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定效应与中国代工产业升级——基于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工论文,中国论文,制造业论文,产业升级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锁定效应”概念是Arthur（1989）在研究后进国家的技术创新时正式提出的，其反映了这样一种现象：由于存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增强等机制，一国现有的技术条件容易导致技术水平停滞不前，从而不利于后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升级。Grabher（1993）通过对德国鲁尔（Ruhr）工业区的研究发现，工业区的初始力量——产业环境、高度发展和专业化分工的基础设施、紧密的企业间联系以及区域制度的强力政治支持等都会给创新带来严重障碍，从而形成锁定效应。
实际上，锁定效应不仅存在于技术创新领域，而且对社会资源配置、分工模式和经济发展都具有普遍且重要的影响。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锁定效应可用来表示后进国家对初始专业化分工与贸易模式的路径依赖，最终可能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为初始的分工格局、技术与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地理、语言和文化等偶然和历史性因素不仅会影响技术溢出速度，也会影响用于研发活动的资源分配，并最终影响到一国的分工和贸易模式与经济增长（Krugman，1987；Grossman和Helpman，1991；Redding，1999）；而在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比较优势战略也很可能存在锁定效应（黄兴年，2006）。在实证研究方面，陈飞翔等（2007）运用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增长相关数据分析了锁定效应对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决定作用，并指出从经济增长角度而言，资本要素的锁定导致我国在短期内难以摆脱产品加工贸易的国际分工地位。黎开颜和陈飞翔（2008）从锁定效应的视角分析了对外开放对中国技术水平发展的影响，其以高技术产业为样本的研究发现，对国外要素资源的依赖明显影响到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人力资本和研发资本是开放中技术变化锁定的主要影响途径。
与上述侧重宏观层面的研究不同，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理论从微观角度考察了国际分工下的锁定效应。该理论认为，准层级模式的GVC能为发展中国家生产商提供快速的产品升级和工艺流程升级渠道，但一旦发展中国家代工生产体系进入功能或链的升级阶段，就会受到全球大买家或跨国公司各种手段的威胁、阻碍和控制，从而被“锁定”于GVC的低端环节（Humphrey和Schmitz，2000; Schmitz和Knorringa,2000; Schmitz,2004）。刘志彪和张杰（2007）进一步分析了GVC代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被低端锁定的原因在于俘获型网络治理关系，而俘获型网络的产生源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具有的技术势力和国际大购买商所具有的市场势力。卢福财和胡平波（2008）则从企业间能力差距角度，运用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之间低端锁定博弈模型分析发现，跨国公司会无条件地对中国企业的价值升级路径实行封锁，中国企业仅仅依靠自身能力很难突破低端锁定状态。王雷（2008）对广东东莞IT制造业集群的案例进行考察后也发现，集群企业对外资企业的过度依赖，容易降低其自主创新能力，从而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因此，我们认为，GVC理论虽然为开放条件下的锁定效应提供了微观基础，但主要是从价值链治理角度进行的学理探讨或行业个案分析，而系统性经验研究略显不足。
本文认为，首先，产业锁定效应作为一种对旧模式的路径依赖现象，应当包括要素偏好、市场取向、功能定位等多个维度的锁定；其次，产业锁定效应（升级）机制除了价值链治理因素外，还需要从产业特征、企业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因素方面进行多方位考察；再次，评价产业升级效果及其影响因素不能局限于代表性行业的案例分析，还需要考虑产业异质性。基于这三方面考虑，本文将立足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代工的现实，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中国代工产业锁定效应的形成机制是什么？国际代工模式下的中国制造业是否存在锁定效应？若存在，则其表现形式如何？对于不同要素密集型的制造业而言，其锁定效应的影响因素有何差异？
二、理论阐述与基本假说
（一）投入维度：要素锁定效应
从宏观层面来看，在国际代工模式下，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进出口贸易扩张主要有赖于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环境成本以及税收优惠，这直接导致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普通劳动力等初级要素的投入，导致本土产业的要素结构向低端的劳动密集型转移，阻碍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同时，进入我国的FDI对资源和劳动要素密集的中低级加工工业的指向，成为瓦解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重工业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结构的直接推动因素，加速了整个工业结构向低级要素的回归（陈飞翔等，2010）。从微观层面来看，长期代工所积累的生产制造能力使得代工企业形成了路径依赖，限制了研发设计能力与品牌运营能力的培育与发展，这使得其只能以“窝里斗”的内耗式价格战拼抢有限的代工市场，从而无法在供应链上获得足够的市场掌控能力，也无法积累起自主创新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结果自然无法支持高级要素的创造与使用。再则，代工企业对劳动力的压榨不仅导致劳动力工资水平过低，而且导致企业工人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接受培训和再教育等方式充实知识、提高技能，以致于其下一代也无法接受现代教育，进而产生更多的低技能廉价劳动力，这最终又强化了原有的比较优势。从制度层面来看，在创新激励制度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普遍缺失的国内环境下，创新成果无法得到充分保障直接影响甚至可能抑制了企业家的创新积极性，使本地企业偏向于通过使用各种低端要素来维持已有的比较优势，这种企业个体理性选择下的“合成谬误”最终促成了整个制造业要素结构的锁定效应。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越深，产业中所使用的劳动力比重就越高，则说明国际代工导致国内制造企业越倾向于使用劳动力要素，即要素锁定效应。
（二）需求维度：市场锁定效应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除了供应链上游的要素供给结构上可能存在锁定效应外，下游的销售环节也可能因国际市场势力的自然缺失以及国内市场条件的先天不足而存在市场结构上的锁定效应。从国际市场角度来看，国际代工模式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出口导向。代工企业只需按照发包企业的外包订单要求从事简单的生产加工，完全不用考虑价值链两端的设计和营销等环节，处于被动等待订单的“嗷嗷待哺”状态。在这种依附型格局下，只要有充足的订单，代工企业不会主动去开拓终端市场，而且在客观上也缺乏在国际市场上“另辟蹊径”的能力。跨国公司的全球外包战略则导致了代工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弱，从而加深了对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的依赖性，结果表现为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和偏好。对于中国国内市场，虽然目前已对外资高度开放，但对本土企业却依然存在着较高的进入壁垒，从而缺乏塑造培育和扶植本国品牌的市场基础。一方面，囿于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水平的落后，国内产品无论在外观还是品质上都与外国同类产品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而“重洋货、轻国货”的消费观念也无法给国产品牌的创建和内需市场的开拓提供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国内产品市场上到处充斥着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使得“庞大”的国内市场容量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仅仅具有地理或人口上的意义，而并没有为自主品牌的创建提供应有的市场基础。此外，在地方政府的出口导向型政策以及金融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完善等制度因素的影响下，本土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会忽略对国内市场的开拓而偏好于出口到国外市场（张杰等，2008）。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2: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越深，产业中出口比重就越高，则说明国际代工导致国内制造企业越偏向于出口，即市场锁定效应。
（三）功能维度：价值链锁定效应
除了价值链链主的治理和控制，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学习效应也可能强化了代工企业在低附加值产品生产环节上的比较优势，从而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一方面，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布局下加工贸易的迅速扩张逐渐产生了产业层面的规模报酬递增，这种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使得代工产业不断自我增强并形成路径依赖。另一方面，代工市场较低的进入壁垒和学习效应迅速吸引了大批企业的蜂拥而入，其结果导致代工产业领域的租金迅速耗散，代工企业无法形成有效的内部规模经济。内部规模经济效应的缺失则导致代工企业议价能力微弱，“代工微利”使得代工企业无法积累足够的资金，自主品牌建设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只能锁定在代工环节（杜宇玮、熊宇，2011）。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3: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越深，产业附加值就越低，则说明国际代工导致国内制造企业越容易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即价值链锁定效应。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并运用制造业产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试图找出国际代工模式下不同类型产业锁定效应的具体表现及其影响因素。与GVC文献强调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的价值链治理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升级起着决定性意义不同，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家本土产业和企业以及外部环境因素对产业升级也有着重要影响。国际产品内分工对于价值链提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这一作用的发挥要以人力资本、服务质量以及制度环境等支持性条件的满足为前提（唐海燕、张会清，2009）。因此，除了将全球价值链分工因素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建模时还附加了要素禀赋因素、规模经济因素以及制度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1.被解释变量：（1）劳动力偏好程度（l）。用制造业各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普通劳动力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表示；考虑数据可获得性，采用“1—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来代替。（2）出口倾向（ex）。由于工业统计年鉴与对外贸易数据库中关于制造业行业的划分存在差异，为了统一口径，选用各行业的出口交货值与销售产值的比值表示。（3）附加值（va）。衡量附加值的直接指标通常包括工业增加值率和利润率。其中工业增加值率的大小直接反映企业降低中间消耗的经济效益，反映投入产出的效果。工业增加值率越高，企业的附加值越高、盈利水平越高，投入产出的效果越佳。因此，采用各行业的工业增加值率来反映该行业的附加值水平。
2.解释变量：（1）国际产品内分工程度（vs）。现有文献对垂直专业化和产品内分工的测算主要使用价值增值法（Adelman，1955）和投入产出法（Hummels等，2001）。其中用中间投入相对总产出的比例来衡量的价值增值法会受到如行业成长阶段等因素的干扰，而后者基于投入产出表的算法反映了某个行业出口中所含有的进口中间品比例，从而能对产品内分工程度进行较为精确的测度。根据Hummels等（2001）的扩展，产品内分工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1）
3.控制变量：（1）工资水平（wage）。首先，作为劳动力要素的价格，工资水平无疑是决定劳动力使用的首要因素；其次，从出口贡献方面看，由于中国制造企业出口的竞争优势主要基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必须考虑工资水平对出口倾向的影响。这里用城镇单位平均劳动报酬来反映各行业的工资水平。（2）创新研发强度（r&d）。创新要素是一种重要的高级生产要素，其可获得性与精致程度决定了竞争优势的质量及持续升级的可能性。因此，从理论上讲，创新研发强度的增强表明企业重视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与使用，从而有利于企业脱离低端要素锁定陷阱。同时，创新能力的增强使得制造企业有能力从低端的OEM向高端的ODM甚至OBM转型升级，从而有利于脱离对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的依赖，同时附加值也得以提升。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用各行业大中型企业的R&D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作为创新研发强度的测度指标。（3）内部规模经济（size）。如前所述，内部规模经济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根据市场结构理论，规模较大的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定价权和市场势力，因此企业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利润和附加值。此外，从中国现实来看，规模越大的企业可能越容易获得具有GDP增长、财政税收和就业偏好的地方政府的关注和支持，从而影响着其出口绩效。这里使用企业平均生产规模（各行业的增加值/企业数）作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市场势力的衡量指标。（4）外部规模经济（scale）。有些研究使用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来反映该变量，但本文认为，外部规模经济作为一种收益结果，以产出而非投入层面的指标可能更为恰当，故而选用实际工业总产出来度量行业的外部规模经济。而且，工业总产出指标也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地方政府相关的制度因素，即由于代工制造业低附加值、高产出的生产模式能在短期内带来GDP的快速膨胀，因此嵌入政治晋升博弈格局的地方政府更乐意维持这种生产现状，从而可能将当地制造业锁定在低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5）产业资金流动性和管理水平（cash）。按照张杰等（2010）的做法，选用总资产周转率来反映该变量，总资产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平均资产总额）×100%。①资产周转率越高，说明企业资产运营效率越高，企业市场势力也越大。资产周转率的提高一方面可能会因为管理质量和利用效率的提高而提升了国际竞争力，从而增加出口倾向；另一方面，企业市场势力越大，从而企业货款被拖欠的概率越小，销售能力越强，在国际贸易风险和不确定性都较高情况下，企业越有可能转向国内贸易，因此该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金融和社会信用制度环境。
根据上述变量选取，考虑到计量分析的可行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建立如下模型：
（二）样本数据说明
本文借鉴陈飞翔等（2010）的分类方法，以2002年中国工业统计数据使用的产业分类为参照，按资本—劳动比、科技活动人员数占总从业人员数比重来区分行业类型，并选取了27个制造业（劳动密集型行业13个、资本密集型行业8个、技术密集型行业6个）作为样本。产品内分工指数根据2002和2007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以及联合国贸发会议（UNCATD）的COMTRADE数据库中2001-2007年间的贸易数据计算而得。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R&D经费和产品销售收入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城镇单位平均劳动报酬数据取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其他数据均根据相关年份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国研网工业统计数据库整理计算获得。同时，为剔除价格因素，本文在处理工业总产出和企业平均生产规模数据时将原始的总产出和增加值数据均按2001年不变价格进行了折算，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来源于国研网价格指数统计数据库，其中食品加工和制造业的价格指数用食品制造业价格指数来近似替代。由于2004年工业增加值数据缺失，我们用2003、2005年增加值的平均值加以补缺；此外，鉴于劳动力需求对名义工资更为敏感，本文并未对城镇单位平均劳动报酬数据进行剔除价格因素的处理。
（三）计量检验及其结果
在面板数据模型中，为了避免变量之间的伪回归，首先需要对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检验。本文在通过对变量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经检验，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通过对主要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表明，锁定效应的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的长期关系（限于篇幅，检验结果未列出）。其次，在模型稳定性检验的基础上，需要确定模型影响形式（固定影响或随机影响）和模型形式（根据截距项向量和系数向量中各分量的不同限制要求，可以分为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通过Hausman检验和F检验，表1给出了以上两种检验的结果。然后，考虑到特定行业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和序列的同期相关性，避免回归结果的失真，根据模型检验的有效性，本文采用横截面数据加权（cross-sectionweights）的广义最小二乘（GLS）方法和似乎不相关回归（cross-section SUR）法进行估计。根据以上检验步骤，分别得到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锁定效应的检验估计结果（如表2～4所示），各模型均在统计意义上显著。
根据表2，模型1的结果表明，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来说，FDI规模与产业中所使用的劳动力比重呈正相关关系，外资比重越高，越偏向于使用劳动力要素。该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FDI的进入主要是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通过外资代工模式形成了较强的要素锁定效应。同时，工资水平和创新研发强度也具有较高的显著性水平，特别是后者表现出较强的负面影响。这表明较低的工资水平抑制了工人技能水平提升的投入，从而形成低工资水平的循环状态，而创新能力不足也使得劳动密集型代工产业过度依赖于低端劳动力要素的加工生产模式。
模型2的估计结果显示，FDI规模越大，出口倾向越大。这说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FDI主要是出口导向的，我国加工贸易主要是通过外资企业的出口或者本土企业为外资企业从事代工业务来进行的，而且外资比重过高可能会导致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工资水平与出口比重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工资水平越高，我国劳动力的优势会不断弱化，从而降低我国产品的出口。廉价劳动力作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重要特征，是促成其出口增长和出口依赖的重要比较优势所在。此外，资产周转率对出口比重也存在负面影响，这说明长期以来金融体系的不完备和社会信用制度缺失等外部因素可能是将缺乏资金的众多本土民营企业挤入出口市场的关键变量之一。
在模型3中，产品内分工指数、FDI比重与附加值之间并无显著相关，说明全球价值链分工并未直接影响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价值链升级。企业规模和产业规模与附加值之间分别显示出1%水平上的正向和负向关系，则表明企业层面的内部规模经济不足与产业层面规模过大而导致的租金耗散可能是造成劳动密集型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关键原因所在。需要指出的是，虽然FDI比重表现出了显著的要素锁定效应和市场锁定效应，但模型1-3中产品内分工指数均未表现出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来说，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并不必然产生锁定效应，只是外资代工导致了锁定效应的产生。
从表3中可以发现，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产品内分工指数越高，劳动力要素使用程度越低，而出口倾向却越大。这说明资本密集型制造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吸收了先进的技术水平和管理理念，有利于代工制造企业的要素升级，同时可能带动了中间产品的出口。接着，产业的FDI规模越大，劳动力比重就越高，同时出口倾向越低，而且附加值越高。这可能是由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的外资企业主要是市场导向型的，其更加注重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拓，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附加值的提升，但是这种国内市场导向型的FDI依旧是依托国内廉价劳动力来取得竞争优势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价值增值能力的提升主要是由外资企业进口中间投入驱动的，这也揭示了中国缺乏具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强竞争力的自主品牌；其现实就是，由于过度依赖中间进口投入品并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以及营销和物流方面的渠道优势，致使国内制造企业即便在国内市场上也没有任何市场势力，而只能为跨国公司品牌产品“做嫁衣”。
从规模经济方面看，企业规模越大，出口倾向越大，附加值越高。这一方面说明了政府对大企业的“特殊照顾”可能提升了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暗示着企业内部规模经济缺失可能会导致附加值的低端锁定。同样，外部规模经济引致的路径依赖和租金耗散也可能将国内制造企业锁定在价值链低端。从创新因素方面看，R&D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越高，普通劳动力比重就越低，而且出口比重越高，附加值越高，且都在较高的显著水平上显示出与各个被解释变量之间的较大相关性。这表明，创新投入加大有利于企业摆脱低级要素锁定，而且可以提高企业的代工竞争力，从而在提升附加值同时也提高了出口竞争力。结果显示，资本密集型制造企业的资产周转率越高，产业出口比重越高。这表明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普遍存在的制度扭曲效应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并不显著，而从另一角度也说明了企业资产利用效率提升了其国际市场势力和竞争力。
总体而言，国际代工并未给资本密集型产业造成必然的锁定效应，反而表现出一定的要素升级和价值链升级效应，因而具有明显的“双刃剑”特点；工资水平、规模经济和创新强度因素是锁定效应的主要成因。值得注意的是，FDI虽然有利于国内市场的开拓和附加值的提升，但由于依然偏向于劳动力要素的使用，从长期来看可能无法有效促进产业升级，反而可能进一步陷入低端陷阱。
表4显示了国际代工模式下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锁定效应的表现及其来源。国际产品内分工程度越高，FDI规模越大，劳动力要素使用程度就越高，出口倾向也越大；FDI规模还与附加值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体现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因素具有显著的锁定效应。这表明，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来说，国际代工不仅无法获得国际分工与贸易收益，反而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自身产业升级。同时，创新强度的不足以及信贷渠道不畅和社会信用制度的不完善也可能使该行业的企业陷入低级要素锁定与外部市场依赖的困境。此外，企业规模对附加值具有负向影响的结果表明，技术密集型大企业并不一定能带来较高的附加值，反而可能由于组织结构臃肿、管理效率低下等因素而陷入“X非效率”状态。
四、结论与启示
在以国际代工为基本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中国制造业可能受制于价值链治理因素、产业发展特征、企业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因素，非但不能快速地实现产业升级，反而通过要素锁定效应、市场锁定效应和价值链锁定效应形成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的自我强化与路径依赖。本文运用2001-2008年中国制造业27个行业面板数据，对国际代工模式下不同要素密集型产业的锁定效应进行了系统的验证和比较，主要结论包括：
第一，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锁定效应表现为要素锁定效应和市场锁定效应，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则兼具要素锁定效应、市场锁定效应和价值链锁定效应。第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锁定效应主要来源于外资代工模式，全球价值链分工因素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表现出一定的要素升级和价值链升级效应，因而具有明显的“双刃剑”特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因素则具有显著的锁定效应。第三，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言，工资水平和创新研发强度对要素锁定效应具有显著影响，规模经济因素是价值链锁定效应的决定性因素，而工资水平与外部制度因素显著影响了市场锁定效应。第四，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锁定效应与工资水平、规模经济和创新强度显著相关，但制度扭曲效应并不显著。第五，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锁定效应受到创新强度和外部制度因素的显著影响，企业规模扩大反而会导致价值链低端锁定。
上述结论意味着，中国代工产业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跨国公司战略、产业（企业）规模、对生产要素的利用方式以及外部制度环境等因素，针对不同类型的产业升级应当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关键是要推动FDI结构升级，促进代工企业的本土化，鼓励本土企业从事专业化代工；同时切实提高工人工资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并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来扩大企业规模。对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应当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同时要提高行业工资水平和企业规模；更要注重价值链学习，充分发挥“干中学”效应，加大研发投入，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来说，过早融入全球价值链则可能并非理想之策，而应当依托高速增长的内需市场规模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势力。对于各级政府而言，应积极规范劳动力市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金融信贷体系和完善社会信用制度，同时要给予有创新潜力的中小民营企业更多的政策扶持，为本土制造业突破低端锁定、实现产业升级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注释：
①公式中的“平均资产总额”是指企业资产总额年初数与年末数的平均值。由于数据所限，本文用年末资产总额进行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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