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德国和美国商业银行效率差异及其比较优势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业银行论文,德国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比较优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加入WTO后，中国商业银行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引进世界先进银行作为战略合作伙伴，盈利能力不仅大大增强，而且在金融危机期间成为世界最赚钱的银行。那么金融危机期间为何世界先进银行盈利能力下降，而中国商业银行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成为世界最赚钱的银行？中国商业银行和世界先进商业银行的差距在哪里？面对金融市场发展和利率市场化定价机制改革，中国商业银行盈利优势将受到怎样的影响？
竞争优势的本质是效率优势，效率水平是竞争者资源利用、成本控制、产品生产等能力的综合体现，正确的竞争策略应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竞争者的相对效率(易纲和赵先信，2001)。但是已有的银行效率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现象，效率研究结果是否反映了银行数据的本质特征尚缺乏研究。本文用经济学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概念修正了效率模型，基于财务指标分析了中国、德国和美国商业银行效率差异的原因。这种方法不仅验证了效率研究结果是否反映了银行数据的本质特征，而且揭示出三国银行效率的比较优势。本文的分析为中国商业银行向世界先进银行学习，强化公司治理能力，应对经济全球化竞争带来的挑战提供了借鉴。
一、文献综述
Farrel(1957)首次引入前沿生产函数来评价企业资源利用率和生产效率的高低。前沿分析的核心是根据已知的投入产出观测值确定所有投入产出的生产前沿面，每个观测值与前沿面的距离就是该观测点的效率。然而，Berger et al.(1993)论及在已有的银行业效率研究中平均效率水平存在争议，尚缺乏一个简单的标准鉴别何种效率估计方法能够最准确地刻画银行数据的本质特征。此后，Berger & Humphrey(1997)对21国130篇金融机构效率的综述文献，和袁云峰等(2006)、石晓军和喻珊(2007)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文献，都指出效率估计结果存在不一致现象。可见，如何设计效率模型以使其能够准确地刻画银行数据的本质特征，成为银行效率研究领域一个重大又悬而未决的问题。
关于成本效率的研究，Berger & Mester(1997)认为，成本效率与利润效率①模型的差异仅仅在于被解释变量的差异——将利润效率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利润替换为总成本，即为成本效率模型。此后在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的共同研究中通常遵循了这种方法(Berger et al.，2009；徐传谌和齐树天，2007；姚树洁等，2011)。并且受此影响，即使在单独的成本效率研究中通常也包含了存款成本因素(迟国泰等，2005；刘玲玲和李西新，2006)。但是，银行存款利率水平不仅受市场竞争的影响还受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影响，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期间存款利率受货币政策影响变动大且频繁，将存款成本因素纳入成本效率模型将使得效率结果难以反映银行对经营成本的真实控制能力。特别是在跨国银行业比较研究中，金融体制及应对危机的金融政策差异导致各国银行存款利率变动方向和强弱存在较大差异。
此外，目前关于中外商业银行效率的比较研究还比较少。张健华和王鹏(2011)对中国和25个国家的银行利润效率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绝大多数国家利润效率呈下降趋势，而中国商业银行利润效率则呈上升趋势。刘玲玲和李西新(2006)对中国和德国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德国商业银行成本效率高，中国商业银行改进速度快，所有银行趋同。这些研究虽然对各国银行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但都没有基于银行数据本身深入挖掘各国银行效率形成、发展和变化的本质特征。而通过财务数据分析各国商业银行效率的比较优势，研究金融危机的影响，对于探索中国银行业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目前银行效率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银行效率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现象，如何设计效率模型以使效率研究结果能够准确地刻画银行数据的本质特征尚缺少研究。其次，成本效率模型由于包括了存款成本因素，难以反映银行真实的成本控制能力。最后，针对国内外银行效率的比较研究成果比较少。本文的研究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微不足道的探索。考虑到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追求的目标，财务指标是银行业监管的依据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基于经济学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利润最大化概念修正了利润效率模型，基于成本最小化概念并从营业费用的角度修正了成本效率模型，并用财务指标检验和分析效率估计结果对银行数据本质特征进行了论证。而银行数据的本质特征不仅受银行自身经营能力的影响，而且还受一国金融体制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了银行主导型体制下的德国商业银行和市场主导型体制下的美国商业银行作为效率对比分析的对象。
二、理论模型
(一)成本最小化与成本效率
成本最小化函数：
，表示在一定投入产出组合的情况下，银行个体实际利润与行业最大利润水平之比。效率模型结果的统计检验方法参见Coelli(1995)。
三、数据、变量与计量方法
(一)数据与变量
实证模型数据取自欧洲金融信息服务商Bureau van Dijk(BvD)与银行业权威评级机构FitchRatings(惠誉)共同开发的银行业信息数据库Bankscope。中国商业银行样本选取五家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和九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分别是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和中信、招商、民生、浙商、广发、华夏、兴业、浦发、深发展；六家德国商业银行，分别是德意志银行、德国商业银行、阿瑞尔银行、德累斯顿银行、联合信贷银行和德意志邮政银行；八家美国商业银行，分别是美洲银行、摩根大通银行、花旗银行、五三银行、纽约梅隆银行、太阳信托银行、第一资本银行和富国银行。在早期公开资料中员工费用数据缺失，而已有研究中人力资本价格代理变量存在较大差异，②难以准确地反映真实的人力资本价格，本文由于采用真实人力资本价格而将数据样本区间限制在2002-2011年。
表1列出了银行效率模型投入产出变量和非效率影响因素变量的含义及说明，变量采用收入或费用与资产之比的形式，目的是在控制资产规模的前提下研究成本、收入结构。在非效率影响因素中，资产利息净收入率和资产非利息净收入率度量收入结构因素对效率的影响；资产费用率度量营业成本集约能力；资产减值损失率反映银行减值损失情况。用不良贷款率作为贷款质量控制变量；核心资本充足率作为监管政策约束控制变量；总资产作为银行规模控制变量。
(二)计量方法
由于C-D生产函数把有意义的替代弹性限制为1或-1，而超越对数(Translog)函数是一个未知函数的二阶近似(Greene，2011)，允许分析包括替代效应等的二阶效应，因此在效率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1.利润效率模型
基于表1投入产出指标的超越对数利润效率模型为：
式(9)需要对利润取对数，在以往的研究中如果存在负利润通常将利润值加上利润最小值的绝对值再加1，以使公式可解。但是本文研究发现，当利润亏损很大时这种处理方式会扭曲银行投入产出关系，因此本文将负利润取1。这样做虽然对亏损的银行区别度下降，但避免了因扭曲银行投入产出关系而导致的效率估计结果的偏差。
2.成本效率模型
对于成本效率模型，一次齐次约束意味着如果投入要素价格增加总成本也应增加而成本效率保持不变。因此，成本效率实质反映的是投入要素资源的利用效率。而这对于跨国银行成本效率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受到社会福利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不同国家人力资本价格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而人力成本通常占银行营业费用的一半左右。因此，营业费用总量低可能是由于人力资本价格低，而并不能有效说明资源利用效率高。
成本效率单纯考虑了投入资源的利用情况，但在实际生产经营中，企业可能基于市场竞争策略，消耗更多资源，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以提高单位产品的销售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成本效率不能准确地衡量企业经营成果，而利润效率则考虑到了受生产成本和销售收入共同影响，对公司业绩的评价更具有综合性。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实证结果
中国、德国和美国商业银行业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受篇幅限制，表2仅保留了非效率影响因素项和统计检验结果。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单边似然比检验结果分别为245.01和990.83，说明银行业中存在着显著的非效率。γ分别为0.774和0.996，意味着在由随机因素和非效率因素构成的效率复合误差中非效率因素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二)效率与财务指标之间的关系
图1表明，效率与财务指标之间存在一致性。效率与财务指标的联系在于，都是反映企业经营业绩的指标。两者差异在于，财务比率指标仅仅是两个财务数据之比；效率模型度量在一定投入产出组合下银行个体成本或利润与行业最优水平的距离。因此，效率估计结果考虑的因素更加综合，解释能力更强。考虑到效率模型的投入产出变量通常由财务指标构成，本文基于财务指标分析各国商业银行效率形成的比较优势，这也检验了本文对效率估计方法的修正是否能够最准确地刻画银行数据的本质特征。
(三)实证分析
各国银行体制差异导致银行经营目标不同，财务表现不同，因而也影响到效率估计结果。本文首先探讨中国、德国和美国商业银行体制差异对成本和收入的影响，然后结合表3相关财务指标分析了图2中三国商业银行效率的比较优势。
注：LCB(Large Commercial Banks)指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JSB(Joint-Stock Commercial Banks)指中国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图2 中国、德国和美国商业银行效率与财务指标发展趋势对比
1.中国、德国和美国银行体制差异对成本和收入的影响
德国金融市场发展迟缓使得企业缺少直接融资的渠道，而主要通过银行间接融资，德国商业银行不仅可以经营几乎所有的金融业务，还向产业部门进行大量投资，银企关系紧密。在公司治理方面，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组成，董事会成员由监事会任命并负责公司管理，管理层同时兼顾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表3显示德国商业银行人力资本价格高，而对提供服务的费用和利息要求很低。
在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银行混业经营双重影响下，美国商业银行金融服务功能和资产流动性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金融中介功能更加突出。银行不只是吸收存款，还可以通过证券市场发行债券或商业票据融资。银行不再坚守抵押贷款到期，而是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其直接出售，并继续收取贷款本息和服务费，从而改善了资产组合特性并增强了流动性。在公司治理方面，董事会由大股东和独立董事组成，负责公司管理，经营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表3显示，美国商业银行净息差高且非利息业务发达。
中国商业银行的分业经营、存贷款利率水平和浮动区间受金融政策控制。中国商业银行既难以像美国商业银行通过证券市场融资或出售贷款以改善资产组合、增强资产流动性、分散风险，又难以像德国商业银行通过经营证券和保险业务，拓展多元化业务以稳定收益、规避风险。在公司治理方面，中国商业银行融合了美国的董事会制度和德国的监事会制度，但将监事会置于董事会的管理之下。表3显示，中国商业银行人力资本价格和运营价格低廉，净息差比较高但略低于美国商业银行，非利息业务收入水平比较低但增长很快。
2.银行效率比较优势分析
表2银行国别虚拟变量说明，同中国商业银行相比，德国商业银行成本效率优势明显，美国商业银行成本效率优势较小且不显著；中国商业银行利润效率优势明显。图2直观地显示出了这种差异。在表2非效率影响因素变量中：(1)资产费用率与成本效率存在显著负效应，但与利润效率关系不显著。(2)资产利息净收入率和资产非利息净收入率与利润效率存在显著正效应，且非利息业务收入的影响力大于利息业务收入，而资产减值损失率与利润效率存在显著负效应。(3)美国商业银行出现资产利息净收入率与成本效率存在负效应，这是由于在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商业银行利差扩大、信贷增长乏力、资产费用率提高，从而导致成本效率的低下。以下结合表3中的财务数据进一步对中国、德国和美国商业银行效率的比较优势进行详细分析。
德国商业银行资源利用效率最高。在德国社会高福利体制和职工代表参与公司决策的影响下，德国商业银行人力资本价格高且稳步增长，而资产费用率却呈下降趋势，这说明德国商业银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动力很强，但是受服务费用和利差低影响盈利能力不高。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净息差扩大，但是受资产减值损失大幅提高和非利息业务收入的大幅下降影响盈利能力。在对非利息收入结构的进一步研究后发现，由于德国金融市场不发达，德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仍占非利息收入的一半左右，在金融危机中中间业务收入受影响小，而与投资银行和资产证券化业务相关的业务收入大幅降低。
美国商业银行实行混业经营并依托发达的金融市场，一方面提高了贷款资产的流动性和周转率，使得净息差水平很高；另一方面丰富了非利息业务收入的种类和来源，而中间业务收入占非利息业务收入的比例则很低。而这些创新性业务在经济繁荣时期给美国银行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是导致金融危机中银行损失的主要因素。随着资产减值损失的逐渐减少，美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已走出低谷，开始回升。
中国商业银行投入要素资源价格水平低，但增长快，资源利用效率远不及德国商业银行，虽然和美国商业银行接近，但是中国金融市场不发达、银行分业经营，中国商业银行既缺乏风险分散机制，又缺少创新力，净息差和资产非利息净收入率都低于美国商业银行。中国非市场化利率政策保证了银行利差水平，银行非利息业务收入中中间业务收入占主体，使得中国商业银行经营风险较小。在金融危机中面对世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中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只受到资产减值损失的短期影响。此外，与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中国大型商业银行投入要素资源价格低一倍左右，而资产费用率仅仅略低，说明资源利用效率很低。但大型商业银行在利息业务收入和非利息业务收入上都具有规模优势，盈利能力高。
五、结论
效率水平是经济实体资源利用、成本控制、产品生产等能力的综合反映，是公司治理和市场竞争能力的集中体现。但是已有的银行业成本和利润效率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现象，而何种效率估计方法能够最准确地刻画银行数据的本质特征尚缺乏研究。此外，已有的成本效率研究中通常包含了存款利息因素，而存款利率由于受到货币政策影响，成本效率研究结果难以反映银行真实的经营成本控制能力。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追求的目标，财务指标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内容和银行业监管的依据，本文基于经济学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利润最大化概念，修正了利润效率模型，基于成本最小化概念并从营业费用的角度修正了成本效率模型，并用财务指标分析了中国、德国和美国商业银行效率估计结果。这样做不但检验了效率估计结果是否反映了银行数据的本质特征，而且剖析了中国、德国和美国商业银行效率的比较优势。
研究发现，德国商业银行人力资本价格最高，但资源利用效率也最高，德国虽然实行全能银行制，但是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创新能力不及美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中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比较高。美国商业银行在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混业经营体制下，通过金融创新既获得了很高的非利息业务收入，又改造了传统存贷款业务，使资产流动性得以提高。而中国金融市场不发达，银行分业经营金融创新能力不足，利润增长依赖于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和中间业务。在世界金融危机中，投资银行业务和资产证券化业务受到重创，导致德国和美国商业银行计提大量资产减值损失，而中间业务受影响较小，净息差呈现扩大趋势。可见，本次世界金融危机对银行传统信贷业务和中间业务影响较小，而这正是中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小的主要原因。
利率自由化一般伴随着利率水平和利差水平的上升，③而金融市场和银行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为中国商业银行未来发展拓展了金融创新空间。因此，本文认为未来中国商业银行盈利来源有可能进一步拓宽，但是如何防范混业经营和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此外，在盈利水平高速增长的同时，德国商业银行资源利用效率值得中国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学习。
注释：
①Berger & Mester(1997)将利润效率分为标准利润效率和替代利润效率两种。由于替代利润效率更适合在存在市场势力的环境中使用，已有利润效率研究通常采用的是替代利润效率模型。
②徐传谌和齐树天(2007)用营业费用与资产总额之比作为人力资本价格代理变量；王聪和谭政勋(2007)采用(营业费用-当年固定资产折旧)/平均总资产；姚树洁等(2011)采用非利息支出占总资产比率；Berger et al.(2009)在附加的稳健性检验中使用了外生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价格。
③利率市场化阶段往往也是各国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资金的短缺可能导致利差水平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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