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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感到非常高兴与荣幸，对全美商业经济学家协会授予我亚当·斯密奖，我表示深深的谢意。这一荣誉对我来说，其意义比你们想像的还要重大。在过去几年里，我作为一名严肃的学者，总是好争论不休，我不得不说的某些话一直未受到特别欢迎。事实上，在英国一家报纸《卫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关我的报道，大标题是，“与惹人气恼的教授共进午餐”。当我知道全美商业经济学家协会的会员们明白我的论辩一直有个严肃的目的时，虽然他们可能不会完全同意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我感到欣慰不已。这个严肃的目的是—我不是仅仅为此而易怒，也不是因其臭名昭著而迁怒，而是因为我力图解救那些近来处于相当悲观状态的经济学论述。
世界贸易、资本流动与经济
今天，我想谈一个话题，这不仅一直是我论辩的中心，而且是我近几年来一些研究的中心：日益增长的世界贸易与资本流动——即“全球化”对现实经济以及我们看待经济之方式的影响。这的确不是一个新话题，我们可以论辩：对全球化的关注要追溯到我们已知的经济学从哪里开始。作为一名业余研究历史的知识分子，我认为，现代经济学实际上早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前几年就有了，取得关键性进展的还不是亚当·斯密，而是他的好友大卫·休谟。休谟所著的《论贸易平衡》——论证了贸易不平衡是自我调整的——其中不乏许多良好的经济分析的主要特征。尤其是，休谟的著作至令仍保留着一个特征，据我所知，它常常表明一个好迹象，那就是你站在正确的轨道上。有些自认为对经济学有深入研究的人，他们缺乏耐心或虚心去实际地学习有关该学科知识，却接连不断地去查找休谟令人激怒的论点。任何一种有二百年历史的观点，要是仍能使那些妄自尊大的人气急败坏的话，一定有它的优点！
然而，虽然国际贸易并不是经济学的一个新概念，但是在最近十五年左右，对全球化的关注已引起了公众的想象——或许我应该说已引起了研究政策的知识分子的想象，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极大地限定着当前传统智慧的范围。
我愿引用最近一篇关于全球化的典型例子来说明，近来，诸多对此问题论辩的特点，这篇文章出自迈克尔·林德之手。你们中间许多人可能知道，他是一位因新近出了一本论及美国社会及经济前景的深受好评的书，并在《新共和》杂志新任高级编辑一职，在过去一年里声名鹊起的年轻作家。以下是他在去年六月号《哈泼斯》中所讲的话：
“许多自由贸易鼓吹者声称，美国生产率的高度增长，将抵销由全球血汗工厂的经济所造成的对工资的压力。而这吸引人的理论却成了不愉快事实的牺牲品。生产率一直在持续上升，但仍未给美国工人带来工资的增长。自1977年到1992年，美国工人的平均生产率上升了百分之三十，而平均实际工资却下降了百分之十三。这个结果是无法逃避的。不论生产率增长多少，只要有大量的工人为稀少的职位而竞争，工资仍将下降。这种劳动力的增多是由美国式公司的全球化举措造成的。”
文章在这儿显得特别有力，而这些意思大家听起来应该熟悉。我们在此所拥有的是一幅世界图画，其中，商品与资本的流动性意味着旧的规则再也不适用；并且，高生产率再也不意味着高工资，因为在别的地方总有一些人愿意拿更少的钱干同样的活儿。我选用林德的描述是因其丰富多彩的语言和其它一些稍后即明的原因，但我也可在许多别的文章中或多或少地发现同样的观点。它们的作者是：莱斯特·瑟罗、罗伯特·里奇、爱德华·卢特瓦克、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等等。
迈克尔·林德文章的妙处，在于它特别清楚地说明了当前对“全球化”普遍关注之问题的一些典型特征。
纠正谬误
如果你们非常熟悉美国经济数据的话，这段摘录中显而易见的第一件事就是：林德先生对经济学了解得并不多。尤其是，我刚引用的这段话，结果成为某人不明白经济统计数字意味着什么，或者不明白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却试图讲起话来像个经济专家时所发生情形的一个典型例证。
让我来简略描述一下他这段话中的引人发笑之处吧！百分之三十的生产率增长仅仅发生在制造部门；任何对最近经济趋势略为熟悉的人都知道，制造业强有力的生产率增长，已受到其它行业近乎萧条的抵销。实际上，在林德时期，整个商业部门的生产率只上升了百分之十三。所谓百分之十五的工资下降同样易产生误导，这至少有两个原因：①它忽略了增长的效益；②它只适用于蓝领工人。一种更好地表示法为实际钟点补偿，它实际上升了百分之二。这就证明：即使百分之十三的生产率增长和百分之二的补偿增长之间存在差距，也并不意味着劳动率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在这一时期下降了；实际上，它却稍有上升。生产率增长与补偿增长之间的差异原来是一个指数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对于企业部门产出所隐含的通货紧缩给了计算机业一个很大的加权值，而当消费品价格指数给并不属于企业部门产出的住房建筑业一个大加权值时，前一个加权值在消费品价格指数中起不了什么作用。
换句话说，收入的大量再分配是离开劳动率而朝着资本的—这是林德先生论点的核心，它却是其想象中的虚构—这种情况实际上从未发生过。劳动率占收入的份额一直十分稳定，这也并非是个秘而不宣的事实：这个事实是能找到的，任何人在几分钟内都可在《美国统计摘要》中发现。
遗憾的是，这一实例并非那么不同寻常。在此，我们有人已听说或已阅读过某些他认为表明全球化巨大影响的统计数字。他在这方面根本是无知的，他并不知道这些数字是误导性的；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说，他基至并不知道，只是根据你在某处听到或读到的一些数据，而不花几分钟的时间去检验一下这些数字涵义以及它们来自何处，便对世界经济作出全面的评价，这是非常危险的。
为何造成谬误？
然而，这里有一个更加深奥的问题。林德先生无疑是位非常聪明的年轻人，他恰恰对经济学知之甚少且不愿花时间去了解更多。对于这一点也谈不上羞愧：世界这么大，没有任何人可以成为所有领域的专家。既然是那样，为什么他却认为，他可以并且有必要对此论题持有如此强硬的观点，而且向我们这些人讲演他的出于无知的沉思冥想呢？
近年来，我已在这个问题上费了不少脑筋，因为林德先生无论如何也不是孤立的。他仅仅是个平庸之辈的新典型：本来是个搞文学的知识分子，却从阅读《大西洋月刊》和观看《麦克尼尔·莱勒》中学了一点经济学，而自己又不愿作更加深入地探究——如看看入门教科书—就觉得可以对世界经济发表武断的意见。这些武断的意见典型地将世界描述成一个斗争的场所，这个斗争因全球化而更加激烈。几年前，人们的印象是势均力敌的世界经济，其中，先进的国家为获得未来工业的控制权而你争我夺。这些天来，焦点开始移至类似林德先生的观点，其中，斗争是在劳资双方或新的工业化经济与老的工业国之间。总之，这些景象总是那么富有戏剧性，总是那么恐怖，其程度远比经济学家们通常所说的还要严重。
为什么几乎是孤陋寡闻的人，反而觉得需要发表如此这般的意见呢？实际上，我并不认为答案是特别有趣的策略。噢，有一伙有名的日本狂热分子和反北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鼓吹者，实际上他们是雇佣的枪炮，驾驶着所谓的思想坦克，可靠地思索出适合其倡议者利益的思想。但是我相信，全球化论调当今如此深入于经济讨论，驱使这一言论的基本力量是更加微妙，也许更加有力的东西：即研究政策的知识分子们的时髦感。
毕竟，象林德先生这样的故事是激动人心的。假如你们将美国工人的经济苦难归之于全球性的商品流动和资本流动，你们几乎可以将一切事物都捆入一个虚无的包裹里：世界贸易的增长、多国公司的跃起、西方的衰落、亚洲的经济奇迹等。这些故事具有一种冲击力与魔力，这在经济学中是少有的—实际上，谈论全球化的方式，使人将广泛的全球性斗争的景象同一种异国旅行感联系在一起，以想起詹姆斯·邦德的早期电影。此类故事更显一番优势，使我们的作者和演说者说起话来显得特别深不可测（因为大家都知道，深不可测是以你能使用的“全球化”一词的频率来衡量的）。
擅长讲这种故事的人无怪乎在世界上各显神通。一些人写出了畅销一时的书；一些人成了国际知名的权威；一些人跃升内阁甚至更高的职位。我相信，关于全球化故事所产生的浪漫效应，是这些故事得以传播及重复的主要原因。迈克尔·林德既不是第一个，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知识分子时髦感的受害者，受到那些全球性幻景魔力的诱惑，以至试图在他不明白的某一论题上讲起话来像个专家。
可不是吗，世界经济是一个非常棘手而现实的题目，至少在象我这样的惹人气恼的教授手里是这样。令人烦恼的是，我们不停地发问的东西，不是全球化故事是否性感，或者使讲故事者引人入胜，而是该故事是否真实。实际上，这些未来博学者所谈的全球性论调大多是假的。
该问题的一些事实
就让我讲讲什么是真实的来作个开端吧！世界贸易在世界产出中的份额比它大约三十年前增加了很多，尤其是对美国来说—虽然美国的贸易还没有英国自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以来的那么开放，这是事实。用历史的标准来衡量，国际资本流动近来已增大，这也是事实—我所指的近来是1990年以来—即使如此，这种流动与世界收入相比较，还没有1913年以前的世界收入大。归根结底，国际货物与资本的流动确实大大地增加了，尽管它仍然远没有完善。
然而，这种流动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让我来说明全球化对经济产生很小影响的两个领域。
首先，尽管存在全球化，任一大国的总体生活水平的增长率与它的生产率的增长率大致相等——事情就是这样。与其它国家相比，起作用的不是生产率也不是其增长率；假定我们的生产率每年增长1%，我们的实际收入每年会增长约1%，不论其它地方生产率的增长是零抑或是4%。
为什么我对此断言这样有信心呢？毕竟，其它国家生产率的增长可以对我国产品增加竞争力，迫使我们对产品削价。这是否意味着当我们的生产率增长时我们的实际收入可能会下降？是的，它会，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国外的增长意味着增加了竞争，但同时也意味着扩大了市场。对我国实际收入的基本影响可能有两种；究竟是哪一种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无论哪一种影响，都可以用贸易条件的效果来衡量—出口对进口价格的比率。国外的增长只有在有害于我方贸易条件时才会损害我国。
这仍然是说实际收入不一定与生产率有联系，不是吗？是的，但在贸易条件上下降的影响要看贸易在收入中的份额。如果要将美国的贸易条件一分为二——如果我们出口货物的价格与进口货物的价格相比为一半——实际收入的减少仍然只有5%或6%。因此，要大量放松国内生产率与生活水平之间的联系，就必须在贸易条件上作出更大改变。但此类事情从未发生过。事实上，美国的贸易条件在1994年是与1974年一样的。
在这一点上，有人可能会反驳：生产率本身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国内变量，国际竞争可影响本国的生产率增长——比如，将你逐出未来主要工业。但这使我作出第二个断言：实际上，生产率纯属国内之事。
怎么会这样呢？贸易不是决定你们可以拥有多少高工资、高生产率的职位吗？若外国拥有高价值部门而我们拥有低价值部门，这不会降低我们的生产率吗？可答案仍然为：是的。许多人都设想，划分“良好的，高附加值的”工业是不难的，收入与工资率上的大部分国际差异都与谁拥有这些工业有关。事实上，这远非那么容易。这里有一些工业“租金”的证据—对同等的工人给予高于平均值的工资，或高于正常的报酬收益率，但这些租金通常都很小。当你试图要估量国际竞争对美国的这种工业租金带来的影响时，你总是会得出这样的估计结果：低于百分之一的工资总额的十分之一。实际上，这又一次说明了生产率增长与国际贸易没有什么关系。
因此，假若你们的关注是在国民总收入的决定因素上，那么归根结底就是全球化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实际收入取决于国内生产率，而后者又是由国内诸多因素决定的：出口产品的份额比以往大，而进口消费的份额也比以往大这一事实，根本就无关紧要。
那么，全球化在何处可能产生影响呢？主要是对我国国内的收入分配来说。当某些人心目中所想象的从劳动到资本的数额如此之大的再分配还未发生时，就已经出现了从劳动到资本的大规模的再分配——从欠熟练或运气差到较熟练或运气好。国际贸易无疑在这种再分配中起到一些作用。同这一领域的大多数经济学者一道，我要论辩，它显然起到次要作用：我这一论点的描述，可在最近一期《布鲁金斯论文集》中找到。然而，这里我还是不作深入探讨，我们只是这样说吧：全球化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不仅比我们普遍相信的有限，而且比那些有关全球性为何改变了可想像的一切的浅薄故事，还要影响到经济上更加微妙的各个方面。
结论
把中心放在这些实际问题上是重要的。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工作不可能做得有效，除非我们清除掉已经侵扰于整个国际经济学问题的一些胡言乱语。我们需要结束对这种全球化思想的浪漫的迷恋，结束对任何使用短语“全球经济”的人却被当做一个伟大的博学者时所表现出来的随便态度。我曾经试图悉心解释一些象“比较优势”的经济学概念，但并未奏效。得来的有时却是嘲笑。假若你能使某位想象他自己是个博学的人显得很愚蠢，那么，有时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使他或者至少使可能想这么做的其他人——暂停。
鉴于上述缘由，让我奉送给你们一个词吧，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经听说过。这并不是我发明的，而是我的那些华盛顿朋友们用以描述可怜的林德先生已经陷入了那种夸大其辞的泥潭的字眼，这个词就是“全球博士”。把它用在你们认识的人身上：你们可能会对它带来的效果感到惊奇。
译自美国《商业经济学》1996年元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