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国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文化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孙中山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依据以拓展其思想和有助于他的实践活动。这主要反映在他从儒家经典中摘取引用了很多箴言并以此打通了迈进传统文化宝库的门槛。在他所引用的箴言中，概括其至要者有8句话，依次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周易·革卦》）“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周书·泰誓中》）“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孙中山对这些语句并没有采取注经的方式详加考究，而是运用到其言论中作为他思想与活动的合理性佐证。孙中山之所以放弃医学而转道政治，走上政治救国救人之路，与这些思想对他的影响都有很大的关系。正如他本人说的那样：“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欲明历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译之四书五经历史读之，居然通矣”〔1〕。 不管孙中山采取哪种文字载体来探索中华文化，他把“先知历史”同“改革政治”紧密联系起来，恰是体现了他运用经史之学为其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做借鉴及服务的鲜明目的，从而开启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新命题之先河。
孙中山素重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而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也必然会给孙中山以启迪和影响。在孙中山丰厚的思想体系中不断折射出中华文化的光点，而这些光点又予孙中山的思想增添了许多颇可令人瞩目的色彩。经过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择取精华又不泥古并且加以提炼和改造，不仅赋予了传统文化以新的内涵，而且更加充实了孙中山的思想底蕴。
第一，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乃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升华。爱国主义既包含有由忧患意识而导引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感，又蕴涵着对祖国的浓郁热爱之情。孙中山在1894年创立兴中会时以“振兴中华”相砥砺，恰是其历史责任感的体现。他面对着列强交迫、国势日衰的状况，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于是“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以“振兴中华”〔2〕。 孙中山能够百折不挠地投身于革命活动，恰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使然。孙中山对自己的祖国充满着热爱的情感。他于1911年在《中国同盟会意见书》中写道：“昆仑之山，为黄河之源，浑浑万里，东入于海，中有伟大民族，代产英杰，以维其邦国；吾党义烈之士，对兹山河，雄心勃郁，其亦力任艰巨，以光吾国而发挥其种姓乎！”〔3〕1916年， 他在《规复约法宣言》中又写道：“吾国有六千年文明之历史，有四万万之民众，地大物博，人习勤劳，加以尚慈善、好和平、善服从之诸美德，苟见发挥而光大之，则民生日遂，国度日昌，可操左券而获”〔4〕。因此， 孙中山对中国革故鼎新的前途抱有希望，“因中华民族为一伟大之民族，必能完成伟大之事业也”〔5〕。
第二，在孙中山倡导革命、力主共和、提倡民生的思路框架中，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被直接地加以利用。孙中山主张以革命的手段去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从“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中寻找到历史的佐证。他说：“革命为吾人今日保身家性命之唯一法门，而最关切于人人一己之事也。乃在美华侨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动以‘革命’二字为不美之名称，口不敢道之，耳不敢闻之，而不知革命者乃圣人之事业也。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其证也”〔6〕。 孙中山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及“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箴言作为其提倡民权以实现共和的历史资鉴，并对尧、舜禅让制的“公天下”非常推崇，分别于1912、1920年为《天铎报》和《新青年》杂志题写“天下为公”4个字〔7〕。关于传统文化对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启导作用问题，孙中山在1923年《中国国民党宣言》中作了如此概括：“中国之所以革命，与革命之所以成功，原因虽繁，约而言之，不外历史之留遗与时代之进化而已。盖以言民族，有史以来，其始以一民族成一国家”，“以言民权，则民为邦本之义，深入于人心”，“以言民生，则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说，由学理演为事实”。“凡此三者，历史之留遗，所以浸渍而繁滋者，至丰且厚，此吾人所以能自立于世界者也。”于是，孙中山“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纲领，俾民治臻于极轨，国基安于磐石”〔8〕。
第三，孙中山从中国讲政治讲道德的传统认识到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我国历史本素注意政治，所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屡言于数千年前，是吾人政治经验，应算宏且富矣”〔9 〕。他还说：“政治的力量，足以改造人心、改造社会，为用至弘，成效至著。然每闻教育家之言曰‘以不谈政治为高’。此种谬说，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孙中山主张发扬中国传统的好道德，认为中国古时的尧、舜、禹、汤、文、武是值得称道的，他们之所以能使我们在几千年之后都来歌功颂德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有两种特别的长处：“第一种长处是他们的本领很好，能够做成一个良政府，为人民谋幸福；第二种长处是他们的道德很好，所谓‘仁民爱物’，‘视民如伤’，‘爱民若子’，有这种仁慈的好道德。因为他们有这两种长处，所以对于政治能够完全负责，完全达到目的”〔10〕。孙中山强调指出，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必须使国民树立良好的道德。
第四，孙中山总结革命屡遭挫折的原因和从孔子善于做宣传的启示中进一步悟出加强对三民主义进行广泛宣传的必要性。孙中山认为武昌起义之所以成功，表面上是军事奋斗的成功，而在实际上“完全是由于宣传奋斗的成功”。为进一步说明宣传的重要性，孙中山以孔子周游列国为证，指出：“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孔子，他周游列国，是做什么事呢？是注重当时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以传播到全国，以至于现在，便有文化。今日中国的旧文化，能够和欧美的新文化并驾齐驱的原因，都是由于孔子在二千年以前所做的宣传功夫”〔11〕。孙中山把中国文化的产生完全说成是孔子宣传的功夫，这确实有些偏颇，但他把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欧美新文化的相提并论，显然又是从狭义文化的角度立论的，孙中山的用意显然是为了说明宣传的重要性。后来孙中山在广州依次开办了军官学校和讲习所，把用枪炮去奋斗和用语言文字去奋斗同步进行。孙中山在广州国民党讲习所开学典礼上说：“向民众宣传，就是同向敌人猛烈的进攻一样。古人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攻心，就要用宣传的方法。”孙中山还引用了“至诚感神”古语，强调革命党人必须以“至诚”立心，“来做宣传一方面的革命功夫”〔12〕。
二
孙中山在对传统文化的汲取和传统文化赋予孙中山以启迪的过程中，需要正视和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怎样恰当地对待传统文化和如何在世纪之交的中西文化冲合背景下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关系。这个问题可以说是界定孙中山文化观层次的实质所在。因为中国在步入近代社会之后，传统文化能否与社会更新相适应；西学东渐的结果导致中国原有文化结构的嬗变，传统文化能否与西方文化合璧，这些都是需要做出解答的。对此，孙中山提出了一系列颇有价值并带有时代感的见解。
第一，“因袭”与“规抚”、“创获”贯通。这是一组既带有辩证色彩又富于创新精神的命题。1923年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中对其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的37年革命历程作回顾时指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在这里，“因袭”乃“创获”之源，“创获”又是“因袭”经与“规抚”相联接的飞跃，孙中山对此具有典型意义的阐述廓清了其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他认为，民族思想“实吾先民所遗留”，“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关于民权主义，孙中山指出中国古代有唐虞的揖让，有汤武的革命事例，在学说上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而民听”，有所谓“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这些都表明中国古代“不可谓无民权思想”。但“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国之制，不可不取资于欧美”，于是有民主立宪即共和制的产生。然而，孙中山经游历欧美的考察，发现三权分立并非完备，经“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选举之弊，决不可无以救之”。于是，他认为中国古代的“考试之制，纠察之制，实有精义，足以济欧美法律、政治之穷，故主张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更采直接民权之制，以现主权在民之实，如是余之民权主义，遂圆满而无憾”〔13〕。
第二，有选择地“保存”与“放弃”并举。对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应当是一种非常正确的态度，对此，孙中山有深刻而明晰的认识。他说：“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14〕。又称：“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15〕。前面所述孙中山习惯于从被视作中华箴言的语句中进行一些摘取并为其所用，可以说是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好的一面，亦可以称作是弘扬了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孙中山意识到保存中也有放弃，放弃时不断创新的问题，强调既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又不泥古。对中国传统文化，孙中山采取的是批判地继承方法，认为抛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是完全必要的。他主要从政治不能进化和学术不正当两个角度去指陈封建的糟粕。认为，中国文化在两千多年前是很好的文化，而在此后则没有进步，其原因“便是在学术的思想不正当”。表现在：一是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存在，必然形成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政府一天专制一天，不是焚书坑儒，便是文字狱，想种种办法去束缚人民的思想，人民哪里能够自由去求文化的进步呢？”二是封建士大夫阶层只知道埋头经籍，盲目崇尚古人，迂腐僵化，缺乏独立意识，他们“不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便是述而不作，坐而论道”，“怎么能够进步呢？”〔16〕
第三，“易旧为新”与“对于本国优点亦殊不可抛弃”和“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三者间的交错递进。把中国的旧文化经改造变成中国的新文化，这是历史的进步，其间离不开从外国的新文化中引进新养分。但是，在学习西方新文化的过程中也必须正视中国旧文化的地位，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同时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并使之重放异彩之际仍要学习外国的长处，此乃建构中国新文化的可行之路。在这三者交错递进的关系中，孙中山提出了一些看法。首先，孙中山主张通过学习西方以“易旧为新”。他指出：“中国的文明已有数千年，西人不过数百年，中国人又不能由过代之文明变而为近世的文明；所以人皆说中国最守旧，其积弱的缘由也在于此。殊不知不然。不过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物皆无用，将来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17〕。其次，孙中山坚决反对那种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他指出：“吾人采取外国良法，对于本国优点亦殊不可抛弃”〔18〕。再次，孙中山的文化理想是中西合璧以求同欧美并驾齐驱。孙中山针对一些不曾过细考究中国传统文明的年青人所持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指出他们以为流行于一时的西方某些学说就是世界上顶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了几千年了”〔19〕。即使是孙中山于1924年在日本神户所做的有关“大亚洲主义”的演说中，虽然他把欧洲与亚洲的文化分别定性为“霸道主义”和“王道文化”，流露出贬前者褒后者之意，但他并没有完全排斥欧洲文化，而是强调应继续学习欧洲的科学。指出“学欧洲，并不是学欧洲来消灭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的，我们是学来自卫的”，“是为打不平”〔20〕。可见，孙中山力图恢复传统文化以与欧美并驾齐驱，强调不能“不学外国的长处”和主张“要学欧美的科学”，这是以主动的姿态来对待中西文化的，而并非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简单回复。
在近代中国，从魏源到孙中山，曾有诸多思想家面对着西学东渐后中国文化结构嬗变的局面，就怎样审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冲合的问题提出过种种看法，但谁也没有能够像孙中山那样，既从因袭传统文化、规抚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而不断取得创获，又竭力主张保存传统文化的精华和除去其糟粕，进而还强调在恢复中华传统文明的同时仍要学习外国的长处。这样的三维构思不仅体现出孙中山的传统文化观确实有超越前人的独到之处，而且表明其具有顺应历史发展趋向的前瞻性特质，并为建构中国的新文化提供了必要的启示。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以下同略），第321页。
〔2〕〔3〕〔6〕《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579、441页。
〔4〕《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05页。
〔5〕《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90页。
〔7〕《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10、 634页。
〔8〕《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页。
〔9〕《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32页。
〔10〕《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25、247页。
〔11〕《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66—567页。
〔12〕《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349—352页。
〔13〕《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9—61页。
〔14〕《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
〔15〕〔19〕《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3页。
〔16〕《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9页。
〔17〕《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8页。
〔18〕《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32页。
〔20〕《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5—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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