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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史的分期或阶段划分
研究历史总要有分期。研究一个历史时期，通常也会将其划分成几个阶段。如何划分是可以讨论的，研究的目的不同、视角不同、观点不同，都可能导致分期和阶段的划分不一样。
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我们现在采用的分期是，在三中全会之前设一个过渡阶段，三中全会之后分为四个阶段。具体划分如下：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至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为酝酿准备阶段；1978年12月至1982年8月十二大召开前为第一阶段；1982年十二大召开至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前为第二阶段；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至2002年11月十六大召开前为第三阶段；2002年11月十六大以后是最新的一个阶段。
各个阶段中的重大事件和方面
我想用回过头来看历史的方法，着重谈谈各个阶段发生的具有全局性影响的事件或大的方面，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前几个阶段我讲得细一点，最后一个阶段离得太近，只粗略地谈点看法。
酝酿准备阶段：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这一时期，改革开放尚在酝酿之中。对这个阶段，我们基本的定位是“在徘徊中前进和走向历史转折”。当时虽然没有完全跳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逐渐走向正常，加快现代化建设逐渐成为全党共识。这一阶段发生的大事很多，如打倒“四人帮”、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国务院务虚会、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等等。在这些事中，我认为有三件十分关键：
1.思想解放运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启动了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讨论政治性很强，它能够克服各种阻力，造成很大声势是由于得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的支持。应当注意的是，这场讨论不仅关涉党的思想路线，它与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对价值规律、按劳分配、价格等各种经济问题的讨论，差不多都是从这时开始的。
2.大规模出国访问。中国领导人和各种代表团出国访问从1977年起就显著增加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领导人的出访活动几乎完全停止，因此最初的出访大多带有回访性质，但很快组团出访的目的就与实现现代化挂钩了。到1978年出国访问逐渐形成高潮，打破了长期封闭的局面，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这对于当年国务院务虚会的召开和改革开放决策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根据出访收集到的情况，国务院务虚会印发了四个文件，介绍亚洲四小龙、欧美等国现代化以及东欧各国改革的经验，在会上引起很大震动。通过这些出访活动，中国领导人认识到我们确实落后了，要急起直追就不能不实行改革开放。
3.邓小平复出。1977年邓小平复出时，人们的思想还是比较混乱的。虽然加快现代化建设是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愿望，但道路问题那时没有解决。当时社会上有三种看法：一部分人认为，只要作些政策上的调整，可以接着“文化大革命”的路子往下走，这种想法没有多少人支持。相当一部分人希望回到“文化大革命”之前那个时代，觉得那时各方面还是不错的，这恐怕是当时最大的一股思潮。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老路已走不回去，也走不通，必须闯出一条新路，但新路究竟如何走，没有人能说清楚。邓小平复出的意义在于使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有了一个众望所归的核心，他所具有的威望、经验和智慧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外部世界来说，邓小平复出也是一个重要信号。美国领导人就是看到邓小平复出才改变了拖延态度，决心加快与中国建交的步伐。
第一阶段：1978年12月—1982年8月
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起步。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标志，是改革开放的起点。我们应注意，历史的转折不可能一下实现，而是一个过程，像一条抛物线，顶点是三中全会。研究这段历史就会发现，一些改革措施在三中全会之前已开始试行，而一些重要思想、重要决定是三中全会之后陆续提出并不断发展完善的。这个阶段的内容十分丰富，我认为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有关改革开放的决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个主要内容在改革初期就提出了，但有一个过程。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这是三中全会确定的一个议题，但最初指的是具体工作阶段的转换，要从批判“四人帮”转向抓四化建设；三中全会最后确定的，是指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长期战略转移。虽然从字面上看变化不大，但这却是带有实质性的重大变化。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思想最活跃、最民主的，讨论的问题非常多。在工作会议期间，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已定，这就为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此后，在1979年春季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又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一定要注意党的思想、路线、政策发展形成的过程，注意这些重要的细节，我们的研究才能深入。研究中央的决策如此，研究地方的决策也应如此。
2.拨乱反正的完成。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历史决议是拨乱反正任务基本完成的标志。这个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也做了科学总结。拨乱反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平反冤假错案，二是调整社会关系。平反冤假错案十分重要，也很引人注目，有关研究比较多。我认为，现在更值得研究的是社会关系的调整。没有社会关系的调整，就不可能让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搞建设。调整社会政策涉及到多少人？使多少人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变化？其影响究竟怎样？这方面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但研究不很深入。例如恢复高考，也与调整社会关系有关。不讲出身成分，在高考中才能实现人人平等，唯才是举。调整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十分广泛，如大批知青返城后为解决就业问题开办各种大集体，就对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研究这些问题，视野和思路一定要更开阔一点。
3.改革开放的启动。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强调一下，改革开放不完全是在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的，也不是主动从农村搞起的。小的改革动作在三中全会前就采取了，大规模启动则是在三中全会之后。改革首先想改的是城市和企业，这是很自然的。1978年中，四川就开始进行企业改革的试点工作。三中全会后，1979年4月，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包括首钢、天津自行车厂等八家企业。但城市和企业改革涉及的问题太复杂，很难展开，结果出人意料地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这就是以“包产到户”为代表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应注意，这种做法在先，报道在后，成为明确的政策则要晚得多。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最早的报道出现在1979年1月，但此时不少地区已经普遍实行，安徽从1977年6月万里上任之后就开始了。其实，承包的办法一直没有绝迹，“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边远地区就存在这种做法。当然，后来有中央的政策支持结果大不一样。
4.外交方针开始调整。事实上，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外交政策就已有所调整。邓小平负责外交事务后，变化更为明显。最重要的是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变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支援世界革命，而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实现中美建交，就是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国际环境的两个重大战略行动。不过，当时对国际形势的总判断还没有改变，虽然已认为世界大战可以推迟，但还没有提出“和平与发展”。中国外交政策出现明显变化是在1982年。这时，中央高层决定放弃“一条线”战略，中国领导人在正式讲话中也不再使用“划分三个世界”的提法。邓小平说明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这时，外部世界才注意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变了。
5.“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70年代末，中央开始调整对台政策，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与此同时，英国人也把香港问题提出来了。关于“一国两制”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这个构想的来源是50至6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对台政策，有继承性；二是这一构想首先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但最先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时加以应用。此外，提出这一构想的目的，除推进统一大业外，也含有改善国际环境的考虑。
6.开办经济特区。开办经济特区的想法也是逐步明确的。大约在1978年年中甚至更早，广东提出在蛇口开设出口加工区。最初的动机是为了制止边境地区居民外逃。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次出现外逃高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广东省的领导人认识到，老百姓外逃不是因为觉悟低，而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办出口加工区就是想让老百姓在境内就能挣到钱，不必跑到外面去。这个想法得到中央的支持，小平同志提出叫特区。三中全会前叫出口特区，1980年5月开始试办经济特区。这个决策经过几上几下，经济特区的规模比最初设想大得多。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是引进外资、扩大出口，最重要的作用是开辟了一块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实验区。
7.邓小平提出“小康”概念。1979年12月，邓小平同大平正芳谈话，首次提出“小康”概念。1980年1月政治局听取汇报时，他又进一步提出要按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的小康标准来设计中国的发展战略。小康概念的提出，第一次把党所倡导的现代化目标直接同人民群众的生活联系起来，并以最简明和通俗的方式加以解读。这反映出小平同志的大智慧。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深切感受到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说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第二阶段：1982年9月—1992年1月
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分界，究竟以十二大为标志，还是以十二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有两种看法。我们认为，如果单从经济改革的角度看，划在十二届三中全会比较合理；但把政治、经济各方面因素综合在一起，还是划在十二大更合适些。到十二大召开时，“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已基本解决，进入邓小平主导的时代。十二大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目标。这些都是开创性的。这个阶段时间较长，重大事件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重要会议。首先是党的十二大，其重要意义如上所述。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全面改革的纲领，突破了原来计划和市场对立的观点，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个重大突破，但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这个概念又是过渡性的。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初级阶段理论，提出要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基本形成。通过这几次党的重要会议，解决了道路问题、初级阶段理论问题、国民经济发展目标问题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这个阶段是党在思想理论上发展比较快的时期。
2.经济体制双轨制的出现。实行双轨制是中国改革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办法，双轨制也集中反映了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改革这一特点。双轨制不是一种预先的设计，而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农村包产到户，导致农产品自由市场的出现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大量插队知青返城，为解决就业问题，开办各种大集体企业；城市改革，企业权力下放，一部分超计划产品异价销售；外资进入中国，形成合资、独资各种形式的企业。这些都是新兴的市场力量，需求、供给、价格等市场要素开始发挥作用，逐渐从生活资料到生产资料都形成了双轨制。大家记得，当时商店里有几种价格，计划价格、异价等等。总的来看，双轨制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外先行，这是我国改革的一条重要思路，没有这种战略，改革就无法推进，也不可能成功。以后，随着价格并轨，各种票证逐渐取消。
3.政治体制的改革。对政治体制实行改革实际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开始了，它不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引人注目，但也是我国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邓小平提出恢复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十二大前后集中解决了干部的新老交替问题，建立了退休制度，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干部走上重要领导岗位，这对于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展开具有重大作用。政治体制改革还包括其他方面，如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人大、政协、民族区域自治等。十三大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长期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一目标是原则性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涉及权力结构调整和政治稳定，要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复杂，风险也更大。邓小平曾一度希望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但后来他还是决定放慢步伐。在这个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是自上而下推行的；但要注意，基层也有一些变化，例如人民公社解体后出现了村民自治的尝试。不过，那时基层的改革还处在探索和试点阶段，没有普遍推开，但这些探索和试验对后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社会和思想变化。在改革开放全面推开的阶段，中国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开始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梯次型的，先是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然后由南向北，由东向西逐步扩展。这个时期有不少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和争论。有大的方面的，如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马克思主义异化问题、姓资姓社问题等等；也有小的方面的，如关于“时间就是金钱”等一些口号，关于潘晓人生观问题的讨论等等。社会生活的变化和人们思想的变化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方面在我们写的书中记述很少，要有这方面的记述历史才会生动，才能使人感到当时的那种社会氛围。这是我们在研究和写作时应该注意的一个方面。
5.外交方针调整结束。我国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方针基本是在80年代中期确定下来的。这时，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随后，又第一次明确地把我国基本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那时起，我国对外关系明确地朝着全方位多层次的方向发展，我国外交政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特别是经受住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际形势重大变化的考验。此后，我国外交政策虽然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也有所调整，但已不是全局性的调整了。
6.统一大业的推进。80年代，中英就香港回归正式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澳门回归的谈判也在中葡之间顺利展开。海峡两岸的关系也出现了重大变化。随着两岸各自政治情况的变化，双方都调整了彼此间的政策，双方的交流开始了。中国虽然仍处在分裂状态，但双方经济和人员往来的规模是任何分裂国家都不曾有过的。无论存在什么样的障碍，双方不断扩大的交往都在一点一点地构筑未来祖国统一的基础。
7.政治风波的发生与平息。这个阶段后期，改革开始遇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首先是1988年物价闯关失利。那时感到物价不改许多问题难以解决，但当时改革物价的时机并不成熟。经过近十年的改革积累了不少矛盾，这时一下爆发出来。由于采取了果断措施，这场风波迅速平息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执政后，坚持改革开放路线，成功打破西方制裁，完成了治理整顿。这两三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扭转局面的确很不容易。
第一、二阶段都是改革的探索阶段，改革在总体上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状态，遇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的就先绕着走。改革还不可能有系统地推进，一个基本原因就是这时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还没有确定。
第三阶段：1992年1月—2002年11月
改革开放的第三阶段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当时叫“新阶段”。这个阶段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之后，改革开放便进入了系统推进的阶段。
1.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十五大。邓小平南方谈话从思想上解决了下一阶段改革的方向问题。十四大作出的三大决定都与南方谈话有直接联系，包括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与十四大一脉相承，同时作出了把改革开放推向21世纪的全面部署。
2.继续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步骤。在政治风波平息之后，为重新启动改革的势头，也为了向外界表明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中央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步骤，如设立浦东开发区、加快海南的开发、建立证券市场等。这些新措施不仅促进了新的改革热潮，而且对整个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3.改革的系统化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改革是配套进行的。其中有两个问题十分突出，一个是国企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能够在市场条件下生存和发展；另一个是建立宏观调控体系，以新的经济手段取代日趋失灵的行政手段。在这个阶段，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证明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国企改革也取得重要进展。
4.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特点。这个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原来的行政体制是和计划经济相配合的，现在必须从计划体制向适应市场体制转变；另一个是扩大基层民主的步伐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局面。此外，干部任用体制改革也明显加快，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5.港澳回归。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这里不多讲，只想说明一点，港澳回归是一个持续十几年的过程，影响到内政外交的很多方面，顺利实现港澳回归，各方面工作才能大胆展开。
6.全方位对外关系格局建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外交政策更加均衡，对大国的政策、对周边国家的政策、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对多边外交的政策都有丰富和发展。到世纪之交，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基本建立起来。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我国早就有所准备，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加快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完成了加入WTO的过程。
7.总体实现小康目标。世纪之交，我国总体上实现了小康目标，这是改革开放获得初步成功的重要标志。我国的综合国力，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历史性地上了一个新台阶。
改革开放第三阶段内容丰富，在“三讲”时江泽民同志总结了十个方面的工作，我们这里不可能一一讲到。总体来看，这个阶段最具历史影响力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改革不可逆转，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利益多元化的局面开始出现，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日趋紧密和复杂，中国对外影响迅速增大。这一系列变化使改革开放不断面临新问题。
第四阶段：2002年11月—
从党的十六大开始，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改革开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即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时期。这个阶段距离很近，我仅粗略地讲一讲。
我认为，这个阶段与前面三个阶段最重要的不同是，前三个阶段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及如何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不仅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还必须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其中包括大量新遇到的社会问题。从党执政的角度看，最大的变化是：抓中国的发展问题，已经需要从主要抓经济建设，转变为抓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全面发展。其实，一个政党的历史地位如何，最根本的就取决于它把握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等理论。党史工作者研究新时期的历史，必须以这些理论作为指导，同时也应该把这些思想和理论放到历史进程中，考察它们产生的背景和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遇到的问题和计划经济时代已大不相同。目前，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有些问题是新问题，如社会保障问题，以前主要由单位负责，覆盖面也很小，现在则成为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有些看起来是新问题，其实是老问题，如收入差距加大和腐败问题。这些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会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看我们如何应对，如何限制其发展。我们面对的大量问题是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新问题，而这些问题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可将之称为复合型问题，如我们发展的人均水平还不高，但已开始面临老龄化问题、资源环境问题等等。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新阶段中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创造性思维，需要更好地协调各方面的政策，需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真正解决好这些问题，需要大量的研究和新的实践。
我们的角色是由我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对目前这个最新阶段，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观察、记录和思考。离得这样近，许多问题一时还不好从历史角度下结论。研究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史，我主张“厚古薄今”，不是说今不如昔，而是说在下笔时，经过一定时间沉淀的事情，比较有把握的，可以写得充实些，紧贴现实的部分搞得简单一些，话不要讲得太满。
*本文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同志在北京市党史干部培训班上的授课提纲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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