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生日风俗与祝寿词的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宋论文,风俗论文,生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4)06-0129-06 祝寿词创作的繁荣是南宋词坛一个重要特征，所谓“生日嘏词，南宋人集中皆有”[1]。粗略估计作品有两千多首，占全宋词总量的十分之一强；参与寿词创作的作家有三百人左右，占全宋词人的五分之一强。甚至有的作家流传的作品只有一首词，往往就是祝寿词。从作品数量以及创作群体而言，祝寿词在南宋词坛是一不可忽视的现象。 那么，祝寿词何以在南宋时期如此兴盛呢？对此，已有学者进行探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南宋理学的兴盛，二是南宋经济的繁荣。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试抛愚见，以待方家斧正。 首先，理学并非南宋官方社会思想。程朱理学一度被冠以“伪学”之名进行打压，社会中所流行的依然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即使理学内部也有朱陆之争。当《四书集注》被定为科举参考书，奠定其官方主导地位时，南宋的统治已近尾声，此时的祝寿词的创作也趋于衰微。 一些思想保守的儒者虽然认同庆祝生日这一既定的风俗，但却排斥社会流行的祝寿活动，试举几则材料： 孙觌《宋故左朝请大夫直秘阁林公墓志铭》：“间遇生日，凡俚俗所尚，馔汤饼、进卮酒为寿皆不讲。第燕坐一堂，追感劬劳，终老如一日。”[2] 陆游《曾文清公墓志铭》：“(曾几)每生日拜家庙未尝不流涕也。”[3] 赵去疾《孔圣生年日月考异跋》：“佛生日，举城为之香花供；问以孔圣生之日，则……左右顾，莫知所认为对。……必打素居丧……若生日则念亲之深，故亦不饮酒食肉也。”[4] 以上文中所涉及到的儒者多认同以纪念父母的方式来度过生日，且以严肃情感为基调，否定社会上流行的生日娱乐性做法。可以断言，南宋祝寿词的兴盛与理学没有多大关系。 其次，就经济而言，南宋根本无法与北宋相抗衡。疆域的缩小，人口的损耗，赋税的加重，生产力的缓慢发展，这些因素都导致南宋经济与北宋经济相比，没有显著的发展。在封建时代，人口的数量是衡量经济繁荣的重要指标。宋史专家漆侠先生指出，从宋太祖到宋徽宗，户口增加得很快，并在宋徽宗时达到一个高峰。“南宋因北方广大地区为女真贵族统治而人口锐减，但就南宋情况耳轮，户口增长已经显得缓慢，并在宋光宗绍熙四年还有所减少。”[5]这说明，北宋的经济是上升的，而南宋的经济发展就相对缓慢了。因此，用以上两种理由来解释南宋祝寿词的兴盛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以笔者所见，祝寿词的兴盛意味着生日风俗的流行，并且受社会环境影响的生日风俗对于寿词的主题、感情基调有着重要影响。 首先，直至南宋，生日成为社会各阶层所普遍接受的重要节日，且庆贺生日成为主要活动。庆生祝寿的生日活动并不是中原文化的风俗习惯。吕思勉先生指出，中国民众在上古时期并不重视生日。虽然我国在先秦时期即有祝寿祈福的作品出现，如《诗经·南山有台》篇，《史记》中也常有汉代祝寿活动的记载，如“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6]，但这些祝寿活动无一与生日相关联。就现存材料来看，佛教文化影响的可能性最大。文献中有关于南朝时贵族与生日相关的活动的记载，如《太平广记》卷九十所记：“晋安王萧纲初生日，梁武遣使问志，志合掌云：‘皇子诞育幸甚，然冤家亦生。’于后推寻历数，与侯景同年月日而生也。”[7]另外，《唐语林》卷八中也有类似记载：“梁孝元帝少时，每以载诞之辰，辄设斋讲经，洎阮修容殁后，此事亦绝少。”[8]南北朝时也正是佛教在中国盛行的重要时期，中原人开始重视生日显然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而佛教典籍中关于生日活动的记载甚多，且流传于中国的佛典也早于南朝，如《佛说摩诃刹头经》《修行本起经》等。 直至隋朝，生日方成为皇家的重要节日，但与普通士人无涉。《隋书》仁寿三年夏五月癸卯，诏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但风树不静，严敬莫追，霜露既降，感思空切。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断屠。”[9] 唐代皇家、民间中，生日成为一重要节日，洗儿、食汤饼成为重要的庆生活动。对于士人而言，生日似乎并没有引起他们过多的重视，如《全唐诗》中，仅有寥寥十余首作品与生日相关者。 北宋时期，宋朝与辽国国主生日成为重要节日，并且与生日相关涉的庆祝活动在部分士大夫中间出现，如苏轼《生日王郎以诗见庆次其韵并寄茶二十一片》、苏辙《张安道尚书生日》等。从现存的文献材料来看，数量也不多，这说明北宋士大夫间并不特别兴盛生日祝贺等活动。 士大夫普遍接受生日庆生祝寿这一风俗是在南宋，南宋士人的记载可以证明这一点。魏了翁明确指出：“惟贵人生日诗难乎为言。盖人主生日为乐始乎唐，士大夫生日为乐则始于近世。”[10]真德秀说：“某窃闻之，礼有出于前代之所无而后世以侈心为之者，生日是也……而近世以来，转相侈大，莫有悟其非者。”[11]魏、真二人都是南宋中后期人，其笔下的近世自指南宋无疑。 另外，道教信仰也与生日风俗相互影响。一方面，南宋人在生日中还借助道教的斋醮仪式来祈福祝寿，这从南宋大量的青词中可以看出。另一方而，道教徒也接受了生日这一风俗，为各路神仙编造生日，在其生日时举行各类活动，吸引信众，扩大其影响，如周必大在《玉堂杂记》中所记：“邑人以是日为周生侯生日，迎会颇甚……闻是日乃吕洞宾生日。”[12]道教中的重要神仙、民众中各地土神，都有一生日，这在北宋及唐代是不可想象的。 由以上材料可以推知，生日习俗萌芽于南朝，历唐、北宋，完成于南宋；参与者由佛教徒、皇族、普通民众而及于士人，直至南宋，成为社会普遍遵守的重要节日。因此，南宋所流行的生日风俗祝寿词的创作提供了最基本社会氛围。 其次，受政治因素影响的生日风俗，对于寿词创作的内容、主题及情感基调有着重要影响。生日风俗在普通民众中与其它节日区别不是太大，但在官僚阶层中却承担了更多的政治因素。南宋政坛整体上呈一倒退态势：君主无才，权臣当道，官场中人际关系异化。《全宋词》中祝寿词的作者数量非常多，身份复杂。这其中不仅包括专力于文学创作的词人，更有许多官僚。许多人只有一首词作，而往往就是一篇寿词。创作对象不仅是亲人，更多的是同僚、朋友、上级官员甚或官员亲属。在南宋时期，祝寿词已经成为一种交往手段，而并非单纯的文学创作。祝寿词中有许多是代人而作的，如李曾伯的《沁园春》“代寿尤制帅”、《水龙吟》“代寿贾秋壑”等，这些代作者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枪手。此类作品完全是一种应酬奉承之词，丝毫没有个人情感而言，当然也谈不上什么艺术成就了。 祝寿词的兴盛在某种程度上是南宋吏治腐败的有力证据，间接证明各级官员关系的异化，已经违背了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此时的生日风俗，成为官员之间交际的重要媒介。在权臣执政时期，下级官员以各种方式进行奉承，借生日献寿词即是其中一种手段，如秦桧当朝时，“(桧)每生日四方竞献奇宝，金玉劝盏为不足道，至于搜尽世间之奇。”[13]下级官僚献寿词多如牛毛，如秦桧生日时，孙仲鳌献寿词，“其后言者以为过，有旨禁之，仍著令”[14]。再如贾似道“每岁八月八日生辰，四方善颂者以数千计。悉俾翘馆誊写考，以第甲乙，一时传颂，为之纸贵，然皆调词呓语也。”[15]由此可见，生日成为官员向当权者献媚的重要途径，寿词阿谀太甚，以至于需要政令干预。不过，这种现象难以以政治手段加以遏制。可以想象当时的文人创作祝寿词的盛况。 另外，许多寿词是为上级官僚的亲属而作，或其父母，或其妻妾，这就更加证明了祝寿词创作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实目的在于讨好上司，如陈著的《珍珠帘》“代寿秋壑母”等。尽管北宋也有少量的寿词，总体而言大多为亲朋之间或同僚之间偶尔间作，并且若是向上级官员或其亲属献此类作品的话，是受到批评的，如“文潞公(文彦博)守太原，辟司马温公为通判，夫人生日，温公献小词，为都曹唐子房峻责。”[16]南宋却几乎人人皆作，包括辛弃疾等爱国词人。后人认为，“幼安忠义之气……见有同心者，即鼓其义勇，辞似颂美，实句句是规励，岂可以寻常寿词例之。”[17]这实际上就承认了大多数的寿词的“颂美”的本质。另一方面，考辛弃疾寿词，大多类似投谒、应和之作，浮夸之气充溢词中，如《最高楼》“为洪内翰庆七十”： 金闺老，眉寿正如川。七十且华筵。乐天诗句香山里，杜陵酒债曲江边。问何如，歌窈窕，舞婵娟。 更十岁、太公方出将。又十岁、武公才入相。留盛事，看明年。直须腰下添金印，莫教头上欠貂蝉。向人间，长富贵，地行仙。[18] 实际上，一些阿谀奔竞之徒借助祝寿词向权贵歌功颂德的行径也为当时人所不满，如《珍席放谈》载：“近时有相国诞辰，驰至宾次荐绅，跪笼放生祝寿之人相矣。噫，士迷深利，丧失廉耻。”[19]《文献通考》载：“四明高似孙……不自爱重，为馆职，上韩仛胄生日诗九首，皆安用‘锡’字，为清议所不齿。”[20]再如，南宋时有僧人居简号北涧，能诗，叶水心劝其“不可使千载之后，集中有上生日诗，此意幸入思虑。”[21]不过，这种正义的声音在南宋政坛中并没有发挥根本上的矫正作用。可以推想，许多人为了避嫌在自己文集中有意识地删去一些寿词，如张元干的《瑞鹤仙》寿词即被怀疑是为秦桧而作，后为避嫌而削去其副标题。 从南宋前后期祝寿词主题上的变化也可看出南宋士风的一个侧影。 大致看来，前期祝寿词主要以称颂功名、富贵为主题。例如，在寿词中期望对方建立功名、完成南宋中兴大业。值得注意的是，“中兴”一词在南宋前期朝野使用频率很高，“黑头相公”“吕伊事业”等也充斥词中。这在辛弃疾的祝寿词中表现最为突出，如《千秋岁》“为金陵史致道留守寿”，其词曰： 塞垣秋草，又报平安好。尊俎上，英雄表。金汤生气象，珠玉霏谭笑。春近也，梅花得似人难老。 莫昔金尊倒，风诏看看到。留不住，江东小。从容帷幄去，整顿乾坤了。千百岁，从今尽是中书考。[22] 辛词中的中兴理想是真挚的，但他人绝大多数的作品为阿谀奉承之词，徒为大言，博人欢心而已。富橚的《多丽》下阕： 奉慈亲、承颜戏彩，更闻吉梦占熊。扫蛮氛、遂清三楚，定徐方、行策元功。趣召遄归，康时佐主，指挥谈笑虏巢空。寿觞举、器舟斟海，不用水精锺。休辞醉，千龄会遇，美事重重。[23] 仿佛功名唾手可得。这也难怪，南宋前期，虽然草创建国、百业待举，但高宗、孝宗二帝尚有恢复北方故国的决心，特别是孝宗。并且许多士大夫从靖康之变中幸存下来，尚有故国之思，在朝廷中还有力主抗战一派，如在高宗时，虽然与金人作战负多胜少，但凭借抗金中涌现的一大批名将，如岳飞等中兴四大将，双方在军事上基本上处于平衡状态。此后的孝宗继位后，一扫秦桧时的政策，“锐志以图复兴，怨不可旦夕忘，时不可迁延失，诚哉其不容缓已。”[24]无论是主和派还是主战派，都有人认为有恢复北方中原的可能，所以在词中经常出现希望对方建功立业的祝语。 南宋后期，祝寿词中歌颂功名、恢复中兴大业的主题逐渐为退隐绝仕、闲适自乐或者长生富贵的主题所代替，词中即使是表面上的进取精神也荡然无存。这在刘辰翁的寿词中表现极为突出，如《金缕曲》： 晓殿龙光起。御香浓、新诗写就，云飞相第。一自骑箕承帝赉，千载君臣鱼水。端不负、当年弧矢。赤壁周郎神游处，料羞看、故垒斜阳里。今共看，更无比。 尊前若说平生事。叹长江、几番风浪，几人胆碎。数载太平丰年瑞。三百年间又几。想皇揆、初心应喜。渐近中秋团团月，算人间天上、俱清美。祝千岁，似甲子。[25] 此首词为刘氏代人贺丞相寿词，消沉之气隐约词中，下阕尽为粉饰太平，颂其长年。贺丞相寿词尚且如此，他人者就几乎无关于社会了，如其《金缕曲》“寿陈静山”： 昨醉君家酒。从今十万八千场，未收老友。人道水仙标格俊，不许梅花殿后。但赢得、一年年瘦。迤逦聚星楼上雪，待天风、浩荡重携手。酌君酒，献君寿。 年前春入燕台柳。看联翩、四辈金鞭，长楸承受。岂有中朝瓯覆久，更落闽山海口。端自有、玉堂金斗。我喜明年申又酉，但乞浆、所得皆醇酎。拚醉里，送行昼。[26] 作寿词者，须揣摩寿主之心态，方能称其意，而作品中所反映的主题也可一窥南宋上层士大夫的内心世界。 与为别人所作的祝寿词中所展示的功名福贵不同的是，许多文人所作的寿己词则色彩黯淡得多。如韩元吉《醉落魄》“乙未自寿”： 红蕖漾月。蕃风特地生梧叶。一年风月今宵别。隐隐笙鸾，何处有炎热。 凤凰山下榴花发。一杯香露融春雪。幔亭有路通瑶阙。知我丹成，容我醉时节。[27] 再如《醉落魄》“生日自戏”： 相看半百。劳生等是乾坤客。功成一笑惊头白。惟有榴花，相对似颜色。 蓬莱水浅何曾隔。也应待得蟠桃摘。我歌欲和君须拍。风月年年，常恨酒杯窄。[28] 此类祝寿词其实为抒情词，大多抒发一种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与功名富贵没有关涉。但由于生日在此时已成为一重要节日，作词遣怀成为一文人的日常活动。 生日风俗的娱乐性与词的娱情性相结合，也促使寿词创作的兴盛。南宋偏安于江南一隅，疆域狭小，外临强敌，但是，在朝野之中是主和派占据上风，虽然孝宗意有所作为，但随着张浚的失败，整个南宋社会很少有人提出对金北伐，恢复故土，除了韩仛胄为个人私利进行的军事冒险外。同时，南宋政府借口军事防御以及“中兴”大业的需要，扩大养兵数额，增至四十万。因此，南宋的赋税较之北宋加重了很多，如收入总额从太宗时期的一千六百万贯增至光宗绍熙六年的六千八百万贯，对于普通百姓的剥削日趋加重。但南宋政府的真正目的是巩固统治，庞大的军队，高额的赋税，并没有促使南宋士大夫阶层的奋发图强。由于这些条件使得统治者对外可以确保金人无法吞并南宋，没有覆顶之忧，对内可以镇压农民起义，稳固统治，使得统治阶层可以高枕无忧，沉湎于歌舞升平的享乐生活。 南宋的城市经济畸形繁荣，财富高度集中于统治阶层，这也为士大夫的安逸享乐提供了物质保障。大多士人的生日活动是以宴乐为主的，但也有例外，如理学家朱熹，他曾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29]甚至认为并非人人适宜庆生：“人无父母，生日当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张乐以为乐？若具庆者可矣。”[30]不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普通人在生日风俗上可以进行娱乐活动，说明生日风俗的娱乐性是在社会各阶层中得到认可的。 南宋祝寿词绝大多数都是在寿筵中演唱的，因此，“酒”字频频出现，如“酒阑君便起，归去立班头。”(王质《临江仙》“南楼席上寿张守”)“举酒对明月，高曳九霞裾”(张孝祥《水调歌头》“为总得居士寿”)等等。南宋社会的宴乐之风是从北宋时期就形成的，但北宋的政治形势远非南宋可比。北宋虽有辽夏之虞，但二者无法对其形成致命威胁，虽初期时有交战，但以和为主，特别是与最大的敌人辽国结为兄弟之国，双方共守盟约，承平百年，并且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北宋统治者是提倡宴乐之风的，如宋太祖继位不久即“杯酒释兵权”，鼓励高级将领追求享乐。特别是在统治十分稳固时，更是如此。所以，当周起与宰相寇准饮酒“尽醉，夜漏方归。明日入见，引咎伏谢。真宗笑曰：‘天下无事，大臣相与饮酒，何过之有。’”[31] 南宋祝寿词与五代的花间词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一种承平环境下的苟安心态的反映。同时，南宋社会是一文官社会，整个宋代社会崇文抑武，使得各个阶层都崇尚文化，摒弃俚俗。因此，祝寿词具有双重特点：一是具有一定的文学性，是高雅脱俗的象征；二是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即娱乐性，适于酒宴之中。尽管祝寿词在文学上成就不大，但毕竟代表了一定的文化素养。祝寿词自身的特点与南宋士大夫阶层的审美趋向以及社会流行的宴乐之风是切合的，因而得以大盛。 严格意义而言，祝寿词根本不能称之为文学作品，称之为应用文体更为合理一些。尽管祝寿词词牌各异，但主题、遣词大都雷同，给人以千篇一律的印象，鲜有佳作。正是由于寿词的文学成就太低，大都近于阿谀，所以，历代词话中对于寿词的评论很少。王国维认为，词家根本不应创作寿词：“故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32]不过，南宋祝寿词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还是有的，它生动地反映出南宋的生日习俗在各阶层中的流行、官僚阶层中人际关系的异化以及社会中上层所流行的宴乐之风。这一切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南宋社会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