构(5营2堡)拱卫其外，纳税者(“民”和部分纳税的少数民族)环绕之，分居四方、位处边缘的则是“壮、瑶、侗、苗”。按照天下观的逻辑，人们在地方发现了王朝国家，或者说地方在实践着天下观。
在这一地图中，本文的田野点梅林并未标出，尽管在明初就设有巡检司。这可能是当时的梅林在这一流域的重要性并未发挥出来或引起重视的缘故；也可能是天下观式的叙事方式的结果。在天下观的叙事模式里包含了明确的“以我为主，其余次之；我即文明，其余皆荒”的传统观念(4) 关于天下观的叙事模式，参见杨庭硕，罗康隆：《西南与中原》，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西南研究论(总序)第5页。 ，叙事的重心是作为“一点”的中原，边缘则是被“蛮荒之地”而扁平化、模糊化处理。因之，地方官吏们对于这一区域的感知就往往局限于“模糊”和“蛮荒”，如怀远县知县廖蔚文篡修的《怀远县志序》中称流经怀远的溶江“源出清水江，由古州而达于老堡”[11]19(事实上，清水江和溶江分属于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这些错误的认识也说明当时官吏们对于地方的感知的模糊性特点。嘉庆七年(1802年)的怀远知县林大宏称怀远“乃粤西水穷山尽之区也”[11]25。而与“蛮荒”印象相应的，是可以切身体会的“瘴气”。即便到了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三江县志》的编者们仍然细致地整理了前人关于这一地区的“瘴气”长达6页的记录，现摘录部分如下。
1.1 池塘条件 加州鲈种苗标粗的池塘，面积最好不宜过大。为了方便管理，购买回来的朝苗如果太小，都采用在养殖池塘围网，驯化形成固定摄食后才拆开。一般来说，种苗标粗每口塘3～5亩，能提高土地利用率。水深前期为50～70cm，后期为1.2～1.5m。池塘水不宜过深，以免光线照不到，底层水温低，另外早期种苗体质较弱，若注水太深，鱼苗游动时受水压就大，不利于幼苗活动，觅食。缓慢注入新水有利于水体浮游动物的生长，增加天然的饵料，由于加州鲈属于肉食鱼类，饥饿时会大吃小，所以在种苗期尽量降低鱼苗的饥饿度，才能提高苗种的成活率。
正是曾经的繁华商业，造就了梅林、福禄一带重要的节日——花炮节。(12) 有关花炮节的研究，可参考王彦芸：《节日内涵流变与地方文化创造——都柳江下游富禄花炮节探析》《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今天梅林的韦CS(男，1931年生)讲述了从父辈那儿听来的梅林花炮节盛况。
陆南贾南行记云：岭南多雾，盖田阴阳之气不合，蒸于青莽之间，杂以虫蛇之气，是生瘴疠。[11]97
总之，“瘴”成为了地方官员们对这一区域认同的最大抗拒因素之一。 “瘴”是他们在这一区域生存的“障”，也是中央王朝的顶层设计者们在制度设计时不得不考量的问题。清政府在这一地区设立了题补的官缺，即“烟瘴缺”。(6) 关于清代边疆官缺的讨论，可参阅董枫：《清代府县级行政单位划等问题的再审视——以乾嘉时期浙江省县级单位划等情况的讨论为例》，《历史地理》,2011年，第99-107页。 下图为清同治年间梅寨与周边主要据点的里程备览图，图中“三年在任烟瘴调补”即为“烟瘴缺”之例。
图2 清同治《广西全省舆图道里备览》中的怀远县梅寨[12]47
要言之，基于天下观的叙事逻辑，地方官吏对于怀远(包括梅林)的地方感呈现出的是蛮荒、抗拒且模糊的印象。从清代中期开始，随着国家在梅林上游(贵州古州)的开发，河流的作用逐渐凸显，梅林在地方政治经济中的作用也被凸显出来。
与地方官吏的天下观相比，生活在这一地方的普通民众的地方感知则具体得多。道光年间的梅林的一通碑刻记载了他们地方感知。现将碑文整理如下。
海晏河清(7) 碑眉：海晏河清(碑上“海晏”二字现已无存)。时间：道光十六年(1837年)冬月谷旦。地点：梅林村岑地屯西面上脚下龙泉井旁。形状：长方形，左上角与右上角有缺损。宽：54cm，高：103cm，厚6cm。海拔：184m。 位置：北纬：25°43′4″ 东经：108°57′。
叙：
我村居梅林之西，□丛阴之内，壤地褊小，茅屋希疎。每当春夏之交，绿树莺鸣，竹篱犬吠，而耕烟锄雨，仅足娱情。恍然有耕田而食，凿井而饮之风。所怅者，先人制作未侔，井开深谷，路远巌幽，时而晴云朗月，溪显之草木蒙茸；时而苦雨凄风，陇畔之藤萝错落。则苍苍白发，踯蹰难行，喋喋小嬛，迟徊怯步，惊心触目，筹划维艰。顾忆百年前先人曾有意捐修，无如好雨好风，枉勷盛举。兹普告同人，继述先事，解囊乐助，集腋成裘。修出坦道之旁，惭同玉槛，掘在平原之上，聊兾丹砂。庶只，咫寒泉吸，同秦越一瓶，清液益淆。子孙幸值成功在即，爰勒石以刊名。创首者敢云居其功德？亦不过释先人之遗憾云尔，是为序。
(吴荣胜等30人捐资名单略)
首事：吴尚高 吴荣头 吴文星 吴世勋
在北京市平谷区峪口镇西樊各庄村，有一片占地面积近800亩的现代化养鸡基地，与之毗邻的是一片2000亩的无公害桃林。北京平谷以产桃闻名，这里的桃树种植更是别有一番特色。桃树所用有机肥料均来自于基地养鸡场所产生的粪便，保障着桃树的天然种植过程。
我选定大众化品牌，因为大众化，所以不贵；因为是品牌，所以质量有基本保障。我的休闲裤坏了一条，跑步鞋也需要备办一双，今天恰好有一点空闲，于是打车来到商场，直奔我熟悉的品牌。很快选好休闲裤付款，随即去熟悉的跑步鞋品牌店。
10月28日-29日还将有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地区，大部地区将有4℃-6℃、局地8℃左右的降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大部将出现明显雨雪天气。
与地方官吏的“蛮荒”感不同，当地梅林人的地方感知则是地小人稀，“绿树莺鸣，竹篱犬吠，耕烟锄雨”；似乎颇有一番田园风光。生态环境良好，“时而晴云朗月，溪显之草木蒙茸；时而苦雨凄风，陇畔之藤萝错落”。美中不足的是当地的基础设施较差。正是基于这些地方感知，当地人从未间断自己在地方上的实践，不断推进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事实上，地处都柳江畔的梅林人不仅积极修路，更在都柳江岸修渡口，并通过渡田给养的形式将摆渡制度化下来。民国《三江县志》记载了梅林的4个渡口均是以此来确立的[11]377。
勒陇渡：梅林乡属，在勒陇村底，有田给养。
事实上，梅寨(梅林)的这一特殊地位并非偶然，而造就这一地位的，正是河流，即当地所称之“溶江”。榕江是贵州都柳江进入三江侗族自治县后，至三江老堡之前的河段，当地称为“溶江”或“容江”，至老堡与寻江汇合后始称“融江”。出于行文需要，本文将都柳江与“溶江”并称都柳江。
道光十六年岁次丙申孟冬月谷旦立(8) 整理者：赵虎(凯里学院2018级民族学本科生)。
梅寨渡：梅林乡公所门口河边，有田给养。
石碑渡：梅林乡属，石碑村边，有田给养。
廖志(5) 指康熙《怀远县志》(已遗失)，因该县志为时任怀远知县的廖蔚文纂修，故名。 载：怀远……气候常寒，较柳州略异，柳无雪而怀则有雪，多崇山峻岭，……孟夏为青草瘴，孟秋为黄茅瘴，每早晨黑雾蔽日，清凉逼人，急当避忌。
田野调查中，一通位于梅林村岑武寨寨门口的碑刻叙述了梅林人建渡口的过程，碑刻全文整理如下。
万古不朽
愚读周礼之书，阅考工之记，得夫造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是济川之具，千古皆然。窃余岑地两村，当黔粤之要道，正往来之通津。雍正时，家自为渡，虽便于己不利于人。乾隆年间，公立众渡，顾渡属于众而渡夫之费在所不免，及世远年湮，不无朽坏。则议新者殊难，首倡而捐化者更费周章，不设永远之计，其何以善始而善终，利人而利物也？倘临河无渡，则隔岸相呼，不惟行者望洋徒叹。自悲失路之艰，即沾体涂足之流，未必骞裳而利涉。余等因创其便，量力捐资，存本生息，以为日后造舟子之用并渡夫之资，永世相传无替焉。夫盛举既襄，其惠不在一人而在千万人；亦不在一时而在千万世。后世有同心，应亦见先代于美墙，将食其德于无穷矣。特勒此于石，以待后子孙之记念焉。
首倡吴国柱、吴金发、吴明高、吴士龙、吴国学、吴华总
雍正七年(1729年)鄂尔泰“檄文武员弁通勘上下两江，上自三脚屯至三洞，下自诸葛洞至溶洞，濬浅滩，辟险碛，伐巨林，凿怪石，舟楫邮递往来如驶，盖唐蒙故道闭塞数千载，至我朝凿江开道，从古化外之域，今为水陆通庄矣”[14]。此后，王朝国家不断加强对都柳江的疏浚(9) 关于清代都柳江水道的疏浚，可参考陈贤波：《土司政治与族群历史——明代以后都柳江上游地区研究》，三联书店，2011年，第89-102页。 和控制。
道光七年岁次丁亥孟夏月谷旦 立
通过对白酒生产过程的全面跟踪、检查，了解到白酒产品中的塑化剂属于特定迁移，主要来源于塑料接酒桶、塑料输酒管、酒泵进出乳胶管、封酒缸塑料布、成品酒塑料内盖、成品酒堵料袋包装、成品酒塑料瓶包装、成品酒塑料桶包装等[21-22]，且塑化剂在白酒中的含量随着时间的延长而越来越多。白酒中塑化剂主要有以下几种：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BP），邻苯二甲酸正丁酯（DBP），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以及微量的邻苯二甲酸二甲酯（DMP）和邻苯二甲酸二乙酯（DEP）[23]。
与明清地方官吏带有强烈色彩的中心主义和“蛮荒”感不同，当地人对于梅林的感知不是一种自上而下，从中心看边疆的模式。在他们的感知世界中，梅林有好的一面(“当黔粤之要道，正往来之通津”)，也有不足的一面。对于后者，当地人采取积极的行动，甚至从王朝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中寻找话语资源(如碑文中“读周礼之书，阅考工之记，得夫造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是济川之具，千古皆然”)通过一代代人诉诸实践，将地方的建设推向了一个可喜的未来。
(6)与未利用地面积相关性最显著的因素是人口密度(X2)、农村人口(X3)。人口密度增加1人/km2，未利用地面积减少2.588×104hm2。说明影响未利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社会经济驱动因子是人口密度和农村人口数量，随着人口增加，对土地利用的需求增加，使其不断占用可利用的土地。
三、由盛而衰：水路与陆路之间的感知与叙事
明代的怀远地图是蕴含了天下观视野，相较而言，清代的怀远地图则格外强调河流或流域的视角。而且梅寨(即今梅林)被明确标出(见地图西北)，详见图3。
图3 清雍正《广西通志》中的怀远县图[12]18
如果说明代的怀远县地图上没有标出梅林(梅寨)乃是常理的话，那么清代柳州府(怀远县隶柳州府)八邑图上将梅林(梅寨)特别标示出，则格外引人注目。图4是“柳州府八邑全图”，全图的重点自然是标注柳州府下辖的7个县城及柳州府城，但在此之余，梅寨作为一个“小地方”被特别标识出来。就地图的信息重要程度而言，虽不至于说梅寨的地位等同于怀远县等八邑，但在八邑之外将梅寨列出，已足见梅寨在柳州府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平黎渡：梅林乡属，在平黎村边，有田给养。
1720年代，鄂尔泰、张广泗等人在贵州东南推行“改土归流”，开辟了“新疆六厅”。古州厅(今贵州榕江县)正是位于梅林上游的“六厅”之一。在这一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中，都柳江承担了大量的军运和粮运[13]94-95。自此，梅寨(梅林)因都柳江的水路运输而进入王朝国家的视野。
图4 乾隆《柳州府志》柳州府八邑全图[12]20
雍正五年(1727年)，为了配合苗疆“改土归流”，粤军进剿古州。广西六合知县吴正一兼理粮运，查知都柳江溯流可通古州，即雇苗船开展运输，对应役苗船以食盐烟叶为酬[13]95。
(捐资名单略)
从雍正九年(1731年)起，都柳江成了广西柳州、庆远两府向贵州古州运输军粮的必经之路，“年运量达三万石”[13]96。乾隆后期台湾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林爽文起义，清廷曾抽调2 000名黔兵赴闽，运兵路线的原计划为：“由古州乘船，于丙妹地方出境，至广西怀远县所属之梅寨地方交替。应于梅寨预备小船接载，至怀远始换大船前进。”[15]
在雍正“改土归流”中，都柳江在军事和政治上受到空前重视。这在客观上带来了“改土归流”之后都柳江商业通道的迅速发展。都柳江的商贸网络的形成与盐密切相关：都柳江是“粤盐入苗疆”的主要通道。雍正十年(1732年)，粤盐开始在古州开始试销。这是官方首次认可“粤盐入黔”。
雍正十年(1732年)，广西巡抚金珙奏请官运粤盐至古州丙妹、三角屯试销[16]。金珙在上奏之后“粤西委效力吏目刘士龙押运生息食盐五百包赴古州试销，是年九月又奉拨粤东盐一封，委运同俞文耀领运古州试销”[17]。雍正十一年(1733年)，黎平府知府滕文炯在古州(今榕江)丙妹、来牛、三脚屯三处设盐埠。粤盐自此经过梅林进入苗疆。
都柳江给梅林带来的不仅仅是盐这一种商品，更重要的一个围绕都柳江上下游形成的物流网络。盐的流动带动着都柳江上下木材、粮食、生猪等土产、洋纱、杂货以及其他生产生活用品的流动。民国《三江县志》载靠近溶江的苗人“因该地产木，木排商贾云集，苗人以放排为生活者，多劳力于此故也”[11]117。除木材外，都柳江还出口桐油、五倍子等山货。其中，“榕江每年产桐油500余万斤，五倍子5万余斤，杉木10余万株。黎平水口每年产茶油数十万斤，水运柳州、广州。榕江设有“森林局”经营排运，每年木材贸易额自60万至90万元之多”[13]161-162。
伴随着物的流动的是必不可少的人群流动。正如黄瑜、王彦芸等人的研究，“随着黔桂粤之间水运贸易体系的逐步形成，大量外来商贩和资源涌入都柳江沿岸山区”[18]，并“吸引了来自闽粤的客家移民”[19]到这一带定居经商。要言之，支持起这个市场网络的，除了频繁的物的流动，还有黔桂粤三省之间频繁的人群流动。与此同时，这个市场网络塑造了都柳江沿岸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商贸中心。这些中心包括梅林、梅林上游的古州，(10) 《黔语》载：“粤盐得行于黔，设总埠于古州，而分子埠于黎平诸郡县。闾阎无食淡之患，商贾日众，南海百货亦捆载而至，古州遂为一都会云。”(见(清)吴振棫：《黔语》卷上，第四页) 梅林下游的八洛、福禄(11) 关于八洛、福禄的研究，可参考王彦芸：《区域开发、商业移民与村落社会——以都柳江下游八洛村为中心的个案研究》，中山大学,2010年；王彦芸：《节日内涵流变与地方文化创造——都柳江下游富禄花炮节探析》《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等。
象州志：贪凉饮冷，多为黑雾所中，怀远亦然。……谚云：“四时皆似夏，一雨便成冬。”……江水有毒，瘴气易侵。
民国时期的梅林，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繁华地方。梅林最热闹的就是花炮节，人流量能达到好几万，花炮节在农历二月初二举办，要提前好几个月发布告准备。如在明年农历二月份举办花炮节，就要在今年农历八月份发出布告。那时候负责梅林花炮节活动的是花炮会。花炮会从外地商人那里筹资举办。商人们主要来自广东、福建、柳州、融安等地。举办花炮节前半个月，这些商人就从柳州等地水运商品来梅林，商家的货物常常堆得像小山一样，基本都能在花炮节期间售完。除了商人行商外，当地百姓也在那几天卖油炸粑、糖糕等小食及其他土产，因为人多，收入也相当不错。花炮节期间，仅仅为了供应往来行人饭食，就需要在梅林街上摆由几百张桌子组合而成的长桌宴，长桌宴摆满了梅林所有街道，几乎每家都要炒菜供应。参加花炮节的除了商人小贩外，还有大量来自西山、小翁、贯洞、从江等周边村寨的老百姓。
除了花炮节外，日常里梅林还赶集。梅林集市每7天赶2场，每场赶集来的人数大约都有七八千余人，那个时候，梅林周围除了洛香镇以外，都没有集市。周边贵州好几个乡的老百姓，都会来这里赶场。(13) 访谈时间：2019年6月9日。
今天梅林所有的繁华都已逝去，从一个繁华的码头逐渐降格为一个普通的村落，一个似乎被历史遗忘的地方。但是历史并非无迹可寻，它隐喻在风水故事和传说中。今天存于四峒(位于梅林西)的“绿水长流”碑依稀可见当年的繁盛。遗憾的是这是一通残碑，刊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一月下旬，碑文右下角缺失，部分字迹模糊难辨，但还有大半字清晰可辨。这看似一通普通的道路兴修的碑刻，却蕴含了当地人对于梅林由盛而衰的感知：“夫我梅寨，其先祖之风不胜，业崇人裕，济济英才，而兴旺之多者，为何如此？□□□□□□□□□□，故有是旺也。盖梅地先兴而后衰弱，其在嘉庆年间因洪兵作乱，擅将地□□□□□□□□□善士等重整地势，以效古风。安山龙，奠地脉，蕲地运，转见兴隆。幸我辈协同输金，将其□□□□□□□□□□□龙脉，二山平坦道路，以促来往行人……”碑文撰写者概述了先前梅林地方的繁盛以及由盛转衰的历史，他们将这一转变归结为太平天国起义者破坏了他们的风水和龙脉。这既有陈述性的一面(战乱)，也有隐喻性的一面(龙脉)。诚然，兵燹之后，对于地方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难以估量。兵燹不仅破坏了地方原有的经济基础和秩序，同时也破坏了都柳江上下流动的市场网络。而后者对于梅林的繁盛至关重要。但市场网络又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梅林人以修路兴龙脉的做法，可以理解为以风水来隐喻梅林命运的关切。同样的文化逻辑和历史表述在流行于当地的金鸡咀传说中也能看到。
金鸡咀传说之一
以前老人们说在梅寨和四峒中间的河岸边，有一块向河中间凸起的河滩，形状像一个鸡头，而鸡的喙很长，直接伸到了河的中间，正是因为有这金鸡咀的存在，梅林在以前特别旺，那个时候梅林大街上都是人挤人。后来遭到周围人的嫉妒，就把金鸡咀用炸药炸了。在鸡喙对面，有一个山叫猴子山，每到下大雨的时候，人们还能听到鸡和猴子互相叫唤的声音。这是梅林的好风水，梅林的兴旺很大一部分原因和这个有关，可惜后来因为修321国道把“猴子的头”给截掉了。(14) 访谈时间：2019年6月7日；地点：金鸡咀对面的小卖部；访谈对象：吴某(女，41岁)。
金鸡咀传说之二
金鸡咀以前是会开口叫的，而且特别灵验。在鸡嘴的旁边有一块石头，像一面鼓一样；而两边的山脊就像鸡翅膀一样，树木就是它的羽毛，在有一边翅膀上有一座庙。当人们要放排或者从水路出行的时候，就会来拜一拜鸡头。如果有米，就抓几把米供奉。如果不拜的话就会翻船。可惜后来遭到别人嫉妒，用炸药给炸掉了，从此梅林就不旺了。(15) 访谈时间：2019年6月7日；地点：梅林村四峒组；访谈对象：吴姓人家。
传说将梅林的边缘化归结为某一地景(金鸡咀、猴子山)的偶然性变迁。从字面上理解，则显得“荒诞”或“无稽之谈”。但如果我们将传说理解为人们对历史的感知，或者人们将自己对于变迁的感知隐喻于传说中，那么传说的合理性则会鲜明得多。从宏观上看，梅林的去中心化不可避免，因为都柳江的水道运输的衰落已成不可逆之势。水路系统的衰落与陆路系统的崛起有着密切的关系。梅林所处区域的陆路网络自1950年代起不断建设，详见表1。
9月1日，持续数月的降雨终于停歇，天气晴得出奇，雨季就要过去。我从迪庆州州府所在地香格里拉市乘车前往奔子栏镇，造访云南藏区唯一的尼姑寺——塔巴林。
表 1 1957年以来三江县的陆路修建 [20] 61-62
仅到1998年，三江县就有公路25条，总长484.34公里，铁路1条，长98公里。其中产口至良口公路(1976年竣工)、良口至福禄公路(又称“溶江公路”，1983年竣工)均是沿着都柳江修建而成。2006年以后，209国道三江段和321国道三江段(主要沿都柳江而建)得到全面改建，至2011年末，三江的公路密度达到42.99公里/百平方公里[20]62。与此同时，随着近年高速公路——三柳高速公路和夏蓉高速公路的全线开通，以及铁路尤其是高铁(贵广高铁)的开通，彻底宣告梅林的水路时代一去不复返。在新的陆路系统中，梅林仅仅与321国道隔岸相望，成为了一个交通上的死角。这是梅林再无先前兴旺的主要原因。尽管普通的梅林人未必会了解到这些数据，但是人们生活在都柳江上下，对时与势悄然变化的感知，丝毫不比学者们逊色。正如在金鸡咀的传说中，当地人也会将变迁与现代的陆路(321国道)、传统的水路(放排、航运)隐隐约约地关联起来：为修国道炸掉了猴子山头。更进一步，所谓风水或传说，其实是人们将自己对历史和时代变迁的感知，隐喻在一些看似荒诞的话语中。这是当地人的历史表述形式，也是当地人对于“过去是什么”的解释模型。
（2）对河道内设有输电线路杆塔的州河、武河、北运河和子牙河，建立河道一维恒定非均匀流水文模型，推算河道水面线成果，计算河道水位、流速。分析输电线路建设先后水位和流速的变化情况及冲刷情况。
然而在另一方面，当代梅林人也在积极追溯历史。田野调查中，梅林遗存的民国以前的碑刻已经屈指可数，但我们发现了大量当代的碑刻。这些碑刻或在诉说灾害(洪灾、战乱)，或在叙述梅林自宋代以来的历史，但所有的主旨，几乎都可以归为两个字——“重建”。田野调查中，笔者初步统计如表2。
过去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但是面对未来依然要举首戴目。面对水路与陆路的演替带来的时代变迁，当下的梅林人从未气馁，通过坚持不懈的实践去迎接未来。正如孙旭博士在梅林北岸的南江侗寨所做的研究，“历史既可以成为一种话语，去解释他们的过去并赋予当下以意义，同样也成为他们表达焦虑和展望未来的途径”[21]100。 也就是说，人们对过去的叙述，“不仅仅是为了说明过去发生了什么，更在于传递一种价值和理念”[21]99。而这也正是当下的梅林人对于梅林的感知、行动与付诸实践的体现，也是他们的历史叙事的出发点之一。
孤岛采油厂通过选设“班组舆情疏导员”，加强自我教育法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实践应用，充分激发了干部员工以油为业的使命感、以厂为荣的自豪感、以队为家的责任感，为孤岛采油厂科学和谐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
表 2梅林当代碑刻统计
四、结论与讨论
诚然，感觉和感知最基本的特性是模糊性或不明确性。正如梅洛-庞蒂说：“感觉是极其含糊的。”[22]美国人类学家Thomas J. Csordas也认为：“感知天生是不明确的(perception is by nature indeterminate)。”[23]明清地方官吏持 “一点四方”的天下观，这一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梅林以及更大区域(西南)的感知，而西南瘴疠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蛮荒”感，进而形塑了他们地方感知中的模糊性。当地人对于梅林的空间性感知要明确得多，但是他们对于地方的历史性变迁的感知则显得模糊且带有很强的隐喻色彩。这种模糊的感知寓意于抽象的风水和看似荒诞的民间传说。
同时，我们不应该将这种模糊的特征给感知贴上“低级”的标签。相反，我们应该破除“理性/感性//高/低”的二元论预设。“感觉和思维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分离，所谓感觉(feeling)/思想(thought)，主观/客观，非理性/理性这样的二分对立应受到质疑”[24]。又如段义孚主张的，经验是感觉(feeling)和思想(thought)的复合体[25]。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布迪厄对于作为实践逻辑的实践感之界定：“实践逻辑(practical logics)是前逻辑的逻辑(pre-logical logic)。但是这种逻辑既不完全合乎逻辑，又不完全不合逻辑。”[26]19“这种无视逻辑的逻辑，自相矛盾的逻辑，它是任何实践的逻辑，更确切地说，是任何实践感的逻辑。”[26]92[27]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感知作为人们实践和历史叙事的起点。正如当地人对于梅林变迁的模糊感知，使他们采取“历史的隐喻与传说的现实”融为一体的历史叙事方式。进而，地方的历史感知又成为他们理解过去，认识当下并推进当下的实践走向未来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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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Perception and Historical Narration :A case Study of Meilin Village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Duliujiang River
WANG Jian,CHEN Xing-chun,HUNG Yu-xia
(School of Humanities ,Kaili University ,Kaili ,Guizhou , 556011, China )
Abstract : Different people's local perception of Merlin is fuzzy and different. The maps and local chronicle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ow that the local sense of Meilin and even the larger are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orld outlook.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latter, the narrative logic of history has a strong dualistic color (Center/edge, country/local), which is summarized by “barbarism”. In contrast, the local people’s local perception on the synchronic aspect of Meilin is much more specific, but their local perception on the diachronic aspect of Meilin is vague. For this reason, the local people’s historical narrative form metaphors history to Fengshui and folklore,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past, understand the present and promote 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t to the future.
Key words : perception; historical narration; local perception; Duliujiang
中图分类号： C9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1X(2019)06-0110-10
收稿日期： 2019-09-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区域开发的路学视野：明清以降贵州东南的水路、陆路与族群研究”(项目编号：17XMZ046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健(1984- )，男，云南曲靖人，凯里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民族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历史人类学；陈兴春(1997- )，女，贵州遵义人，凯里学院2016 级民族学专业本科生；黄雨霞(1999- )女，贵州威宁人，凯里学院2017 级民族学专业本科生。
[责任编辑：刘兴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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