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与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的性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中国当代论文,主题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女权主义作为一种与男性中心文化对立的文化，为摆脱现存权力体系的控制，非常重视妇女的亲身经验和建立女性的话语，六十年代以来的美国，一种妇女自我探寻的方式“提高意识”，开始在女权主义者群体中流行。在这种简称为CR的集会中，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分析理论建立了微妙的联系，即突出弗洛伊德所关注的方面，把两性关系引入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将性和政治结合是西方女权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
而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长期以来一直在性别支配的阴影下打转，忽视了两性之间的权力结构问题。中国的两性之间既不存在正面的对抗也不存在平等的互补，而仅仅是一种附属关系。体现在小说创作上，在1979年以前，无论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都没能将注意力真正放到两性关系上，结果造成女性性征失落以及陷入被书写状态，这不仅是女性文学创作的困境，最为根本的还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困境。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要步出困境，必须认清两性之间的权力结构，摆脱性别支配。而西方女权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将性和政治结合，突出两性对抗和女性特征，虽然在许多方面失之偏颇，但她们的男性批判和自我反思使永远是“正在成为”的中国女性看到了男性世界之外的一个崭新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与男性世界之间丰富而生动的联系。因此在中国开放的八十年代，西方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渗入，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所批判借鉴，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小说创作。而女权主义的性别路线及其与非理性主义思潮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女权主义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又主要表现在性主题的发挥上。
对抗之一：“性解放”与“男性陷阱”
受西方女权主义者激烈对抗的态度影响，一部分中国前卫女性试图以决绝的手段摆脱男性的控制。但由于中国女性长期处于被麻痹状态，她们的自身素质提高缓慢，特别是精神方面，短时期内根本无法与男性抗衡。所以中国的前卫女性所能拿起的最顺手和最现存的武器，只能是女性性征。于是摆脱性束缚、追求性解放，首先在性关系上对男性权威进行毁灭性打击，成了这部分女性的努力目标。反映在小说创作上，这时候的一些以女子为中心的性爱小说，背景不再有具体的社会环境，舞台中心置放的只有一张床。男女之间的性爱不再是发生在花前月下的田园牧歌式的谈情说爱，也较少描写人物精神上、情感上的交流、相知、冲突和依恋，往往只是赤裸裸的肉欲的追求和感官的满足。女性在性爱中处主动地位，以一种新的姿态觅取着性生活中的快乐和满足，对于千百年来在性的问题上男性总是处在绝对主宰地位的状况打出了响亮的一掌。但是，尽管如此，由于过去注重纯粹的性快感，阳具崇拜仍然显而易见。台湾女作家李昂早在1973年到1981年间就写过这类性探讨的系列小说，无论《雪霁》还是《莫春》，都不由自主地流露了对男体阳刚的崇拜。就象哈乐根罗曼司小说，男性充满着不可知的性魅力，残酷、坚硬、冷漠和胁迫。但是与西方哈乐根罗曼司小说完全不同的是，这些小说摒弃了外在因素的介入，忽视了对男性情感和行为的关注，剩下的只有对男性的性评价和阳具膜拜，从而造成性与爱的分裂。女性在将男性物化的同时，自己也被更彻底地物化了，这是许多“性解放”的前卫女性所始料不及的。
与此相关，由于反叛的女性自己重陷被轻蔑的泥潭，在性力和原欲这个问题上，许多男性作家乘机顺杆子上，特别是有弗洛依德的泛性论、无意识论、性心理研究做后盾，男性作家的“炒性”开展得更为轰轰烈烈。值得注意的是，不但女性奋起反抗男权意识，就是男性自己，也普遍意识到了传统男权意识形态弊病重重，特别在中国，对传统理性秩序的攻击，是男性自己率先开始的。在他们的作品中，传统的男权意识形态就每每以精神桎梏的面目出现，这在表面上似乎是对女性解放的引导和应和，事实上从整体效果看却是男性的迂迴战术，他们避开了正面战场，而试图在非理性领域设置一个男性的陷阱，等着被热情冲昏头脑的前卫女性自投罗网。半岛（张水舟）的《鬼窟》，就可视为一次原欲秘窟的探险。作品通过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性爱故事，将原欲的威慑力表现得淋漓尽致；传统的观念和习俗作为一种习惯性的自律形态时时绞杀着活生生的生命；但是原欲激情的勃发是不可遏止的，当它被压抑而以另一种形态出现时，将会产生触目惊心的效果，这就是变异性心理积淀，它导致灵魂的畸变、自虐的痛苦以及永远无法填满的性爱黑洞。
刘恒的《伏羲伏羲》则对性的原始意义作了较为深入的挖掘。作者把性与生殖从等同关系调整为依存关系，承认性快感的存在，鄙视伦理道德和贞节观，使性诱惑的魅力自始至终笼罩全文并且所向披靡。应该说，作者对男权文化自身所作的否定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也是符合相当一部分进步女性的心态的。但是，纵观全文，作品所具有的性的原始的诗意完全是建立在阳具崇拜之上的。杨天青硕哉的“本儿本儿”就象一根光辉的支柱支起了原欲的复苏，杨天青本人因此由一个大苦大难的寂寞的光棍儿成了洪水峪史册上永生的角色。相形之下，丧失了性机能和生育能力的杨金山却是多么的可怜可鄙，在作者笔下，他只是一个“半人”。如果说，半岛的《鬼窟》只模模糊糊给人一种“性是主宰人的生命力的上帝”的印象，而《伏羲伏羲》则进一步渲染了性快感中的阳物崇拜这一古老而诗意的神话。那么，到《白涡》和《废都》，给人的感觉就不仅仅是设置陷阱的问题了。我们看到，一旦女性一头扎进性自由和纯肉欲的享受之中，原来以进步面目出现的男性，立刻重新拾起残余的父权规范和意识形态。这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就有再次将女性贬回附属地位之嫌。《白涡》的男女主人公周兆路和华乃倩处于一种较为时髦的婚外性关系中。华乃倩多少算是一个开放的女性，她因为丈夫的生理缺陷而有勇气寻找婚外性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男权的蔑视。但是，与所有中国女性一样，她在性爱上并不具备西方女子所具有的坚强个性的独立精神，即使在纯本能的肉体关系上，她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强烈的依附倾向。周兆路就抓住了这一点，将她玩弄于股掌之上。周兆路虽然是一个当代高级知识分子，但他坚持的却是男性中心立场，他把自己看作他和华乃倩之间性关系的基点，他需要时就维持，等到这种关系可能阻碍他的事业的成功，招来舆论的谴责时，他就决断地结束它。而当华乃倩反对断绝关系时，他便把她看作是一个淫荡的坏女人，是“祸水”。这俨然是唐人传奇中一个玩弄女性的封建士大夫对弱女子始乱终弃的故事。但从另一侧面看，似乎又是华乃倩自己将自身作为充满诱惑力的性对象来展览，而与周兆路的“尤物”观点相应相和。纯肉欲的男性陷阱，使相当一部分女性刚出虎口又入樊笼，而且有苦难言。至于贾平凹的《废都》，传统男性中心主义文化模式更是堂而皇之地出来箝制一切。小说中，庄之蝶与女人们的关系如同封建社会中的女人承恩于皇上，密宗圈里女人之幸遇于佛陀，阳物崇拜是明显的，它使性爱的想象力和心态趣味都未超出古代艳情小说的范围。庄之蝶与唐宛儿、柳月等女人的性游戏均明显脱化于《金瓶梅》，阳具的伟大是作者肆意渲染以求掩盖九十年代男性知识分子失落感的最后一件法宝，它是以女人的重新沦陷为代价的。但是凡事过了头就变得不可信，张法在《〈废都〉：多滋味的成败》中提到中国古典小说对男人的性力有两种模式，一是靠丹药，它的结果是反面的，如《金瓶梅》；二是靠真人调教或增性手术，结果是正面的，如《肉蒲团》、《杏花天》。《废都》中的庄之蝶在与妻子行房事时有些毛病，但与情人频繁地做爱时却显得很“伟大”。以当时的环境考虑，特别是按西方理论来分析，这只不过是一种矫饰的幻想，是一种虚假的伟大。阳物崇拜在这儿出现了破绽。尽管这是纯生物学意义上的，但却动摇了阳物崇拜神话的基石，从而在另一个侧面起到了唤醒沉浸于“性解放”的前卫女性的作用。
对抗之二：全面的“女性视角”和“打败女强人”
事实上，所谓男性的陷阱只蒙蔽了很少一部分前卫女性。随着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广大中国女性日益认识到，处理两性关系之间的对抗不能仅仅利用性征这个武器，而是需要培养全面的视角，从经济、社会地位，事业和思想等等各个不同的角度摧毁男性权威，并最终在“性”上获得象征性的、彻底的实现。反映到小说创作上，张洁的《红蘑菇》较为典型。男主人公吉尔冬被置于女性目光的包围下，梦白、小云、梦红以及作者，使吉尔冬变得赤条条无处可藏。虽然他一再自作聪明地耍一些小伎俩，设计一些所谓男人的圈套，却最终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他失败得很彻底，从经济、社会地位到事业、精神境界，处处显示了他的卑琐和无能。而吉尔冬与梦红的报复性作爱最有寓意，就象一个重磅炸弹轰掉了男性权威的最后一个堡垒，石破天惊般照亮了作品的上空。如果说，在这部作品中，吉尔冬之所以败在女人手下是因为他丧失了“雄性”，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那么，真正传统意义上“雄性”十足的男人的命运又如何呢？中国当代女性作家开始利用西方女权主义的“权力迁移”来达到一种不屈不挠的进取理想。吉慧在《黑色季节》中一开始就塑造了一个颇有野性、意志铁石一般坚定的蛮子形象，而女主人么菊嫂则是柔顺的、母亲般的。好胜要强的蛮子最终躺倒了，而菊嫂则由大姐变为情人，又以情人变为母亲，蛮子彻底放松自己，完成了权力的转移。
在中国，象《红蘑菇》中梦白那样既有社会地位又有思想还有金钱的女人毕竟是少之又少，而且女人的胜利是以男人“雄性”的退化为前提的，这不能不使两性的对抗大打折扣。而《黑色季节》中的权力转移是安逸的、优美的、非暴力的，因此也是幻想的、短暂的。面对女性的这种虽不是强有力的但却是全方位的挑战，男性世界开始呼吁“打败女强人”，试图将刚刚冒头的女性视角消灭在萌芽阶段。反映在性主题上，就是一度把注意力从原欲世界拉回到家庭婚姻，强调所谓的女人的天职，渲染女强人的爱情悲剧乃至家庭悲剧。在这类作品中，大男人们经常提醒女人在扮演女强人角色的时候别忘了自己的传统角色；别忘了女人的价值首先是女人，其次才是人；别忘了自己是爸爸的女儿、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相应的，一些作品则诋毁女强人形象，这表现在女强人形象的塑造上，许多男性作家总是有意无意地强调成功女人的性魅力，暗示女人出卖色相以换取成功，否则就走向另一个极端，将女强人拉入男性行列，暗示她不像女人，像男人。而对女人所谓劣根性的渲染更是一度散见于各类作品之中。但“打败女强人”并不是一味地强硬，另有一些男性作品注重感化力量，运用非常纯净平和而又温馨感人的笔调，歌颂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突出性的最直接结果：生命力的传递，如朱苏进的《轻轻地说》。这类作品美则美矣，但如果从女权的角度看，只能是起束缚和局限女性视角的作用，即令女性沉迷于孕育下一代的荣耀之中。
女性自我书写之一：“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
看来，女性在没有彻底认清自己之前就贸然采取进攻的态度是不明智的，最终还是要碰得头破血流。女性必须先学会自己书写自己的特征，并且在素质的提高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特征。西方女性由于受教育的程度较高，经济独立的程度也较高，她们对妇女的特殊存在的理解往往比较深刻。虽然她们的极端态度一度导致了“女同性恋的连续统一体”，而忽视女性作为一种独立的性别与男性的共存互补关系，但是毕竟最大限度地显露和阐述了女性一向不为人知的真实面目。中国的女性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还无法从理论上界定自身的特点。不过自从两性之间的对抗突现以来，中国的女性也开始反思自身形象，尝试着自己书写自己的特征。反映到小说创作上，就是首先向古老的“昨天”告别，摧毁由于男性中心带来的同性之间的恨、嫉妒、尔虞我诈以及贞节观，抹去一切父权制社会下男性描绘的所谓女性特征，留出“空白之页”来自己着笔。蒋子丹的《昨天已经古老》和郭萍的《骚动》都以两个青年女人的密切关系为结构主线，男主人公隐在不显的次要位置，但却作为性角色在场，并且被纯欲念化了，在性关系中丧失了其精神的统治地位，而所谓的肉体联系在女主人公们的友谊面前显得黯然失色。显而易见，这时女性创作中的性主题有了偏向，这是一种类似于西方“女同性恋的连续统一体”的偏向。
看后来刘索拉《蓝天绿海》中的“我”和蛮子，刘西鸿《你不可改变我》中的“我”和少女孔令凯，同性间密切的关系就已经转化为恋情。“我的心属于我”，这是女性同性爱小说的主旋律。执著于对男人的爱似乎已显得可笑了，它不过是女主人公在自作多情罢了。妇女开始从同性朋友中寻求感情实现，而男人仅仅作为性对象存在。应该说，这种性偏离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然而无论中西方，女同性爱经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拒绝和否认。在中国，男同性恋在文学中是有着充分描述的（古典平话小说），而女同性恋则几乎不见，人们对女性间“不甚显著而根底较浅”的恋情缺乏敏感，甚至根本否认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许这与妇女被认为是无性别的，没有独立精神的附属物有关。这决定了中国当代出现的女同性爱小说偏重独立自我的确立，而不在“性”实现的与否。西方则是完全不同，对于女同性爱，他们是颇为敏感的，七十年代出现的女同性受批评致力于为女同性爱提供一个传统，费德曼《超过男人的爱》就广泛地描述了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妇女之间浪漫爱情的文学传统。但是由于其灵肉分裂的性质，妇女之间的强烈爱情被视为不正常和不可取。
德朱尼·巴恩斯的《森林之夜》以及《女士们的年鉴》，其中的女同性爱者都是颓废、痛苦、愚蠢而又淫荡的人物。应该说，这是完全违背女同性爱女权主义者的初衷的。西方女同性爱女权主义者已注意到这一现象，在1973年《具有妇女特点的妇女》一文中提出应竭力把女同性爱主义同积极的、可取的品质毗连。这就等于默认灵与肉的分裂，而将努力方向转至爱的净化上。当代中国的女同性爱小说很容易地就接受了这种观点。看《蓝天绿海》和《你不可改变我》，就是以一种童贞密友式的温馨氛围纯净了事实上是性偏离的不为人们承认的恋情关系，同时体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追求和人生探索。女主人公是聪慧的、可爱的、自由的、不媚俗的个性体，并且在彼此的生活和工作中作为一股无所不在的活力存在着。中西方妇女达成了共识，感应的精神潜流维系了一个“女”同性恋的连续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男性价值被忽视了，女性的无限丰富的素质得到集中而又诗意的体现，并且不断有新的发掘，就象母系氏族社会象征女性的无限生动、令人敬畏的鱼被抽象成形而上的鱼纹乃至线条，如今又返回本原的丰富一样，女性真实面目的显露往往使人们包括女性自己目瞪口呆。
女性自我书写之二：走向自恋
由于女性思维所特有的任性、混乱、敏感与虚飘，中国女性的自我书写也不例外地逐渐走向内心世界，与西方女性一样，非理性的幻想之流倍受青睐。女性开始躲进非理性世界以反抗外在的理性秩序，并从中挖掘自身的潜质。我们知道，从圣奥古斯丁到弗洛伊德，自我的概念和人类生活的具体化都是以男性为模特的，女性自我概念的确立必会受到各种各样来自外部以及女性自身的干扰。躲进非理性世界确立自我相对来说是一条捷径，但是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女性自身内在矛盾的干扰。对于千百年来处于“尤物”地位和有着沉重社会角色的中国女性来说，人格畸变尤其不可避免。一方面，她们由衷地渴望爱情，另一方面又害怕付出真爱：一方面，她们不断地发掘自身“高贵的特征”以求独立于男性，与男性匹敌，另一方面，她们又时刻在将这些特征魅力化，以作为性诱的资本。这种种矛盾压抑的结果，就是使相当一部分女性沉溺于内心世界无法自拔，并在自我欣赏中走向自恋。自恋成了这一时期性主题的又一个无可奈何的偏向。于是，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最终归于宗教的宁静，出现永恒的不为男人所动的女人，即祖母。祖母是飘在天堂的女神，她编织的故事将女性的天赋赐予女人。而铁凝在《玫瑰门》中以充满鬼魅灵气和变态心理的司猗纹给予了超人格的神奇描述。还有陆星儿笔下那些既聪明又温柔的女性却总是不满男性世界的不完满，以及陈洁、亦晓井笔下那些个始终不能忘记自己是个女人的所谓洒脱女性，都给人一种强烈的自赏以至自恋的印象。这种自恋倾向到了一些女性文学所营造的纯优化女性世界中，就更为变本加厉，成了对女性魅力无止境的自我把玩和谥美。例如陆星儿的《天生是个女人》等系列小说，写尽了女性的阴柔之美，无论是相貌、风度、才华都是楚楚动人的良家妇女。她们所面临的感情、婚姻以及家庭的苦恼，是清一色来自对象世界的缺憾，仿佛现实世界中没有一个能匹配这些女性的才郎勇男。女性迷失在自己营造的幻想之流中。除了自恋，她们的感情和性爱别无发泄之途。象陈洁的《雨季来临》、《随风而去》，其中几个聪明过人到大智若愚地步的女主角，都是为心造的所谓爱情气氛所迷惑。在这样虚幻的氛围中，作者尽情把玩着女性空灵美的情绪和凄凉的魅力。波伏娃在《第二性女人》一书中说：“事实上，自我陶醉者和妓女没有两样……她要这个世界看重她，即使她认为这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世界。”波伏娃的这段话，可谓点出了女性自恋的实质，即女性心智的不成熟和缺乏自信。女性试图利用自己的本质建立自己的世界，但又时刻担心着男性世界对她们的评价，以及能否接受她们。结果，她们强调了角色而忽略了本质特征，这使她们所谓潜质的显现显得虚假、矫情。
女性停留在这样充满矫情的幻觉的内心世界里反抗父权制的象征秩序，不但证明不了自己，反而意味着对男性／女性等级的重新默认，意味着对“阳物崇拜”的重新确认。例如在残雪的女性世界里，虽然潜伏着各种来自男性世界的暴力和危险，但是所有的女性都一如既往地沉浸在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里无法自拔，她们没有行动，有的只是怪异的精神反应和幻想形式，她们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在自我意识深处一厢情愿地干扰外部的父权制秩序，使之变形。残雪所提示的双重世界就意味着妇女永远无法摆脱“阳物崇拜”的心理：“我”所厌恶的不过是世俗的“阳物”。男人扮演的角色或者暴戾或者萎缩，表明“我”对日常世界里的男权的厌恶和鄙视。而那个“公牛”的意象则隐喻一种强有力的男性，这个雄壮有力而又令人恐惧的“阳物”是所有女性崇拜的超验的能指。所以象残雪一样躲进根本不存在的“山上小屋”，只能导致无穷无尽的孤苦寂寞和变态心理。
男性对“女性自我”的逃避和性主题的贬值
女性的自我最终呈现出一副奇怪的嘴脸，这是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自身都没有料到的。面对这尴尬的局面，男性作家生发出一种对女性的恐惧和逃避的潜意识。
对女性的恐惧和逃避心理根源于那种把女人视为祸害和灾难的传统意识，而在这一传统意识支配下出现的男性作品经常把对女性的逃避当作英雄主义的注脚。但是自女权运动兴起和发展以来，这种心理产生了变化。这一次是非理性自我书写所刻意展示的女性性角色魅力使男性陷于恐慌和无所适从的状态之中。一方面，男性时刻感受到来自女性的致命的诱惑，另一方面，他们又清楚地感觉到女性对他们的鄙视、拒绝乃至否定。女性的意识的诡奇、狡黠、混乱和神秘又使他们感到无法理解和难以接受。因此在两性关系的处理上，恐惧和逃避的潜意识主宰了作品的整体格调。例如马原在《虚构》中选择了一个女麻风病人作为交媾对象，表达了“我”对女性的特殊恐惧。虽然作爱的激情使这种恐惧蒙上了一层温馨的气息，然而“我”却在其中体验生存的无穷超越性，这是一次玩命的交媾，体验得越深表明恐惧越剧烈，而病毒在这里进一步强化和深化了这一恐惧。至于格非的《褐色鸟群》，那个极端孤独的“我”，为了抵御女性的诱惑而自觉在回忆中扮演一个偷情者的角色。男性的这种恐惧和逃避并不意味着女性的胜利，事实上，这是男性对女性的所谓“自我”在情感上所做出的否定，一种不惜以匮乏为代价的否定。
匮乏的代价是沉重的，无论是灵的或肉的匮乏，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性心理畸变。女性走向同性恋和自恋就根源于匮乏，而男性的性心理则由于潜意识中匮乏的痛苦走向性猎奇心态，反映到一些男性作家的创作上，就是热衷于在性主题上大作文章，极尽变态和渲染之能事。一种类似于窥淫癖的习气一度弥漫于男性作家群和读者群，加上商品大潮的冲击，这类作品更是蔚然成风。老村接连推出的两部“力作”：《骚土》、《畸人》可谓代表作。翻开《骚土》正文，扑面而来的是各种性关系、性形态的堆砌：与兄嫂姘居、风流女人对工作人员的勾引、阳萎的丈夫和性饥渴的妻子、公公和儿媳乱伦、法师诱奸女人、叔公强奸亲侄女、丹药的试验等等。如果说，《骚土》还多少残留有原来男性的理性批判精神，那么，到了《畸人》，则完全丧失了理性价值。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不过是把《骚土》中已表现过的非正常性关系又重新炒了一遍，勉强凑合成书。这无论是对文学还是对性主题本身，都是一种贬值。
并不是说写性变异就是性主题的贬值，问题在于作者对这块非理性领地驾驭能力的高低。在西方，描写性变异的作品是相当多的，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除了纯感官刺激的色情文学，只要是涉及性变异、性乱交的严肃文学，多少都具有性心理分析的价值，而且不乏艺术性，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和弗拉基米尔·纳波科夫的《洛丽塔》就是这样的作品。
中国当代男性作家完全明白性心理分析在性主题表现上所占的地位，事实上，它决定了男性在非理性领域重建权威的可能性。象老村这样的作家之所以热衷于性变异的表现，诚然出于潜在的变异性取向，但是不可否认，也有试图进行性心理分析的愿望，因为变性关系最直接地指向性心理分析。然而，老村在《骚土》开篇兴致勃勃地谈了一通“性风俗”、“性意识”之后，却无法对变异性心理作出科学的合理的分析和表现。这是中国当代作家接触性变异主题时所显示的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无论是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还是魏世祥的《火船》，都未能对因“匮乏”引起的性功能丧失和乱伦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事实上，大多数男性作家苦于非理性主义认识机制的不成熟，最终都跟老村一样只对“匮乏”作肤浅的描写，甚至热衷于对性变态的描述。既然中国的男性作家未能自如地把握非理性世界，那么，对于诡奇的女性非理性世界，他们更是难以控制。而“性”是一种双方的关系，性心理研究必须同时具备双方的非理性视角。在无力更好地开展性心理分析的情况下，中国的男性作家往往将非理性等同于肉欲，而极力回避其精神实质。这样，性主题被贬值，一大批象《畸人》一样的拼合之作被抛进文化市场。
重返理性
从上述不难看出，女性迷失在其中的非理性世界是纯精神的，而男性一厢情愿营造的非理性王国是纯肉欲的。二者并存不悖，却又因匮乏同时陷入困境。要清醒认识这一匮乏，并提高性主题的品位，必须重返理性的世界，从理性的高度审视非理性世界。
西方的女性较早从非理性的迷梦中觉醒而重返理性，并因此诞生了一大批富有哲理意味的性小说和性理论。而中国女性的理性王国却相对说来显得较为贫乏、脆弱和不成熟。但在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也开始对两性关系有了冷静的思考和探讨，尽管还不一定十全十美，但日益导引女性的非理性情绪流走向健康道路。
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强调从理性上重新认识女性，认识女性的爱。于是一种新的爱诞生了，这是一种与忧惧的欲望无关的爱，一种为交换而欣喜的爱。中国当代女作家自从立足理性世界以来，对这种爱也开始了思考和认识。铁凝的《无忧之梦》较具代表性，女主人公是个二十八岁或者更老，有着感情创伤的漂亮未婚女人，男主人公则是一个六岁的小男孩木木。小男孩木木以其六岁的男子汉所能给予的全部挚爱以及气概非凡的绝望哀号将“我”的骄情和自恋打得落花流水，“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爱”，开始意识到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挚的女人。真挚的女人懂得真爱，而真爱在给予的同时“敢于渴望和需要别人”，因为性爱是一种交换的愉悦，性爱在交换中增值，一味地奉献或一味地抗拒是虚伪的。于是，“我”，一个女人的新生命始于那个七月的草原。
中国的男性作家在性主题上一度陷入纯肉欲的困境，这使重返理性显得尤为必要。然而他们不屑于或者说没有从理性上探讨两性关系的习惯。在他们看来，“性”的就是“肉”的，就是“非理性”的。他们在性主题的处理上重返理性，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性”的根深蒂固的误解已经消失。他们开始通过性来透析宏大的社会内容、历史内容，而这个“性”，很自然的，仍是传统的固有的两性关系，虽然他们明白这种两性关系是朽败的、漏洞百出的、不可取的，但他们就是热衷于通过它来批判或展示以往男性的历史和社会，而对新的可能的两性关系的探讨置之不理，哪怕是用男人最得心应手的武器：哲理，象捷克的米兰·品德拉一样。很难说这是幸抑或是不幸。对于以往耽于肉欲的小说创作来说，这或许是一条解脱的途径，甚至应该说是一大进步。但从女权的角色来看，这却是一种极不合作的态度，因为通过性来透析以往的历史文化，事实上显露了强烈的排斥女性的意向。以往的历史文化，毕竟是一种男性的历史文化，而今天对它们的批判依然是男性的批判，旧的两性关系在完成其媒介的使命后遭到否定，却再没有“立”的意思，女性于是被彻底排挤，而只剥下一部男人的历史。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部由“性”来推动的“秘史”，最后突现的却是一条男人走过的道路。男性的世界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而女性，依然只是作为一些分散的附属物、添加剂，默默无闻地活动在男性的世界里。可见，以中国男性的观念看来，男性世界需要的是女性的鲜活的个体，而不需要一整个女性的世界，他们甚至不认为这个世界有形成和发展的可能，或者说他们在竭力抑制这个世界的发展，希望女性重新回到分散的没有自我的状态，为他们所用。所以中国的男性作家在宣扬男人的历史的同时，总不忘表现一系列的性主题，体现一种类似于“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的思想。应该说，象《白鹿原》这样的作品，因为其宏大的社会内容而使性主题有了严肃性、丰富性和厚实感，一改如潮的性爱描写的平面化、组合化现象。但这完全是对于男性世界而言，或者说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对于女性说来，情况没有丝毫改观。女性独立的自我依然不被男性所接受和渴望，女性依然仅作为性对象附属于男人世界。只不过男人的注意力从单纯的肉欲转到了自我价值的确立，要说进步，这也只是男性的进步。而且事实上，到这儿，性主题已经名存实亡，它只不过被用来引出另一个主题，而缺乏对两性关系的思索。
埃莱娜·西苏说：目前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恰恰是妇女们在向着预知的双性开放，并且从中受益。男性作家将理性探讨偏离性主题，仅仅是回避了“匮乏”的实质，而没有真正解决匮乏。而女性在学会用理性思索自我、探讨两性关系的过程中，逐渐明白了“匮乏”乃源自激烈对抗，激烈对抗乃来自一段由菲勒斯价值统治的时期，从而萌生出与异性互相寻找的愿望。两性之间的互相寻找是一种永恒的状态，这也是柏拉图有关两性人的假说的精义所在。相信随着女权主义日益深入的影响，中国的男性作家终会将理性的目光投向性主题本身，认清两性互相寻找的必然性和优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