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08年奥运会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会对论文,中国论文,奥运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后，国际社会对这届奥运会的关注程度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届奥运会，这种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出于政治原因。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在20世纪末的土崩瓦解，大大削弱了社会主义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力量。在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中，中国的地位一下子凸现出来。国际上一些敌对势力曾预言，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将步苏、东的后辙，走向崩溃。然而，中国社会却在近十多年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的迅速崛起，出乎国际上一切反华势力的意料。中国的经济已经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但是政治制度的差异和由此而引发的冲突却不会因为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而消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是北京奥运会有别于其他任何一届奥运会举办国最突出的特征。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中国的政治走向已经成为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关注的一个焦点。无论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北京奥运会都有着自己的政治期待。我们的朋友希望中国能利用这届奥运会在国际上进一步确定自己的位置，扩大影响，在国际事务中取得更多的发言权，发挥更多的作用；而敌对势力则试图利用这届奥运会使中国社会发生他们所希望的变化。北京奥运会是“科技奥运”、“绿色奥运”和“人文奥运”，但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无论我们愿意与否，都将难以回避北京奥运会还是一届“政治奥运”的社会现实，围绕着北京奥运展开的政治斗争不可避免。实际上，政治对北京奥运会的影响早在十多年前，我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就已经显现，北京首次申办失利，在相当程度上是来自政治方面的阻力作用的结果。8年后北京再次申奥获得成功，除了其他因素外，政治因素作用的轨迹也依然清晰可见。
实际上，奥运本身与政治就有极深的历史渊源，尽管国际奥委会坚决反对政治对奥林匹克事务的干预，如《奥林匹克宪章》第61款规定：“在奥林匹克区域内不准进行任何示威或政治的、宗教的或种族的宣传。”国际奥委会的领导人也强调体育与政治的分离，如布伦戴奇认为：“我们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体育完全脱离政治。”基拉宁也指出：“奥林匹克运动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政治、宗教或种族的干预。”但是奥运会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政治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深受政治的左右。
如：1916年定于柏林举办的第6届奥运会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迫取消。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由于一战的影响，未邀请奥地利、保加利亚、德国、匈牙利和土耳其参加。1940年、1944年定于东京和伦敦举办的两届奥运会，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迫取消。1948年伦敦奥运会，由于二战的原因未邀请日本、德国参加。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埃及、伊拉克、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因苏伊士运河事件抵制，西班牙和瑞士因匈牙利事件而抵制。匈牙利事件还引发了苏联队与匈牙利队在奥运会水球比赛中的流血冲突。1968年冬奥会举办国法国，因外交上不承认东德，拒绝给东德签证，迫使东德与西德共同组队。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发生震惊世界的“慕尼黑惨案”。1976年主办国加拿大拒绝给与之无外交关系的台湾运动员入境签证。1980年因苏联侵略阿富汗，五分之二的国家奥委会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参赛的81个国家奥委会中，有16个未在入场式使用本国国旗，而替之以五环旗，有10个代表团只派旗手一人参加入场式；在交接奥林匹克旗的仪式中，下届主办城市蒙特利尔市市长派代表接旗；瑞士、法国、丹麦等在该届奥运会中的任何仪式中均不用国旗，不奏国歌。1984年苏联等国家以安全得不到保障为由，抵制了洛杉矶奥运会。1988年古巴和北朝鲜等国抵制了汉城奥运会。
奥运会与政治的关系，成为许多学者的研究课题，取得许多的成果，如在奥林匹克五环的背后（1979）、现代奥运会（Lucas 1980）[1] 、一个伟大的象征：顾拜旦与现代奥运会的起源（J.MacAloon,1981）[2] 、奥林匹克主义（J.Segrave and D.Chu 1981）[3] 、奥运会的政治史（1981）、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宣传的运动会：莫斯科1980（1982）、奥林匹克史实与成就（S.Greenberg1983）[4] 、我的奥林匹克岁月（Killanin 1983）、奥运会必须继续：埃弗里·布伦戴奇与奥林匹克运动（1984）、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社会文化图景（1984）、五环马戏场：奥运会中的金钱、权力与政治（1984）、处于过渡期的奥运会（Segrave and Chu 1986）[5] 、奥运会与东西和南北文化交流（Kang,Shin-pyo等1987）[6] 、从诞生到莫斯科奥运会的奥林匹克危机、现代奥运会的历史（Guttmann1992）[7] 、奥林匹克的未来（1992）、奥林匹克运动会（AGuttmann1992）[8] 、五环照耀下的韩国（Pound1994）[9] ，奥林匹克回忆（萨马兰奇2003），举办奥运会（Cashman1999）[10] 、从雅典到雅典（Miller 2004）[11] 、奥林匹克代表大会的百周年（Muller 1994）[12] 等。
但是这些著述，多集中于国际政治问题，较少涉及奥运会对举办国政治的影响，更没有论及奥运会对中国的政治影响。
2008年奥运会是一个具体的社会事件，有它自己的特性，它对中国产生的政治影响也是具体的。要正确把握这一具体事件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具体政治影响，需要根据中国具体国情、现实政治环境及奥运会特有的政治功能来进行分析。
1 中国面对的政治环境
1.1 中国社会走向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转轨；从法学的角度来讲，是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轨；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是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轨；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是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轨。
这些变革，给中国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活力，我国已经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的第一次现代化的76％，工业化接近完成，城市化进入发展期，并且开始具有第二次现代化的部分特点，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化[13] 。中国正处于实现民族复兴，再次腾飞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改革与保守之间的矛盾与斗争错综复杂，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日益突出，正如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其名作《双城记》的篇首语所写的：“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前面有各种事物，人们前面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登天堂，人们正在下地狱。总之，那时和现代是这样相像，以至那时声名最响亮的某些作家对于它的批评，说好说坏，都固执地只用最高级的对比之词。”
处于这样一个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保持政治稳定，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获得广泛的国际合作和支持，以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建立良好的法制环境和经济秩序，本着平等、公平和互惠互利的原则，进一步地融入国际社会。
1.2 国际政治环境
毫无疑问，和平与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潮流，国际政治的大格局对我国是比较有利的，但是，要看到我国在国际政治领域面临的挑战也是十分巨大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崛起，是国内外一些敌对势力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冷战结束后，中国威胁论的无稽之谈开始在国际上流传，其代表性的现象是1997年2月由美国两名作者撰写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该书认为中国是“正在崛起的亚洲霸主”要“取代美国在亚洲的统治地位”，“即将成为全球第二强国，将要成为一支最重要的力量，因此，它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朋友，而是它的长期敌人”，因此要遏制中国。还有的人走得更远，如1995年7月31日美国《时代》杂志竟然刊出名为《为什么我们必须遏制中国》的文章，公然毫不掩饰地声称“仅仅遏制中国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颠覆中国政权”。尽管发表这种极端反华的论调尚属少数，但是他们制造的舆论压力不可低估。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批评美国政府，认为“它在处理对中国的妖魔化方面表现得很怯懦。”[14] 人权问题、法轮功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核武问题，都被西方国家一些政客用作攻击中国的借口。
在国际上，除了少数人执有这种敌视中国的态度外，长期以来，由于西方主流媒体经年累月对中国的片面报道，很多人对中国的认识存在种种误解。例如，2001年5月15日，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公布其申办城市的评估报告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针对北京质疑评估团团长维尔布鲁根，美国记者问：“评估报告仅从技术上评估，为何不考虑对政治因素的评估？”维说：“不考虑政治因素，体育应与政治分开，这是依据奥运的原则。”英国记者问：“在北京办奥运会，是否要去的人都能得到签证？”维答：“应该得到签证的人都能得到，但犯罪分子除外。”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问：“莫里斯（MO-RRIS）公司的民意测验说，北京申奥支持率达96％，巴黎仅为66％，这数字可靠吗？”维答：“莫里斯公司是国际知名的咨询公司，完全独立地进行这项调查，结果是可靠的。”[15] 从提出的这些问题不难看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政治态度。
更有甚者，是美国电视网络对中国的恶意报道。1995年5月19日，美国三大电视网之一的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播宗毓华播出了有关所谓“中国间谍”在美活动的报道，对在美的华人和留学生进行莫须有的肆意攻击，引发了在美华人和留学生强烈抗议，以至于5个月后，CBS总裁不得不代表该公司写信正式道歉。其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体育主持人鲍勃·科斯塔斯，又在中国奥运代表团入场时，以人权和知识产权问题对中国进行攻击。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学者和侨界领导者为此事件成立了“纽约抗议NBC特别委员会”，在广大华人和留学生的声势浩大的抗议声中，NBC不得不发表公开信，公开道歉，但是挑起事端的鲍勃·科斯塔斯却始终拒绝道歉。
和平崛起的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充满着各种严峻挑战。
在这一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下筹办和举办北京奥运会，是对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的一次考验，要求我们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灵活的政治策略，使奥运会在政治方面积极影响或正效益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而对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则进行有效的控制。
2 奥运会对中国政治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
奥运会以其独特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政治功能，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北京奥运会对中国政治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是：
2.1 提升中国的国际声望
奥运会具有强大的国际展示功能，这使奥运会举办国在筹办和举办过程中可以全方位地充分地向世界展示自己，在一次成功的举办后，举办国的声望往往会获得相当程度的提高。如，1964年东京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战后重建的日本；1988年汉城奥运会使处于国际社会边缘状态的韩国，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成为韩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改善了澳大利亚在亚洲国家心目中的形象。长期以来，在亚洲一些国家认为澳大利亚重欧美，轻亚洲；澳大利亚一马当先地率领外国部队进驻东帝汶维和时，遭到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攻击；澳大利亚历届政府都与马来西亚矛盾重重；悉尼奥运会使这种状况有所改善。[16]
由于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一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还十分肤浅。国外主流媒体的歪曲报道，使中国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或者是封建落后的旧模样，或者专横霸道，不讲人权。“北京奥运”的筹办与举办有助于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纠正西方主流媒体和政客妖魔化中国给国际上一些人士造成的错误印象。
不仅如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政治经济化的多极国际格局中，任何一件重大的国际事务都离不开一体化和多极化的大前提。国际间的交流与沟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在自称为民主政体的西方国家，民众舆论对政治取向有一定的影响。而体育作为民众亲和的媒介，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作用。与加入WTO相比，奥运会举办国的地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全面的对话。因为体育运动是一种娱乐活动，是自由的、愉快的，饶有乐趣的活动。“北京奥运”更有可能促成普通大众间的相互理解，对消解妖魔化的中国有其特殊意义。因此，利用“北京奥运”，在世界民众当中消除对中国的误会，让人们真正感受到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文化传统，是十分重要的。北京奥运会在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进行跨文化、跨地区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联系中国与世界的一座桥梁。
2.2 强化民族认同感，增强社会凝集力
尽管《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运会是运动员之间的比赛，不是国家间的比赛。但是实际上它与一个国家的形象有着密切关系。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顾拜旦重建奥运会的初始目的之一，就是试图通过国际体育比赛，培养人们的爱国主义。1896年首届奥运会后，他写道：“一个人在看到自己的俱乐部或学院在全国比赛中获胜会感到一种满足。当他看到自己的国家获胜这种感觉将是何等的强烈！就是出于这些想法，我寻求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基于这种想法，顾拜旦在奥运会庆典中有意设计一些突出国家形象的仪式，如开幕式上运动员按国别入场，国旗为获胜者而升，国歌为获胜者而奏，运动服上标有国家的标识等。
于是，奥运会自然成为民族象征体现的机会，各国都在利用这个机会，强化自己民族的认同感，如，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巴勒斯坦首次作为一个国家出席，当旅居约旦的巴勒斯坦游泳选手纳萨尔（Samar Nassar）得知自己在奥运会开幕式上为自己祖国掌旗时，激动地告诉路透记者：“我从来不敢梦想自己能在国际比赛或奥运会上代表我的国家。如今这个梦想实现了。”
奥运会这种特殊场合，往往使参与者顾全大局，放弃在国内问题上的分歧，为自己祖国的统一做出贡献。如在悉尼奥运会上，阿拉巴那土著居民的长老凯文-巴萨克特率领150名支持者，从澳大利亚中部伊尔湖出发，步行3000多公里，在悉尼霍姆布什湾举行圣火点燃仪式，以此举促进土著居民与其他种族和平共处。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犹他州所有5个印第安人部落代表在盐湖城冬奥会上表演了舞蹈，美联社将这一场景拍摄照片，命名为“团结”。
2001年7月13日，随着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第29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是北京时，举国欢呼。60万北京群众自发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潮欢涌；30万各界群众集聚中华世纪坛，鼓乐高歌，北京成了一个不眠之城。“北京奥运”这一标识成为沟通两岸三地的包括15亿炎黄子孙的强大向心力，它所表达的民众热情、民族自豪感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筹办和举办奥运会时的一系列活动也为各举办国凝聚民心，振奋民气提供了十分适宜的机会，如各举办国家都将奥运圣火接力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手段。亚特兰大奥运会火炬接力历时84天，路线长达15，000英里，利用徒步、自行车、骑马、火车等方式经过美国42个州，29个州府，全国90％的人口可开车不到两小时看到火炬接力；悉尼奥运的火炬接力全程2.7万公里，有1万1千人参加，途经1000个村庄，其路线离全国85％的居民的距离在驾车一小时的距离之内。
我国社会随着向市场机制的转轨，利益格局产生变化，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日趋明显，在这个时候，加强人们的认同感，增加社会的凝集力是极其重要的。此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和谐的民族关系，也是维系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在这一社会大变革的历史阶段，北京奥运对促进中华民族的认同、增强社会凝集力有着特殊重要的政治意义。在申办和筹办过程中，我国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宣传爱国主义和集体荣誉感的活动，有力地激发了爱国热情和和谐互助的社会风气，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如，在申办时2008名贵州各界群众绘制总长2008米的画卷赠给北京奥申委，拉萨市政府捐赠寓意深刻的矿泉水，澳门举办各种表演活动等以示支持，都是社会凝集力增强的表征，据盖洛普（中国）咨询有限公司在北京进行的民意测验，94.9％的居民支持举办奥运会，奥运会对中华民族团结的促进作用不可低估。
2.3 增强社会的整合能力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社会运行机制是当务之急。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2008年奥运会应该成为促进社会转型的催化剂。
市场经济是社会大合作的经济形态，要求打破封闭，跨越壁垒，建立起高度开放、联系密切的社会体系。举办奥运会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非社会各方密切合作，不足以成其事。如汉城奥运会组委会执委会几乎囊括了其朝野各种重要机构：内务部、财政部、国防部、教育部、体育部、建设部、通讯部、文化与信息部、政府管理部、汉城市政府、韩国企业联合会、韩国广播协会、韩国奥委会、支持汉城奥运会全国委员会等。显然，举办奥运会就意味着在政府各部门之间、民间团体之间、政府与社团之间，组织与个人之间建立起多种社会合作关系，形成社会网络。这对于改变我国传统小农经济的观念，打破条条块块的封闭，建立沟通意识，培养合作习惯，是一剂良药。
2.4 改善社会风气
市场经济对广大民众的素质有较高要求，需要自尊、自律、诚实、守信的社会风气。举办奥运会正好也是一个动员民众、振奋民心、集结民气的过程。筹备和举办奥运会与当前广泛开展的素质教育结合起来，可以对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的扭转发挥独特作用。
这里特别强调奥林匹克志愿者活动的社会价值。所谓“志愿者是在举办奥运会过程中，以个人无私的参与，尽其所能，通力合作，完成交给自己任务，而不计报酬的人”。志愿者不仅为奥运会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降低举办奥运会的成本，如悉尼奥运会志愿者工作的总时数为545万小时，如果将其折合成货币，高达1.1亿澳元。更为重要的是志愿者热心公益，无私奉献的行为对主办城市乃至主办国的民众有强烈的示范作用，从而启发社会良知，鼓励人们多为他人考虑，为社会着想。这就会导致社会风气的改善，加强社会的亲合力和凝聚力。因此，汉城奥运会组委会认为，志愿者是国家的真正代表，展示着韩国民众的道德水平。一个志愿精神高昂、志愿者队伍庞大的社会，其社会风气必然是友好而和睦的。
中国历来有助人为乐的传统，从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爱思想到20世纪50-60年代的雷锋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进程的加快，社会风气表现出明显的趋利性，此时志愿者活动就显得尤为可贵。2008北京奥运将积极促进我国志愿者队伍的发展，优化社会软环境。
2.5 增强政府的行政能力
奥运会是规模宏大的综合文化活动，是涉及到众多因素的巨系统，而且在时间空间上高度集中。举办奥运会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行政组织能力，都是巨大的挑战。已举办过奥运的城市，绝大多数是属于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我国要赶上发达国家，必须在政府的行政能力方面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北京奥运会为锻炼我国政府行政能力提供了一个重要时机。从组织机构、管理制度、运作机制，监督程序等多方面加强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操作能力，使执政手段更加法制化、规范化，并且培养出一大批行政管理专家。
2.6 加速社会发展
奥林匹克运动是以体育为载体的社会运动，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北京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时提出“新北京、新奥运”主题和“人文奥运”、“绿色奥运”和“科技奥运”三大理念。获得奥运会举办权后，北京提出“以奥运促发展，以发展助奥运”的指导方针和“五个结合”的战略原则，即把举办奥运会与全国人民的广泛参与结合起来；把举办奥运会与推进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把举办奥运会与扩大开放结合起来；把举办奥运会与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把举办奥运会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结合起来。
显然，北京奥运会并不只是一届空前规模的体育盛会，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加速器。
3 奥运会对中国政治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3.1 国内问题国际化
不管围绕奥运会发生的政治事件的原因、目的、形式有何不同，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事件的制造者将奥运会当作一个政治舞台，引起人们对该事件的注意，造成某种轰动效应，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或显示自己国家或民族的形象。之所以能取得这种效果，与奥运会是举世瞩目的焦点这一特殊的场合有直接的关系。
奥运会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引人关注的国际盛会，如雅典奥运会不仅有来自世界202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名运动员，数万名观众，而且有来自各个国家的1万多名媒体工作者，他们无所不包的新闻采访，通过遍布全球的电视网络、广播网络、新闻通讯社将奥运会大大小小的信息传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在瞬息之间就会成为世界性的新闻。所以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奥运会的政治化是与电视的普及同步发展的[17] 。
利用奥运会将本来属于举办国的政治矛盾公之于众，使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进而对国内施加压力，是许多奥运会举办国遇到的问题，如1968年在墨西哥城举办的第19届奥运会出现的“黑权事件”就是一例。美国黑人运动员史密斯和卡洛斯分别获得了200米的金牌和铜牌。在发奖仪式上，这两位黑人运动员戴着黑手套站到了领奖台上，史密斯系着黑领带，卡洛斯挂着珠子项链。当国际田径联合会主席艾克萨特向他们颁奖和致贺时，他们拒不摘下黑色手套。不仅如此，颁奖之后，俩人悄悄脱下鞋，只穿着黑袜子，低垂着头，举起了拳。当星条旗在美国国歌的伴随声中徐徐升起之际，全场沉寂，接着掌声、嘘声、欢呼声、惊叹声潮水般滚滚而来。因为他们的黑领带和珠子项链象征着美国社会强加于黑人的刑法，赤脚代表着黑人的贫穷，黑拳头则显示着黑人的力量和团结，他们在伸张黑人的自由平等权利，抗议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声援国内的黑人民权运动。
再如，2000年悉尼奥运会筹办期间，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决心利用奥运会在国际上凸显悉尼奥运的负面影响及澳大利亚的种族歧视与社会不公现象。新南威尔士州土著居民领袖的帕金斯，公开对政府进行威胁：如果和解程序得不到改善，土著居民将在奥运会期间纵火烧屋、放火烧车，来吸引海外的注意。土著居民的反奥运联盟也积极进行抗议活动，曾呼吁在奥运会开幕时，以静坐方式围堵主运动场入口，阻挠开幕典礼的举行。政府与土著居民领袖进行了大量的磋商，希望在奥运会期间最好没有示威行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退而求其次希望他们的示威活动与奥运比赛“保持距离”，不要影响奥运比赛[18] 。
在北京申办奥运会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法轮功”邪教组织、“藏独”、“疆独”、“台独”分子的干扰，就是企图将中国内部的问题国际化。可以预料，随着奥运会的临近，这些敌对的分裂势力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活动。
3.2 “人权”问题会变得更加敏感
打“人权牌”来反对中国，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藐视自由、违反人权、镇压民众，是多年来西方一些政客的常规做法。勿庸讳言，中国的人权状况尽管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但依然存在大量的问题。中国需要并且欢迎世界各方人士帮助中国不断地改善我们的人权状况。但是，借人权问题来妖魔化中国，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政治图谋。实际上，围绕着北京两次申办奥运会的全过程，都可以看到“人权问题”始终是一些人反对北京申办的主要依据。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并没有使这些人停止借“人权问题”攻击中国，相反，“人权问题”成为西方媒体和政界更加关注的一个焦点，而且与奥运会联系在一起。例如，在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之后不久，美国国会举行了一次听证会专门讨论2008年奥运会对中国人权的影响。可以预料，在中国筹办和举办奥运会的全部过程中，“人权问题”仍将是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
3.3 北京与其他地区差异可能加大
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与发展水平是不均衡的，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如何缩小地区间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使落后地区在较短的时期赶上来，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国家对北京的投入自然要大大增加，据2004年3月北京奥运经济市场推介会发布信息，北京将上马376个项目，总投资达到1350亿元人民币。项目类别涉及基础设施（730亿元）、高新技术（100亿元）、文教体卫（50亿元）、其他项目（现代制造业、现代农业、商贸旅游、节能环保等共470亿元）。经初步测算，未来几年北京市筹办奥运会所形成的投资市场将在15000亿元左右，因举办奥运会而新增的社会消费市场总量预计也将超过15000亿元。毫无疑问，2008年奥运会将大大加快北京的发展速度。其结果有可能使北京及其周边与其他地区的差异进一步加大，产生鹤立鸡群的状况。这种状况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可使中国人民为自己的首都感到自豪；从消极的方面看，有可能引发其他地区的不满，不利于稳定。
3.4 台独势力会打“奥运牌”
北京获得奥运会举办权后，台湾同胞欢欣鼓舞，如，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麟徵指出，北京申办奥运成功，对振兴中华民族精神将起促进和推动的作用，对整个中华民族是很大的鼓舞。她并认为，北京办奥运，将有利于两岸关系的稳定与改善，因为奥运精神和平团结、竞争进步，相信大陆的改革与开放将展开新的一页，台湾方面也将作出相关方面的回应，这样就有利于两岸良性互动。台湾“和统会”会长梁肃戎表示，这是值得所有中国人扬眉吐气、拍手称快的一件大事，台湾民众都为此高兴。台湾中华文化协会副秘书长何若兰说，两岸民众都为此感到光荣和高兴，说明中华民族已真正站上新世纪的舞台。她表示，北京申奥成功，将有助于两岸走向和平统一。曾任职台湾华视体育专题节目原籍辽宁省的刘天麟先生说，两岸民众都是中国人，骨肉相连，血脉相承，北京主办奥运将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19] 。
但是，也要看到，以陈水扁为代表台独势力，也极有可能利用北京做出要举办一届最出色的奥运会的国际承诺，在2008年奥运会临近之时，加快分裂的脚步。对“台独”势力的这种阴谋，我国有关人士已有清醒认识。在北京申奥成功后不久，2001年8月11日，中国台湾网和军事统筹学会战略研究中心，共同组织了一次在京专家、学者座谈会。座谈会的议题是：承办奥运与两岸关系。与会代表认为：北京承办奥运为两岸之间消除嫌隙，促进祖国的统一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是申奥成功，我们高兴，“台独”分子也暗中窃喜，他们认为北京承办奥运，大陆就会有所顾忌，至少，在2008年前，不会对台诉诸武力。而来自大陆的军事压力，又恰恰是“台独”势力不敢一意孤行的最大心理负担。现在，“台独”势力已经开始打“奥运牌”，企图利用奥运的和平理念来作挡箭牌，掣肘祖国统一大业，以拖待变，偏安拒统。同时在我们内部也会产生台海从此无战事的某种盲目性，从而影响我们对台海局势的关注力度。搞清楚承办奥运与祖国统一大业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和迫切。与会代表认为军备的弦不能松。准备打仗和举办奥运并不冲突，只有准备的好，才能确保不会出现国家分裂的严重局面，2008年的奥运才能有一片和平的蓝天。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如果没有意外的突发事件，如类似2003年的“非典”、重大的自然灾害或战争的干扰，其影响的基本走向是正面的。即使我们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上，遇到一些困难，也会因为中国强劲的经济发展和适宜文化氛围而消解。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总的发展态势，并不会自然形成，需要我们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进行积极有效的工作才有可能实现。我们只有充分地认识到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引导并放大其正效益，同时未雨绸缪，对可能出现的负效益加以防范和疏导，从而把握住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加速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使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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