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述评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年来，关于抗日战争研究方面的图书，主要出版了以下几种：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陈吉安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冀中抗日根据地斗争史》（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与地方生态》（冯崇义、古德曼编）、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辽宁人民抗日斗争简史》（李秉刚著）、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台湾同胞抗日50年纪实》（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地的呼声——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人生轨迹》（小川武满著，步平、郭素美、刁乃莉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史郎诉讼安与南京大屠杀真相》（《南京大屠杀图证》编纂工作委员会编）等等。
一年来，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活动，主要有：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首次发布《中日历史研究课题指南》，开始受理《中日历史研究课题申请》；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主办、台湾《近代中国》杂志社协办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研究学术座谈会”在北京怀柔召开；三、东北师范大学主办，美国日本侵华研究学会、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协办的“第五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在长春召开；四、抚顺行政学院主办的“日本侵华期间迫害劳工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抚顺召开；五、湖北大学行政学院主办的“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
一年来，有大量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论文发表在学术刊物。就我们的视野而言，抗日战争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深入，其中一些文章和著述，反映了审视历史的新的视角，提出了新的研究观点；似应予以注意。
一 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批判
1998年，是日本右翼势力活动比较猖獗的一年。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言论和活动层出不穷，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是在日本公开上映严重歪曲历史，美化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旨在为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翻案的影片《自尊》；二是东京高等法院继东京地方法院之后，判决揭发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东史郎败诉，使“南京屠杀虚构论”严重泛滥；三是受右翼势力影响，日本政府在江泽民主席访日期间，拒绝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就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做出书面道歉。此外，“自由主义史观”假学术研究名义继续泛滥，表现了右翼在理论上歪曲历史的企图。对这些情况，国内学界进行了批判。 如《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刊载的评日本公映《自尊》的一组笔谈，即以各种史实揭穿了《自尊》企图掩盖的东条英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从而批判了右翼的“亚洲解放论”和“东京审判不公正论”等等。这种基于史实的批判是必要的，也是近年来研究者一直在做的。但是，也有人认为，如果对日本右翼的批判总是就事论事，容易使我们陷于被动，要想彻底打败日本右翼经常不断的进攻，就必须在理论上进行比较系统的批判，而这个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如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史的研究，至今尚无著述出版。（注：据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关于东北抗战史、日本侵华史、日本军国主义史的研究状况和问题”座谈会的记录。）这种说法确实反映了抗日战争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应该说，在对日本右翼的理论批判方面，已经有人作了很好的工作。
如对日本军国主义史观的研究，何理撰文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第一，对这一史观的性质进行了界定。提出：“军国主义历史观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是军国主义反动政治观念的重要表现。它是一种以军事霸权为特征的战争史观和专制统治观念，反映了从军国主义基本立场出发，对世界历史和国家关系的总体认识。”第二，对日本军国主义史观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1、 “军国主义历史观的社会政治基础是明治维新后日本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军国主义政治、军事、经济制度。”2、 “明治维新后形成的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基本社会政治结构是日本军国主义制度和思想观念得以生存的重要土壤。”3、 “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观的的社会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4、 “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观的思想政治基础是近代天皇的绝对专制主义制度和‘皇国史观’。”5、 “军国主义历史观的社会精神支柱是作为日本国教的国家神道。”第三，对日本军国主义史观的内容进行了总结。提出：“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观的核心是对待中国及亚洲其他邻国的态度”，即侵略扩张态度。它的依据：“一曰生存发展论”；“二曰民族解放论”；“三曰自存自卫论”。第四，对军国主义史观在战后依然存在的现象进行了分析。提出：“它既是军国主义对日本社会长期统治和毒化教育的结果，又是战后‘冷战’思维和反共政策的产物。”后一种情况造成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在战后没有对日本的战争责任、战争罪行作彻底的清算，这主要表现在：1、 日本的天皇地位没被触动；2、美国单独与日本媾和并签订了《美日安全条约》；3、支持日本重新建立武装；4、对日本战犯采取了包庇纵容政策。 这些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战后不仅没有得到比较彻底的肃清，而且让一些右翼势力能够重新集聚发展的重要原因。第五，对当前日本右翼势力与历史上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进行了比较，提出在这样几个方面两者十分相似：1、鼓吹天皇制；2、美化侵略战争；3、 要求修改限制军事扩张的国家宪法；4、与黑社会勾结制造恐怖事件。最后， 何理在对日本军国主义史观对日本政府现行政策的影响进行分析之后指出：“日本当前关于历史问题争论中的态度，不仅反映了右翼势力企图重温‘大东亚共荣圈’旧梦的野心，也反映了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舆论准备和政治先导。”（注：何理：《军国主义历史观的批判——评日本一些人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载《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
又如对“自由主义史观”的研究，步平撰文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该史观的内容及其产生的原因。他认为，1994年后“自由主义史观”的基本观点即在日本陆续发表，它针对的是战后日本近现代史教科书写作中基于三个“敌意”的三种史观：“一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日本的敌意，即‘共产国际史观’”；“第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日本的敌意……这就是‘东京审判史观’”；“第三种敌意来自中国和朝鲜，即要求日本反省的‘谢罪外交史观’”。（注：步平：《关于日本的自由主义史观》，载《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4期。 关于“自由主义史观”针对的三种史观，王希亮曾解释是“东京审判史观”、“马克思主义史观”和“共产国际史观”，见《“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及其历史》，载《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 ）以藤冈信胜为首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自称，他们的观点是战争中和战后以石桥湛山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在历史认识上的发展，即“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完全从自由的立场上大胆地修正历史”。所谓“修正历史”，就是“把日本明治以来的历史作为光辉的历史进行宣扬”，“把战争描写成日本的自卫战争”。藤冈信胜声称“自由主义史观”不站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立场，步平则指出：“他们把明确支持日本战争责任的‘只说日本罪恶的历史观’指责为‘自虐史观’、‘黑暗史观’、‘反日史观’，并且进行猛烈的攻击，而对于‘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却从未提出过批评，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进而指出，“自由主义史观”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并没有任何区别，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两者都是站在当年的战争指导者的立场上，鼓吹日本的所谓“自卫战争”观；第二，两者对战后历史教育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第三，两者都是要从否认具体的犯罪事实出发达到从根本上否定侵略战争性质的目的；第四，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认识的右翼人士并不否认他们对“自由主义史观”论者的欣赏；第五，“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成员同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人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区别。步平还分析认为，“自由主义史观”的产生与日本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不充分有密切关系，而后者的客观原因在于战后美国基于反共战略而对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战争责任未加彻底追究，主观原因则是日本国内始终存在着顽固维护旧体制和战争观的右派政治家的强大势力。步平还认为，90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是“自由主义史观”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如藤冈信胜自称曾信仰过社会主义，直到90年代苏联和东欧发生了变化，“自己头脑中的社会主义幻想才得以清除”，进而认为：“既然社会主义已经失败，那么建立在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意识形态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史观也好，共产国际史观也好，甚至与此相关的东京审判史观，都应当受到批判。”另外，与国际形势相关，海湾战争之后日本对自己的国际作用认识的混乱，也是“自由主义史观”产生的原因之一。
除上述两篇文章对日本右翼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批判外，王希亮撰写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批判》（注：载《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4期（发表时待续，1999年第1期续完）。），也应引起注意。《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是由百余名日本自民党议员组成的“历史研究会”1995年编纂出版的，该书收入的19位日本右翼学者和政客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全面否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公开美化军国主义，否定东京审判的合法公正性。1997年12月新华出版社将其译成中文内部发行后，立即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围绕着该书中“日俄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二十一条并不过火”、“满洲国的成立是满洲人的愿望”、“大东亚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南京大屠杀是虚构事件”、“东京审判是复仇的仪式”等观点，王希亮比较全面地剖析和批判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二 战争遗留问题
战争遗留问题乃抗日战争研究中引人关注的课题。其中关于劳工、慰安妇、钓鱼列岛主权归属等问题的研究，均取得了进展。
（一）劳工研究。陈景彦主要利用日本文献资料，对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强掳约4万名中国劳工到日本这一史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他的主要观点是：第一，掠掳中国劳工是为了弥补日本战时国内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在这一点上，日本政府、军方和“民间”的意见是一致的。事实上，早在1939年，日本民间财阀就曾积极推动政府制订掳掠华式的政策。以企画院为主，日本厚生、商工、内务、运输、外务各省均参预了掳掠中国劳工计划的谋订。1943年，日本掳掠中国劳工的方针政策、各项规定以及相关准备工作全部完成。第二，侵华日军在强掳中国劳工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指出：“掳掠中国劳工去日本，并非日军小股部队或某个军官个人随意决定的，而是作为日本军部的作战任务进行的。”第三，对被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人数进行考证。在分析和综合了6 种不同说法之后提出， 被掳掠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应为 38935 人或38939 人， 而从收容所出发即在“契约数”以内的劳工则在 41000 —42000名之间。此外，他还对被掳劳工年龄、 籍贯和身份做了比较详细的考察。第四，对169批中国劳工被掳至日本的过程、 到达日本后的去向、从事行业的种类、遭际的各种苦难和最后的结局，做了比较详实的考证。最后他指出，日本掳掠中国劳工的历史问题至今没有解决与日本政府和企业的态度有关。而仅就历史研究而言，有些问题还未搞清，如劳工确切人数、花冈起义时间、木曾谷事件等问题，尚待深入研究，特别值得提起的是，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载，有5 名中国妇女作为劳工的慰安妇，在所谓“试验移入”期间被掠至富士山县伏木港，这是劳工和慰安妇研究的一个重要线索，但具体情节则完全不明。（注：陈景彦：《二战时期在日本的中国劳工》，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
（二）慰安妇研究。关于侵华日军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问题，仍是战争遗留问题研究的热点，但是由于档案资料的缺乏，它也是战争遗留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如目前日本右翼在把征集慰安妇视作商业行为的前提下，承认在日本本土、朝鲜、东南亚以及台湾征集过慰安妇，但否认在中国大陆强征过慰安妇，而中国学者对日本右翼的批驳，主要的依据则是中国受害妇女的控诉和日本少数著述中的片断记述，以及散见在地方文史类刊物上的口碑史料，却极少有原始的档案资料。在此情况之下，1998年《近代史资料》发表的关于日军在天津强征慰安妇的一组档案资料（注：王凯捷、扬厚供稿：《日军在天津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档案史料》，载《近代史资料》总94号。），特别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这组源于原天津伪警察局的档案共有10件，其中有强征慰安妇赴山东、河南、唐山等地的呈文，有关于强征慰安妇的办法的呈文，有关于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设立慰安所办事处的通知与伪警察局复准的呈文，等等。这些档案，证明在1944—1945年间，日军在天津设立了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机构，并向伪政府下达了征集慰安妇的命令。另外，关于每次强征人数、日伪间关于慰安妇的交接、慰安妇的待遇和管理办法、慰安妇的逃亡和遣返等项的具体细节，在档案中也有记录。可见，这批档案弥足珍贵。它的发表，一是向研究者提供了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研究线索，二是可以促动人们更广泛地去发掘其他档案资料，三是为将来的慰安妇受害赔偿诉讼准备了可靠的证据。
（三）钓鱼列岛主权归属研究。继吕一燃论列中国明清以来文献资料而得出钓鱼岛自明代以来即为中国领土的确凿结论之后，吴天颖又针对奥原敏雄否认钓鱼列岛为中国领土的谬论，撰文从日本方面的文献史料论证了钓鱼列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并对日本觊觎、图谋、霸占钓鱼列岛的历史过程做了全面考察。他指出，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唯一涉及钓鱼列屿的著述，即是日本天明五年（1785年）仙台人林子平所撰《三国通览舆地路程全图·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该图明确把钓鱼列岛画在中国海域之内。奥原引据1879年由松井忠兵卫所撰英文《大日本全图》和同年日本内务省制《大日本府县分辖图》，声称钓鱼列岛在那时即归入日本版图。吴文则指出：一、松井忠兵卫地图沿袭了英国人的错误，把钓岛与其西面的花瓶山混为一谈了；二、如当时钓岛果在日本图内，那么又何需在16年后即1895年1 月阁议宣布该岛归日本所有？此外，吴文引据日本的文献史料，说明“钓鱼列屿系‘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为当时日本朝野人士所共识”。对于日本是如何窃占钓鱼列岛的历史过程，吴文也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注：吴天颖：《日本觊觎、强占我钓鱼列屿的历史考析——再质奥原敏雄教授》，载《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
三 日本侵华罪行暴行
对日本侵华期间罪行暴行，以下研究值得注意。
（一）关于日军的轰炸。对于侵华战争期间日军轰炸中国城镇造成和平居民的大量伤亡的史实，已见诸一些著述。现又有人对日军轰炸罪行的性质进行了剖析。曾庆榴、官丽珍撰文对日军轰炸广东的罪行进行统计之后提出这样的观点：日军对中国城乡的轰炸不是战争行为，而是“极其凶残的集体屠杀行为”。他们列举了1923年和1932年通过的国际法规，指出轰炸和平居民和非军事性质的私人产业为国际公法所禁止，而日军对广东城乡的轰炸，完全是以“教育、文化、医院、宗教设施以及民房、产业等等”为目标。（注：曾庆榴、官丽珍：《侵华战争时期日军轰炸广东罪行述略》，载《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 ）而徐勇则把日军罪行暴行与日军战略联系起来，开了日军“专项轰炸”研究之先。他以日军对中国自贡盐产基地的轰炸为研究对象，撰文指出：日军从1941年开始，持续两年之久的“盐遮断”轰炸，是从常规轰炸发展而来的“专项轰炸”，其特点是带有明显的战略企图，即“切断盐这一特殊的战略物资的生产和供应，造成社会心理的厌战情绪，以达成迫使中国屈服的战争目标”。“盐遮断”轰炸给中国造成了重大损失，但日军的战略目标并未实现。（注：徐勇：《日军对自贡盐井基地的轰炸与中国的防御》，载《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
（二）关于鸦片毒化。农伟雄对蒙疆地区烟祸的研究和王明星对日本在山东省的鸦片毒化政策研究，是继李恩涵之后按地域对日本烟毒罪行的新研究。农文引据史料，详细披露了日本兴亚院在蒙疆地区推广鸦片种植、毒害人民、获取巨额利润支持侵华战争的史实，并且指出，日本制造的蒙疆烟祸，一直延续到50年代末才得以肃清。（注：农伟雄：《日据时期的蒙疆烟祸》，载《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 ）王文则对日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占山东成立“大日本鸦片局”直到1945日本投降30余年中，在山东实施的鸦片毒害政策进行了剖析，指出日本在山东通过鸦片公开贸易、走私贸易和特许专卖制度，榨取了巨额财富，严重地摧残了山东人民的身心健康，极大地阻滞了山东社会经济的发展。（注：王明星：《日本侵略者对山东的鸦片毒化政策》，载《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
（三）日军其他罪行。除七三一细菌部队、化学武器、南京大屠杀以及日军在占领地各类暴行等研究仍有不少文章发表外，有的研究还涉及了新的问题。如有人对日伪在上海孤岛屠杀新闻界爱国志士的暴行进专门研究，披露了《社会晚报》蔡钓徒被杀案、《文汇报》投毒被炸案、《大美晚报》张似旭和程振璋被杀案、《新闻报》顾执中被刺案、《申报》金华亭被杀案等史事。（注：经盛鸿、殷文：《日伪对上海新闻界的屠杀》，载《民国春秋》1998年第2期。）还有人考证指出， 日本宣布投降后日军仍然对中国人民施以暴行，可以例举的如在广东、河南、安徽、湖南、南京等地，在“八一五”之后，均发生过日军烧、杀、淫、掠事件。（注：吴庆生：《“8.15”之后在华日军暴行述论》，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以战败国的地位而对战胜国的人民为非做歹，这在世界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反映了受法西斯军国主义熏陶的日军官兵以暴力来发泄对战败不满的变态心理。
四 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和教育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教育诸问题的研究中，文化和教育的研究比较突出地引人注意。
（一）关于文化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包含了反映这一时代特点的文化产品如小说、诗歌、戏剧以及其他形式的艺术，也包含了反映意识形态特点的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认识。对前一个内容，已经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如关于抗日文艺作品、抗日文化城和抗日文艺团体的研究，见诸大量文章和著述。而对后一个内容，研究尚不充分，以至于产生了战争是否阻滞了民族文化的复兴和与之相关的如何看待民族发展的“体”“用”关系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未见有人做透彻分析，但皇甫晓涛的观点却可以给人启发。他以“东方文化复兴”为主题提出：“中国现代文明萌孽于近代社会变革，发轫于五四新文化，却是在三、四十年代才成熟、发展起来的。”他具体地分析了抗战前后中国出现的新儒学派、西化自由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三大文化思潮，认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著名论断，“隐含着对东方文化以民族为本的民族精神与西化自由派科学民主为用的时代精神，也隐含着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体的民本思想和政治倾向，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整合与创造。”他还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应该说它对新儒学派与西化自由派的观点尽管有反驳，然而其体系深处还是有着许多相互联系而共同形成了以新儒学派、西化自由派及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为代表的现代人文基础。”他没有论述文化复兴与战争的关系，但有这样的表述：“抗战之后，现代人文基础的形成与和平建国的历史需求终于促使了民族精神的觉醒，而民族精神的觉醒又促动各学术、思想流派与文化思潮的发展。”因此可以看出，他的所谓“东方文化复兴”，套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抗战时期中国“民族精神的发展”和“文明构型的抉择”。（注：皇甫晓涛：《抗战前后文化思潮与“东方文化复兴”的历史主题及其发展》，载《吉林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关于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还有学者提出，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方向问题上，毛泽东与张闻天存在着歧见，即张闻天在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之外，还提出了“民主的”方向。对于“民主的”一点，张闻天解释：“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主张民主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并且他还解释，“科学的”、“大众的”的核心，“其实大体上都是贯彻实现民主精神和民主自由的问题”。毛泽东未提“民主的”一点，只是在解释“大众的”一点时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以“大众的”来包括文化发展的民主方向，道理上说不通。这表明，张、毛在中国文化发展方向问题上存在重要分歧。邓小平在1941年《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解释使用了张的提法而没有使用当时中共高级干部必读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提法，这显然也不是邓的疏忽。后来的事实证明，张的“民主的”提法是正确的和必不可少的，而“毛泽东在文化思想发展方向问题上，对‘民主的’的这个要点的无视，是终其一生都未改变过的”。（注：曾彦修：《文化发展方向要不要强调民主——延安时期毛泽东、张闻天在这个问题上的歧见》，载《炎黄春秋》1998年第7期。）
（二）关于抗战时期的教育。对于战时中国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及其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学者一般持肯定态度，并对高校内迁、培养战时所需人才、带动后方科技与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较多的实证性研究。随着研究范围的延展，又有新的课题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如发生于抗战初期的关于大学出路何在的论争，对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很大影响，过去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金以林指出，这场论争的焦点在于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应负何种责任。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应直接服务于抗战，为此应调整课程，缩短修业时间，激烈者更提出“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停办”；一种观点则认为，教育为百年大计，战时教育不能全盘改弦更张，使正规教育中断。参加这场论争的有知名教育家、广大师生，也有军事将领和政府官员，蒋介石也参与了论争，并且提出：“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受后一种观点的影响，国民政府最终做出“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的战时教育方针。（注：金以林：《战时大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载《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 ）余子侠在批评国民政府调整抗战教育政策受战前“攘外必先安内”等消极心理因素影响的同时，对“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也予以了肯定。（注：余子侠：《国民政府抗战教育政策的形成及其决策心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另外， 关于中国教会大学在战时的迁变，余子侠也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较详尽地阐述了教会高校在抗战期间进一步向着中国化、世俗化的方向转型和演变的过程。（注：余子侠：《抗战时期教会高校的迁变》，载《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 ）应当指出的是，关于抗战时期中、小学教育及沦陷区教育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
五 其他问题
除上述几方面研究取得了比较突出的进展外，关于抗日战争的政治、军事、经济，也有一些引人注意的研究成果，择其主要介绍如下。
（一）政治方面。中共延安整风运动研究引人关注。杨奎松将延安整风运动放在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的背景下进行了考察。他提出，毛泽东强调的“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反对“洋八股”，中国人要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矛头所指是党内留苏人士。而他尖锐批评的“言必称希腊”，希腊则指苏联。毛当时比较明确地提出对俄国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这与皖南事变前后中共与共产国际在对待国民党的策略方面发生明显争执有直接关系。而王明在张闻天、博古承认错误之后敢于继续和毛泽东对抗，与季米特洛夫就与蒋介石合作问题发给中共的措辞严厉的质询电不无关系，而后来王明落马，也恰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问题对中共的某些指示有关。对于延安整风的这一背景，毛泽东后来解释说：“整风实际上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我们是一字未提。”（注：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另外有人专门研究了“九月会议”， 认为这是推动延安整风的关键性会议。在会议期间，真诚的革命者“反躬自省”，王明诿过、倒算陷入尴尬。毛泽东后来评价：“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中央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整风也整不成”。（注：章学新：《推动延安整风运动的关键性会议——真诚革命者的反躬自省和王明的诿过、倒算》，载《党的文献》1997年第6期。）
对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以外的中间势力，有人深入研究。闻黎明使用了“第三种力量”这一概念，提出：“第三种力量，是指国共两党势力之外由具有中间政治倾向党派、社团及群体集合而成的一种社会性力量。这种力量具有独立性、政治性、社会性三个特点。独立性主要通过思想意识而表现，即它既不苟同于执政的国民党，也不依附于与其对抗的共产党，而是带有明显的超意识形态倾向，‘中’性色彩十分突出。政治性则主要表现于它以在野地位争取问政参政权力，其一方面积极提出建国主张与实施具体方法，一方面亦尽力正视客观实际，不放弃渐进的点滴的改革。至于社会性，则不能不承认它在社会各阶层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以致国内各种集团都视其为中间势力的代言人，国际社会亦依据它的态度变化来判断中国民心之动向。”他对第三种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集结、形成、发展的过程进行了考察，并例举事实分析它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结论说：“第三种力量的出现与变化，既反映了政治斗争中民主与反民主势力的消长，也对国共两大政党起着某种制约作用。因此，无论是中共还是国民党，都注意参考它的态度来调整各自的政策，而人们也习惯根据它的倾向来估计国共两影响的强弱。”（注：闻黎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第三种力量》，载《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关于对中间势力的研究，还有人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宪政运动，提出：中间党派的“宪政设计”充实和发展了孙中山的“人民有权”、“权能分治”原则，并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西方三权分立的制衡理论，对孙中山的“五权分立”作了某些修正，这与中间党派既反对国民党专制体制，又囿于分权制衡观念的影响密切相关。（注：王永祥、王丽华：《论中间党派在1939年—1945年宪政运动中的宪政设计》，载《南开学报》1998年第1期。）
（二）军事方面。针对近几年来一些文章提出的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之外还存在着若干个敌后游击战场的观点，肖一平撰文反驳说：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实际情况是：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并不重视游击战争，也未曾有计划地在敌后部署游击战争。那时，在国民党内部虽有少数人士在敌后组建抗日武装开展了游击战，也是违抗蒋介石的命令而与中共合作的结果，这些部队后来都参加了八路军。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才开始重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并先后在敌后成立了冀察战区和苏鲁战区。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加强抗战力量，使国民党正规军的作战，能够得到游击战的支援和配合”；“二是抗战初期，共产党领导的敌后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引起了蒋介石、国民党的极大恐惧；他们抽调一部分军队深入到华北、华中敌后的主要任务，是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和破坏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实际上，被派到敌后去的国民党军队，有相当一部分在1941年和1943年先后投敌变成了伪军，其余的则撤退到国统区。还有一些游杂部队，则多为惯匪和兵痞所掌握，活动范围狭小，很少抗日作战。因此，抗日战争时期只存在着“国民党正面战场”和“敌后解放区战场”，而不存在所谓的“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场”（注：肖一平：《略论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载《科学社会主义》，1997年第4期。）
涉及国民党的军事战略，王建朗在对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和战抉择的研究中，认为当时南京的态度虽与冀察有所不同，但也不是一意主战，其原因主要是对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能否持久坚持而不被日本击垮缺乏自信，另一个深层因素，则是担心对日作战削弱军力而为苏俄和中共提供机会。故“以应战姿态而求免战结果是蒋介石处理卢沟桥事件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注：王建朗：《卢沟桥事件后国民政府的战和抉择》，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
关于对百团大战，从1945年延安华北座谈会开始直到199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止，对它的褒贬可称大起大落。彭德怀冤案昭雪后，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不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但作为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学术问题，至今仍存在不同见解。其中“得大于失”和“失大于得”是争论的焦点。针对百团大战是“引火烧身”的观点，舒舜元提出相反意见。他认为，从日本方面看，1941年把战略重心转向华北敌后，是基于掠夺华北资源“以战养战”实施南进的战略需要。无论有无百团大战的“刺激”，日军对华北的“扫荡”都不会减少；从八路军方面看，百团大战前是扩军高峰期，而百团大战则使官兵得到了锻炼，提高了政治、军事素质。另外，军、政、民各级组织也在配合战役的过程中得到了巩固和提高。这些都为战胜后来的严重困难奠定了坚实基础。（注：舒舜元：《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何以大起大落》，载《炎黄春秋》1997年第11期。）
（三）经济方面。关于敌后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仍有人继续研究。此外，对于沦陷区经济的研究，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其中对华北沦陷区经济的研究走在了前面。曾业英主要依据日伪资料，对华北沦陷区农村经济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第一，从日本自身和华北的特有条件分析了日本对华北农业资源的态度，认为华北棉粮是日本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而日本对棉粮的态度又有区别，以太平洋战争为界，之前重视棉花，之后棉粮并重。第二，论述了日伪实施农业增产运动的种种措施及其失败的原因。第三，具体地分析了日本对华北农业资源的统制过程与掠夺手段。第四，列举了日伪统治下华北农民的各类负担。第五，结论认为：在华北农村，“不管日伪当局如何从予取予求的目的出发，力图实现农业增产，但事实是无论棉花还是食粮生产都远未能达到事变前的水平，而广大农民所忍受的痛苦则远远超过了他们能力的极限，显然，华北农村经济在日伪统治下，已陷入破产的绝境。”日本及其追随者，是华北农村经济破产的罪魁祸首。这充分证明：日本的所谓“东亚解放”、“经济提携”、“共存共荣”，“统统是自欺欺人的鬼话”。（注：曾业英：《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任云兰则撰文通过对“东亚经济恳谈会”的组织构成及其在华北经济统制中的作用、性质的剖析，论证了日本对华北经济的破坏和掠夺。（注：任云兰：《东亚经济恳谈会与日本对我国华北的经济统制》，载《历史档案》1998年第1期。）
除沦陷区经济研究外，唐凌关于抗战时期公营矿业经营管理的研究也应引起注意。唐凌撰文提出：抗日战争时期的公营矿业有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独营，或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间合营两种形式。公营矿业的管理方法分为租客制、包工制、班组承包制、里外工结合制、雇佣制、按时计工制。唐文通过对这些管理方法的具体分析，指出当时的公营管理方式含有封建主义的成份，但由于多数企业采取了雇佣制，因而它们普遍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另外由于公营企业大多为资源委员会独办或与地方政府合办，新式人才较多，使资本主义的意识和方法得到了传播。（注：唐凌：《抗战时期公营矿业经营管理探析》，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这些分析， 为人们了解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经济成份的变化提供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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