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理论和实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实证论文,中国论文,居民消费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72Y(2010)09-0010-05
一、引言
2009年在中央政府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积极财政政策刺激下，中国经济率先实现了总体回升向好。2010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内需依旧担负着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任。究竟应该怎样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的水平？根据传统的凯恩斯理论，政府降低税收或者增加政府支出等措施，都可以促进居民消费的提高。但国外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经验表明，政府的财政政策有时会产生非凯恩斯效应，无疑这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有可能会出现适得其反的结果，如“扩张性的财政紧缩”或“紧缩性的财政扩张”。因此，为了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首先有必要弄清楚政府部门出台旨在刺激居民消费的财政政策是否存在非凯恩斯效应？
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国内有针对性的实证研究很少。王立勇、高伟(2009)选用1978-2004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运用内生划分非线性效应区制的方法对中国政府支出和税收的非线性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财政政策具有显著的非线性效应。我们认为，他们的研究存在几个缺陷：第一，单纯使用1978-2004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检验，观察值个数太少；第二，仅从国家层面而没有从省级层面识别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容易导致偏差；第三，未对财政政策产生非线性效应的预期机制进行符合文献的实证检验。因此，很有必要对财政政策是否具有显著的非线性效应进行深入研究。所谓非线性效应是指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程度是其他因素(预期机制)的函数(Giavazzi等，2000)。
简言之，与现有国内关于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的研究相比，本文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本文使用了中国27个省份1978-2004年度的面板数据，不仅包括了王立勇、高伟(2009)的时间序列数据的信息，而且还包括了大量省际间的个体差异性的截面信息；第二，遵循现有的文献，本文引入四个虚拟变量对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的预期机制进行了计量检验，同时，重点关注中国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是否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了非凯恩斯效应。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关于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的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的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为模型设定、变量解释与数据来源；第四部分为计量结果的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文献回顾
关于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非线性效应的现有重要文献，主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展开。理论方面主要阐述了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的预期机制；实证方面由于有针对性的研究比较少，本文对两篇有代表意义的文章进行辨析。
(一)理论方面
从预期角度来讲，财政政策最终都是通过影响消费者对收入或财富的未来期望值而改变了当前的消费，但其触发因素有别。根据现有的文献，主要有三类。第一，大而持久的财政扩张或紧缩可能会导致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的产生。Feldstein(1982)首次阐述了它的传导机制，如果政府实行持久的财政紧缩政策，消费者很可能会预期到未来税收的下降会增加未来的收入，于是提高了当前的消费，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出现了所谓的“紧缩性的财政扩张”。同样，如果政府实行持久的财政扩张政策，消费者很可能会预期到未来税收的上升会减少了未来的收入，于是减少了当前的消费，抑制了经济的增长，出现了所谓的“扩张性的财政紧缩”。第二，初始债务水平可能会导致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的产生。Sutherland(1997)认为，当政府债务水平很高时，他们预期政府为稳定经济会收取更高的税，于是政府现在每增加1单位债务，将引起消费者减少消费量超过1单位，于是产生了非线性效应。第三，初始的政府规模可能会导致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的产生。Afonso(2001)认为当政府实行持续而且较大的缩减开支的时候，消费者此时会预期未来税收下降，进而引起消费者预期收入的增加，反而提高了居民消费水平，于是便出现了非线性效应。Bertola和Drazen(1993)论证私人消费对政府支出冲击的反应程度和方向取决于初始政府支出水平。他们假定政府支出遵循着一个含有正漂移的随机过程。若没有稳定措施，政府支出的增长将不可持续，因此，当政府支出达到一个临界水平时，消费者预期政府支出会有一个大的削减。但是，当政府支出达到一个低水平临界值时，消费者对政府是否进行稳定化并不确定，因此，消费者对政府支出变动就有了多种反应。尽管如此，当政府支出处在低水平时，政府支出的1单位增加由于在低水平临界值时政府可能进行稳定化或在高水平临界值时一定进行稳定化的预期使得私人消费下降少于1单位。当政府支出处在高水平时，消费者预期即将稳定化的概率非常大。因此，政府支出的1单位增加将由于使得预期未来税收的现值增加为负而提高消费。这表明，在低水平政府支出时，政府支出增加将导致私人消费下降，表现为非凯恩斯效应；在高水平时，政府支出增加将导致私人消费增加，而表现为凯恩斯效应。
(二)实证方面
Afonso(2001)首先构造了一个居民消费的两时期模型，从理论上推导出了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可能存在着非凯恩斯效应，然后利用欧盟15国1970-1999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当存在财政政策调整时，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易产生非凯恩斯效应，同时财政紧缩比财政扩张更容易产生非凯恩斯效应，也即财政政策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上具有非对称性。该文很大的一个不足就是只考虑了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产生非凯恩斯效应的预期机制，而没有引入另外两个预期机制，进而不能对当前预期机制进行充分检验。
王立勇、高伟(2009)选用1978-2004年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利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检验了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结果表明，政府消费在1978-1980年和1984-1997年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税收也有微弱的非凯恩斯影响，而政府投资并不存在非凯恩斯效应；同时，通过检验认为初始财政条件和财政调整幅度等预期因素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最后利用非瓦尔拉斯均衡模型同样从理论上推导出了非凯恩斯效应的产生。不可否认，利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自回归模型从内生层面区分了非凯恩斯效应发生的区间具有技术上的优势，但是这种方法所使用的数据过少，自由度不高，而且忽略了省份和地区的差异，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所以，使用这种内生划分法难免存在偏差。另外对预期观点的检验使用图形法虽然具有直观的优势但难免过于主观，而建立在不充分的时间序列数据基础上得到的图形，则更缺乏说服力。
三、模型设定、变量解释与数据来源
文献回顾告诉我们预期因素是产生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重要原因，下面我们将利用中国1978-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并通过构造计量模型来考察预期因素是否显著影响着财政政策的结果，即试图对预期机制进行检验。如果预期因素显著影响着财政结果，那么预期机制被证实，这表明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非线性效应。具体的实证思路是寻找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和检验预期机制。我们在计量方程中引入两个时期概念，分别是正常时期和非正常时期，其中非正常时期是方红生、张军(2010)所认为的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潜在时期，正常时期是非潜在时期。引入两个时期的功能分别是：非正常时期的引入可以对预期观点进行直接检验，若财政结构变动在非正常时期显著影响着财政结果，则预期观点被证实，这表明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非线性效应，否则被证伪，表明中国的财政政策没有非线性效应；正常时期的引入可以估计出没有预期机制发挥作用下的财政政策效果。遵循方红生、张军(2010)的观点，为了刻画非正常时期，我们同样定义以下四个虚拟变量：
(一)模型的设定
参考Afonso(2001)和方红生、张军(2010)，我们将计量模型设定为：
(二)变量解释
模型变量的名称及具体的解释如表1所示。
(三)数据来源
计量模型的数据为面板数据，涵盖了中国27个省份，时间跨度为1978-2004年。财政方面的数据来源于方红生、张军(2010)，计算实际产出的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计算实际消费的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和《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
四、计量结果分析
我们利用Stata 10软件对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处理，计量结果如表2所示。下面我们对计量结果进行具体的分析，分析主要从正常时期和非正常时期两个方面进行。
在正常时期，实际产出增长率(gg)对实际消费增长率(gc)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系数所在的区间是[0.3758，0.3839]，符合传统的凯恩斯理论，表明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实际居民消费水平；政府消费的变动(Δgsize)对实际居民消费增长率的影响系数虽然在统计结果上并不显著，但是符号却都为负，这表明政府消费在正常时期出现了非凯恩斯效应；政府基本建设支出(Δinfrate)的变动对实际消费增长率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系数所在的区间是[-1.8937，-0.8531]，这表明政府基本建设支出在正常时期出现了非凯恩斯效应。对于政府消费和政府基本建设支出在正常时期出现的这种非凯恩斯效应，我们认为可参考Bertola和Drazen(1993)的论述解释，即中国居民相信政府支出将使自己未来税收增加，因而减少当前的消费。
在非正常时期，我们对四个潜在时期进行具体分析。在第一、二列中，大而持久的财政扩张期在第一个标准下显著影响着政府消费的变动效应，且在10％显著水平上影响为正，边际贡献为1.9146，结合正常效应，政府消费的变动在大而持久的财政扩张期下总效应为1.4803(即-0.4343+1.9146=1.4803)，显著异于0，这表明在大而持久的财政扩张期下政府消费的变动对实际居民消费增长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此，我们的解释是大而持久的财政扩张期可能向人们发送了一个非常可信的确保经济稳定的信号，该信号使人们预期未来的收入会增加；大而持久的财政紧缩期在第二个标准下显著影响着政府预算内收入(Δfrevrate)的变动效应，且在10％显著水平上影响为负，边际贡献为-2.6541，结合正常效应，政府预算内收入的变动在大而持久的财政紧缩期下总效应为-2.314(即-2.6541+0.3401=-2.314)，这表明在大而持久的财政紧缩期下政府预算内收入的变动对实际居民消费增长率的影响符合凯恩斯效应。对此，我们的解释是大而持久的财政紧缩期可能向人们发送了一个非常可信的紧缩信号。该信号使人们预期未来的收入会减少；大而持久的财政紧缩期在两个标准上都显著影响着政府基本建设支出的变动效应，且分别在10％和1％显著水平上影响为正，边际贡献分别为2.5400和3.5973，结合正常效应，政府基本建设支出在大而持久的财政紧缩期下总效应为0.9172(即2.5400-1.6228=0.9172)和1.7036(即3.5973-1.8937=1.7036)，显著异于0，这表明在大而持久的财政紧缩期下政府基本建设支出对实际居民消费增长率的影响符合凯恩斯效应。在第三、四列中，以结构预算赤字作为初始条件由第二个标准所决定的坏年份显著影响政府基本建设支出的变动效应，且在10％显著水平上影响为正，边际效应为1.9985，结合正常效应，政府基本建设支出在以结构赤字作为初始条件所决定的坏年份下的总效应为0.7992(即1.9985-1.1993=0.7992)，这表明在以结构赤字为初始条件所决定的坏年份下政府基本建设支出对实际居民消费增长率的影响符合凯恩斯效应，这可由Bertola和Drazen(1993)的论述解释。在第五、六列中，以政府规模作为初始条件由第二个标准所决定的坏年份显著影响着政府消费的变动效应，且在10％显著水平上影响为正，边际效应为1.0504，结合正常效应，政府消费的变动在以政府规模为初始条件所决定的坏年份下总效应为0.5534(即1.0504-0.4970=0.5534)，这表明政府消费的变动在以政府规模为初始条件所决定的坏年份下对实际居民消费增长率的影响符合凯恩斯效应，这可由Bertola和Drazen(1993)的论述解释。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使用中国1978-2004年间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和虚拟变量法考察了中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并对其形成的预期机制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财政政策在正常时期和非正常时期分别表现为非凯恩斯效应和凯恩斯效应，预期机制被证实。本文的政策启示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正常时期，增加政府基本建设支出和政府消费不利于消费的提高，容易出现“扩张性的财政紧缩”。为了扭转这种不利效应，政府需要直接提高这两类支出被居民分享的比重。
第二，在非正常时期，大而持久的财政扩张倾向于提高居民的消费支出。在财政赤字比重高的地区，增加政府基本建设支出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而在政府规模比较高的地区，增加政府消费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这意味着，在提高居民分享政府支出的比重的同时，注意财政的实施方式和实施时的初始条件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