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播学实证研究的进步与不足——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传播学实证性研究报告的统计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播学论文,统计分析论文,实证论文,研究报告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78年起，我国从国外引进了作为社会科学分支的传播学，也引进了传播研究的科学方法。20多年来，实证研究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和进步。本文力图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国期刊上公开发表的运用了大众传播实证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因为我国没有专门的传播学期刊，为了便于整理和分析，本文选取的样本是新闻类期刊《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和《新闻与传播研究》，将上面发表的运用了大众传播实证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作为统计依据，从一个侧面来观察中国传播学实证研究发展和进步的现状，对其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探讨。选择依据是这3份新闻期刊多次入选“新闻核心期刊”，学术性浓厚，而且注重传播学方面的研究，所刊登传播学方面的论文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来说都优于其他新闻学方面的期刊。统计年限为1990-2001年。
统计与分析
（一）实证性研究报告的数量
据统计，《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和《新闻与传播研究》3份新闻类刊物12年内共收录了80篇传播学实证性研究报告，其中不包括国内编译的外国的研究报告和少数不属于新闻与传播研究范畴内的研究报告。由于1993年《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现为《现代传播》）第2、4、6期未找到，对统计数据产生一些影响。
1、分刊物比较
12年中，《新闻与传播研究》刊登的此类论文，共有40篇，占总论文数的50%；《新闻大学》共25篇，占总论文数的31.2%；《现代传播》共发了15篇，只占18.8%。刊登论文数量可能与刊物的定位有关。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20世纪80年代初与首都新闻学会调查组共同举办了我国第一次受众调查，编辑了我国最早的一本介绍有关传播学的书籍——《传播学（简介）》，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传播学座谈研讨会。当时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以研究新闻史料为主的《新闻研究资料》上刊登了一些传播学的研究报告。1994年《新闻研究资料》改名为《新闻与传播研究》后，传播学的论文多了起来，其中实证性的研究报告也有大幅度的增加。
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大陆最早介绍传播学的院校，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传播学进行研究，1984年美国学者W·赛费林在复旦开设传播学课程。所以《新闻大学》也刊载了较多的实证性调查报告，但由于学院派色彩的浓厚，理论性方面的论文更多一些。
《北京广播电视学报》在20世纪90年代初定位为广播电视刊物，前期所刊登的研究报告主要是对广播电视等媒介方面的调查。1995年更名为《现代传播》后，强调以社会文化为大视角切入传播领域，进行学术研究。议题也主要集中在传播定义和功能、传播与文化、受众需要和权益等方面，理论色彩非常浓郁，所以不偏重于实证性报告。
2、分年份比较（见表1）
表1：
据以上的曲线图，从1990年到2001年，研究报告的数量增减是波浪形起伏的，从总体来看，有缓慢上升的趋势。
黄旦、韩国飚在1997年对我国主要新闻学杂志上发表的传播学论文作了内容分析，得出了1989年到1992年是低谷时期，1993年到1996年是高峰时期的论断。而在我们的统计中，1990到1992年实证性传播学研究报告数量增长得很快，1992年出现一次小高峰，可能与1992年中国传播学的研究又热起来有关。1993年至1996年，研究处于缓慢上升时期，研究报告数量有所回落，这与上面黄旦等人的结论刚好相反。而在文献搜索与查找时确实发现这4年有关传播学的论文大大增多，原因之一可能是人们开始加重传播学的理论研究，而对务实性的实证研究有所忽略吧。1997年以后继续呈现波浪形上升。
（二）研究的主要范畴分析（见表2）
表2：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受众研究在1990-1999年所占的份额最大，占33.3%。新闻媒体逐步走向市场后，如何吸引受众，如何开拓受众市场以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成为媒介考虑的首要问题，媒介发展必然要增强受众意识，了解受众需求。所以受众调查迄今仍受到广大研究者的关注。
传播内容分析在最初10年中居于第二位，2000年后来居上，整个12年间反而它的比重是最大的，占了32.5%。内容分析是大众传播研究运用最多的一种方法，内容分析广泛使用于描述传播内容，检验信息源与由此产生的信息特征之间的关联性，将媒介内容与“现实世界”比较，评价特殊社会群体的形象，建立媒体效果研究的起点。
媒介分析居于第三位，占18.8%。尤其是2000年和2001年两年刊发的最多，而且除了对传统媒介进行分析外，还有了关于网络等新媒介的分析。
传播环境分析与效果分析频率持平，都是8.7%。媒介分析和传播环境分析的实证调查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逐渐出现，但效果分析似乎在90年代后期没有多大进展。
控制分析是最少的，只占6.3%，说明了我国对于大众传播控制分析这一块关注太少，分析也极为薄弱，有待于进一步开展研究。
（三）研究方法的统计分析
1、从研究方式上来说，统计调查使用得最多，在统计的80篇论文中，总共用了36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统计调查（主要是问卷调查）就成为我国调查研究中广泛应用的研究方式。
1990-1999年中，文献研究次于统计调查，使用了25次。这与在研究范畴统计分析中内容分析处于第二位是相对应的。90年代的文献研究主要是利用现存统计资料和公开发行的报纸、电视、期刊等进行描述性的内容分析。但是2000年和2001年，文献研究显著性增多，两年间总共用了16次，使用频率提升至第一位。
实地研究和实验研究这两种方式运用得最少。在80篇研究报告中前者只运用了4次，后者运用了3次。这表明了我国实证研究方法运用比较单一，而且研究者对统计调查方法的高度热情与对实验等其他实证方法的冷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综合多种方式进行研究的文章只有6篇，暴露出了我国传播学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技巧还不够成熟和完善。
2、在利用第一手资料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者实地收集资料的方法上，文献法是运用得最多的，运用了41次；问卷法次之，运用34次。这与研究方式的使用情况相符合。访问法排在第三（13次），这与问卷中使用了访问、访谈作为辅助手段有关。而观察法和实验法都只运用了3次，是运用最少的资料收集方法。
3、资料分析方法（见表3）
表3：
一篇好的实证研究论文，其质量和水平取决于资料、理论和方法。12年的研究论文中，采用简单的统计分析的论文比例最高(44.6)%，而采用了高级统计分析的论文有22篇(23.9%)。在统计中，我们发现还有一些论文使用了国际通行的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进行统计和分析。
（四）研究的标准程序的统计分析
实证研究的论文必须有问题提出的背景，相关文献的评论，主要概念的界定，研究的设计，研究结果的理论讨论等基本内容。这种对研究报告的规范要求，是传播学知识的交流、累积和创造前提条件，也是衡量和判断一项具体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的重要标准。
从研究标准程序统计上看，80篇研究报告中，极不规范的论文只有14篇，占总数的17.5%，较为规范的有34篇，占总体的42.5%，有理论假设且规范的有32篇，占40%的比例。有相当大数量的研究报告(60%)没有提出明确的理论假设，使得定量数据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和意义，影响了研究的理论性和学术性，这也是我国实证研究普遍存在的不足。
小结及讨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实证研究比起80年代有了很大发展和进步：数量上逐年增加，研究人员尤其是专业人员增多，研究范畴不断拓展与细化，具体的调查方法、资料收集方法和分析方法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在研究程序上较为规范的研究论文也大大增多。
从这次调查统计中，发现现阶段我国传播学实证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
1、从研究方式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传播学实证研究偏重于统计调查方法。这种方法使用最多(68.5%)，技术也相对成熟。但在抽样上存在着不尽科学和严密的地方，如未界定抽样总体或界定不严密，使研究结果不能推论到总体；样本的规模太小，统计结果中众多百分比失去意义等等。观察、访问未能成为实证研究的主流，尤其是观察运用得比较少，只作为验证调查结果的辅助手段。因此，它们的更重要的功能——发现和建立理论，在实证研究中还未能被发掘。
我国传播学实证研究极少使用实验法来讨论因果关系，12年中总共才有3篇。但在传播学发展的历史上，实验是确定变量之间因果关系最重要、使用最普遍的手段。实验方法更适合分析变量之间因果关系。调查方法更适合确定变量之间是否相关。
2、统计分析不够深入。在实证研究中，很多研究者都十分注重资料的定量分析，但往往停留在较简单、较基本的描述统计层次，很多只有单变量的百分比统计，以及双变量的交互分类统计，对于其他更深入的统计分析方法，特别是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则很少使用。在统计中，简单统计分析使用比例为44.6%，这就造成了许多研究的结果都不够深入。
3、研究报告的格式不规范。研究报告是研究结果的表达形式，但有很多研究报告不重视研究设计，尤其是忽略了对研究方法部分的详细介绍和必要的说明。在假设、操作的步骤、测量指标、抽样的方式、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等的说明不够，甚至一笔带过。在本文研究的实证调查报告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充分的，甚至完全没有研究设计和计划的基础上进行的，造成了它们的质量不高。其实，方法部分的介绍是整个研究报告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所有结论成立的基础和依据，理应受到重视。
4、研究的理论框架不明。任何一项具体的传播学实证研究都应有其理论的背景或出发点，理论准备和理论分析都是整个研究过程不可缺少的一环。如果缺乏充分的和明确的理论框架的指导，研究将会带有较大的盲目性，研究的层次和研究的结论的意义也都将受到限制。
5、需加强对于研究方法的评估研究。对于实证性研究，除了要求具有理论上的概括性、创见性、逻辑性和检验性以外，还应对其进行方法上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