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十一五”期间仍需保持较高投资率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较高论文,十一五论文,仍需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自1998年以来，投资率一直持续高位，据统计，1998—2004年，我国平均投资率为39.2％。鉴于此，一些学者主张降低投资率，以防止高投资率给宏观经运行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也认为，“十一五”时期应把过高的投资率降下来，但依据中国的现时国情，“十一五”期间仍需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并要不断地提高投资率，使投资更有效地地推动经济增长。
一、“十一五”期间仍需保持较高投资率的依据
(一)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和高速增长需要较高投资率
按照我国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部署，从2001年至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00年翻两番，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按“水平法”计算，我国的GDP平均每年要以7％的速度增长。预计我国“十五”期间GDP平均增长速度已经超过7％。“十一五”期间是我国奔小康的承前启后时期，为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高速地增长，此间的GDP平均增长速度至少仍需保持“十五”期间的水平，这样才能为后10年经济发展赢得主动权。
纵观世界上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必须要有较高的投资率，高投资率对应的是高增长是一条规律。1986—1995年，泰国和新加坡的平均投资率高达39.0％和37.0％，同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最高的，分别达到9.4％和8.2％。就连主要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美国也是如此，美国1984年的投资率是21％，是近20多年最高的，与其对应的经济增长速度高达6.7％，也是20多年中的最高速度。
如果“十一五”期间降低投资率，会产生以下后果：第一，如上所述，由于降低投资率将会导致GDP增长减速，我国实现现代化的“三部走”战略进程会受此影响而拖延。第二，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目前的主要经济总量水平已居世界前列，经济总量的基数很大，如2004年我国GDP总值136515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总额70073亿元。如果降低投资率就意味着减少投资总量，按现有的水平，投资率降低2％，就意味着减少投资3000亿元，5年累计减少投资15000亿元。我国经济建设实践早已证明，投资波动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为保持“十一五”期间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投资率应保持相对稳定。第三，降低投资率将会减少就业机会。投资与就业关系极为密切，“十一五”期间我国就业形势仍不容乐观，如果再减少投资将直接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使就业难的问题更加雪上加霜。
(二)在消费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的情况下，要实现经济高速增长需要较高的投资率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几乎成为人们熟知的经济学常识。但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增长却主要靠投资拉动。其原因也很简单：生产力水平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消费能力极其有限，外贸出口数额也很小。在此条件下经济要发展就只能靠投资，这就是被学者们称为的“投资主导型”经济。改革开放后，人们不断地总结经济建设的经验，逐渐认清了“投资主导型”经济的弊端。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了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其主要表现为消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显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现阶段乃至今后一段时期，投资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以下两组数据是有力的证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计算，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5.55万亿元，投资率高达42.7％，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1％；另据有关部门计算分析，按1994年第一季度到2004年第二季度平均计算，固定资产投资增加1亿元人民币，可以引起GDP增加0.6635亿元人民币。这个计算结果强有力地说明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1]
为什么中国现阶段乃至今后一段时期投资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呢？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1.我国目前的消费水平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提高消费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据统计，1980—2002年期间，我国平均消费率为62.3％，近两年来，虽然政府陆续出台了鼓励消费的政策和措施，但由于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消费心理预期看淡等原因，消费率提高的速度将是缓慢的。根据有关部门对多国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一国的消费率平均保持在60％以上是普遍的；随着消费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两者呈反向运动趋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04)。国际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认为，在人均GDP为1000美元时，消费率一般为61％。我国2003年人均GDP刚好达到1000美元。据此可以认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基本在合理的范围内，是可以接受的。尽管“十一五”期间消费率还会提高，但提高的空间有限。
2.我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小，出口形势严峻。在我国，净出口(出口额与进口额的差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较小，具体情况见表1。
表1我国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年份
1991 19921993 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
净出口对GDP0.0290.011
-0.020
0.014
0.070.021
0.038
0.039
0.027
0.023
增长的贡献度
资料来源：刘国光.2002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66.
依据表中的数据计算，从1991年到2000年的10年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仅为1.9％，从未来几年的出口形势看，人民币升值和不断加深的贸易摩擦将会使出口形势变得更加严峻。现在人民币已小幅升值，尽管人民币升值利大于弊，但势必会影响国内的一些企业的产品出口；中美贸易摩擦正不断加深，美方限制中国出口商品的种类在不断扩大。总之，在“十一五”期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作用仍极其有限。
(三)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需要较高的投资率
我国经济发展目前正处于一个重要阶段，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但从总体上讲，这个阶段主要有两大特征：其一，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从一国实现工业化进程看，我国已经结束了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正开始步入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其二，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正朝着人均GDP3000美元的目标迈进，这意味着我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根据国际经验，在各国实现工业化进程中，在工业化初期投资率一般较低，在工业化中级阶段，投资率会不断上升，到了工业化后期，投资率又会呈下降趋势。这就是投资率的变化随工业化进程变化呈一条“倒U”型曲线规律。如上所述，我国目前已经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投资率变化趋势应向“倒U”曲线的峰顶逼近。另据一些学者研究，在我国，城市化与投资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相关系数高达0.84，计量分析发现，现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投资率可上升0.88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我国城市化进程会明显加快，大量富余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会使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迅速上升，小城镇的兴起和大中城市的扩张又必然导致基础设施的大量增加，这也将会导致投资率上升。
同时，国际经验也表明，许多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5年的平均投资率大体上比前5年的投资率高到3％—4％左右。[2] 我国2002年人均GDP已接近1000美元，当年的投资率为39.6％，按国际经验，“十一五”期间投资率达到40％，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四)较高的投资率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证都表明：通货膨胀与投资有关，但并不意味在任何条件下投资都能诱发通货膨胀。投资若能诱发通货膨胀，那一定是投资膨胀。[3] 本文所讲的较高投资率所对应的投资并非投资总量膨胀，而是足以保证经济增长目标的投资量。关于通货膨胀与投资的关系，国家统计局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联合课题组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有关方法，对从1995年第一季度到2003年第三季度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和通货膨胀率进行单位根检验，其结果是固定资产投资对通货膨胀基本上没有解释力。也就是说，通货膨胀上升并不是因为投资过热，相反，通货膨胀下降也不是因为投资不足。[4] 显然，这项最新研究结论表明，投资的变化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二、“十一五”期间较高投资率的合理区间
(一)合理投资率的标准
我国长期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为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高速增长，必须要有个合理的投资率。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投资率才是合理的投资率呢？这就涉及到合理投资率的标准问题。
从客观上讲，合理的投资率是有标准的，而这个标准既包括理论标准，也应包括具体的数量标准。理论标准是从定性的角度对合理投资率作出抽象的概括，而数量标准则是在理论标准指导下，采用一定的科学方法确定合理投资率的具体数量界限。
关于合理投资率的理论标准，西方经济学家对此早有论述，首先，他们认为最优投资率是个区间概念；其次，认为最优的投资率对应的是最优经济增长率，并进而解释最优经济增长率的含义。如金德尔伯格指出：“与最高投资率相适应的是最高经济增长率，与最低投资率相适应的是最低经济增长率，最优经济增长率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最优经济增长就是当消费系列的现在贴现值为最高时的增长，而贴现值的选择取决于人们对未来消费的耐心程度。”[5] 显然，金德尔伯格是从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消费的最大化来定义投资率的合理性。国内的一些学者基本上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如杜两省认为“投资本身不是目的，它的实质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实现未来更高水平的消费，因此，投资量及其占国民产出的比率——即投资率是否合适，对于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构成的消费序列影响极大。显然，能够使这消费序列的价值量最大的投资率是最优投资率……”[6] 刘迎秋则认为：“原则上投资率的合理区间应当有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和较快增长；应当有助于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稳定在一个社会可承受的较低水平；应当有助于消费在总量上持续上升，质量上不断提高。从这个角度上看，一般情况下，合理消费率总是合理投资率的必要前提。”[7] 本文基本赞同上述观点，但认为合理投资率的最主要标准应兼顾两大方面。其一，从投资作用于经济增长角度，合理投资率应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和快速增长，这自然包括在经济增长中不出现通胀和通缩，最大限度地实现就业等；其二，从投资的最终目的角度看，有利于消费的质与量的不断提升，若能满足以上两点，就是合理的投资率。确定合理投资率的数量标准，要比确定合理投资率理论标准困难得多。其原因在于：(1)合理投资率的标准是动态的，它随时空变化而变化。在确定投资率标准时，人们尽管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和本国的经验，但得出的数量标准只能作参考。例如，在我国“八五”期间，人们认为投资率为30％是合适的，而在“十五”期间，30％的投资率就显然太低了，其道理也很简单，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条件不同，合理的投资率标准自然也不同。在借鉴国际经验时，由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类型、目标、模式不同，合理的投资率的标准也会有大的差别。例如，美国经济很发达，但美国的投资率长期低于20％，原因是美国早以实现了工业化，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来推动。即使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国家，投资率标准也有较大的差别。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运用统一的回归方程对100多个国家的两万多个数据进行处理，得出的结论之一是人均收入1000美元时，投资率是24％。[8] 而我国在2002年人均收入已接近1000美元，当年的投资率却高达39.6％，当年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基本正常。(2)投资率的标准受宏观经济中的若干变量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如前所述，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合理投资率的标准是不同的。但有时即使是相同的投资率在某一时期是合理的，而在另一个时期却是不合理的。例如，我国1982—1984年间的经济增长平均为11％，通胀率仅为2.1％，此间的投资率为25％左右，可以认为是合理的投资率。但在1989年、1990年投资率也是25％左右，却出现了市场疲软、生产停滞等现象。
综上所述，人们很难找到一个固定的投资率数值作为合理的标准，但却可以采用一定的方法确定投资率的合理区间。
(二)“十一五”期间较高投资率的合理区间
确定某时期投资率的合理区间，最理想的方法是首先确定合理投资率的具体数值，然后综合考虑宏观经济中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变化情况，进而确定投资率变化的区间，即找出投资率指标的最高值和最低值。
确定合理投资率的具体数值，大体上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前面讲过的经验借鉴法，由于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只是在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时采用；第二种是指标计算法，根据若干相关指标的关系计算合理投资率。根据笔者的试算，因该方法计算合理投资率在有的年份与实际结果相差较大，在应用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用指标推算法，确定投资率的合理区间。具体方法是：首先确定消费率的合理区间，然后依据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推算出投资率的合理区间。其理论依据是：其一，投资的最终目的是消费，在确定了消费这个目标后推算投资，符合确定合理投资率的理论标准；其二，在国民核算(GDP)中，按支出法计算，一国的GDP由三部分组成：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如果不考虑净出口，投资率=1-消费率；如果考虑净出口，投资率=1-消费率-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根据上述思路，首先必须确定我国“十一五”期间消费率的合理区间。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在我国现阶段，消费率保持在61％—65％之间可能比较合理。虽然这个消费率区间还仍然低于钱纳里—赛尔昆模型所提出的标准值，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和典型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但是，它符合我国国情，特别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后发性质。”本文也认为：我国“十一五”期间的消费率合理区间应是61％—65％。其主要根据是：其一，如前所述，根据多国的研究经验消费率保持在60％以上是普遍的；其二，我国2002年消费率为58.2％，“十一五”期间消费率会有所提高，但提高的幅度有限，据推算不会超过7％。由此推算“十一五”期间投资率的合理区间是35％—39％。
如果考虑净出口对经济增长正负效应和投资率变动幅度不宜过大两个因素的影响，“十一五”期间投资率的合理区间可再上下浮动2％(根据已有的统计数据观察，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最高为2％左右)，当净出口对GDP增长为正效应时，投资率的合理区间是33％—37％；当净出口对GDP增长为负效应时，投资率的合理区间应是37％—41％。
三、“十一五”期间要千方百计提高投资效率
近年来，我国投资运行的主要特征是投资快速增长与投资低效并存。“十一五”期间除要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更要千方百计地提高投资效率。
(一)当前我国投资效率呈下降趋势
高效的投资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最重要手段，而低效投资则会使资源极大浪费。无论是从总量上还是从人均水平上看，我国是个资源短缺的国家，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确保“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必须提高投资效率。但近年来，我国投资效率却呈下降趋势。从宏观上观察投资效率的高低通常计算两个指标：投资效果系数和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投资效果系数是GDP增长额与相应的投资额的比，即平均单位投资提供的GDP增长额。可见，投资效果系数越高，表明投资效率越好。增量资本产出率是指资本形成额和支出法GDP增量的比值，它表明单位GDP增量所需的资本形成额(ICOR)的值越大，说明实现单位GDP增量所需的资本越多，投资效率越低。下面是近年来这两个指标的变化，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2000—2003年我国投资效果系数的变化
年份 2000200120022003
投资效果系数 0.220.175
0.149
0.169
资料来源：国家信息中心课题组.中国投资潜在增长能力测算与改革建议[J].经济要参，2005，(1616).
从表2中数据的变化，可以明显看出，近年来我国投资效率呈下降趋势。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近年来也呈上升趋势。1980—1993年间ICOR的平均水平只有2.806元，意味着投资2.806元使GDP增长1元，1994—2003年间ICOR的平均水平却上升到4.37178元(意味着投资4.37178元使GDP增长1元)，这表明以增量资本产出率来衡量的投资效率已经显著恶化了。
另据国家统计局企业调查总队于2004年对全国30个省(区、市)的4258个大中型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一次性调查，有39.9％的项目竣工投产后达不到设计能力的90％；有24.2％的项目竣工投产后效益一般和较差。
可见，“十一五”期间提高投资效率已刻不容缓。
(二)“十一五”期间提高投资效率的思路
我国“十一五”期间提高投资效率的总体思路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投资领域各项工作，牢固树立起发展循环经济的新理念，通过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投资建设的市场化进程。具体内容如下：
1.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投资领域的各项工作。要求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决杜绝“首长工程”和“政绩工程”，把有限的投资资源用到国民经济急需发展的行业和部门去。各级地方政府在发展本地区经济时，要顾全大局，要把地方经济利益与全社会的经济利益统筹考虑，防止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
2.牢固树立发展循环经济的新理念。“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皮尔丁在60年代提出的。循环经济是一种实践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按照这一新理念，在投资建设中必须争取用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高度重视投资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防止出现边投资建设边污染环境的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3.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投资建设的市场化进程。经济学理论早已揭示，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要比行政、计划等手段配置资源效率高。在“十一五”期间，加快投资建设市场化进程的主要措施有：(1)加快改造国有投资主体的进程，大力培育非公有制经济投资主体。在我国，按投资主体的产权属性，全部投资分为国有投资和非国有投资。从多年的实践看，由于国有产权不能对投资活动形成根本性的硬约束，国有投资的效率一直都比较低，而非公有经济投资主体的产权性质决定了它容易做到投资的责、权、利的统一，因此其投资效率一般比国有投资效率高。为此，“十一五”期间应加快改造国有投资主体，大力培育非公有经济投资主体，并使其后者在全部投资活动中唱“主角”，彻底改变国重民轻的格局。在抓紧改造国有投资主体的同时，尽快提高非公有经济投资主体的素质。(2)提高政府投资项目的效率。长期以来，政府投资项目效率低下是一个难以治愈的顽症。“十一五”期间，由于公益性建设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较大，政府投资项目应将占有较大比重。
总之，“十一五”期间既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又不断地提高投资效率，我国经济就一定能实现持续、稳定和高速增长。
标签：投资率论文; 净出口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十一五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