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跨文化交际中的边缘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俄论文,跨文化论文,边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边缘语“是出现在世界好多通商口岸的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11∶215）。两个或几个使用不同母语的民族试图进行交流， 但由于文化、语言差异过于悬殊，双方很难进行跨文化交际。于是，为了交际的需要，“双方或许是多方以他们本族语言为基础生成一种词项不多，语法规则‘简单的’初等语言。这种边缘语言被称作洋泾浜语”（1∶285）。
中俄跨文化交际中的边缘语已存在了近百年，它的出现可追溯到上个世纪末，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中的产物，它是值得社会语言学工作者去研究的。
应当说，中俄间大范围跨文化交际最早出现在哈尔滨，稍后出现在大连、上海等地。1903年，随着中东铁路的通车，各种成分的俄侨大量涌入中国，并在中东铁路沿线安家落户。作为中东铁路枢纽的哈尔滨，则成为俄国侨民的集结地。到1928年，“哈尔滨的俄侨已占哈埠居民总数的65%以上”（2∶139）。在中国居民与俄侨间的跨文化交际中，一些俄语词句及其它外来词进入中国居民的言语中，而一些汉语词句也相应地进入俄侨的言语中。于是形成了中俄跨文化交际中的边缘语。“哈尔滨一到，说话毛子调儿，握手拿国姆，达拉斯其好。奶油斯米旦，列巴大面包，水桶喂得罗，戈栏拧水到，谢谢斯巴细，把脚抹走掉。大官戈比旦，木什斗克叨，旅馆开孬门儿，玛达姆卖俏。工人老脖带，咕食不老好。骚达子买货，
唧少两毛，鼻溜儿打歪，巴篱子等着。顶好是上高，捏肚哈拉少”（3∶16）。 这段顺口溜就是“地道”的中俄边缘语词汇的真实写照。恐怕没受过这种特殊文化氛围熏陶的人是很难马上领悟出其所以然的。
本文拟以哈尔滨边缘语为基础，对中俄跨文化交际中的边缘语的使用范围、构成模式、语法特点等方面作一探讨。
一、边缘语词汇的使用范围
哈尔滨边缘语词汇的使用范围很广，既用于哈埠的中国居民与俄侨之间的跨文化交际，又用于中国居民之间的交际。其使用范围包括：1.街道名称；2.教堂名称；3.食品、烟、酒类的名称；4.乐器的名称；5.西医、西药的名称；6.日常交际用语；7.工厂用语；8.詈语等。
1.街道名称
当年，哈尔滨近300多个街道名称均用俄文命名，如：ул. Гоголя、ул.Чсхова、Японская ул.Русская ул.、Ломономовская ул.、Владивосточна ул.、Красноярская ул.等。这些洋街名给哈埠中国居民的交际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为了便于交际，哈埠的中国居民采取了“洋为中用”的办法，如：将Саманная ул.直呼为霞曼街，Саманный городок称作沙曼屯， Городок Депо——地堡小市，Мостовая ул.——石头街道，Полсвая ул.——田地街，Колодезная ул.——井街，Лссная ул.——森林街， Диагональная ул.——经纬街，Короткая ул.——端（短）街，Первая механическая ул.——第一工程街， Трамвайная ул.——电车街，Заводская ул.——工厂街，Сквозная ул.——透笼街，Черногорская ул.——黑山街，Вольшой проспект——大直街，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й проспект——铁路街，Почтовая ул .——邮政街Строчтельная ул.——建设街，Таможенная ул.——海关街， Садовая ул.——花园街，Кривая ул.——曲线街等，这些街名使用至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因种种原因，有些街名被换成了与中国现实社会更接近的名称，如：最初的Полицейскаяул.（警察街）改成了友谊路，Новогородиаяул.（新城大街）——尚志大街，Водопроводная ул.（水道街）——兆麟街，Коммерческая ул.（商务街）——上游街，Конная ул.（马街）——东风街，Пекарная ул.（面包街）——红专街，Церковная ул.（教堂街）——革新街等。
2.教堂的名称
在俄国侨民中有很多神职人员和信仰宗教的人，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寄托，他们在哈尔滨修建了许多代表不同宗教派别、体现不同建筑风格的教堂，至1936年，哈尔滨修建的教堂已达50余座。当时有名的教堂有：Собор святой Софии（1923），被哈尔滨的中国居民称做“圣索菲亚教堂”，它位于哈尔滨道里区兆麟街与透笼街拐角处；Покровский собор（1930）， 被哈尔滨的居民叫做“波克罗夫斯克教堂”，它位于南岗区大直街与鞍山街拐角处；Алексеевский собор（1926）——阿列克塞教堂， 它位于南岗区士课街43号；Влаговещенская церковь（1903）——勃拉戈维什斯卡亚教堂，原址在友谊路，文革期间被拆毁；Иверская церковь（1907 ）——伊维尔斯卡亚教堂，现为哈尔滨服装三厂厂房；Успенская церковь（1908）——乌斯别斯卡亚教堂，现在哈尔滨文化公园园内；Соборсвятого Николая（1899）—— 圣尼古拉教堂（哈尔滨人称之为喇嘛台），原址位于博物馆广场，文革期间被红卫兵以破除封、资、修为名拆除。信奉东正教的哈埠中国居民将бог（神）一词引入他们的言语中，бог被称为“博和”。
3.食品、烟、酒类的名称
当年，哈埠的大部分商店都是俄侨开的，店员大都是俄国人，商品均用俄文命名。但为了方便交际，哈埠中国居民在自己的言语中使用了以下边缘语词汇，如：брюква——布留克、сушки——列巴圈、буза——布渣、булочка——小列巴、печенье——比其尼、вафли——华夫、водка——俄得克、伏特加、квас——格瓦斯、кекс——吉克斯、литовскаяколбаса——力道斯、малина——马林果、махорка——马合烟、монпасьс——毛八谢、пиво——比瓦、сайка——赛克、салат——沙拉、сахар- рафинад——撒哈力、семечки——谢麻籽、сметана——稀米旦、соус——寿司、суп——苏泊汤、сухари——苏合力、табак——搭巴克、халва——哈拉瓦、хлеб——大列巴、хмель——列巴花、ягода——亚格达等等。
4.乐器的名称
哈尔滨是东北三省“洋化”较早的一座城市。当时的哈尔滨拥有交响乐团、哥萨克合唱团、轻音乐团、爵士乐队等。这些乐团、乐队定期在哈尔滨铁路俱乐部举办音乐会，看演出的不仅有俄侨、外侨，也有中国人。这样，一些洋乐器的名称及与音乐有关的一些词汇便进入了哈埠居民的言语中，如：баян——巴扬、балалайка——巴拉莱卡、флейта——福列塔、контрабас——大贝司、саксафон——萨克斯管、гитара——吉它、вальс——华尔兹、танго——探戈等。
5.西医、西药的名称
哈尔滨是东北地区受西医影响最早的城市。1910年11月在哈埠发生了鼠疫。起初，中国居民不相信西医，以致使瘟疫日甚一日。仅傅家甸（现名为道外区）一个区就先后死亡5000余名中国人。而当时与傅家甸仅有一道之隔的道里区因普遍采用了西医防疫，死亡人数非常少。直到此时，中国居民才相信了西医的疗效。从此，哈埠的中国居民渐渐接受了西医，而西医中的某些医学词汇也因此进入居民的言语中。如：доктор——都克都儿、ампула——安瓶、витамины——维他命、пенициллин——盘尼西林、холера——霍痢拉等。
6.日常交际用语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离不开衣食住行、购物等需求。为了满足这一系列需求，哈埠居民的言语中就出现了必要的边缘语词汇，如：要想买东西，得去базар——八杂市儿，想做买卖就得会讲рубль——卢布力、копейка——戈别卡（俄侨没有接受元、毛、分等汉语词，而是以рубль、копейка代之）；管买卖人叫купец——谷瘪子，女人们穿платье——布拉吉，男人们戴кепка——吉布克，冬天穿катанки——毡疙瘩，烟民们抽мундштук——木什斗克，用ведро——喂得罗打水等等。哈埠的中国老百姓的言语中还出现了诸如банка（длямасла）——油班克、плита——瘪拉达（带烤炉的炉子）、кран——戈栏（水笼头）、мозаика——马赛克、лак——拉克、машинка швейная——马神（并派生出马神针、马神井）、 солдат——骚达子、капитан——戈毕旦、кушай——咕食、хорошо——哈拉少等词。
7.工厂用语
在哈尔滨车辆厂（原Главные мастерские），中、俄两国工人、工程技术人员曾一起工作过多年，为了便于生产，两国工人经常使用一些双方都能听懂的词语进行交际。如：начальник——哪掐依克（厂长、分厂长）、мастер——麻细儿（工段长）、паровоз——巴拉窝子、завод——咋喔特、вагон——瓦罐（棚车或放在某处做休息室用的客车车厢）、олифа——阿利发油、（железно- дорожный）кран——汽戈拦、газ——嘎斯（乙炔气）、газосварщик——嘎斯匠、газопровод——嘎斯管道、фланец——法兰盘、молоток——木拉托克、напильник——毕拉兹（错用пила）、угольник——阿拉神（矩尺）（错用аршин）、помогай——巴马该、человск——留基（люди）、компания——干伴尼儿（伙计）、симпатия——新巴结儿（相好的）、знаком（- ый）——拿过姆（熟人；熟悉）、собрание——扎布兰（当年哈尔滨两个铁路俱乐部都叫ж.д.собрание）、турбина——透平机等等。这些词至今仍可以从哈尔滨车辆厂的老工人口中听到。
8.詈语
詈语的使用可谓是哈尔滨边缘语的一绝，作为宣泄情感的一种手段，它也被哈埠居民“借用”。如：Пилюли дам！ ——鼻溜儿打歪！（错用命令式данай）（揍死你！给你点颜色看看！）Тебе гавно люди！——基别嘎夫诺留基！（你是臭大粪！）хулиган——胡里干（流氓）、мошенник（мошсничество）——马神克（骗子）、чушка——丘什卡（猪崽子）、дурак——杜拉克（傻瓜）、макака——马嘎嘎（猴子）。今天，哈尔滨的市民还讲类似“别跟我玩马神克，要不你得蹲笆篱子”的话。
二、中俄边缘语词汇的构词模式
笔者将中俄边缘语词汇的构词模式归纳为三大类：1.音译模式； 2.音意兼译模式；3.音译+意译模式。
1.音译模式
1）全部音译模式
属这一类构词模式的边缘语词汇最多。如：мозаика——马赛克、платье——布拉吉、квас——格瓦斯、водка——俄得克、сайка——赛克、кекс——吉克斯、сухари——苏合力、ягода——亚格达、мадам——玛达姆、товариш——达娃利士、солдат——骚达子、вагон——瓦罐、каиитан——戈毕旦等等。
2）部分音译模式
使用这种构词模式的边缘语词汇也有许多。如：литовская колбаса——力道斯、снот——孬头、 замазка——麻斯（派生出“麻斯刀”、“麻斯面子”等词，和动词连用“刮麻斯”）、собрание——扎布兰、сахар- рафинад——撒哈力、брюква——布留克、вафли——华夫、хлсб——列巴（根据这一边缘语词又派生出“大列巴、小列巴、列巴圈、列巴花”等词）。
在构造音译外来词时，中国居民尽量使引进的外来词在读音方面符合汉语的读音习惯，在音节上符合汉语语音的特点，当出现较难接受的语音时，外来词的某些音就被“取缔”，而只保留了那些适合汉语发音习惯的语音、音节。
2.音意兼译模式
这种构词模式的特点为：将外来词一分为二，一半为音译；一半为意译。如：газопровод——嘎斯管道——嘎斯（音译）+管道（意译）；газосварщик——嘎斯匠——嘎斯（音译）+匠（意译）等，并派生出嘎斯枪、嘎斯罐；Саманная улица——霞曼街、Саманный городок——沙曼屯、 Городок Депо——地堡小市等。
3.音译+意译模式
以这类模式构成的边缘语词汇较为复杂，笔者将其分为三类：
1）全部音译+表义类的汉语语素模式
这种模式的构词特点为：将外来词全部音译过来，然后在外来词后面加上表示义类的汉语语素。如：суп——苏泊汤——苏泊（全部音译）+汤（表义类的汉语语素），базар——八杂市儿——八杂（全部音译）+市儿（表义类的汉语语素）等。
2）部分音译+表义类的汉语语素模式
这种模式的构词特点为：将外来词部分音译， 音译的音节一般在2个左右，在音译的部分音节后加上汉语语素。此时汉语语素是表类别的，目的是使边缘语词汇在结构上更符合汉语构词特点。如：ампула——安瓶——安（部分音译）+瓶（表义类的汉语语素），малина——马林果——马林（部分音译）+果（表义类的汉语语素），махорка——马合烟——马合（部分音译）+烟（表义类的汉语语素）等。
3）汉语语素+音译构词模式
这类模式又可细分为：（1）汉语语素+全部音译构词模式；（2）汉语词素+部分音译构词模式。
其特点为：用汉语语素修饰、限定外来词，表用途、形状、质地、用料等特征。如：банка——油班克——油（汉语语素，表用途）+班克（全部音译），катанки——毡疙瘩——毡（汉语语素，表用斠）+疙瘩（部分音译），（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й）кран——汽戈拦——汽（汉语语素，表动力）+戈拦（全部音译），контрабас——大贝司——大（汉语语素，表形状）+贝司（部分音译）等。
此外，边缘语的构词模式中还有一种非常有趣的形式，即中国居民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形式，把动词命令式当作名词使用。如：работай——老脖带（表“工人”、“干粗活的人”等意思）、толкай-толкай——打而盖（能支着行进的爬犁）。
三、中俄边缘语中进入俄语的汉语词
在中俄跨文化交际中，中国文化对俄侨文化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为了交际的需要，许多汉语词亦被俄侨“借用”。如：房子——фанза、炕——кан、粉条子——фэнтёзы、八角——бадьян、高粱——гаолян、小米子——чумиза、糖葫芦——танхулу、豆腐——доуфу、吃饭——чифань、чифанить、斤——динь、两——лян、国民党——гоминдан、红胡子——хунхузы、苦力——кули、伙计——ходя、菇
——гуняры、韭菜——ичνиай、麻将——мачжан等等。
俄侨在引进这些汉语词时，尽量使这些词“俄语化”，使其拥有名词变格或动词变位的形式，在语音方面尽量符合俄语的发音特点。如：кан、гаолян、бадьян、динь、лян、гоминдан等词为阳性名词，按阳性名词变格。如：Он сидит на кане.而фанза、чумиза等词为阴性名词，按阴性名词变格。如：Их фанзу подожгли хунхузы.动词чифанить按动词第二变位法变化此外还有Ячифаню、тычифанишь、они чифанят等等。
四、中俄边缘语的语法特征和主要句法手段
众所周知，俄语属于屈折语，有丰富的词形变化，“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主要靠这种词形变化来表示”（11：121）。 但在中俄居民跨文化交际中，这一手段的作用几乎消失殆尽。当时，大多数中国居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何为俄语语法。他们只想运用最简单的语言、有限的词汇知识与俄侨进行交流，以达到交际目的。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在他们的言语中毫无语法规范体现，却不难使俄侨明白他们所要表达的意思，甚至不影响务工、经商乃至通婚。这不禁使我们这些从事语言教学工作的教师深思起来。通过对边缘语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边缘语的语言结构简单，很少有内部屈折（粘着语特征）。在中俄早期的跨文化交际中，客观词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成了完成交际任务、表达主位—述位关系的最重要的手段（这与孤立语特征相一致）。“孤立语的主要特点是缺乏词形变化，但是词的次序很严格，不能随便更动”（11：120）。因此说这种边缘语既具有孤立语的特征， 又具有粘着语的特征。交际中中国居民多使用客观词序，也就是依据从“已知到新知”的“主位—述位词序”（4：277）。
在客观词序中，词与词之间的联系已不再靠词形来实现，而是靠词义、词的简单的“并列排列”（соположснис）（5：11 ）及语境（конситуация）来实现。因此，令人难以掌握的变格、变位失去了“左右交际”的能力。中国居民正是依靠客观词序这种语法手段进行了近百年的跨文化交际。
这种边缘语的另一主要语法特点是：以动词命令形式代替所有动词人称形式，名词—格代替其它格，人称代词тебе（基别）代替人称代词ты的其它格形式和物主代词твой的全部形式。笔者认为，哈埠中国居民接受命令式形式的原因有三个：其一，命令式的发音与汉语的发音相近；其二，变化形式简单，易于接受（多数情况下选用单数第二人称命令式）；其三，误将命令式与其它人称形式等同起来。例如，中国工人问俄国工人：“Компани（伙计），куда ходи？ Тебе（基别） станок（斯塔若克）починяй？”收破烂儿的高叫：“Старо（-ые）еси（вещи） （поку-）пай！”焊洋铁壶的吆喝：“Посуда паяй！”挨了欺负的小贩子抱怨：“戈毕旦上高（好），玛达姆上高，骚达子不上高，一脚пинай了，戈拉基那（корзина）ломай了，牙不克（яблоки）满街гуляй，гуляй。”
第三个特征是用моя代替я的所有人称变化形式及мой的所有变化形式。下面一段对话是笔者从一位老俄侨口中录到的，以此作为佐证。（语境：一个俄国人〈以下缩写为р〉向一个中国人〈以下缩写为к〉打听某人的近况）
Р：Ли，агде твой ходя？
К：Его，моя подумай，уже живи нету。
Р：Почему？Что с ним случилось？
К：Его говори，что его живи нехочет。
Р：Что ты говоришь？ Причина-тов чём？
К：Его говори：“Моя ходи в Φдядян。Мало-мало хана пей и в Сунгаритопись”。
Р：Нопочему ты мне раньше ничегоне сказал？
К：Моя нс знай.моя не касай。
居住在哈埠的一些俄侨作家经常使用哈尔滨边缘语创作一些打趣的作品。我们偶得一篇佳作——根据Крылов的寓言故事《Ворона и Лисииа》改编而成的“模仿讽刺作品”（пародия）——它几乎包括了中俄边缘语的所有特征。
Ворона и Лисица
Его один раз Воронушка нашел мало-мало сыр.Его пошел на дерсво,там высоко садис（-ь）,посиди подумай.
Нанизу его Лисичка ходи. Лисичка такой сго звсрь,тебе знай.шипкос （х）итрый,шипко с （х）итрый, хвост длинный такой,красивый.Но Воронушка сиди,Лисичка нанизу сиди.Лисичка говори:
——Ай-я,Воронушка,тебе сыр куш（-ай），да？
Воронушка молчи.Лисичка говори:
——Воронушка,Воронушка,тебе глаза красивый,тебе нос красивый,тебе нос красивый ,тебе кругом красивый.
Воронушка молчи.Лисичка его шипко с（х）итрый，его говри:
——Ай-я,Воронушка,моя тебе знай,тебе папкахунхузы,мамка хунхузы,тебе сам сволочь！
Воронушка говори:
——Как так можно?
Сыр упал нанизу,Лисичка забираю,пошел покуш（-ай）.
Дедушка Κрылов пици такую мораль:тсбе когда сыр куш（-ай） ,высоконе садис（-в）.
在近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中俄边缘语几经沉浮，走过了“极盛——骤衰——复苏”的道路。改革后复苏起来的边缘语已“今非昔比”，它与60年代以前的边缘语已有了相当大的差别。60年代以前的边缘语，即本文所谈的边缘语，是以口头形式存在的，词语均已被“驯化”。而今日的边缘语则基本上是通过会话手册“复苏”的，没经“驯化”，多数俄国人也听不懂，只能猜对方说的是什么，可以说后者的使用已达到了“怪诞”的地步。
把“大的”说成“巴黎少爷”（болышой）；只有少数经口头“驯化”进入边缘语，例如：корсфан——戈利泛（朋友）。
通过对边缘语的探讨，我们得到这样的启示：只要有跨文化交际存在，就会有其产物——边缘语的存在，因为它几乎成了这一交际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注：大多数哈尔滨边缘语词汇没有被收入到汉语辞典中，所以选用汉字时，无统一规范可循，望读者鉴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