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散与反思——兼谈哈金的写作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策略论文,兼谈哈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使得移民潮日渐高涨，进而导致了族裔散居现象凸现。随之，流散批评和流散文学作为对这种现象的思考与再现也渐成气候并受到学界的关注。流散批评如何系统、深刻地揭示流散现象的历史发展、特点和当下意义？流散文学如何反映和再现流散者的状况和心理？本文以华裔流散文学为个案，在讨论流散批评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流散作家哈金的书写策略进行分析，力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一、流散小议
从流散到流散批评，之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流散一词从特指公元前6世纪犹太人被驱逐到巴比伦王国起到今天泛指在全球范围内的移民潮，其间经历了从贬义到褒义、被动到主动、消极到积极的转变。历史上对流散一词的界定比较多，但其中比较集中的一条是指公元前586年第一座神殿被毁，犹太人被逐出基督教的圣地(指巴勒斯坦)，而被迫流亡到巴比伦尼亚(Babylonia)①的历史事件，从中可以窥见流散者被动、凄惨的一面，因为他们被逐出家园，处于无根的流亡状态。爱德华·赛义德对流亡有切肤之痛，研究得也相当深刻。在“知识分子的流亡”一文中，赛义德指出：
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在古代，流放是特别可怕的惩罚，因为不只意味着远离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无目的的游荡，而且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人，永远背井离乡，一直与环境冲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人们总是把流亡的观念和身为麻风病患者、社会及道德上的贱民这些可怕的事联想到一块。(赛义德44)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上人们对于流亡者的看法，其中的贬义就不言自现了。在众多人的心目中流亡者经常与道德败坏者、身患传染病者为伍。他们总是与社会格格不入，是政府惩罚或者限制的对象。用赛义德的话说是“放逐者与边缘人”。
霍米·巴巴从后殖民批评立场出发，分析指出：正是殖民主义导致了战后的“无家状态”，促生了前殖民地移民一种“挥之不去的陌生感”。散居概念在思想矛盾、文化上被“污染”的流亡者、流散者或者普泛的移民形象身上得到典型的反映，这种骚动不安的形象总是彷徨在祖国与移居国、原文化与移居国文化之间。焦虑与矛盾以及由此而来的挣扎与痛苦是移民最好的心灵写照。(生安锋153-154)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流散一词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扩大，它被人们用来泛指居住在圣地(巴勒斯坦)之外的犹太人散居状态；散居在外的犹太人机构或团体：在巴勒斯坦或现代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机构或犹太人团体……②今天，在全球化时代，跨国经济、劳工输出以及文化生产的跨国化等使得流散成为一种潮流，一种主动、自愿的行为。有很多人(商人、知识分子、律师、劳工等)自愿在其他国家流散周转，自我放逐。他们不必依附或者脱离祖国和寄居国的大宇宙中心，或通过参与“文化形式、亲缘关系(和)行业协会”，使自己依附于宗教团体和城市，创造小宇宙联盟。(克利福德305)于是后殖民时代的流散不再是一种丧失家园、流落他乡、被动无奈之举，而是一种自我放逐、四海为家的生活体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高科技通信手段使得流散者与故土、亲人、母国文化保持着密切联系。虽居住于母国之外，但能积极融入寄居国主流文化之中。他们不再有被逐出、抛弃、流浪之感，而是在一个大宇宙中心中自由自在地生活。卡锡克·托洛彦将这些流散者群体定义为“跨国时期典型的共同体”，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托洛彦3-7)沃克·康纳则笼统地将流散者定义为“居住在祖国以外的那部分人”。(阎嘉346-362)这样划分消除了人们头脑中，传统上对于流散者的带有隐喻的描述：流放国外者、开除国籍者、政治避难者、侨居他国者、移民和并非是“少数民族的种族”。(萨弗朗90)由此可以看出流散一词在内容、性质和意义上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进入20世纪下半叶，流散现象的再度升温，带来了流散批评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流散批评成为一门显学，不仅有专门刊物和机构致力于此，而且还产生众多的理论。
柏德·格瑞(Bed P.Giri)提出了后殖民流散理论，他认为后殖民流散理论修正了传统的看法：即将流散看成是一种“灾难性”失去，一种令人沮丧的放逐——如果可能会尽量避免的灾难，相反，流散被看成是由肤色不同、文化相异的人超越政治、摆脱中心、寻找另一种社会和归属的选择。(Giri 215-6)
斯图尔特·霍尔认为二战后涌入西方的流散族群对寄居国的文化、政治和身份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流散者所带来的通俗文化、非都市文化、形式各异的庞杂文化，对高雅的欧洲文化模式产生了挑战，打破了西方文化单一霸权，同时带来了西方美学和文化的多元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变革。(Hall etc.468-9)
霍米·巴巴与以往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和流散诗学持不同的观点。他对流散现象的讨论不再坚守种族、阶级和民族对立的立场，而是赞成一种杂糅的文化价值观。巴巴意在将后殖民批评建立在杂糅、矛盾和居间的基础之上。流散通过他者化方式——翻译和杂糅策略——挑战霸权而动摇霸权者的地位。在这种他者化的方式中，杂糅显得格外有力。(Bhabha 112-6)
从格瑞到霍尔再到巴巴，这些后殖民主义批评精英，对后殖民时代的流散现象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指出了流散现象的积极影响。流散成为流散者摆脱中心、超越政治、获得自我力量的选择，流散对西方单一文化霸权产生了挑战，带来了世界文化的多样化。它打破了二元对立，倡导一种居间、杂糅的文化体制。
今天，随着经济、文化、商业等的全球化，流散一词的政治色彩开始淡化，渐渐成为一些作家、学者、音乐人等习以为常的生活模式。有些作家、学者自愿离开自己的祖国，来到一个新的国度，生活在主流文化的边缘，以寻求一种边缘化的视野。用霍米·巴巴的话说，在一种被漠视的状态之中，得到一种教益，超越诸如中心和边缘、都市主义和边际状态、东方与西方两极间的对立，获得一种与众不同的眼光与胸怀。(巴巴155)
二、流散与反思
流散者的边缘化身份和居间性特征给他们带来了一种伤痛，一种忧愁，一种徘徊，但同时也赋予他们一种他人所没有的特权，让他们去观察居住国文化，去反思本民族文化。不仅如此，对于流散作家而言，他们还会借助自己的笔来表述自己的思想。流散文学作为书写流散者经历的一种特殊文学样式，表现了族裔散居的不同经历和流散者对居住国文化的认同和对祖国文化的反思，传达了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民族文化碰撞与交融的新信息，是我们深入研究后殖民主义批评的绝好素材。美国华裔流散文学作为世界流散文学的一部分，描绘了华人在美的生活经历，深刻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是当今流散文学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在已取得的成绩当中，汤亭亭、谭恩美等一大批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华裔作家果然功不可没，但是哈金、闵安琪等新移民作家的贡献同样重要，而且新移民作家由于其本身经历的特殊性，更能反映流散者的心声。
哈金是一个典型的流散作家，离开祖国，身在两种文化边缘，给他提供了审视两种文化的独特视角。他最初的作品聚焦中国，慢慢地他将目光放在了海外、放在了他赖以生存的土地——美国上。2007年的《一个自由的生活》(A Free Life)、2008年的《移民作家》、2009年的《一个好的落地》(A Good Fall)都叙述在美国土地上发生的事。从他最初的作品和他的新近之作便能看出他对两种文化的思考。哈金的文学书写与在美国本土出生、长大的华裔作家相比在内容、主题、写作风格等方面完全不同。军营生活、偏远的山村小镇风貌、文革中的一幕幕往事、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中国城市与乡村的故事等都是哈金聚焦的范围。相比之下，他的故事更加新鲜、直接、“真实”。它凝聚了一个流散者、一个与母国文化保持一定距离、身在西方主流文化之中，但又不能完全被西方接纳的东方人对东西方文化的反思，是华裔流散文学的另一道风景线。
哈金是个多产作家，诗歌、小说、论文集[如果加上即将在年内出版的《南京安魂曲》(Nanjing Requiem)]已有10多部作品问世。自小说《等待》出版获奖起，哈金的作品连连获奖，好评如潮。那么哈金的作品为什么会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为什么西方读者会给他如此高的评价？无疑，这与他作品的内容、形式、创作风格不无直接关系，换句话说这与他的写作策略紧密相关。哈金的写作策略独特、多样，本文仅讨论以下有代表性的两个。
1.将历史转化成文学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哈金曾坦言：作为小说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历史转化成文学。的确，他的愿望在文本中得到了体现。哈金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探讨文化大革命中人与人之间、个人行为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他将人性的善与恶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进行讨论。从他的创作来看，这段历史指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间中国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但又可以广义地指中国的传统历史。哈金将现实与历史并置，让读者从历史反观现实，从而引发人们对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的思考。《水浒传》是中国文学经典，它反映了历史上中华民族反对贪官、腐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一百零八将，个个都是英雄好汉，被人们看成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哈金从这部文学经典中汲取营养，又赋予它以新意。
武松作为《水浒传》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其英勇无畏的精神在中国尽人皆知，而这种精神集中体现在武松打虎这个千古流传的佳话之中。面对众人的劝告和已知的危险，武松毫不动摇自己的打虎决心。面对凶残的野兽，武松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怯弱。而最终以勇敢和力量战胜了兽中之王。这其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胆量，不只是个体行为，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民族精神。武松的英雄气概因而成为鼓舞民族斗志的重要源泉。
从历史上武松打虎的故事，哈金联想到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因而创作了一系列针砭现实的作品。《新郎》是哈金2000年出版的小说集，其中一则故事《打虎者难寻》看似滑稽可笑，但读来却耐人寻味。故事起因于木鸡县电视台拍的一部《武松打虎》电视系列剧，为了显示故事的生动、真实，领导要求真人打真虎，为此，剧组准备了真虎，选中了被媒体和公众称之为“英雄”的王虎平来担任打虎英雄。结果可以想象：“英雄”被老虎吓得到处躲藏。无奈，剧组只好杀了老虎，以假充真，来完成拍摄任务。
哈金这则故事的背后反映了什么？读者不难猜测。在“文革”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大众舆论中的英雄是否是真正的英雄？小说中的王虎平看似一位当今最合适的打虎英雄，但结果表明只能在披着虎皮的假虎面前逞能。与老虎的两次较量，让读者真正看到了王虎平的“英雄”本质。
历史传说中的武松打虎有着极其深刻的政治蕴涵。虎是危害人民生命安全的祸害，所以，周围乡亲和地方官们千方百计地要除掉这只害虫。武松打死了老虎给百姓带来了平安，同样也给社会带来了安宁。从这个意义上讲“武松打死老虎表现出了一种对社会负责的强烈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就是儒家提倡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Ge 42)不仅如此，武松在《金瓶梅》中还担任着重要角色。如果说毒死丈夫、十分淫荡的潘金莲代表了堕落和邪恶，就像老虎吞噬着男人、扰乱了社会秩序的话，那么，武松除掉潘金莲，就像除掉了景阳冈上的老虎，清除祸害男人的害虫。就此意义上讲，武松是正义和秩序的象征。武松不仅是在替他死去的哥哥伸张正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替整个社会恢复秩序。因此，葛良燕认为武松打虎包含了性别政治的因素。“武松打虎可以看成是男女之间的一场圣战。在这场性别战之中，女人是粗俗的、不道德的、性淫乱的象征，而男人则代表着社会道德和伦理，对邪恶和不道德的因素加以控制和约束。从此意义上讲女性与邪恶和混乱连在了一起，而男性则与理性和秩序紧密相连。”(Ge 42)武松打虎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表现，是男性气质的展示。那么，相比之下，王虎平作为打虎英雄，则有负盛名。故事前面曾将他描述为“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是个相貌堂堂的男子汉，”(Jin 63)而且他会武功。因此无论从哪一个方面他都具备了男性气质。但是，一到真正展示本领的时候，他却成了绣花枕头，男性气质丧失殆尽，英雄气概荡然无存。哈金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和当今的“英雄”并置，引发读者深思：在那动乱的年代，真正的英雄究竟从哪儿找？那些被封为“英雄”称号的人，在国家危难之际又在何方？
2.不动声色的观察者
流散状态给流散者提供了观察两种文化的特殊视界，对于华裔作家来说还提供了特定的创作自由。这种自由给他们抒发自己的情怀提供了方便。对于“文革”后赴美的新移民作家，自然，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呈现给西方读者成为他们的首选素材，这也符合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因此，八、九十年代，反映文革的“伤痕”文学在美国非常火爆。文革书写大部分作者都是以写个人经历为主。个人、家庭、亲人等不幸的遭遇，饱含激情的血泪控诉，很容易打动读者，引起西方读者的共鸣，激起他们对那场政治运动和中国意识形态的反感与憎恨。周玉培对这种个人叙述的弱点进行了分析，指出：作者“一味沉浸在对文革的哀婉动人的诉说之中，这种书写往往比较狭隘，不会超越泄私愤、诉说个人悲惨遭遇、个人对抗、个人物化以及自我夸张的模式，因而也就产生不出带有普遍意义的观点。”(Zhou 151-152)像郑念的《生死在上海》、闵安琪的《红杜鹃》等都是有关个人真实生活的文革记忆，在美国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引起了西方读者的“浓厚兴趣”。无论是邓念对个人及其家庭在“文革”中不幸遭遇的血泪控诉，还是闵安琪的下乡插队的奇闻轶事都带有浓烈的个人情感因素，表现出对这场运动的愤恨和对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不满。
同样书写文革，但是，哈金的创作手法则迥然有别。罗伯特·贝弗里奇曾经在对哈金的《新郎》评论中这样写道：“哈金的新小说集《新郎》又将我们带到了木鸡县，也就是他获得国家图书奖的那本小说《等待》的故事发生地，……哈金用他朴素的语言将读者吸引到一则则故事之中，而自己则尽量躲得远远的。”(Beveridge 2000)笔者认为不仅《新郎》如此，哈金的其他作品也都以一种观察者的眼光、纪实性的手法将往事呈现给读者。另一位美国学者曾这样评论过：“哈金总是用简单的文字，但是非常工整的英语，不做作，也不夸张地写作。似乎他坚信，这样描写他的祖国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很有价值而且非常重要。是的，他完全正确。”“哈金用纪实小说的风格呈现他的故事，既没有超现实主义，也没有感情用事。他在作品中将日常生活中的稀奇古怪的事像珊瑚一样慢慢地积累起来。”(Moore 2000)从两则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哈金的创作风格与其他新移民“诉苦”作家的差异。他的写作不加入书写者自己的情感，更不是“政治报复”，而是通过客观、直接的描写和叙述，用一个旁观者的眼光，向读者展示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那一段故事。
小说集《在红旗下》主要反映“文革”中人们思想受到扭曲、相互嫉妒、猜疑和斗争的一桩桩往事。故事《葬礼风波》说的是忠与孝、道德与义务、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主人公丁良在金县政府任职，政治上大有作为，但母亲的葬礼使得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母亲生前要求儿子在她死后不要火化，而是按照传统习俗土葬，但政府明令火化。这使丁良左右为难，按照传统给母亲办丧事，那肯定会成为政治对手攻击的口舌。但违背母亲的遗愿又会遭家人的唾骂。在道德和意识形态的较量中，丁良最终还是服从了政治。表面上看丁良是维护了意识形态、政府的形象和权威，但其后却有着他个人的政治目的。媒体大肆吹捧丁良的“先进”事迹，将他的“进步”之举和照片刊登在报纸上，丁良也因此被提拔为副县长。在此，作者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对题材敏锐的捕捉和对事件入木三分的描述，使读者从平凡的小事件中感受到政治的无处不在，感受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人性的蜕变，故事所蕴含的普遍意义不言而喻。
三、流散身份和文学书写
对流亡/流散的情形，著名的后殖民主义批判家赛义德有着深刻的认知。流亡使得流亡者产生了心理上和地理上的失落和错置。他身为巴勒斯坦血统，但有家不能归，总是处在“无根”和“漂泊离散”的状态。单德兴在给赛义德回忆录《格格不入》(Out of Place)所作的导读上进行了这样的总结：“在地理上，‘永远背井离乡’，不管走到天涯海角，都是‘一直与环境冲突’，成为‘格格不入’、‘非我族类’的外来者；在心理上，时时怀着亡国之痛，离乡之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单德兴12)但是，他又辩证地指出了流亡的优势：“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种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知道两个。”由于处于两种文化之外，流亡者具有观察问题的“双重视角”，(赛义德2000：186)并始终处于过去与现在、他方与此地的对比之中。流亡使得流亡者对两种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利于流亡者去观察乃至批评两种文化。单德兴还指出了赛义德所说的流亡存在另一层含义：“以流亡来隐喻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不故步自封，对现实不满，注定了必须在权力核心之外，成为边缘人，‘抗拒、不被纳入，不被收编’”。(赛义德2002：48)这使得赛义德虽身处西方世界，接受着西方的俸禄，但是，继续揭露、批判和对抗西方的霸权话语，为第三世界人民、为被殖民、被肢解的巴勒斯坦人说话。流亡加深了他对祖国的爱、对自己同胞遭遇的同情和失去自己民族文化的痛苦。
哈金远离故土，“漂泊”于异乡，作为流散者，虽然与赛义德的情形相距甚远，没有那种背井离乡之苦，更没有亡国之痛，但是，身居他乡，无疑也会有着与流亡者相同的感受。因生计所迫，他潜心写作。恐怕正是对过去的难以释怀使得他创作出一部部与记忆相关的作品。同样，流散者的身份给他提供了观察两种文化的双重视角，使得他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东方文化。哈金的作品在西方有一定的市场，许多作品也赢得了好评，像小说《等待》，出版后不久便引起了西方批评界的关注，并获得高度的评价：
太美了……哈金对社会习俗、饮食习惯、农村家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述，对错综复杂但又惊人的原始的农村生活细腻而专注的刻画可以和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的风格相媲美。③
故事叙述栩栩如生、语言流畅、朴实……小说的视野，简洁、精当的语言使人想起了海明威……④
在这些赞美之词的背后，我们同时也会感悟到西方读者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一种西方人特有的优势，一种对东方人的定见/刻板印象。历史上，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正如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所揭示的：经济落后、贫穷，生活原始，社会混乱，思想保守，但却充满了异国情调，令人向往。而以上评论中“错综复杂但又惊人原始”，看似不经意的一段文字，却暴露出西方人的偏见，让人看到哈金作品中的中国，它加强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原型形象。可以说哈金的流散身份对他的小说和诗歌创作产生直接的影响。刚开始，流散使得他居无定所，工作无处着落。为了生存，他选择了写作。既然写作，那么就得考虑读者，找读者感兴趣的话题。写作技巧是一方面，但是写作内容是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哈金之所以能成功打开西方市场，除了富有特色的写作技巧之外，作品的选材内容恐怕更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其中不难窥见一个流散作家对居住国文化的认同和对本民族文化的疏离。
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新的移民潮日益加剧，一大批离开故土流落异国的作家或文化人便自觉地借助于文学这个媒介来表达自己流离失所的情感和经历，对母国文化表现出认真的反思。因此，流散书写成为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进程中的又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由于作家身份的特殊性，流散文学打上了书写者的独特印记：“之于本土，他们往往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从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观察本土的文化；而之于全球，他们的写作又带有挥之不去的、鲜明的民族特征。”美国华裔流散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同样反映了流落在西方的华夏游子对居住国文化的感想和对母国文化的反思，是我们研究族裔文学的重要素材。哈金作为一位典型的流散作家，又是我们研究华人流散文学的难得代表。他独特的写作技巧，细腻的叙事风格、讽刺而又幽默的笔触、充满喜剧色彩哈金式的语言以及精巧的故事建构等等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内容，但同时，其流散身份所表现出来的认同意识同样值得我们考量。
注释：
①参见：Columbia Electronic Encyclopedia，Sixth Edition(http://www.answers.com/topic/diaspora)。
②参见：Columbia Electronic Encyclopedia，Sixth Edition(http://www.answers.com/topic/diaspora)。
③Los Angeles Times Book Review,from the front cover of Waiting by Ha Jin,published by Vantage Books,New York,2000.
④Chicago Sun-Times,from the front cover of Waiting by Ha Jin,published by Vantage Books,New York,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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