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行人对金词创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13)06-0095-05
与宋词研究相比，人们对今存仅占两宋词六分之一的金词并未给予过多的重视和关注，因此金词研究的总体情况是稍显落寞的。实际上，金词自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文学史地位。金词和南宋词是并存于同一时空下的两个文学主体，金词通过“借才异代”的方式由北宋词移植而来，与南宋词系出同门。只不过由于南北分裂，金词与南宋词各自在其独特的环境中成长、壮大，各赋特色。既如此，二者之间必然有着某种联系，甚至存在着相互交流与互动的可能性，而能够在南北交流中架筑桥梁的便是“行人”这一特殊群体。“行人”古已有之，是对外交使臣的称呼。宋金时期，除了两国交战，在和平交往的时期，都会互遣使者，以示友好。“行人”出使，除了肩负政治使命之外，无形之中也将本国的文化带入了对方国内，成为了文化交流的主体。目前，关于宋金行人，宋金交聘制度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大多是从政治角度所做的研究，而将宋金行人与文学联系起来研究，还未见专门的论述，本文从两宋行人对金词创作的影响着手，试图有所新建。
一、两宋行人简述
“古之所谓行人，即今之外交官。居则摈相应对，出则朝觐聘会。所以抚缉万国，践修盟好，要结外援以卫社稷者也”。[1]1我国古代，动辄兵荒马乱，烽火四起，行人之责，便是奔走四方，结盟抗敌，以固社稷。即便在和平年代，也要有行人奔走往来，结四方之好，协和万邦。可见行人使命之重大，地位之紧要。行人古已有之，春秋时，“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2]992,1010
列国亦有行人之官。是为行人见诸史册之始。其后，汉大鸿胪属官有行人，明朝官制有行人司，清季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洋务”。民国肇兴而有外交部。曰行人，曰鸿胪，曰洋务，曰外交，官名虽殊，职掌犹一也。[1]1—2
宋朝“馆伴契丹，例用尚书学士。……契丹馆于都亭驿，使命往來，称国信使。高丽馆于同文馆，不称‘国信’，其恩数、仪制皆杀于契丹。……自是王将明等皆以学士馆伴，仍升使为‘国信’”[3]95。由此看来，宋代设专门机构处理与外邦的事宜，称国信所，宋代行人称国信使。南宋的外交机构设置主要是承袭北宋，又略有变化。但不论是北宋的“管勾往来国信所”，还是南宋更名为“主管往来国信所”的机构，都是用来处理外交事务的场所。而都亭驿和班荆馆都是专门接待金使的馆所。南宋派往金国的使臣，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贺正旦使、生辰使，俗称常使，这是每年必遣的使节，以示通好。另一类是因特殊事件所遣的专使，俗称泛使，此类使节名目繁多，有贺登位国信使、报登位使、吊慰国信使、告哀使、报谢使、通和使、通问使、祭奠使、祈请使、贺上尊号使、安抚使，等等。
从这些名目繁多的使节名称来看，南宋十分重视与金的外交关系。这也难怪，毕竟面对强大的金国，南宋必须小心谨慎。“诏端明殿学士、左太中大夫、同签书枢密院事韩肖胄充金国军前通问使，左朝奉大夫、试工部尚书胡松年副之。续条具申请：三节人从欲于六曹及诸官司内，不以有无官资及见任侍阙、已未参部人内，指名抽差或辟差”。[4]3541据此段文献记载，出使团由正使、使副和三节人从构成。正使为核心，由资历深厚的文臣充当。使副协助，由武臣充当。三节人从为从属，抽取官员随意配置。既然由有一定资历的文臣来充当使团的核心，那么这些文臣使者便是传播本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与他国进行交流的文化主体，这便为南北文化，包括文学的交流与互动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金国的外交制度大多承袭辽、宋，又根据自己的国情，稍作调整。金国使节团的组成大致与南宋相仿，由正使、使副、三节人从组成。在具体选用官员出任时，则与南宋全然不同。金国使节团的正使大多由武将担任，文臣一般只做使副。对于南宋行人来说，出使金国是一件前途未卜的事情，因早年间出使的一些有名望的大臣都被金扣留，滞留异乡。因此，大多数南宋人是不愿出使金国的。相反，金国行人出使南宋却是美差一桩。金国强大的国力，使得南宋不得不屈服于金的淫威之下，尤其是绍兴和议之后，堂堂大宋成为金国的附属，从此只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是以，出使南宋的金国行人是以一种盛气凌人的姿态来完成外交使命的。所以，金遣使多视为是对大臣的优待，而非注重其政治意义或外交的重要性。
在宋金外交往来中，宋金交聘使者，“宋方为五百多次，正、副使有名可查的为484人。金方有295次，正、副使有名可查的为291人”[5]。宋金互遣使者到对方国内时都有接送馆伴使陪同，大多是一些文人，当有文学创作之可能。
二、北宋行人对金初词坛的贡献
“女真立国，专尚武功，自与宋通和，宋使被留者，以文化开其国。”[6]921“国初文士如宇文太学、蔡丞相、吴深州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7]33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等都是金初词坛的奠基人，正是这些宋儒词人开启了金代词运，为有金一代词的创作夯实了基础，树立了标杆。下以吴激和宇文虚中为例，试谈之。
吴激，“字彦高，宋宰臣拭之子，王履道外孙，而米芾元章婿也，工诗能文，字画得其婿翁笔意。将命帅府，以知名留之。仕为翰林待制，出知深州，到官三日而卒。有东山集十卷并乐府行于世”。[7]12据《中州乐府》收录，吴激存词5首，以《春从天上来》和《人月圆》闻名于世。“百年以来，乐府推伯坚与吴彦高，号吴蔡体”。[7]22吴、蔡二人的词作在当时齐名，共同撑起了金初词坛，在金初几近荒漠化的文化背景中，吴、蔡二人的词作代表了当时词坛的最高成就，成为金词创作的典范。
吴激出身宋官宦世家，使金因知名被留。吴激入金已是中年，处世态度和立身法则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根深蒂固。无奈出仕金朝，被迫变节的痛苦无助以及对故国的思念让吴激的内心煎熬难耐。是以，吴激词作的思想内容大多是抒发对故国山河的怀念之情。如吴激名作《人月圆》，此词作于张总侍御家宴会之上。
饮酒间，有一妇人，宋宗室子，流落，诸公感叹，皆作乐章一阕。宇文作《念奴娇》，有“宗室家姬，陈王幼女，曾嫁钦慈族。干戈浩荡，事随天地翻覆”之语。及次彦高，作《人月圆》词云：“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鬓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宇文阅之，大惊。自是人乞词，辄曰：“当诣彦高也”。[8]83—84
吴激将凄婉深沉的亡国之痛，全部寄寓词中，化用前人诗句，将不胜故国沧桑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南朝千古伤心事”借南唐陈后主不思进取，整日沉迷后宫，饮酒作乐，暗讽宋徽宗昏庸无度，导致北宋灭亡。“犹唱后庭花”，化用杜牧《泊秦淮》，将亡国之恨推向了高潮。接着化用刘禹锡《乌衣巷》，暗喻宋宗室女，竟沦为供人娱乐的侍儿，感慨造化弄人之悲。最后化用白居易《琵琶行》诗句，感叹自身处境之艰难。整首化用，却宛自天成，呈现出一种慷慨悲凉之感。
宇文虚中，“字叔通，成都人，宋黄门侍郎。以奉使见留。仕为翰林学士承旨”[7]3。《全金元词》存宇文虚中词《迎春乐》和《念奴娇》两首。宇文虚中是金初文坛领袖，诗、词、文俱佳。他的词大多表现羁旅之愁和故国之思。《迎春乐》词云：“天际雁，江边树。故国莺花又谁主。念憔悴，几年羁旅。把酒祝东风，吹取人归去。”大雁复还巢，春风染绿树，不禁让作者想起故国旧日之光景。金国的几年仕宦生涯使作者感到心力交瘁，却又无能为力，只好将一切的痛苦藏于心中，借酒浇愁，但愿这春风能送自己归去。《念奴娇》便是与吴激同在张侍御家酒宴上所作之词，当时，宇文虚中推彦高词为首。“干戈浩荡，事随天地翻覆”，“兴亡休问，为伊且尽船玉”，以宋宗室女身世之悲喻仕金宋儒命运之哀，别有一番悲壮。“本朝百余年间以文章见称者，皇统间宇文公，大定间无可蔡公，明昌间则党公。”[9]1289宇文虚中作为金初文坛领袖，以其慷慨悲壮之情怀为金初词坛平添了一股浩然正气。
北宋行人对金初词坛的贡献可归纳为如下两点：首先，他们开启了金代词运。“金初无文字也，自太宗得辽人韩昉而始言文；太宗入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先后归之，而文字煨兴，然犹借才异代也。”[10]107此语总括了金初文学整体风貌，从中亦可看出金词之肇兴。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等人作为金词的初创者，开启了有金一代的词运，为金词在中后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他们为“苏学盛于北”起到了助推作用。金词承袭北宋词，主要表现在“学苏”。无论是金初的“吴蔡体”还是其他词作家，大多推崇和效仿苏词，这与宋儒词人“借才异代”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们效仿苏词超旷悠远、俊爽清刚的词风，加之金源本就有豪放无羁的民族性格，便形成了金词独有的“深裘大马”之风。“近世所谓大曲，在金则吴彦高《春草碧》，蔡伯坚《石州慢》，元遗山《买陂塘》，邓千江《望海潮》，堪与苏子瞻《念奴娇》，辛幼安《摸鱼儿》相颉颃”。[11]336由此亦可看出金人学苏之迹，也可看出吴激等人对苏词的效仿与推崇，并为“苏学盛于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南宋行人的“使金词”创作及其对金词的影响
北方的大好河山原本就是大宋的领土，如今江山易主，再次踏足故土时，自己的身份陡然转变，由主易客，这样激烈的内心冲击，非使金之人不得领悟。桃花依旧而人面全非，这大概是很多南宋行人面对故土时最真切的内心感受了。周遭故国依旧，盛世繁华不再，行人在面对如此巨大变故时，内心之波澜起伏，可想而知。情盛于心而溢之于言表。使金行人将其所见所闻所感外化于语言，用最真挚、最浓烈的情感将山河易主、羁旅惆怅、岁月匆匆、理想寂灭、人生之变幻无常、黍离伤感之悲倾注于笔端，创作出一篇篇感人肺腑的词作。这些词作均是行人在出使过程中的见闻感受，大多作于北方，有利于词作在北地流传，与本土金词相互交流，进而对金词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宋建炎三年(1129年)，洪皓奉命使金，是年年底，抵达太原，被金扣留，直至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始得归，前后历经15年。此间，洪皓历经磨难，守节不屈，最终全节而返，堪比苏武。宋建炎四年(1130年)，洪皓被押解至云中(今山西大同)，“云中至冷山行六十日，距金主所都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陈王悟室(即完颜希尹)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或二年不给食，盛夏衣粗布，尝大雪薪尽，以马矢然火煨面食之”[12]11559。滞留北地期间，洪皓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作品，叙述见闻，聊以抒怀。洪皓的现存词作大部分作于北方，有咏梅佳作，时节之作以及抒怀吟咏之作。咏梅佳作的代表当属四首《江梅引》组词。
绍兴丁巳(1137)，所在始歌《江梅引》词，不知为谁人所作，己未(1139)、庚申(1140)年，北庭亦传之，至于壬戌(1142)，公在燕，赴张总侍御家宴，侍妾歌之，感其“念此情、家万里”之句，怆然曰：“此词殆为我作。”既归，不寐，遂用韵赋四阕……每首有一笑字，北人谓之四笑《江梅引》，争传写焉。[13]860洪皓借咏梅来诉衷情，因而首词日《忆江梅》，遥想家乡的梅花，以慰思乡之情。第二、第三首是《访寒梅》、《怜落梅》，以雪中凌寒盛开的梅花来比喻作者高洁傲岸的品格，用凋谢的梅花来哀叹时光如流水般逝去，生命易老之悲凉。最后以《雪欺梅》，发出内心的不平与控诉，表现出作者坚贞不屈、不畏强权、敢于斗争之决心。
金人为何争相传写？大概是有一些原因的。其一，就生存环境而言，梅花大多生长于南方，北方则无。“北方不识梅花，士人罕有知梅事者，故皆注所出”。[13]861是以，洪皓的《江梅引》使北人眼界大开，始知世上竟有如此不与百花争艳、冬日怒放之奇花，且其坚忍不拔、高洁傲岸、遗世独立之风姿更令北人折服。据《中州乐府》收录的词作来看，李献能有一首《江梅引》，这可能是洪皓的《江梅引》在北方广为流传之后，李献能受其感染，遂用同样的词牌赋词一首。赵秉文和王特起各有《梅花引》词一首，也可能受到了洪皓的影响。因词牌《江梅引》是由《江城子》和《梅花引》合为一调的，故而洪皓有将《江梅引》词调介绍到北方之功，惠及后人，为金词创作中词牌的选择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另外，洪皓的《江梅引》组词将“梅花”这一意象介绍到北方，扩大了金词的表现内容，丰富了金词意象。诚然，金代文人在历代典籍和古诗文中都能读到不少咏梅之作，但毕竟年代久远，并不真切，而离他们生活时代最近的洪皓却真真切切地将梅花之风姿呈现在金人眼前，相信会对金代文人甚至是对普通能识字、略有欣赏能力的百姓和女真族人有很大触动，不然恐难以造成“争相传写”之效应。刘仲尹的“翠实低条梅弄色”，刘迎的“粉香不断梅魂”，王子端的“寒梅树底”，“风流全似梅花”，“承当疏影横斜”，完颜璹的“有谁访、溪梅去”，等等，都能证明金词中出现了梅花的影子。其二，洪皓的《江梅引》组词表现了很多内容，如《忆江梅》中表现的羁旅思乡之情，《访寒梅》、《怜落梅》中表现的作者如梅花般坚贞不屈、凌寒怒放的高洁品格。这些真挚饱满的情感，高洁不屈的意志都是最动人心的。
洪皓的时节之作和抒怀吟咏之作，与其他使金词人的创作一样，将羁旅外乡，每逢佳节至，心中倍思亲的愁思与苦闷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在词作中亦有江山易主、人事全非的痛心与无奈。洪皓的《蓦山溪·和赵粹文元宵》中写道：“追思往事，一夕九回肠，皇恩溥。归期阻。引领江南路。”在这样的元宵佳节，本该陪侍在皇上身边，登楼赏灯，君臣同乐，如今滞留异乡，念及遥遥归期，心中苦闷无限。乾道八年(1173年)，韩元吉出使金国，写下一首《好事近·汴京赐宴闻教坊乐有感》。
此首在汴京作。公使金贺万春节，金人汴京赐宴，遂感赋此词。起言地，继言人；地是旧地，人是旧人，故一听管弦，即怀想当年，凄动于中。下片，不言人之悲哀，但以杏花生愁，御沟呜咽，反衬人之悲哀。用笔空灵，意亦沉痛。[14]164
绍兴十一年(1141年)，曹勋使金，其《玉蹀躞·从军过庐州作》词云：“红绿烟村惨淡，市井初经虏。舍馆人家，凄凄但尘土”，“可惜风月，佳时尚羁旅”，将经金兵战火掳劫之地的惨淡荒芜表露殆尽，作者内心那种无以名状的痛苦与无奈，羁旅的倦怠之意也一览无余。再如，曾觌的《金人捧露盘》，词注云：“庚寅岁春，奉使过京师，感怀作。”曾觌见证了汴京失守，如今出使故地，往昔历历在目，心中感慨世事之变幻无常，故国沦陷，江山易主，生命流逝，心中溢满无奈与伤感之情。这些南宋行人的使金词作，大多以抒发黍离之悲、乡关之思、羁旅之愁为主题。这种主题的产生与时代洪流和国家命运联系甚密，北宋灭亡，宋室南渡，给南宋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创伤，加之南宋行人出使金国，眼见江山易主之事，心中之不平与愤懑可想而知。可惜，大金国也只有百年运数，祯佑南渡后，金国也走上了如北宋一般的灭亡之路。此时的金代词人们也纷纷发出了如南宋行人词作中的不平与愤懑，如完颜璹《春草碧》云：“旧梦回首何堪，故苑春光又陈迹。落尽后庭花，春草碧。”词中写尽故国不堪回首之感。《后庭花》乃陈后主所作，是亡国之音的代名词，“落尽后庭花”一句，大有金国前途堪忧之感。再如，金灭亡后，遗民词人的作品中充满了对故国的留恋和黍离之悲，以及在乱世中身世浮萍，孤独羁旅之感。段克己的《满江红·过汴梁故宫城》中写道：“塞马南来，……百二河山俱失险，将军束手无筹策。渐烟尘、飞度九重城，蒙金阙。……更西来，流水绕城根，空咽呜。”词作写满了亡国之恨，如今再次踏足故土，时移事易，只能是遥想故国而空长叹了。诚然，亡国之事代代有之，金代词人也必然读过不少描写黍离之悲的词作，但总是年代久远，无法真切感受。离金人最近的亡国之事，就是北宋的灭亡，而南宋行人留下的“使金词”便成为描写感受亡国之恨最“新鲜出炉”的作品。因此，笔者有理由认为南宋行人的“使金词”对金后期词坛有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甚至可以延伸到金遗民词人的创作。
四、金源行人出使过程中词的创作
由于战火和夷族偏见，金词大量散佚。元好问的《中州乐府》也只收录了36位词作家的124首作品。唐圭璋先生主编的《全金元词》可谓是金元词的总集，收录70位金词作家共3572首作品。检索《金史·交聘表》和《全金元词》发现，使宋金人现存词的只有蔡松年、蔡珪、邢具瞻、郑子聃、李宴和王渥，共6人。贞元元年(1153年)，蔡松年为贺宋正旦使，出使南宋，但其现存词作中并没有一首纪行抒怀之作，究其原因，可能与他敏感的政治身份有关。其子蔡珪，在《全金元词》中，只存词一首，也并非出使之作。邢具瞻存词一首，郑子聃存词一首，李宴存词四首，王渥存词一首，均非出使之作。
金国向南宋派遣的使节中有不少文人，只是金国行人的作品散佚严重且因成就不高而备受冷落。试想，金国行人远赴南宋，一路途经各种风景名胜，自然少不了观光纪行、吟咏抒怀之作，这一点，从现存金国行人的诗文中可以得到印证。天德二年(1150年)，萧颐和王竞出使南宋，萧颐作《西湖行记》(佚失)，王竞有诗《奉使江左读同官萧显之西湖行记因题其后》，可见金国行人出使纪行之实。邢具瞻于皇统元年(1141年)使宋，途经金山寺，题诗一首，魏道明在《明秀集注》中专门提及：“将命江南，题诗金山寺，脍炙人口。”[15]294可惜，此诗未能流传下来。大定十四年(1174年)，梁肃与蒲察讹里刺使宋，途经淮上，蒲察讹里刺猎杀一虎，随行的宋楫作《猎虎诗》以纪其事，可惜此诗也未得以保存。再如，党怀英的《过棠梨沟》、《西湖晚菊》、《奉使行高邮道中》，任询的《苏州宴》、《西湖》、《浙江亭观潮》，蔡珪的《撞冰行》，施宜生的《题将台》、《感春诗》等都是在出使南宋过程中的纪行、赏景及咏怀之作，这些足以说明金国行人在出使过程中大多都有文学创作。从这些得以保存的出使作品中可以看出，金国行人的出使创作一般是围绕着纪行、写景、抒怀三大主题。词作为一种抒情文体，用来表达感情要比诗歌更加灵活，能容纳更多的东西，风格随意而灵活自如。是以，在金国行人使宋过程中，竟未留下一首词作，显然不可能。可以想见，大部分的词作应该是佚失了，这对我们今日全面研究金词来说，损失良多。就《中州集》和《全金元词》的收录来看，有金一代，词作寥寥，更何谈行人使宋词作，终只能以遗憾了之。笔者以行人使宋的其他文学作品对金源行人的“使宋词”作一大胆的推测，认为的确存在金人使宋的词作，且其词应是围绕纪行、写景与抒怀三大主题而作。若真如此，金人出使词便能丰富金词的表现内容，以一种别样的风姿屹立于金词苑林。
收稿日期：2013-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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