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学、文史、古今之间——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的治学路径及其得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史论文,古今论文,得失论文,路径论文,林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3-0084-21 不再是孔子、朱熹或者顾炎武的时代，现代中国学者的治学路径及功过得失，除了深受当下政治体制与思想潮流的影响，还严重受制于其工作单位与学科文化。即便生存在同一时代，任教于大学还是小学、是校长还是教授、教数学还是教文学，都深刻影响当事人的命运及选择。本文所描述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四位教授，有大致相同的教育背景与生命轨迹，因此，得以从一个特定角度呈现“中文人”在百年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功能、位置及感受。 谈论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教育”，考察晚清以降中文系如何在“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之间挣扎，反省“中文教学”的百年沧桑，陈述冷战时期两岸三地中文系教授的风雅与坎坷，我都曾在其他文章中涉及。本文着重辨析1950-1980年代北大内部思想潮流与教学体制的激荡，集中精力思考“文学教育”的发展空间及可能性。而文中所论四位教授——吴组缃(1908-1994)、林庚(1910-2006)、季镇淮(1913-1997)、王瑶(1914-1989)——均为我十分尊敬且多有接触的长辈①，但在学术史视野中，不能只是“高山仰止”，必须建立某种平等的对话关系。记得当年王瑶主持“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课题时，曾再三强调“要正视这百年学术发展中的缺陷，也要正视学者性格中的缺陷”，不要一味“说好话”“为尊者讳”。对于研究者来说，史家立场是第一位的——比具体论述时的眼光、学识、功力等重要得多。本文的立意，与王书一样，都是试图通过“不同经历的学者的治学道路的描述及成败得失的分析，勾勒出近百年学术史的某一侧面”②。如此接续二十年前的研究思路，若能有所坚守与拓展，无疑是对于前辈学者的最好纪念。 一、“北大中文四老”的由来 2006年10月4日，北大中文系历史上最长寿的林庚先生不幸去世，在报道这一消息时，媒体提及“北大中文四老”： 如果不是他去世的消息被媒体报导，林庚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今年中秋节的前两天，这位97岁的老人在睡梦中辞世，人们这才又记起早年与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后来又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的林庚先生。③凡有并列，不管是“初唐四杰”，还是明代的“前后七子”，都既是一种强调，也是一种压抑。数人并肩前行，确实有利于相互提携、巩固记忆。可对于自尊心很强的诗人或学者，或许更愿意特立独行，而不喜欢三五成群，相互牵制。面对“清华四剑客”或“北大中文四老”等说法，我们无法猜测吴、林、季、王的真实感受，只能从传播学的角度，解读其形成的过程。 自从季羡林在《悼组缃》中深情款款地回忆当初在清华园读书，如何结识同样喜欢文学的吴组缃，而且成为好友；“当时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林庚和李长之，可以说是清华园‘四剑客’”④，这“清华四剑客”的说法便广泛流传开去。可最初的版本，很可能是“清华三剑客”，只有林庚、李长之、季羡林，不包括吴组缃⑤。因为“三剑客”典出法国作家大仲马1844年出版的小说《三剑客》(又译《侠隐记》或《三个火枪手》)，由于伍光建等人的译本，在中国有很高的知名度。不过，既然是挪用，“三剑客”与“四剑客”没有什么差异。当初无人评选，也不属于“钦定”，如何命名，很大程度取决于立说者的视野与心境。 几个志同道合的大学生凑在一起，吟诗作文，放言高论，自称“三剑客”或“四剑客”，外人都不会介意的。几十年后追忆，更是雅事一桩。可“北大中文四老”就不同了，因其带有明显的排他意味，容易引起争议。2010年北大中文系举行百年庆典，曾选择1952年院系调整后长期任教于北大中文系的20位教授(限已去世者)，编辑出版20卷本的“北大中文文库”。这套书外界评价甚好，内部却不无争议——入围的为何是甲而不是乙，难道丙与丁就不值得表彰？任何评选与命名，都会面临类似的责难。更何况，“北大中文四老”的说法，乃基于某种特定语境，并非盖棺论定性质的学术评价。 大凡命名，必有动因、范围、传播途径以及实现的可能性。考虑到1952年院系调整后这四位先生方才齐聚北大，而1989年年底王瑶去世，这“北大中文四老”最大的时空范围是20世纪50至80年代。既然“四老”中不包括原北大中文系名教授游国恩(1899-1978)与杨晦(1899-1983)，则此说法的酝酿与产生，应该是在80年代。考虑到语言学及古文献专业的名教授王力(1900-1986)、魏建功(1901-1980)、周祖谟(1914-1995)、朱德熙(1920-1992)也不在其列，则“四老”的说法应来自文学专业的学生。“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七七级大学生入学时，这“四老”中最年轻的王瑶也已经64岁，不再给本科生讲大课了，只是偶尔举办讲座或给研究生开专题课。因此，“四老”的命名，很可能是来自80年代就读北大的文学专业的研究生。 同是北大中文系学生，50年代入学与80年代就读、本科生与研究生，各自心目中的名教授是不太一样的。先说五五级文学专业学生眼中的名教授： 我们文学专业当时有从清华大学来的三位名师：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王瑶先生。他们最受学生们所景仰，他们都是名震一时的作家、诗人、学者，他们的课最受欢迎。三位教授分别以自己独特的风采登上中文系讲台，令我们这些来自祖国各地的年青大学生听得如痴如迷。⑥张菊玲的追忆，得到另外两位同学的支持。李永祜《难忘的大学生活头两年》谈论的名师是游国恩、王力、高名凯、林庚、吴组缃、王瑶，张厚余《澄江绮霞绕燕园》提及给他们上课的诸多名教授，但具体描述的是林庚、吴组缃、王瑶、高名凯⑦。四老中季镇淮不在其列，最大的可能性是五五级入学时，季镇淮恰好被高教部派往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查理大学任教两年⑧。因此，中文系五五级文学专业大学生只是在回忆如何编注《近代诗选》一书时，才会提到他⑨。 1978年入学的研究生，有三位以排比方式谈及中文系的名师。张中在“缅怀业师季镇淮”时，谈及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的四位导师：吴组缃、林庚、季镇淮、冯钟芸：“吴先生是一位智者，季先生是一位长者，冯先生是一位慈者。林先生您是一位学者。”据说“林先生听了，蔼然一笑”⑩。钱理群回忆“林庚先生对我的影响”，则谈及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的北大中文系拥有一大批真正一流的教授： 我在说这番话时，心中想到的，就是文学专业的“三巨头”：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与王瑶先生。他们之间是那样的相通——不仅私交很好，而且都同是“五四”精神的传人，有一种内在的心灵的契合；但他们的精神气质，为人处世的方式，以及学术的追求，以至治学方法，又是那样的不同：都是不可重复的活生生的“这一个”。(11)另外，赵园在《王瑶先生杂忆》中谈及“北大老一代学人中硕果仅存的几位先生，王瑶先生，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等”，也没有提及季镇淮(12)。张文不提王瑶，那是论述范围；钱、赵二位没说季镇淮，则可能是评价尺度。换句话说，虽然季镇淮1979年6月即出任北大中文系主任(1984年2月卸任)，注重独立思考且眼界甚高的钱、赵二位，却未因此而高看一眼，仍将其排除在文学专业的“巨头”或名师之外。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季镇淮才与吴、林、王并列，合称“北大中文四老”呢？目前查不到更早的文献，或许只能由我本人来认领(13)。因为，季先生去世后，我曾撰写《书札中的性情与学问》，其中有这么一段： 吴组缃先生的去世，以及此前几年王瑶先生的突然病逝，对季先生打击很大。北大中文系四老，林庚先生住燕南园，相对独立；王、吴、季三位都在未名湖边，相隔只有几十步之遥，故平日时有往来。就连我们学生拜访，也往往是“一路通”。眼看原本比自己强壮的朋辈先后仙逝，先生自是伤感万分。(14)作为“始作俑者”，我只是谈论自己的切身感受，并非学术史判断。因我1984年秋到北大念博士，那时，文学专业的名教授游国恩、杨晦等已经去世，这才有“四老”而不是“五老”或“六老”的说法。 没想到当初随意说出的一句话，辗转传播，十多年后，俨然成了权威论断。事后想想，这无意中划定的圈子，也自有其合理性——四位先生均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都与朱自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借助这四位教授人生轨迹与学术思路的演进，或许可谈出很多有趣的东西。 二、风雨同舟四十载 1952年9月，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中文系集中了如下人物：教授有俞平伯、游国恩、魏建功、周祖谟(原北大)；浦江清、吴组缃、余冠英(原清华)；高名凯、林庚、孙楷第、梁启雄、蒋荫恩(原燕京)；副教授有王瑶、季镇淮、郭良夫、冯钟芸(原清华)；章廷谦、萧雷南(原北大)；阎简弼(原燕京)(15)。这里不说系主任杨晦，不说陈翰伯等兼职教授，也不说林焘、吴同宝、吕德申等讲师，更不说已调离北大的沈从文、唐兰、冯文炳、杨振声，就说这三校教师组成的新中文系，其实也尚未定型。因1953年2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俞平伯、余冠英、孙楷第等调入，此研究所1956年改属中国科学院；1954年9月，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在系主任王力教授的率领下，整体并入北大中文系，至此，新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方才尘埃落定。 历经三十年风雨，这批文学教授、副教授中，浦江清(1904-1957)英年早逝，杨晦、章廷谦(笔名川岛，1901-1981)也在80年代初去世，冯钟芸(1919-2005年)虽长寿，但较早就退休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仍在指导研究生并发挥积极作用的老教授，确实只有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四位。而这四位教授可分成两组，其文学兴趣及生活经历，早在院系调整前就已多有交集。 吴组缃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因酷爱文学，第二年转入中国文学系；就在此时，已在清华物理系读了两年书的林庚，因痛感“有限的科学方法在无限的宇宙面前显得那样苍白”，“希望通过诗歌来实现人生的解放”，而决意转入中文系学习(16)。再加上修习西洋文学的季羡林，以及先念生物系后转哲学系的李长之，构成了日后声名远扬的“清华四剑客”。 1933年夏，林庚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朱自清助教。一学期后转赴上海，不久又折返北平，在北平民国学院等校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抗战全面爆发后，转任厦门大学教授，开设了“中国文学史”“新诗习作”“历代诗歌选”“楚辞”“庾信”“李商隐”“文学批评”等课程(17)，撰写并出版了别具一格的《中国文学史》。1947年秋，林庚返回北平，被聘为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一直到院系调整时转任北大中文系教授。 同是1933年毕业，吴组缃因成绩优异，直接进入清华研究院，专攻中国文学。第二年因与任课教授刘文典发生严重冲突而离校，转赴南京中央研究院谋职。1935年起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国文教师，抗战期间兼任秘书工作，先后长达13年。1942年，吴组缃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兼课，讲授“现代文艺”“现代文”“小说研究”“文学概论”等课程。1946年6月，吴向中央大学请假一年，随冯玉祥赴美国访问考察。1947年9月应聘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教授，1949年9月被清华大学聘为中文系教授、系主任，讲授“现代文学”“历代诗选”等课程(18)。 1937年秋，原本考入山东大学的季镇淮，借读于长沙临时大学。第二年2月，因大学迁往昆明，季参加湘黔滇旅行团，与闻一多等三百师生步行赴滇。1941年7月，季镇淮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随导师闻一多攻读中国文学。1944年7月，研究生修业期满，考试及格，但学位论文《魏晋以前观人论》未能完成(19)。短期任教中学后，1946年8月，季镇淮被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师，后升为副教授。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籍管理，本科生属于联大，研究生则分属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清华文科研究所招收的研究生并不多，故师从闻一多的季镇淮与师从朱自清的王瑶经常在一起修课。王瑶本是1934级清华中文系学生，抗战爆发后滞留山西老家，直到1942年9月才在西南联大复学。因此，“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王瑶读研究生反而在季镇淮后面。1946年初夏，王瑶研究院毕业，硕士论文《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获得通过，并被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师，后升为副教授。 在院系调整之前，吴、林与季、王，本是两组不同时期的清华同学，可以说互不交集。但因共同的老师朱自清的一番好意，指定王瑶为林庚《中国文学史》撰写书评(20)，反而投下了某些阴影。或许是年轻气盛，王瑶的书评高屋建瓴，既见朝气，也显学养，只是批评稍为严苛，从学术史看很有意义，但在人事关系上则不无遗憾。 1952年9月，同样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两位教授(吴组缃、林庚)、两位副教授(季镇淮、王瑶)，因国家政策调整，终于在燕园聚首，开始了此后将近四十年的“风雨同舟”。 刚到北大中文系，吴组缃主要讲述“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并任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日后常被学生追忆的关于《离婚》《阿Q正传》《春蚕》《日出》等作品的精彩分析，便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讲稿(21)。吕德申说的没错，“吴先生从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转到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大概是1954年以后的事”(22)。最初动因是为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吴应邀撰写了发表在《人民文学》1954年第8期上的《〈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第二年又在北大中文系开设“《红楼梦》研究”专题课，之后更陆续发表了《论贾宝玉典型形象》等大获好评的论文(23)，研究重点于是逐渐从现代转向古典。另一个因素是北大中文系讲授宋元明清文学史的浦江清教授1957年去世，以及反右浪潮中吴本人被取消了中共党员预备资格，内外夹击，促使其完成了学术转向。20世纪60年代以后，曾经的著名作家及现代文学专家吴组缃，便以中国古典小说史家被尊崇与记忆了。 同样由作家转为学者，林庚的转型比吴组缃更早，也更成功。厦门大学时期撰写《中国文学史》，院系调整前夕出版《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林庚已经是很有成就的古典文学专家了。因此，其长期出任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一点都不奇怪。虽然屡遭批判，林庚却不屈不挠，一直按自己的步伐走。除了写诗，学术方面同样成绩卓著：“文革”前出版《中国文学简史》(上)及《诗人李白》，发表《盛唐气象》等影响深远的论文，“文革”后则刊行了《〈天问〉论笺》《唐诗综论》《西游记漫话》等著作。因心境及身体等因素，50年代至80年代，林庚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方面的才华及潜能，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至于90年代以后，八十高龄的林庚依旧有很好的文学及学术表现，实在是个奇迹。 季镇淮也是先在现代文学教研室，后才转入古代文学教研室的。除了《司马迁》《闻朱年谱》以及“文革”前已完稿但未来得及出版的《韩愈传》(24)，季镇淮的主要工作是参与主编日后成为部颁教材的《中国文学史》，以及指导学生选注《近代诗选》。晚年虽先后刊行了《来之文录》《来之文录续编》，但其主持编写的《中国近代文学史》没能完工，是一大遗憾。 原本志在古典文学研究，有《中古文人生活》等著作问世，但因及时转型，完成了上下两册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转入北大中文系后的王瑶，主要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开始还有《李白》《陶渊明集》《中国诗歌发展讲话》《关于中国古典文学问题》等问世，但那只是收尾工作，作者已将主要精力转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以至“文革”结束，拨乱反正，王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学会首任会长，后来者很多只知道他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而忘却了他曾是优秀的古典文学专家。 四十年间，此四老教书、著述、学习、改造，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备受煎熬；幸亏都熬过了“文革”，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大放异彩，得到学界及社会的广泛好评。治中国古典小说的吴组缃、治中国古典诗歌的林庚、治中国近代文学的季镇淮，以及治中国现代文学的王瑶，各自成了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至今仍被追忆不已。 1989年年底，“北大中文四老”中最为年轻的王瑶，竟率先驾鹤西去。吴、林、季三位的悼亡诗文，均提及“风雨同舟”这一意象。老同学季镇淮撰《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后附挽诗一首： 烽火遍华夏，滇南始识君。 感时崇大德，积学绘群英。 著论宏明世，协商议政情。 牛棚何足算，昂首见雄心。(25)吴组缃的《哭昭琛》，开篇便是：“建国之初喜晤君，清华先后本同门。”此长诗结尾称：“四十年来同手足，相亲相敬更知心。噩耗忽传摧肺腑，先我而去梦中寻。”(26)至于林庚的《怀念昭琛兄》，同样以“我与昭琛兄共事近四十年”开篇，其中有这么一段：“十年动乱中我曾与他同舟共济。他所受的罪过远比一般人多得多，却能不动声色，一一度过，确实是并不那么容易。”(27) 其实，四老之“同舟共济”，并不限于“文革”十年；因院系调整而聚首，而后历经反右、拔白旗、四清、“文革”、批林批孔、恢复高考、各自招收研究生，一路走来，不能说毫无芥蒂，但因年龄相仿、立场相近，基本上是同甘共苦。并非志得意满的当权派——季镇淮当系主任那几年也不是(28)，即便彼此写过一点批判文章，均迫于时势，大家都不计较。到了80年代，更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尤其是指导研究生时，更是相互取法，“易徒而教”。 选择这四位主要活跃在20世纪40至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教授，讨论其治学路径及得失，目的是描述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及教育生态，直面这一代学者的困境，尤其关注学科文化的特殊性——包括其努力与挣扎、贡献与局限。以下的论述，基于三个特殊角度：政治与学术、文学与史学、古典与现代。 三、政治与学术的纠葛 生活在动荡不已的20世纪中国的读书人，几乎毫无例外地深受政治风暴的影响。除了国际及国内的“大气候”，还有北京大学的特殊性，使得吴、林、季、王这四位文学教授的四十年风雨同舟，具有某种思想史的意义。 无论是实际的历史进程，还是公众认知，这四十年，其实分为三个阶段：“文革”前(1952-1966)、“文革”中(1966-1976)、“文革”后(1976-1989)。后两段的故事尽人皆知——“文革”中惨遭迫害，“文革”后重获新生，这是千百万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闭着眼睛也能想出来。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文革”前那十五年，这四位北大教授因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与社会阅历，在不断推进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如何惨淡经营。 进入北大以后，王瑶偶有春风得意，如1954-1958年间任全国政协委员、《文艺报》编委，还因《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一文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但更多的时候是被北大当局视为自私自利、落后分子、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反动学术权威，一遇政治运动必挨批斗，写检讨成了家常便饭(29)。从1952年撰写自我检讨并在全系教师会上宣读起(30)，王瑶就一直扮演“落后教授”的角色。一开始还能略为辩解，随后批判逐渐升级，语气越来越严厉，王瑶只好不断地自打嘴巴。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王瑶不得已撰写了一篇胡乱上纲上线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因认错态度好而被收入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三辑，发行全国。“文革”一开始，王瑶更必须深刻检讨，主要围绕《中国新文学史稿》(31)。近期阅读了师母杜琇提供的另外两篇王瑶“文革”中的检讨手稿，一是1967年5月的《关于我的“材料”的一些说明》，一是1969年3月的《我的检查》，看得我感慨万分。一个原本内心十分高傲，年轻时曾自诩“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的读书人(32)，竟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断地自我作践，还唯恐无法过关，其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后人恐怕很难真正体会(33)。 悲剧之处在于，早年在清华园读书时曾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王瑶，一直认为自己是“进步教授”，虽曾因故脱党，但政治立场明显偏左，起码应该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可没想到“从现存的文件来看，北大党组织对王瑶的政治评价一向较为负面，认为他多从个人名利、兴趣出发，完全不顾教学需要，走粉红色的个人主义道路”(34)。这还是平日的印象，到了政治运动一来，“负面因素”必定变本加厉。不同于林庚的“心远地自偏”，这位不被信任的教授偏偏特别关心政治。对于王瑶的“除了读书，还关心现实”，因而学术兴趣不够专一，老朋友朱德熙不太以为然(35)。作为人文学者，该不该以及如何关心现实政治，后人有不同的评说，尽可见仁见智(36)。问题在于，这种热心政治但又动辄得咎的状态，对王瑶的学术生涯影响巨大。1979年8月，在私人信件中，王瑶曾感叹： 事实上自58年被当作“白旗”以来，廿年间虽偶有所作也是完成任务，已无要打算如何如何之意了。蹉跎岁月，垂垂老矣，虽欲振作，力不从心。(37)私人信件不同于公开发表的论文，叹老嗟卑是常见的话题。可这段话不一样，特别说明1958年被当作白专典型批判，对于王瑶造成的巨大冲击。为此，王瑶曾赋诗一首，压在写字台玻璃板下：“白旗飘飘旌封定，不准革命阿Q愁；缘有直肠爱臧否，岂无白眼看沉浮。毁誉得失非所计，是非真伪殊难涂；朝隐逐波聊自晦，跃进声中历春秋。”(38) 比起日后的“文化大革命”来，“拔白旗”还算文明，因其只停留在文字上。1958年，权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推出四册由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编辑的《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其中第三辑收文十六篇，除王瑶本人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外，其余十五文，三篇批《中古文学史论》，十二篇批《中国新文学史稿》。单看以下题目，就可知晓当初风卷残云的大批判阵势——《批判王瑶先生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容否定》《在党的领导问题上驳斥王瑶先生》《批判王瑶先生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揭发王瑶先生的伪科学》……这些由北大中文系一、二年级本科生集体撰写的批判文章，本身并没有多少学术含量，但其坚定的立场与宏大的气势，却让受批判的教授倍感压力。时隔多年，这些当初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与“拔白旗”的大学生，称此举为“闹剧”，“想起来特感到脸红”(39)。 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拔白旗”的主要对象是游国恩、林庚和王瑶。比起批王瑶的十五文来，批林庚的文章数量更多，水平也较高些，因其作者包括老师及高年级学生。《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一辑收十五文，七篇批林庚、七篇批游国恩(含游国恩《〈楚辞〉研究的自我批判》)，另有一篇合批——《驳斥游国恩、林庚两先生关于〈楚辞〉影响的胡说》；第二辑收十六文，两篇批游国恩、十一篇批林庚(含林庚《批判我在文学史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40)，另有三篇属于其他。而第一辑的《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话： 今年三月十日，校党委发出开展双反运动的响亮号召，一夜之间，中文系群众贴出大字报一万二千张，大量揭发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运动过程中，开展红专辩论，搞臭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群众思想上解决了教学和科学研究为谁服务的问题。(41)关键是“为谁服务”，是立场问题，因而，这些“一月之内”赶出来的批判文章，只求旗帜鲜明，不必仔细论证。 或许是历来对政治不太敏感，加上此前没像王瑶那样有过“短暂的辉煌”，五六十年代的林庚虽然也受批判，但情绪上似乎未受很大影响，还在继续写诗、撰文，不断完善自家独创的“布衣感”“少年精神”“盛唐气象”等。晚年在回答张鸣的提问时，林庚曾这样自述： 他们一个劲地批，我就一个劲地写文章，我也不能沉默。比如有人说陈子昂是现实主义的，可我认为陈子昂是浪漫主义的，他有建安风骨。你批你的，我写我的。(42)不能说林庚完全不受大环境的影响，1953年年底撰写《中国文学简史》(上卷)的“后记”时，他也会强调如何遵循苏联《十一世纪至十七世纪俄罗斯古代文学教学大纲》，努力贯彻“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自豪感，历史主义的论述与民主成分的发扬，以及民族形式与文艺风格的具体分析”(43)。另外，1955年《诗人李白》的三版后记，大段摘录苏联学者论封建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法则；1956年在《文艺报》第13期发表《关于“大闹天宫”的故事情节》，也引《苏联通史》来辨析农民起义问题(44)。可在具体文本分析时，林庚还是极少借用时髦理论，依旧我行我素地谈“布衣感”与“少年精神”。在那个特定年代，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这是一位极为自尊、坚信“走路一定要昂起头来”的诗人兼学者(45)。可即便是如此清高的教授，也会身不由己地卷入时代漩涡。因所谓的“梁效问题”，“文革”刚结束时林庚颇受牵连。对于生活在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特立独行”实在显得有点奢侈。 在这场“拔白旗”运动中，季镇淮没有受到冲击，《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一辑还收录了他两篇批游国恩“资产阶级考据学”的文章，这与王瑶批俞平伯的思路很接近，除受时代思潮影响，还隐约显示出清华立场(46)。其实，运动中很多教师(包括吴组缃)都写批判文章，这不算什么。但接下来，作为教师代表参与编写《中国文学史》及《近代诗选》，在当年可是光荣的任务。据五五级大学生孙玉石事后回忆： 1958年55级编写《中国文学史》的时候，因为不是“拔白旗，插红旗”被“拔”的对象，(季镇淮)先生是与冯钟芸教授一起参加了的。……文学史完成后，先生又参加并指导了《近代诗选》的编注工作，撰写了序言。(47)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的《近代诗选》，书前冠有长达41页的《前言》，其结尾处专门交代“我们整个工作是在师生合作下进行的”，其中特别提及季镇淮的作用：“季镇淮教授指导全书工作的进行，也参加了具体的选注工作，并于最后审订了全书。”(48) 先是奉派捷克教书两年，后又作为教师代表参与学生的编书工作，可见北大党委对季镇淮非常信任。为什么？这个谜底，“文革”中终于被揭开。原来，这位不善言辞的忠厚长者，1949年1月便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只不过因工作需要，一直以民盟成员身份活动(49)。这个秘密曝光后，同辈人对他颇不谅解，且抱有很大的戒心；但作为中共党员，他确实只是奉命行事。据中文系同事回忆，“文革”中季镇淮的党员身份已经暴露，可排队时依旧站在群众的行列中，因为：“我是党员，遵守党的纪律。不论什么情况，党组织没有正式决定公开我的身份，我可就不能以党员身份公开活动。”(50)这么一个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的文学教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特定环境里，不敢再有任何个人主义或名利思想的考虑，因此，更多精力投入了集体项目，而没能认真经营自己的学术论著(51)。 “文革”前十五年，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大学校园已经很不平静了。季镇淮是秘密党员，自然属于依靠对象；而自“拔白旗”以后，林庚、王瑶的处境一直很不美妙。至于吴组缃，虽被取消了中共预备党员资格，但没受太大冲击。长期出任冯玉祥的秘书及国文老师，抗战中又结识了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这样复杂的生活经历，吴组缃居然大致“平安无事”，这实在是个奇迹。年轻时性格刚烈，不为五斗米折腰，把自己弄到很狼狈的地步(52)；老来聊天，还时常有鞭辟入里的政治议论。这样的性格，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如何管住自己的嘴巴，不因言惹祸？我注意到吴组缃讲授的课程，从危险系数较高的“现代文学”转为相对安全的“古典小说”，这是个好主意。还有就是故意偷懒，“拔白旗”以后，吴组缃不怎么写作，翻阅《吴组缃先生纪念集》后面附录的《吴组缃著作年表》(方锡德编)，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俗语说得好，“枪打出头鸟”。“拔白旗”运动中被集中火力批判的，都是不断推出新著、学术上比较活跃的学者。若此假设成立，则见多识广的吴组缃，其政治智慧很可能在王瑶之上。 四、文学与史学的互动 作为现代中国第二代文学史家(53)，吴、林、季、王进入大学教书时，学制及课程早已定型，由不得你自由挥洒。1952年院系调整后，中文系教授的政治立场、理论意识以及教学方式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时至今天，以“文学史”作为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却依旧屹立不动(54)。因此，半个多世纪前围绕林庚《中国文学史》的争议，至今仍有典范意义。 1947年5月，已从长汀复原回到厦门的厦大，计划出版“大学丛书”，首先选择了课堂效果极佳的林庚著《中国文学史》。此书共四编，分别是“启蒙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夜时代”；前三编1941年厦大出版组曾刊行油印本，第四编是正式出版前一年赶写出来的。在《自序》中，作者称：“我计划写一部文学史，大约在十二年以前，那时我开始担任中国文学史这门课。”(55)但我更相信林庚晚年的回忆：“我在到厦门大学之前还没有写文学史，上课时也就写点讲稿。后来到了厦大才开始写，分期的题目也是到厦大以后才有的，以前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题目，什么‘文坛的夏季’呀，‘知道悲哀以后’呀，像这些东西，在北京讲课时还没有呢，只是一般地按着时代去讲就是了。”(56)为上课而准备讲稿与独立撰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是两回事情。抗日战争中，厦门大学没像其他大学那样内迁西南或西北，而是避居闽西长汀，坚持办学，这一相对独立的学术处境，是促使林庚独立撰写《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因缘。除了讲课的实际需要，还有就是可以彻底放开，按照自己的意愿写作，而不必顾虑已经形成的学术传统。这些“奇奇怪怪的题目”，不可能出现在此前的北平民国学院，也不可能在昆明或重庆的学界获得认可。应该说是抗战中厦大的特殊环境，与林庚本人的才情互相激荡，才有可能孕育出如此奇葩(57)。 在初刊2003年的《人间正寻求着美的踪迹——林庚先生访谈录》中，林庚曾描述当初在闽西山区讲课时的情景： 到了厦大后，我把精力集中到文学史上了。光是这些题目就很能吸引同学，所以有好些外系的学生也来听课，因为题目很吸引人。我上课时，把题目写在黑板上，写上“文坛的夏季”，台下的学生就很兴奋。我讲汉代是“夏季”，在它之前是讲先秦时代，我把先秦时代一讲称作“知道悲哀以后”，就是说，《诗经》那样的作品还是属于童年阶段的东西，还没有多少真正深刻悲哀的东西，到了战国时代呢，人们开始真正认识到悲哀了，我举了墨子的“悲染丝”、杨朱的“伤歧路”，这才是真正地认识悲哀。认识悲哀是青春的特点，是少年时代的特点，儿童时代是认识不到这么深的。所以我觉得战国时代就是动荡的、开始认识人生悲哀的时代。到了两汉呢，好像是最痛苦的时期过去了，最热闹的时期过去了，取得成果了，天下也统一了，也安定了，就像是到了夏天，有点疲倦了。春天的时候太劳累了，东看西看，美不胜收，到了夏天就进入“沉沉好睡”的状态了。我用这样的形象来讲课，学生很愿意听，所以只要题目一写出来，台下就会有很强烈的反应，这都是到厦大以后才有的。(58)这里举的例子，都属于第一编“启蒙时代”；但全书的基本风格，于此可见一斑。如此形象且个性化的讲授方式，可以推想演讲者的风采以及课堂的氛围。讲课时擅长营造诗意，林庚的这一特点，日后延续到北大课堂，不同时期的学生都拍案叫绝：“他那样的声情并茂，神采飞扬，简直和盛唐诗人的少年精神融为一体了”；“先生用的几乎是诗的语言，而他本人便如同是诗的化身”(59)。 可当这些课堂上极受欢迎的讲述落在纸上，成为一部堂而皇之的著作时，却没有得到学界的热烈反响；相反，初刊1947年10月《清华学报》第14卷第1期的《评林庚著〈中国文学史〉》，开篇就是： 这一部《中国文学史》不仅是著作，同时也可以说是创作；这不仅因为作者的文辞写得华美动人，和那一些充满文艺气味的各章的题目。这些固然也是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贯彻在这本书的整个的精神和观点，都可以说是“诗”的，而不是“史”的。(60)书评的作者王瑶，当初是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师，日后成为林庚在北大的同事。虽然此长篇书评的结尾称，“这部书除了我们所提到的文辞的华美和结构的完整以外，书中所举的诗篇等例子，都是经过一番心思来选择的，都有比较完满的代表性”，但全文再三论证的是：“这部书是‘诗的’特点超过了‘史的’”，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部著作，还不如说这是一部创作”(61)。如此评价，对于一部学术著作来说，无疑是很大的打击。 其实，自“文学史”这一学科诞生以来，到底应该强调“文学”的因素还是突出“史”的意识，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争论。“诗的”林庚恰好碰上“史的”王瑶，加上作者年轻气盛，书评写得很不客气。相对来说，林、王二位的老师朱自清，对此书的评价比较公允——也可以说比较“骑墙”。朱自清为林著《中国文学史》所撰序言，结尾是： 著者用诗人的锐眼看中国文学史，在许多节目上也有了新的发现，独到之见不少。这点点滴滴大足以启发研究文学史的人们，他们从这里出发也许可以解答些老问题，找到些新事实，找到些失掉的连环。著者更用诗人的笔写他的书，虽然也叙述史实，可是发挥的地方更多；他给每章一个新颖的题目，暗示问题的核心所在，要使每章同时是一篇独立的论文，并且要引人入胜。他写的是史，同时要是文学；要是著作也是创作。(62)这篇序言，表扬之中隐含着某种批评。尤其“文学史的研究得有别的许多学科做根据，主要的是史学，广义的史学”，这样的立场，更接近王瑶而不是林庚(63)。至于称此书很好读，“这在普及中国文学史上是会见出功效来的”，更不是很正面的评价(64)。但作为曾经的新诗人、著名的散文家。朱自清对林庚的“锐眼”以及“用诗人的笔写他的书”，还是持欣赏态度的。这一点，对比朱自清序言与王瑶书评，看二人的遣词造句，可以分辨出来。林庚本人没有就此书评发表任何意见，但从其日后持之以恒地重写《中国文学简史》(65)，大幅度调整原先的论述，可见还是部分接受了王文的批评。而其中关于“少年精神”的论述，经由若干自我调整，终于成为林庚的著名论断之一。 林、王之间的分歧，某种程度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史研究思路，而这与作者各自的学术背景有很大关系。在清华读本科时，林庚已经是名满校园的著名诗人，1933年夏甚至以诗集《夜》作为毕业论文(66)。毕业后的林庚，在清华中文系担任朱自清的助教，也协助闻一多批改国文课作业。可一个学期后，林庚放弃教职，南下上海。各种传记及年表都称是林庚“准备专门从事创作”，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林庚诗选》的“后记”也有类似的表述。但我注意到，2001年1月林庚与孙玉石谈话时，称自己去上海不是为了找工作，只是因哥哥在上海有房子，吃住都不用费心，“我就是去看看”。2004年2月，林庚与孙玉石聊天，再次谈及此话题：“当时我想留在清华任教，但有些教授不同意，就没有留下。我年轻气盛，很有些愤愤不平。”(67)1933年年底清华校园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助教林庚必须离开北平南下上海，目前没有直接材料。不过，系主任朱自清的日记，起码让我们明白当初林庚在清华的处境。 先说1933年8月18日的故事：“今日下午开招生委员会，林庚缺一点二分，不及六十分，未取。余未力主；若力主，或尚不致无望也。”(68)朱自清日记记录的是研究院招生的情况。没能成为研究生，林庚于是留下来当朱自清的助教。可该职位大概是不固定的，这才有一学期后的离职。林庚一直期盼能留在清华教书，系里教授也有极力推荐的。读朱自清1935年5月8日日记可见： 林庚《诗五首》，由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翻译，发表于《诗歌》杂志(一九三五年四月，卷四十六)，此固甚光彩之事。为此，林希望得到本校新诗习作讲师席位，俞、王两君向余表达此意，当予谢绝。(69)过了一周，朱自清日记又有：“闻一多来访，他推荐林庚，谢绝之。”(70)在当天的日记中，朱自清大谈闻一多研究《楚辞》的新见解，以及陈梦家关于原始社会的文章如何有新意，可见兴趣在学问而不是诗歌。不是私人关系问题，从1931年8月起，也就是转入中文系学习的第二年，林庚的名字便不时出现在朱自清的日记中(71)。朱自清对林庚的诗作评价很高，但对他作为学者的潜力则不无疑虑。 以当年清华中文系的学术要求，没有给以诗歌而非学问见长的林庚讲师位置，一点都不奇怪。不要说这位以诗集为毕业论文的青年学生，即便在清华教书多年，长期出任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内心也都十分紧张，假期里开列阅读书单，不断督促自己补课，生怕人家说他没学问。1936年3月19日，以新文学起家的朱自清，甚至在日记中写下： 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如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们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72)如此强调学问(尤其是古典学术)的校园氛围，其实是不适合林庚的。而才华横溢的诗人，离开学术传统深厚的清华，避居“与外界几乎是处于半隔绝的状态”的战时厦大(73)，一旦需要讲授文学史，不可能按部就班，必定会翻新出奇。 王瑶可就大不一样了，1934年入读清华中文系，两年后出任《清华周刊》第45卷总编辑，也算是校园里的活跃人物。虽说同样喜欢舞文弄墨，王瑶不写小说或诗歌，就像其自述所说，“我是在大学读书时开始写论文的”(74)。经由一番坎坷(75)，1942年秋在西南联大正式复学时，王瑶已经心无旁骛，立志成为第一流的好学者。友人赵俪生的回忆很生动，也很有趣： 经过几个昼夜的畅谈，我们认为，进《宰辅传》压根没有门；进《忠烈传》也未必有资格；进《货殖传》根本没有那本领；到头来还是进《儒林传》吧。(76)据老同学季镇淮追忆：“自昆明至北平六七年间，王瑶学长表现了学术上的努力和信心，累积深厚，识见敏锐，成绩卓著。”(77)约略就在这个时候，即将完成其代表作《中古文学史论》的王瑶，奉老师朱自清指令，为林庚著《中国文学史》撰写书评，自然是以“儒林”而非“文苑”的标准来衡量，这才有了上述略嫌严苛的批评。 在《中古文学史论》初版后记中，王瑶称：“我自己对于文学史的看法，和朱先生是完全一致的。”(78)其实不见得，作为文学史家，朱自清固然强调广义的史学，但也注重“古文学的欣赏”。而我们阅读王瑶的所有文学史著作，文学性始终不是其关注重点。1984年为重版《中古文学史论》撰写题记，王瑶依旧强调文学发展的整体性与规律性，而不是作家的个人才华或作品的艺术形式(79)。借用早年书评的说法，这一学术立场，明显是偏于“史的”，而不是“诗的”。 若借用“诗的”与“史的”这对概念，则林庚的同学吴组缃偏于前者，王瑶的同学季镇淮偏于后者。而这同样是早年的学术经历决定的。 在清华中文系读本科期间，吴组缃已发表短篇小说《官官的补品》和《箓竹山房》，念研究院一年级时，更有《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名篇问世，短篇小说集《西柳集》也由上海生活书店刊行。可以说，作为小说家的吴组缃，起点很高，前途一片光明。可是自1941年完成长篇小说《鸭嘴涝》——日后接受老舍建议，改为“醒豁，响亮，切合内容，字面也较为大方的”《山洪》(80)，此后吴组缃再也没有重要的小说作品问世。这一年，吴组缃才33岁。第二年起，因生活窘迫，吴开始在中央大学等校任教。虽然曹禺、朱自清等也曾劝其不要放弃写作，要囤积生活经验，努力撰写长篇小说(81)，可吴组缃最后还是让诸多师友及读者失望了。1987年，吴组缃为自家作品选写序，其中提及： 许多偏爱我的论者多指责我写的太少。我很惭愧。我是早婚的，当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已有三个孩子。我志愿搞创作，但当时时有时无的稿费，无法养家活口。还有其他种种原因，不得不从事教学工作。(82)以吴组缃写作之精雕细刻，是无法靠稿费为生的。除了生活压力，还有一点，作为小说家，在学院环境中处境颇为尴尬，必须赶写文学评论或学术论文，否则难以立足——这恐怕是吴组缃过早停止小说创作的主要原因。 据说吴组缃与季镇淮曾经有过激烈的争吵，“季说吴不懂历史，吴说季不懂文学”(83)。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二人虽私交不错，但文学及学术趣味相去甚远。作为闻一多亲自指导的研究生，季镇淮曾在一次“集体考据”中得到导师的大力赞赏。初刊《国文月刊》第二十二期、现收入三联书店版《闻一多全集》第一卷的《“七十二”》，在“附识”中，闻一多专门提及此事(84)。如此学术起步，必定注重史学，且偏于考据。日后几十年，季镇淮严守师训，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为注释龚自珍《咏史》的首句“金粉东南十五州”，季镇淮竟辗转反侧二十多年，以至一旦获解，兴奋异常。这个常被弟子提及的故事(85)，确实很能反映季镇淮的学术品格。 作为文学教授，个人才情与学术志趣不同，有人偏文，有人重史，这本来很正常。只是自“整理国故”运动兴起，“1920年代的中国学界，对考据的推崇乃至迷信，直接导致了知识类型的转化，那就是诗学的衰落与史学的兴起”(86)。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大学中文系普遍重研究而轻创作。 追求“诗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的林庚(87)，1994年撰《悼念组缃兄》，其中有段话发人深思： 60年漫长的岁月过去了，我们走的是共同的一条道路，都“以教学为业而心在创作”，在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中，像我们俩这样把研究的兴趣一心挂在文学艺术创作的奥秘上，的确是并不太多的。(88)这自然是林庚的“夫子自道”。不过，这里强调的不只是自家诗文或小说创作的成就，而是如何探究“文学艺术创作的奥秘”。晚年的林庚，摆脱各种外在或内在的羁绊，显得越发自信，不仅出版了一半诗选一半诗论的《问路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而且多次谈及创作经验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如批评学界多谈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而“对于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反而接触得显然很少；甚至于不敢接触，怕被扣上纯艺术论或形式主义之类的帽子”；“我能写这样的《论诗稿》，是因为我有创作经验呀，你没有创作经验，你怎么能分析它呢？”(89)在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之间自由转换，这其实很不容易。文人选择教书为职业，不见得是个人兴趣，一开始很可能有其不得不然的苦衷；但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也会痴迷其间。诗人转化为学者后，很多就此停止歌唱(如闻一多)；若鲁迅之兼及小说与小说史，朱自清之将散文与学问融合，以及林庚之悠游于诗歌创作与诗史研究之间，都是极为难得的成功经验。 虽不一定明说，但我相信，吴组缃及林庚的自我感觉，首先是小说家或诗人，而后才是文学教授⑤；即便撰写学术论著，如《论贾宝玉典型形象》及《西游记漫话》，也以文学趣味而非史学功夫见长——作者倾向于直面文本，直探“文心”，而不太注重考证，也不怎么与中外学界对话。这与王瑶、季镇淮之以文学史家为终身志业(91)，因而侧重史料考辨与理论分析，有明显的差异。两种不同的选择，只要做到极致，都值得欣赏。 五、古典与现代的对话 一般认为，擅长创作的偏“今”，研究史学的重“古”，可在“北大中文四老”这里，情况却并非如此。著名新诗人林庚研究屈原或唐诗，著名小说家吴组缃讨论《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这都是思接千古；而王瑶在完成《中古文学史论》之后，毅然撰写《中国新文学史稿》，以及季镇淮在《司马迁》之外开拓近代文学研究疆域，均属于与当下对话。四老专业方向不同，但就志趣而言，均可借用王瑶的书名《中国文学：古代与现代》(92)，其基本特征是：“以现代观念诠释古典诗文，故显得‘新’；以古典修养评论现代文学，故显得‘厚’。求新而不流于矜奇，求厚而不流于迂阔，这点很不容易。”(93)有人先今后古，有人先古后今，不管是课程还是著述，四老均追求古典与现代的对话，因而其学问有灵气，有深度，不板滞，能开新。 有感于中文系课程偏重于旧，而学生们的期望却往往是新，诗人林庚撰写《中国文学史》时，“发生了沟通新旧文学的愿望”。具体说来便是，谈论古代诗文，但“随时都希望能说明一些文坛上普遍的问题，因为普遍的问题，自然就与新文学特殊的问题有关”(94)。朱自清对此“沟通新旧”的努力十分赞赏，称“著者见到了这一层，值得钦佩”(95)。林庚的这一努力，可以说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晚年谈及自家的楚辞研究，林庚特别强调与新诗的对话： 我这人是兼差的，一方面搞新文学创作，一方面讲中国文学史。我在写文学史的时候总想着新文学的发展，总想为新文学找一些可以参考的经验。(96)而收入《化雨集》的《人间正寻求着美的踪迹——林庚先生访谈录》(张鸣)，比起初刊《文艺研究》2003年第4期的版本来，增加了研究古代文学应注意的事项： 最好对新文学的发展也应该有研究。因为我们是站在今天来看古代文学史，而不是古人在研究文学史，如果我们连今天的东西都不理解，那么，要去理解古代的东西就很难了。(97)紧接着，林庚又说，如此古今互相对照，“古代文学就有利于我们了解现代文学了”。这里所说的古今对照，既牵涉文学创作，也兼及学术研究。如此宏通的思路，不仅林庚，吴组缃、季镇淮、王瑶也都有类似的表述或实践。这一点，其实与他们的师承有直接关系。 作为西南联大时期的研究生，王瑶、季镇淮与导师朱自清的关系十分密切，这点广为人知。读季镇淮编《朱自清先生年谱》，以及王瑶陆续写成的《念朱自清先生》，都能深刻体会其师生情谊与学术薪传。其实，早年清华中文系毕业生吴组缃、林庚也与朱自清情谊很深。林庚完成《中国文学史》后，特地请朱自清写序；吴组缃开始教书，临急抱佛脚，向朱自清借《新文学研究纲要》讲稿。1948年朱自清先生去世，吴、林分别撰文悼念。林庚的《纪念佩弦先生》初刊1948年8月24日北平《新生报》副刊《语言与文学》第98期，表彰朱自清待人诚恳以及“一生似乎专在发现别人”(98)。吴组缃的《敬悼佩弦先生》初刊1948年9月《文讯》第9卷3期，有更多精彩的细节描写，如朱自清上课时不太自信，不断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努力为自己陷入困境的学生找工作，可惜到处碰壁；不愿意当系主任，在私人信件中抱怨“我这些年担任系务，越来越腻味”等。吴文最后的大判断，日后广被征引：“他不是那等大才磅礴的人，他也不像那等人们心目中的所谓大师”，但“他可一直忠于自己的思想与感情，一直忠于社会与时代”，并且，“他一点一滴地做，踏踏实实地做，用了全付力量，不断地前进，不肯懈怠了一点”(99)。如此性情与节操，固然让人感动；可此文还有一段话，涉及现代中国教育史与学术史，值得专门摘引：“朱先生主持的清华中国文学系，定立的方针是用新的观点研究旧时代文学，创造新时代文学。”(100)作为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特别注重新旧文学的沟通，这不是什么秘密；难得的是，如此立场，“朱先生一生贯彻始终”，这点有弟子季镇淮的回忆为证：“平日我们见朱先生读书作文，总是中外古今同时并进。”(101) 吴、林二文撰于1948年，作者乃才气横溢的老学生，表彰的是作为“老师”而非“诗人”或“散文家”的朱自清。季、王二位乃及门弟子，谈论老师时，语调自然更为谦恭，且涉及方方面面，如新诗创作、散文艺术、学术研究、教学实践以及政治立场等。四位从游多年的学生，对于朱自清的文学及学术成就的评判并不一致，但对于其徜徉古今、融合新旧的努力，均持欣赏态度，且在各自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给予了很好的呼应。 说到吴、林、季、王四位很好地继承了老师朱自清“兼及古今”的志趣，有以上文章为证，可说是板上钉钉。有趣的是，因朱自清日记的存在，我们得以反过来勾勒先生眼中的众弟子。 1997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刊行的《朱自清全集》第九、第十卷，收录了朱自清白1924年7月至1948年8月的日记，其中提及吴组缃的只有一处，记录了吴在中国文学会上的态度，没有评论(102)；谈及林庚的地方则很多，大约有三十处。最早是1931年8月22日朱自清启程赴欧，送行的朋友中就有林庚；最后一次记录林庚来访是1948年3月29日，而当年8月12日，朱自清便因胃病发作在北平去世(103)。抗战中因分隔两地，朱自清只在1943年4月29日的日记中提及林庚，且只记名字，应该是书信往还(104)。两人见面交谈机会较多的，前有1933-1937年，以1937年8月31日“访林庚，彼已决定赴厦门”作结(105)；后者是1947-1948年，主要记录林庚来访及应邀为其《中国文学史》写序(106)。前期交往中，朱自清记下了林庚关于新诗音节及节奏的意见、对于“林庚诗近作大抵不可解”的评说，还有“林庚的朗诵又太富于诗意了(我意思是指纤雅)”(107)，最有趣的是1934年1月29日“上午林庚来谈风筝”——显然朱自清被眼前这位好玩的学生吸引住了，记录下林庚所述制作风筝的方法以及放风筝的技巧(108)。林庚从小喜欢放风筝，还写过一篇关于风筝的文章，登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一直到晚年，林庚都对这种自由自在飞翔在蓝天下的玩具特有兴趣：“在他写作台对面的墙上，就挂着一只彩色斑斓的风筝。”(109) 1941年7月，季镇淮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师从闻一多读研究生，兼作半时助教。此后七年，朱自清日记中多有季镇淮的身影。不算师生之间互访、写信及宴请，谈论学业的有——1941年12月20日：“昨晚读镇淮所见文法校勘举例的笔记，其大部观点可取”(110)；第二年2月季镇淮来访，商量论文题目，“他对春秋时期的贵族生活有一些看法，我对此论题颇有兴趣”，于是朱自清指点学生该读什么书(111)。接下来是“读季镇淮《原法家》”“季镇淮借走文章”“读镇淮的《战国时代的观人》一书并做笔记”“修改镇淮的文章”等(112)。大概是先前预期很高，可季镇淮又因生活窘迫，无法全身心投入，以至毕业论文出来后，朱先生很不满意：1945年1月4日日记：“读镇淮论文，与其说是篇学术研究论文，不如说是一篇辩论性作品。”两周后又有：“上午一多来商谈季镇淮之论文问题，告以此文过于简单，不够系统，不能通过考试。彼同意此意见。”(113)拒绝通过季镇淮的毕业论文，但对该生依旧关爱有加，先是帮他找工作，后又与其长谈文学问题，日后更为其晋升职称给校长写推荐信(114)。对于此次没能顺利通过毕业论文，季镇淮似乎不太介意，这从朱先生去世后，他受全集编纂委员会的委托，用三年时间编成《朱自清年谱》，以及日后多次撰文表彰朱先生业绩，大致可以看出。 王瑶的情况恰好相反，属于典型的“低开高走”。1942年9月，王瑶在昆明西南联大复学刚好碰上朱自清新开设“文辞研究”专题课。读朱自清日记，可见其那段时间心情很郁闷：“下午开始讲‘文辞研究’，仅到一名学生，即王瑶”；“下午三时讲课，踯躅独往教室，但唯一的学生王瑶未来。这门课的情况使我很失望，开始怀疑自己的讲课能力”；“上午因王瑶上课缺席而洗衣服”(115)。可经过一番磨合，这一师一生的奇妙课堂，逐渐变得融洽起来。旁听此课程的季镇淮，日后在《纪念佩弦师逝世三十周年》中有如下精彩的描述： 1942年暑假后，先生讲授“文辞研究”一门新课程。这是关于古代散文研究的一部分，主要是研究春秋时代的“行人”之辞和战国时代的游说家之辞。听课学生只有二人，一个是王瑶，原清华中文系的复学生；另一个是我，清华研究生。没有课本，上课时，朱先生拿着四方的卡片，在黑板上一条一条地抄材料，抄过了再讲，讲过了又抄，一丝不苟，好像对着许多学生讲课一样。王瑶坐在前面，照抄笔记；我坐在后面，没抄笔记。(116)到了第二学期，王瑶交上作业，朱自清已对其刮目相看。1943年2月9日的日记称：“下午读王瑶《说喻》，意外发现有新意见。”(117)之所以用“意外”这个词，很可能原先对这位复读生并不怎么看好。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顺了，闻一多建议王瑶报考清华研究院，拜朱自清为师，朱也就默认了(118)。 经过三年苦读，王瑶终于完成毕业论文，1946年2、3月间，朱自清日记多次出现审读王瑶论文的记载，先是“不甚满意”，后越看越好。到了4月15日“下午对王瑶进行论文考试，结果得八十四分”，朱自清已经对这个学生非常满意了(119)。我曾借助闻一多、朱自清的信札以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四卷所收录的档案，勾勒当初王瑶论文答辩的阵容：除中文系所有教授外，还外聘了文学院长兼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哲学系主任汤用彤、历史系教授吴晗，以及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彭仲铎(120)。这篇题为《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的毕业论文，日后补充修订为一代名著《中古文学史论》，总算没有辱没此极为豪华的答辩阵容。 勾勒吴、林、季、王之怀念师长文章，以及朱自清日记里的学生故事，目的是说明那位先是新文学家、后成为古典文学研究者，始终在古今之间徘徊的朱自清，对于这四位学生日后治学道路的深刻影响。 六、老大学的遗响 上述四教授中，受朱自清影响最深的，无疑是其直接指导的研究生王瑶。也正是王瑶，晚年借助朱自清这座桥梁，提出了“清华学派”这个曾风行一时的概念。 说到“清华学派”，不能不提王瑶的另一句名言，那就是：“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作为长期任教北京大学的名教授，王瑶晚年再三这么说，用意何在？我在《八十年代的王瑶》中曾略为辨析：因撰写《念朱自清先生》和《念闻一多先生》二文，王瑶重新回到美好的青年时代，爱屋及乌，因而特别表彰清华的学风及文化。另外，从21岁到39岁，这十八年间，王瑶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于后面的三十多年，不愉快的岁月居多。可那是大时代的缘故，怨不得北大；若继续生活在清华园，王瑶也未必有好处境(121)。吴、林、季三位未见如此情感强烈的表述，但也都与夹杂着“青春记忆、师长追怀、个人遭遇”的母校清华大学有密切联系。可再往前推，他们的老师杨振声、朱自清、俞平伯等又都是从北大毕业的。若从百年中国高等教育着眼，这两所旗鼓相当且相互激励的名校，在学风上虽有明显差异，唯独在“政治与学术的纠葛”这个话题上，谁都做不了主。说到底，那是“大气候”决定的。相对于国家意识形态，个人的心境与才华，学科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大学传统等，不说微不足道，也是相形见绌。1978年以后，这四位清华毕业生重新焕发青春，大展宏图，以至深刻影响北大80年代的“文学教育”，固然可喜可贺，可那也是拜改革开放之赐，而主要不取决于个人意志。说到底，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个体选择的自由以及自我设计的空间，并不是很大。 对于教授们来说，“大环境”改变不了，能用心经营的只是“小环境”。借构拟“清华学派”来影响当下的教育走向，便是王瑶的自觉选择。我曾谈及：“当初王先生提出‘清华学派’，不是在做学术论文，而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那就是如何帮助清华文科恢复精神。”(122)1985年，也就是清华中文系复建的那一年，在纪念闻一多先生逝世40周年的会议上，王瑶称：“以前的清华文科似乎有一种大家默契的学风，就是要求对古代文化现象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接下来借用冯友兰的信古、疑古、释古三分法，说明清华同人更愿意在“释古”上多用力，而“我是深受这种学风的熏陶的”(123)。1988年，清华大学纪念朱自清逝世40周年，王瑶又发表《我的欣慰和期待》，称清华中文系不仅是大学里的一个系，更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派，其特点是兼有京派、海派之长；“清华中文系的成就和特点都是和朱先生分不开的”；“北大教语言学的王力先生、朱德熙先生，教文学的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余冠英先生、俞平伯先生，一直到台湾大学的董同龢先生、许世英先生，都是属于这个系统的”(124)。这里提及北大“教文学的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而漏了他自己以及老同学季镇淮，日后的研究者自然会补上。 此文发表一年后，王瑶便去世了。而清华的学者接过这个概念大加发挥，称“清华学派”不局限于中文系，而是包括中文、外语、历史、哲学等文科各院系，甚至涵盖此前的清华国学院，其特点是中学西学结合，历史现实对话，微观宏观合流，还有兼及西方理性与传统训诂等，说到最后，连作者都感叹，这些好词似乎不仅属于清华(125)。我承认老清华的文科很有特点，但对其是否构成一个学派持怀疑态度。若局限于中文系，王瑶的说法有道理；扩大到整个人文学科，人数越说越多，特征越说越杂，“大”到无边的时候，这“学派”也就瓦解了(126)。 这里暂时撇开王瑶立说时的策略性考虑，将“清华学派”作为一个学术史概念，重新加以辨析。首先必须面对的是，朱自清有无建立学派的自觉。王瑶提及的朱先生日记，其实很简单。去世前四个月，即1948年4月12日，朱自清参加完清华的教授会，在日记中随手写下：“他(冯友兰)指出我们的研究方法既是京派又是海派，甚是。”(127)就这么一句话，此前此后，不论文章还是日记，未见朱自清谈论这个话题。朱先生性格谦虚，特别好学，常在日记中记录同事佳言，或摘抄阅读过的书籍。这些只言片语，固然显示了朱自清的趣味与立场，但若没有其他辅助材料，很难形成大的判断。比如被王瑶敏锐抓住的这句话——“既是京派又是海派”，内涵其实很模糊，即便连上十年前冯友兰的“释古”说，也都很难准确定位。 1935至1938年间，冯友兰多次撰文阐述他的“释古”观(128)，那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但问题在于，虽同属人文学科，文史哲三系各有各的学术传统，也各有各的发展路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信古”“疑古”还是“释古”，并非各大学中文系争论的焦点。当初中文系的内外矛盾及相互碰撞，聚焦在另外两对概念：文学与史学、古典与现代。 具体到清华中文系，为何另辟蹊径，杨振声、朱自清、刘文典都有明确的表述。1928年8月17日，国民政府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振声和教授朱自清等励精图治，希望凸显自家面目——“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会”(129)。为了落实这一发展战略，朱自清意气风发地走上清华讲台：1929年春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1929年秋讲授“中国歌谣”。这两门让人耳目一新的课程，同时出现在“国立清华大学”刚刚诞生的1929年，并非偶然(130)。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中，朱自清批评其他大学国文系“他们所要学生做的是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而不及新文学的创进”(131)——这里首先中箭的，自然是其竞争对手、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清华之将诞生不久的“新文学”搬上大学讲堂，可谓备受争议，不久也就偃旗息鼓了——但此举的影响十分深远(132)。至于刘文典1932年4月11日在清华大学纪念周就“清华大学国文系的特点”作专题讲演，更是称：“我们清华大学的特点，就在学生的外国文程度，比其他的任何学校，都要高些。我们国文系就正是要利用这个特点，来实现我们的理想。”(133)当年雄心勃勃、希望扬长避短的清华中文系，确实比北大中文系更为注重当下、也更突出文学性。这从其课程设计可以看得出来，而允许林庚以新诗集作为毕业论文，以及选择小说家吴组缃读研究院，更是无声的宣言。 不过，这里所说的北大、清华两校中文系的对立，主要存在于1928-1937年间。因为，全面抗战爆发后，两系合并进入西南联大；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中文系并入北大。中间这几年(1946年9月至1952年8月)，或兵荒马乱，或沧海桑田，大家都很难在课程设计上施展拳脚。即便是竞争激烈的那十年，也有个变化的过程——1930年年底胡适重返北大，意识到清华的挑战以及北大自身的局限，特别邀请杨振声，希望借助其对于新文学(教学及写作)的巨大热情，整顿暮气沉沉的北大中文系。虽然杨最后没来，但第二年北大中文系的课程在胡适的主导下，确实发生很大变化(134)。 或许可以这么描述：“整理国故”兴起后，北大中文系更多关注“旧文学”与“考据”；改为国立大学后，清华中文系刻意引入了“新文学”与“创作”，以便与北大抗衡。这两种各有其合理性的文学教育理念，在西南联大时期已相互借鉴；到了院系调整，更是彻底合流。因此，吴、林、季、王所体现的文史兼修、古今并举，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两种不同学风的对话、融合与自我更新的过程。 历史进入80年代，这四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老骥伏枥，各有其努力方向，其中个人著述最多的是林庚，而指导研究生最成功的当属王瑶。晚年接受采访，谈及自己近年很好的写作状态，林庚称： 要是没有这段时间，这些东西还真是没法整理了，那么《文学史》就只是半本了，《天问》研究了一半也拿不出来，关于诗歌的理论以前也没整理过，我的格律诗，要不是出了《问路集》，也都散掉了。所以这些年对我还是很重要的，把我一生的工作都整理了一遍。(135)相对而言，另外三位先生虽也努力，却不像林庚那样成果丰硕。但在教学(尤其是指导研究生)方面，四人均有不俗的成绩。80年代的中国学界，如何承上启下，促成薪火相传，成了老一辈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学位制度的建立，使得这种“苦心孤诣”成为可能。 以下列举1978年以后吴、林、季、王四位教授指导的研究生名单(已完成学业，根据论文统计)： 吴组缃指导硕士生两名[张全宇、张健]、博士生三名[刘勇强、张国风、朴永钟(与周强合作指导)]； 林庚指导硕士生一名[钟元凯]、博士生两名[徐志啸、沈美庚]； 季镇淮指导硕士生四名[张中、张永芳、夏晓虹、吴迪]； 王瑶指导硕士生十名[钱理群、吴福辉、赵园、陈山、凌宇、温儒敏、张玫珊(与乐黛云合作指导)、林基成、郭小聪、朱晓进]、博士生五名[温儒敏、陈平原、方锡德(与严家炎合作指导)、张国祯、谢伟民(与孙玉石合作指导)]。看了这个名单，熟悉当下中国学界的读者很可能马上有如下反应：第一，王瑶确实指导有方，故其“学术薪传”最为成功；第二，吴、林、季三位寿命都比王瑶长，其指导研究生的数量未免太少；第三，为何北大那么晚才开始招收文学专业博士生(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第一届博士生1984年10月获得学位；北京大学则迟至1987年6月)？第三点与教授们的严谨与谦让，也与校方的不够重视有关。第二点则关涉制度设计。开始招生研究生的1978年，吴组缃70岁、林庚68岁、季镇淮65岁；最后一个学生毕业时，吴组缃88岁、林庚88岁、季镇淮74岁，照常规确实早就该退休了。可这中间那么多年，为了把舞台让给下一代学者，北大没像其他大学那样，充分利用这些老先生的经验与智慧(想想南京大学的程千帆、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苏州大学的钱仲联)。 这就说到人格熏陶与学问承传的关系。说实话，七八十岁的老先生，不可能像年富力强的中年教授那样，手把手地教你读书做学问。可80年代的中国，中文系还能吸引很多绝顶聪明的好学生；能考入门的，根本用不着手把手教。王瑶刚去世时，我写过一篇短文，谈及先生的“传道授业解惑”： 先生习惯于夜里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往请教。很少预先规定题目，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得意处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象放风筝一样，话题漫天游荡，可线始终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收回来。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面孔正襟危坐？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136)这段话常被论者引述，以为颇具雅趣。也有读者表示怀疑，以为是我“妙笔生花”。其实，此乃“写生文”，不曾着意渲染。今人之所以感觉陌生，就因为研究生教学制度化以后，同样可能窒息活生生的师生交谈。我入学的时候，中国的博士制度刚刚建立，没有统一的课程或学分规定，导师于是以闲谈代替授课。当初因缺乏经验而不曾正襟危坐，倒是与古人“从游”之义相吻合(137)。 其实，老教授指导研究生，长处不在有形的学问，而在一种精神，一种气象，一种人格魅力。想到这些，我对北大当初之固守制度，没让老先生多带研究生耿耿于怀(不只中文系，人文学科各系均如此)。哪怕主要事务由副导师负责，老先生只是挂名，不时与学生聊聊天，都会有很好的效果。我说的“效果”，不是给学生提供“象征资本”，让其日后可在人前吹牛；而是从老先生那里，确实能感受到老大学的精神与风采。 在《八十年代的王瑶先生》一文中，我谈及王瑶之“极力为民国年间的清华文科叫好，某种意义上是在为老大学‘招魂’。”(138)我并不主张神化“民国大学”(139)，但我承认，80年代的中国学界，幸亏有这么一批饱经沧桑的老学人，让我们得以接续民国年间若干好大学的优良传统——这里就包括了老北大与老清华。 那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那也是一段永不磨灭的记忆。借辨析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等老一辈学者的足迹，我们得以触摸此兼及古今、贯通文史、关心政治的学术传统，同时也可明白其中的利弊得失。或许，这是上一代学者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 收稿日期：2015-03-01 注释： ①参见陈平原：《满枕蝉声破梦来——怀念吴组缃先生》，《书与人》1995年第1期；《童心与诗心》，《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8月29日；《即将消逝的风景》，《中华散文》1998年第5期；《书札中的性情与学问——怀念季镇淮先生》，《学问》1999年第2期；《念王瑶先生》，《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32-264页。 ②参见陈平原：《〈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小引》，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张伟：《林庚：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中国青年报》2006年10月18日。 ④季羡林：《悼组缃》，《吴组缃先生纪念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⑤参见孙玉石：《“相见匪遥乐何如之”——林庚先生燕园谈诗录》，《化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⑥张菊玲：《永念恩师——追忆吴先生与中国小说史研究》，《吴组缃先生纪念集》，第166页。 ⑦参见谢冕、费振刚主编：《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8-90、164-165页。 ⑧参见夏晓虹编：《季镇淮先生学术年表》，《季镇淮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⑨参见孙静：《石韫玉而山辉——深切悼念季来之(镇淮)师》、杨天石：《回忆季镇淮师》，见夏晓虹编：《季镇淮先生纪念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67、68-73页。 ⑩张中：《文史兼治 品行双修——缅怀业师季镇淮》，夏晓虹编：《季镇淮先生纪念集》，第141-142页。 (11)钱理群：《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林庚先生对我的影响》，《化雨集》，第77页。 (12)赵园：《王瑶先生杂忆》，《王瑶和他的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页。 (13)《北京大学校报》2002年12月5日所刊《林间学者的诗人情怀》(曾华锋)，将林庚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为“北大中文四老”，我怀疑是受《书札中的性情与学问》(1999年)一文的影响。 (14)陈平原：《书札中的性情与学问》，夏晓虹编：《季镇淮先生纪念集》，第122页。 (15)据北京大学档案馆藏人事处档案：《北京大学教员名单》(1952年12月)，参见马越编著：《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 (16)参见林清晖：《林庚教授谈古典文学研究和新诗创作》，《群言》1993年第11期。 (17)参阅彭庆生等编：《林庚先生的生平和著作》，《化雨集》，第413页。 (18)参阅方锡德编：《吴组缃生平年表》，《吴组缃先生纪念集》，第373、377、383-384页。 (19)参见夏晓虹编：《季镇淮先生学术年表》，《季镇淮文选》第229页。 (20)1947年复原回到北平后，为了推动学术发展，朱自清布置三位以前的研究生撰写书评，王瑶评林庚的《中国文学史》，季镇淮评贺昌群的《魏晋清谈思想初探》，范宁评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三篇书评都很精彩。 (21)吴组缃：《读〈阿Q正传〉》《说〈离婚〉》《谈〈春蚕〉》及《〈日出〉漫谈》，分别见《苑外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7-232、233-253、254-283、284-304页。 (22)参见吕德申：《回忆吴组缃先生》，《吴组缃先生纪念集》，第213页。 (23)吴组缃：《〈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论贾宝玉典型形象》，《说稗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1-130、146-198页。 (24)《司马迁》195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初刊，日后多有重印。《闻一多先生年谱》完成于1948年，《朱自清先生年谱》完成于1951年，将两谱从本集抽出，合为一编，附录另外三文，以《闻朱年谱》名义单行，则是三十多年后的事。参见《闻朱年谱》，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07-110、193页。 (25)季镇淮：《挽诗一首》，《来之文录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8页。 (26)吴组缃：《哭昭琛》，《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27)林庚：《怀念昭琛兄》，《王瑶先生纪念集》，第4页。 (28)当年的青年教师温儒敏有个观察：“季先生这个主任当得非常超脱，很少过问系里的事情，连开会也不太见得到他老人家，等于是‘甩手掌柜’。”(见温儒敏《书香五院：北大中文系叙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季之所以如此“洒脱”，除了身体不好，更因学校也没准备让他“主政”。 (29)参见陈徒手：《文件中的王瑶》，《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78-193页；钱理群：《读王瑶的“检讨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3期；陈平原：《中文系的使命与情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台大、港中大的“文学教育”》，《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30)这篇《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自我检讨》手稿，日后收入《王瑶文集》(1995年)第七卷和《王瑶全集》(2000年)第七卷。 (31)参阅王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检查》，《王瑶文集》第七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598页；《王瑶全集》第七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8-371页。 (32)参见季镇淮：《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来之文录续编》，第358页。 (33)吴小如晚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他(王瑶)有两次受不了要自杀，都是我劝住了。”参见舒晋瑜《吴小如：我不喜欢凑热闹》，《中华读书报》2014年5月14日。 (34)陈徒手：《文件中的王瑶》，《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第183页。 (35)参见朱德熙《哭昭琛》，《王瑶先生纪念集》，第12-13页。另外，林庚先生也曾私下对我说：你老师太热心政治了。 (36)参见夏中义：《清华薪火的百年明灭——谒王瑶书》，《九谒先哲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321-414页；夏中义等：《王瑶：学术先觉与心灵痛史》，《从王瑶到王元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王瑶和他的世界》，第400-459页；钱理群：《我理解的王瑶传统》，《阅读王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8-428页。 (37)王瑶：《致王德厚》，《王瑶文集》第七卷第635页或《王瑶全集》第八卷第292页。 (38)参见杜琇编：《王瑶年谱》，《王瑶文集》第七卷第720页或《王瑶全集》第八卷第378页。 (39)参见袁良骏：《我们为何拔游国恩先生的“白旗”？》，《中华读书报》2009年10月14日；黄修己：《自言自语说自己》，谢冕、费振刚主编：《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纪事》，第21页。 (40)此外，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刊行过一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文学教研室六位教师集体撰写的《林庚文艺思想批判》。 (41)《前言》，《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一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42)张鸣：《人间正寻求着美的踪迹——林庚先生访谈录》，《文艺研究》2003年第4期。 (43)参见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后记》，《中国文学简史》(上卷)第385页，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198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此书的修订本，林庚进一步加深描述了寒士文学的中心主题、语言诗化的曲折历程，以及浪漫主义的抒情传统，称这“正是先秦至唐代文学发展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修订后记》)。至于原先谈如何学习苏联理论的初版《后记》，则一笔删去。 (44)参见《〈诗人李白〉三版后记》，《林庚诗文集》第八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0页；《关于“大闹天宫”的故事情节》，《西游记漫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10页。 (45)“他曾告诉我，走路一定要昂起头来。他一辈子都昂着头，而昂着头的人宛如南山的青松，精神是不老的!”袁行霈：《燕南园62号》，《化雨集》，第18页。 (46)“批评胡适引导人去为考据而考据，使得学者缺乏整体思考，‘把眼光停留在个别琐碎的事实上’。在学理上，先生主要仰仗闻、朱的探索。”参见陈平原《念王瑶先生》，《当年游侠人》第241页。另，季镇淮在《纪念浠水先师闻一多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中，特别强调闻一多不满足干考据，“他的方法和视野，因时代的关系，实超出了乾嘉学派的代表学者”，见《来之文录续编》，第345页。 (47)孙玉石：《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怀念季镇淮先生》，夏晓虹编：《季镇淮先生纪念集》，第77页。 (48)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近代诗选》小组：《〈近代诗选〉前言》，《近代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49)作为闻一多亲自指导的研究生，季镇淮深受导师政治立场的影响，1945年6月便已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闻一多被暗杀后，季镇淮撰写了好几篇辨析嵇康之死或竹林故事的结局等借古讽今的文章。 (50)参见倪其心：《季师轶事记趣》，夏晓虹编：《季镇淮先生纪念集》，第52页。 (51)夏晓虹谈及“文革”前季镇淮深陷“个人兴趣和集体项目之间的冲突与调和”：“1958年后，接连加入1955级文学专业学生们的《中国文学史》写作、《近代诗选》编注、《入境庐集外诗辑》汇录，以及随后参与主编与撰写一卷本《中国文学史大纲》与四卷本《中国文学史》，都让季先生投进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见夏晓虹：《〈季镇淮文选〉前言》，《季镇淮文选》，第3页。 (52)最有名的故事是读研究生时，吴组缃曾选刘文典的六朝文学课，因在作业中大骂六朝文学乃娼妓文学，被判不及格。刘教授托人带口信，只要改变观点，就可过关。可已经结婚生子的吴组缃宁肯中断学业(因一门课不及格便拿不到奖学金)，也不改变观点。 (53)参见陈平原：《四代人的文学史研究图景》，《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此文以成长并主要活跃于1910-1940年代的学者为第一代；以成长并主要活跃于1930-1960年代的学者为第二代；以成长并主要活跃于1950-1980年代的学者为第三代；以成长并主要活跃于1980年代至世纪末的学者为第四代。 (54)关于百年中国的“文学教育”，参见陈平原：《“中文教育”之百年沧桑》，《文史知识》2010年第10期，以及个人专著《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5)《〈中国文学史〉自序》，《林庚诗文集》第三卷，第6页。 (56)参见张鸣：《林庚先生谈文学史研究》，《文史知识》2000年第2期。 (57)参见马嘶：《林庚评传》第四章“厦大十年”第二节“在厦大研治中国文学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8)张鸣：《人间正寻求着美的踪迹——林庚先生访谈录》，《文艺研究》2003年第4期。 (59)参见程毅中：《少年精神与童心》，《化雨集》，第3页；商伟：《与林先生相处的日子》，《化雨集》，第112页。 (60)王瑶：《评林庚著〈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古代与现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6页。 (61)参见王瑶：《评林庚著〈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古代与现代》，第296-305页。类似的批评还有：“在这部书中，历史和时代的影子都显得非常淡漠，我们像把许多时代和生活情形都有参差的文人，以一个标准或精神来平列地加以欣赏和考察。这样，‘诗的’特点自然会超过了‘史的’。” (62)《〈中国文学史〉朱佩弦先生序》，《林庚诗文集》第三卷，第5页。 (63)《〈中国文学史〉朱佩弦先生序》，《林庚诗文集》第三卷，第3页。据王瑶称，朱自清曾去信：“书评已读过了，写得很好。意见正确，文章也好。虽然长些，我想不必删。”参见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初版后记》，《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页。 (64)参见《〈中国文学史〉朱佩弦先生序》，《林庚诗文集》第三卷，第5页。 (65)林庚著《中国文学简史》上卷写到唐代为止，1954年9月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初刊，此书《后记》称：“解放后时常想修改以前出版的那本《中国文学史》，可是几次动笔，都感到无从下手，最后只好来重写一部。”而包含下卷的《中国文学简史》1995年7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作者在《后记》中称：“下卷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写成，很对不起许多读者们，四十年来这一直是我一件心事。” (66)参见孙玉石：《“相见匪遥乐何如之”——林庚先生燕园谈诗录》，《化雨集》，第52页。读朱自清日记，猜想此事乃林庚本人主动争取，系主任朱自清大力协助，校方才予以通融的。朱自清1933年3月1日日记称：“早见张教务长，谈林庚事，予未细思，以为其事定不合理，后林来讨论，又与江清商量，觉林说亦不为无理，予之无定见，可哂之至(此昨日事)。”(《朱自清日记》第九卷，第202页)同年5月1日朱自清日记：“晚读林庚诗，其旧作颇婉曲清新，层层剥进，与二年前之作迥异，其新作独行其是，全不用论理的联系，意境力求深僻，亦有幽致，但不易解，读时大抵半凭猜测也。”(《朱自清日记》第九卷，第215页)虽没明说，但据时间及内容推断，这两则日记关涉林庚之以诗集为毕业论文。 (67)参见孙玉石：《“相见匪遥乐何如之”——林庚先生燕园谈诗录》，《化雨集》，第57页、61-62页。 (68)《朱自清全集》第九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43页。 (69)《朱自清全集》第九卷，第360页。 (70)《朱自清全集》第九卷，第361页。 (71)《朱自清全集》第九卷，第36页。 (72)《朱自清全集》第九卷，第408页。 (73)参见《〈林庚诗选〉后记》，《林庚诗文集》第九卷，第139页。 (74)参见王瑶：《自我介绍》及《治学经验谈》，《王瑶文集》第七卷，第99、450页，《王瑶全集》第八卷，第103页；第七卷，第218页。 (75)参见《坷坎略记》，《王瑶文集》第七卷，第434-439页；《王瑶全集》第七卷，第201-207页。 (76)赵俪生：《宛在的音容》，《王瑶先生纪念集》，第15页。 (77)季镇淮：《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来之文录续编》，第358页。 (78)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初版后记》，《中古文学史论》，第252页。 (79)《〈中古文学史论〉重版题记》称：“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既不同于以分析和评价作品的艺术成就为任务的文学批评，也不同于以探讨文艺的一般的普遍规律为目标的文艺理论；它的性质应该是研究能够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特征的具体现象，并从中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它的规律性。”《中古文学史论》，第2页。 (80)参见吴组缃：《〈山洪〉重版题记》，《宿草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10页。 (81)参见方锡德：《吴组缃生平年表》，《吴组缃先生纪念集》，第379、381页。 (82)吴组缃：《〈吴组缃作品选〉序言》，《苑外集》，第178页。另外，1985年，吴组缃在回答为何1949年以后没有写长篇的提问时称：“1949年以后，我在学校里教书，太忙了，没有时间搞创作。”参见吴组缃：《答美国进修生彭佳玲问》，《苑外集》，第133页。 (83)参见郭良夫：《怀念来之》，《季镇淮先生纪念集》，第43页。 (84)《“七十二”》，《闻一多全集》第一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07页。 (85)参见杨天石：《回忆季镇淮师》、孙文光：《继往开来，义不容辞——记季镇淮先生与“龚学”》、张中：《文史兼治，品业双修——缅怀业师季镇淮》、夏晓虹：《以学为乐，以史为志——季镇淮教授印象》，《季镇淮先生纪念集》，第72、132、143-144、161页。 (86)参见陈平原：《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上)，《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87)参阅葛晓音：《诗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林庚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化雨集》，第172-196页。 (88)林庚：《悼念组缃兄》，《吴组缃先生纪念集》，第17页。 (89)参见林庚：《两点想法》、《人间正寻求着美的踪迹——林庚先生访谈录》，《林庚诗文集》第九卷，第132、306页。 (90)当记者问林庚“写作和教学您更看重哪个”时，林庚的答复很干脆：“我先是诗人，后是教授。”参见曾华锋：《林间学者的诗人情怀》，《北京大学校报》2002年12月5日。 (91)王瑶很少写诗，更不写小说；季镇淮从西南联大到北大，一直写旧体诗，但不谋求公开发表。 (92)1999年我在《念王瑶先生》中提及，王先生晚年为台湾大安出版社编过一部题为《从古典到现代》的自选集，可惜出版社出于销售考虑，改为《中国文学纵横谈》。当初撰文时全凭记忆，后来发现王先生书札，初拟的书名是《中国文学：古代与现代》。于是，我按先生思路，为北大出版社编辑了同题文集，于2008年刊行。 (93)陈平原：《念王瑶先生》，《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第236页。 (94)林庚：《〈中国文学史〉自序》，《林庚诗文集》第三卷，第6页。 (95)《〈中国文学史〉朱佩弦先生序》，《林庚诗文集》第三卷，第4页。 (96)林庚：《我的楚辞研究》，《林庚诗文集》第九卷，第230页。 (97)张鸣：《人间正寻求着美的踪迹——林庚先生访谈录》，《化雨集》，第395页。 (98)林庚：《纪念佩弦先生》，《林庚诗文集》第九卷，第69-70页。 (99)吴组缃：《敬悼佩弦先生》，《拾荒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205页。 (100)吴组缃：《敬悼佩弦先生》，《拾荒集》，第202页。 (101)季镇淮：《回忆朱佩弦自清先生》，《来之文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2页。 (102)《朱自清日记》第九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页。 (103)《朱自清全集》第九卷，第36页；第十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99页。 (104)《朱自清全集》第十卷，第237页。 (105)《朱自清全集》第九卷，第482页。 (106)《朱自清全集》第十卷，第454、455、465、467、474、489页。 (107)《朱自清全集》第九卷，第210与399页，以及221、343页。 (108)《朱自清全集》第九卷，第277-278页。 (109)孙玉石：《“相见匪遥乐何如之”——林庚先生燕园谈诗录》，《化雨集》，第63页。 (110)《朱自清全集》第十卷，第140页。 (111)《朱自清全集》第十卷，第151页。 (112)《朱自清全集》第十卷，第173、209、267、298页。 (113)《朱自清全集》第十卷，第326、329页。 (114)朱自清1946年4月20日及5月25日、1947年5月10日日记，见《朱自清全集》第十卷，第400、405、454页。 (115)《朱自清全集》第十卷，第199、200-201、209页。 (116)季镇淮：《纪念佩弦师逝世三十周年》，《来之文录》，第433页。 (117)《朱自清全集》第十卷，第225页。 (118)朱自清1943年5月19日日记：“王瑶告我，一多让他报考我们的文学研究所，并答允他可能被聘为兼职助教，此事一多从未让我知道。”《朱自清全集》第十卷，第242页。 (119)参见《朱自清日记》第十卷，第390-399页。 (120)参见陈平原《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11月12日。 (121)陈平原：《八十年代的王瑶先生》，《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122)陈平原：《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现代中国》第六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123)王瑶：《念闻一多先生》，《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0页。 (124)王瑶：《我的欣慰与期待——在清华大学纪念朱自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诞生九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文艺报》1988年12月10日，载《王瑶文集》第七卷第80-84页或《王瑶全集》第八卷第83-87页。 (125)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此文又见徐著《释古与清华学派》，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26)参见陈平原：《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 (127)《朱自清全集》第十卷，第502页。 (128)参见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1935年5月14日《世界日报》；《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骨骾》第62期，1935年5月；《〈中国经济史〉序》，1936年12月4日《北京晨报·思辨》第64期；《〈古史辨〉冯序》，《古史辨》第六册，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版。 (129)关于早期清华如何经历游美肄业馆、清华学堂、清华学校、新旧制并存四个时期，参见杨振声《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文学杂志》3卷5期，1948年10月。 (130)参见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香港)《中国文学学报》创刊号，2010年12月。 (131)《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初刊《清华周刊》35卷第11、12期《向导》专号，见《朱自清全集》第八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407页。 (132)参见王瑶：《先驱者的足迹——读朱自清先生遗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艺论丛》第十四辑，1982年2月。 (133)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134)参见陈平原《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上)。 (135)张鸣：《人间正寻求着美的踪迹——林庚先生访谈录》，《文艺研究》2003年第4期。 (136)陈平原：《为人但有真性情——怀念王瑶师》，《鲁迅研究》1990年第1期；《王瑶先生纪念集》，第275页。 (137)参见陈平原：《即将消逝的风景》，《中华散文》1998年第5期；又见《老北大的故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213页。 (138)参见陈平原《八十年代的王瑶先生》，《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139)“我们只能说，民国大学之所以成为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话题，潜在的因素是公众对当下中国的教育制度不满，希望借此展开分析、反省与批判。”参见李浴洋：《陈平原：在追摹时回味，在鉴赏处反省——关于民国大学》，《同舟共进》2014年第7期。标签：林庚论文; 吴组缃论文; 王瑶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清华大学中文系论文; 清华研究生论文; 季镇淮论文; 文学论文; 大学论文; 北京大学论文; 中文系论文; 清华论文; 研究生论文; 北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