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与近代国家观念的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新青年论文,观念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6)03-0097-06
五四时期颇具声名的《新青年》杂志，以其在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新旧嬗替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受到学界的重视，被誉为“时代的号角”、“新文化元典”①。而其对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变革所作出的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思想贡献，则缺乏专题性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以《新青年》刊布的文字为主要资料，探索《新青年》与近代国家观念变革的关系，为完整、深入地认识《新青年》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希冀从一个侧面弄清五四前后国家观念的基本走向，揭示知识界中的先进者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忧患意识，以及创造“理想之中华”的矢志追求。
国家振兴的希望在青年
诞生于民初政局变幻年代的《新青年》，遵循新陈代谢的基本法则，把国家振兴的希望直接寄托于青年，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探寻“国势陵夷”中的“治国之道”，构成近代国家观念更新的新取向。
辛亥革命以推翻帝制、创建民国而彪炳史册。然而，民国建立后的政治实践，却是专制政体的回光返照，共和国家的名实不符。对此，人们痛心疾首，备受煎熬。孙中山悲愤地回顾：“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②李大钊则沉痛地指出：“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③陈独秀更愤怒地控诉：“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④时贤如此不约而同地悲愤诉说，足见专制还魂，国家堪忧，前途茫然。从观念形态上考察，由于几千年专制统治的惰性和纲常伦理的说教，渗透到人们的灵魂深处，百姓自甘奴隶而安之如素。大多数国民既不知民主的真谛，更无勇气参预国政。有人曾就当时民众对共和国家的认识作过估计：“其识国家为何物，共和为何义，立法为何事者，千万之一比例耳。”⑤可见，辛亥时期曾经播扬的建立近代国家的思想，远未泛化为广大国民的共识，共和国家的根基还十分脆弱。
民初共和制度下“转生出专制”的痛苦现实，迫使先进中国人重新思考：民主宪政的旁落，固有“豪暴狡狯者”专政、窃权的外因，更有国民素质与共和宪政相去甚远的内因。共和制度的存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思想的觉悟程度。陈独秀明确指出，中国多数国民脑子里“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要巩固共和制度，“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⑥。梁启超后来也反思说：“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⑦《新青年》正是把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健全人格的觉醒放到突出位置，以人的现代化促进国家现代化，并把国家振兴的希望首先寄托在青年身上，成为近代国家观念更新中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
《青年杂志》创刊号开宗明义：“国势陵夷，道衰学弊”；本杂志“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⑧。陈独秀则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论述：“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⑨他热忱希望青年“自觉勇于奋斗”，担当起“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责任，以“适于今世之争存”。面临“国势危亡”的现状，《新青年》刊文揭示：“能以卓自树立，奋发为雄，内以刷新政治，巩固邦基，外以雪耻御侮，振威邻国，则舍我青年谁属！”“盖民为国之根本，而青年又民之中坚也。欲国之强，强吾民其可也；欲民之强，强吾青年其可也。”强民之道，在“正其志趣”，“培养其道德”，“发扬其精神”⑩。李大钊也热情洋溢地指出：“青年贵能自立”；青年应以“活泼畅旺之气力，为社会摧除其沈滞之质积”；殷切期盼“吾新中国之新青年速起而耸起双肩，负此再造国家民族之责任”(11)。把“修身治国”、“巩固邦基”、“振威邻国”、“再造国家民族”的责任，集中寄托在青年身上。
国家振兴的希望在青年，要求青年树立时代精神，适应社会环境。《新青年》宣言：“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12)陈独秀告诫青年：“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要顺应世界文明潮流，“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须破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奴隶道德，“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13)。
国家振兴的希望在青年，需要青年焕发青春活力，再造青春国家。李大钊满怀激情地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长文，提出“青春中华之创造”的使命。他认为：“人类之成一民族一国家者，亦各有其生命焉。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国家。吾之民族若国家，果为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国家欤，抑为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欤？苟已成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焉，吾辈青年之谋所以致之回春为之再造者，又应以何等信力与愿力从事，而克以著效。”从历史考察，“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国家兴亡，其责任首在青年，因为青年充满生机和活力。他鼓励青年“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他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弃黑暗而求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14)。高一涵把中国“共和”的希望赋予青年，明确“吾辈青年责任，在发扬立国之精神，固当急起直追，毋以政治变迁，而顿生挫折”(15)。只要青年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练志、练胆、练识”，中国就终有实现共和政治之一日。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新青年》如此寄厚望于青年一代，完全依循社会文明进化的自然法则，通过青年摆脱老迈“帝国”自我陶醉的羁绊，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构建民主共和必要的思想基础，以锐不可当的时代精神和青春的生机活力，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代表了近代国家观念更新的新取向。
“主权在民”思想的再播扬
领土、人民、主权，构成国家的三要素。主权则是近代国家观念的核心，它包括对外捍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对内实现主权在民。主权在君还是主权在民，是区别传统国家与近代国家的分水岭。
“主权在民”思想，在戊戌维新时期就为当时的维新人士所关注。严复曾强调：“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16)此类惊世骇俗之论，冲击了“朕即国家”的神圣信条，传播了人民主权的近代国家理念。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竖起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旗帜，一举推倒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变“朕即国家”为“国为民有”，创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然而民初专制还魂与“共和”招牌空挂的严酷现实，激起《新青年》同仁在更大程度上播扬“主权在民”的思想。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辛亥革命的思想补课，也是为民主共和国奠定立国基础。
在早期《新青年》传播的国家观念中，主要思想资源来自法国的“人民主权”说。高一涵发表《民约与邦本》，推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认为古今政治思想，以人民为国家而生与国家为人民而设，为其根本分野。民约论为近代政治思想别开生面，其要旨在国家源于社会契约，国家主权基于国民公意，而通过宪法行使其权力，政府权力则为人民主权之执行。“民约说精一微言，即在贯彻此理。是说盛行，而国家基础，奠于人民，本根益牢固而不可拔。”(17)时人还将法国人权说视为近代西方文明的基石，指出：“法兰西革命以还，人权之说大唱，于是对于人生之观念，为之大变。人生之观念既变，于是对于国家之观念，亦不得不变。人生之观念变，于是乎尊重自由，而人类之理性，始得完全发展。国家之观念变，于是乎铲除专制，而宪政之精神，始得圆满表见。”(18)
张扬主权在民，首当明确人民为国家的主人，要以主人翁的姿态实现国民政治。在《新青年》创刊前一年，陈独秀就指出：“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土地人民主权者，成立国家之形式耳”；“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19)。《新青年》问世后，陈独秀又强调，近代西方国家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以及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在于“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20)针对中国专制积弊甚久、国民唯官令是从的现状，陈独秀大声疾呼：国民政治觉悟之第一步，当知“国家为人民公产，人类为政治动物”；政治觉悟之第二步，当知“吾国欲图世界之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政治觉悟之第三步，当知实现国民政治，以多数国民对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从而国民应“自进而建立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21)。
陈独秀忧患国势危难，殚精竭虑于思想启蒙，唤起国民以主人翁的地位，自觉挽救国运，自有极大的震撼力。而受过日本明治大学政治学系统教育的高一涵，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民约与邦本》、《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自治与自由》等一系列文章，对普及国家观念，倡导“主权在民”，也极具影响力。高一涵借鉴西方近代政治学家的国家理论，强调：“国家之存，专以保护人民权利为职务”；“立法之权，永存于人民之手”；“政府为奉行国家意思之公仆”(22)。明确揭示了国家的职能在“保护人民权利”，人民拥有立法权，而政府则是奉行国家意愿的公仆。他从理论上比较了专制国家与共和国家的区别，认为：“专制国家，其兴衰隆替之责，专在主权者之一身；共和国家，其兴衰隆替之责，则在国民之全体。专制国本，建筑于主权者独裁之上，故国家之盛衰，随君主之一身为转移；共和国本，建筑于国民舆论之上，故国基安如泰山，而不虞退转。”在共和政体下，“人民创造国家，国家创造政府。政府者，立于国家之下，同与全体人民受制于国家宪法、规条者也。执行国家意思，为政府之责；而发表国家意思，则为人民之任”(23)。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共和政体并非一人之独裁，而为国民之公意；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国家之盛衰，国民全体应负相应之责任。
既然人民为国家的主人，那么总统和官吏就应该为人民的公仆，这是由“主权在民”的原则所决定的。在《新青年》刊布的文章中，陈独秀借用欧美政治学家对国家的诠释启发青年：“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全体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他清晰辨明近代国家，“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民奴国家，伪国家也，执政之私产也，以执政为主人，以国民为奴隶者也”。真国家，“牺牲个人一部分之权利，以保全体国民之权利”；伪国家，“牺牲全体国民之权利，以奉一人”(24)。从而揭示了“人民为主人，执政为公仆”，为近代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高一涵强调：“共和国的总统是公仆，不是‘民之父母’；共和国的人民，是要当作主人的待遇，不能当作‘儿子’待遇，不能当作‘奴虏’待遇的。”(25)钱玄同也明确提出：“民国的主体是国民，决不是官，决不是总统。总统是国民的公仆，不能叫做‘元首’。”公仆理应为民服务，“不该殃民残民”。“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彼此相待，止有博爱，断断没有什么‘忠、孝、节、义’之可言。”(26)《新青年》同仁如此集中地论及总统、执政为国民的公仆，从反面凸显出“主权在民”的国家理念，对洗刷积久成习的帝王思想和官本位思想，树立国民的主人翁意识有极大的启蒙作用。
张扬主权在民，理应确立国民的民主、自由人格，其途径在改造国民性。在《新青年》刊布的文字中，陈独秀把人权解释为“各有自主之权”，各有“自主自由之人格”。强调只有在人权平等和人格自由的基础上，才能破坏君权以求政治解放；否认教权以求宗教解放；实行均产以求经济解放；女子参政以求妇女解放，从而“脱离夫奴隶之羁绊”，创造近世欧洲那样辉煌的“解放历史”(27)。胡适认为，自由人格是社会进步的基础，“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28)。竭力主张个人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争取自由独立的人格。高一涵明确指出：“国家权利即以人民权利为根基。”(29)中国“共和精神之能焕然发扬与否，全视民权之发扬程度为何如”(30)。民主、自由人格及民权的发扬程度，决定了共和精神的实现程度，寄寓着社会国家进步的希望。
国家观念的更新，归根结底是人的思想、观念从传统向现代的更新；而唤起人格觉醒的途径在改造国民性。陈独秀痛切批评国人缺乏公德、缺乏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意识，即使面对“国家危殆之势”，“一般商民，犹以为干预政治，非份内之事”。他振臂疾呼：“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31)为改造国民性，必须破除奴隶思想、苟安思想，增强权利意识、抗争意识。陈独秀痛切地剖析：“今日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乃“亡国灭种之病根”。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去除以“亡国贱奴”自处的劣根性，“决无逃遁苟安之余地”(32)。陈独秀还指出：“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33)敏锐地意识到，由全体人格可上升为“国格”，由个人权利可凝聚成“国权”。国民只有不断奋斗，争取独立、自主之人格，才能真正建设“主权在民”的共和国家。
《新青年》大力播扬“主权在民”的思想，是对延续两千多年“君权至上”信条的大冲击，是唤起国民主人翁意识的思想大解放，其力度和广度都超出清末以来的民权鼓吹，尤其是关于“人民为主人，执政为公仆”的思想宣传，更是触及到了民主国家对内职能的观念核心，在国家观念的更新中具有极大的启蒙作用。
“理想中华”目标的新求索
近代中国，列强环伺，国难深重。当中国像一个面容枯槁的龙钟老人，以沉重的步履走进20世纪门槛的时候，梁启超发表了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说》，指出中国的老大腐朽，在于国家被“一姓之私产”的朝廷所窃取，只有易朝廷为国家，视国家为“人民之公产”，才能化老迈中国之腐朽为少年中国之神奇。“少年中国”的呼唤，回荡于清末民初莘莘学子的耳际。一直到1917年在北京成立的学界社团，依然标名为少年中国学会。当新文化思想启蒙狂飙突起，猛烈冲击旧伦理道德的时候，李大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青春》，号召人们冲决历史网罗、破除陈腐学说，为创建“青春之国家”而乐此不疲。无论是“少年中国”的追求，还是“青春国家”的创造，都站在民主自由的立场上，以积极乐观的态度，为“索我理想之中华”，为创造一个不断进步的新国家而奋斗。但是，何为“理想之中华”？人们一时还难以找到正确的方向，还在艰苦地思考和求索之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34)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先进中国人在直面封建主义国家学说和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双重危机的严峻时刻，毅然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新青年》迅速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也通过这一传媒扩散开来，驱动先进中国人实现国家观念的革命性变革。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论基础。《新青年》的进步同仁在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过程中，首先对唯物史观的要义作了扼要的阐释。李大钊指出，唯物史观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两者尖锐冲突，“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35)。陈独秀也明确地指出唯物史观的两个要旨：(1)“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2)“生产力有变动，社会制度也要跟着变动。”(36)他特别强调：“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37)唯物史观从经济事实中揭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社会意识产生与发展的根源，第一次把社会的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确认人类社会形态的历史更替过程，阐明无产阶级解放的客观条件和实现这一解放的现实道路，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现实。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新青年》刊文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以此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思想武器，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谋求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振兴。
其一是关于国家的本质问题。对国家本质这个谜团，各国学者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其中虽有合理的因素，但都脱离一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脱离阶级对抗这一基本事实，反映了超阶级的国家观。李达在《新青年》上撰文概述马克思本原，明确指出：“国家是一阶级压迫他一阶级的机关。”(38)他译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点说：“国家是阶级支配的一个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他阶级，因此造出法律，使这种压迫继续持久，借以缓和阶级冲突的机关。”“国家是一定发展阶段之中的社会的一个产物；是阶级的冲突和经济的利益不能和协的一个证据。”(39)确认国家的阶级性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论基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同一切超阶级国家观的根本区别所在。它拨开了长期笼罩在国家问题上的层层迷雾，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国家学说上划时代的科学贡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认同国家具有阶级统治的政治属性，无疑抓住了国家的本质，对以往超阶级的国家观是个重大突破，其意义不可低估；但对国家的社会性却有所忽视，因而在对国家的认识上显得不够全面。
其二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精髓。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此普遍接受，并在《新青年》上予以宣传和阐释。李达指出：“由资本主义社会移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中间，有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这政治的过渡时期，就是劳动专政。”劳动专政的本质，“即是一阶级对于他阶级而行的革命的强有力的国家。换句话说，所谓劳动专政，就是劳动者的国家”。劳动专政要努力打破资产阶级民主，“组织劳动阶级的政府，以期实现一切阶级的民主主义” (40)。陈独秀也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许有产阶级得到政权的意思，这种制度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41)正是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力量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激励早期共产主义者认定：“无产阶级的革命，在颠覆有产阶级的权势，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42)强调：“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43)预言社会主义代替共和政治，与“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44)。
其三是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国家消亡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与无政府主义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在国家消亡问题上，资产阶级政治学者坚持国家永恒性的观点，否认国家的消亡；无政府主义者把国家视为万恶之源，主张废除国家。五四时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笼统地反对一切国家、政府和权力，集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早期共产主义者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家观上的谬误，旗帜鲜明地予以驳斥。他们批评说，无政府主义“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实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国家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如果“劳动阶级自己宣言永远不要国家、不要政权，资产阶级自然不胜感谢之至”(45)。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暂时必然的手段，其目的在取消阶级。无产阶级不专政，则不能使中产阶级夷而与无产阶级为伍，同为一个权利义务平等的阶级，即不能取消阶级；不能取消阶级，则世界永不能和平大同”(46)。这就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向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必要条件，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五四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为代表的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在《新青年》上比较准确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中关于阶级的存在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专政是达到消灭阶级进入共产主义的过渡等重大理论，给正在寻找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正是集中在《新青年》周围的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感召下，开始把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改变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作为奋斗目标，从而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新青年》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在国家观念上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无怪乎《新青年》改版为季刊时的主编瞿秋白作出如此评价：《新青年》“为革新思想的代表”，“为中国的社会思想放出有史以来绝未曾有的奇彩”。五四以来，“更足见中国社会之现实生活确在经历剧烈的变迁过程，确有行向真正革命的趋势，所以《新青年》的精神能波及于全中国，能弥漫于全社会”。“《新青年》曾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新青年》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47)
综观五四前后的《新青年》，在近代国家观念的变革中承先启后，先是由资产阶级国家观念对中国传统国家观念的扬弃，为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政体奠定立国基础；继而由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念对中国传统国家观念和资产阶级国家观念的双重扬弃，为“索我理想之中华”，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而观念变革的如此迅疾，则驱动于君主专制的国家制度不能救中国，这久已为志士仁人所深刻感悟；议会民主的西方国家制度因欧战浩劫，犹如偶像崩塌，令有识之士不得不疑窦丛生。在国家学说和国家制度的“双重危机”下，先进中国人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炮火中，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国家的曙光，从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毋庸讳言，如此迅疾的观念变革，使得中国先进者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理解还不够全面，带有比较明显的“俄式”印迹；对马克思主义如何适应中国的国情还来不及作具体探索。但从中所体现的先进中国人对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和“理想之中华”的矢志追求，则是非常值得后人汲取的精神力量。
注释：
①参见丁守和：《“五四”时代的号角〈新青年〉》，《人民日报》1979年5月2日；张宝明、王中江主编：《回眸〈新青年〉》（社会思想卷），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73页。
②《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8页。
③《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
④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⑤行严：《二院制果足以防国会之轻躁乎》，《民立报》1912年4月5日。
⑥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
⑦《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4页。
⑧《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⑩高语罕：《青年与国家之前途》，《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
(11)李大钊：《青年与老人》，《新青年》第3卷第2号。
(12)《本志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
(13)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
(14)李大钊：《青春》，《新青年》第2卷第1号。
(15)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
(16)《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页。
(17)高一涵：《民约与邦本》，《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
(18)汪叔潜：《新旧问题》，《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19)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甲寅》第1卷第4号。
(20)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21)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22)高一涵：《民约与邦本》，《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
(23)(30)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24)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
(25)高一涵：《非“君师主义”》，《新青年》第5卷第6号。
(26)钱玄同：《随感录》（二十八），《新青年》第5卷第3号。
(27)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28)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
(29)高一涵：《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
(31)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32)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
(33)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
(3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35)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6卷第5号。
(36)陈独秀：《马克思学说》，《新青年》第9卷第6号。
(37)陈独秀：《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9卷第4号。
(38)李达：《马克思还原》，《新青年》第8卷第5号。
(39)(40)李达：《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2号。
(41)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第3号。
(42)李达：《马克思还原》，《新青年》第8卷第5号。
(43)(45)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
(44)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新青年》第8卷第3号。
(46)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9卷第4号。
(47)瞿秋白：《〈新青年〉之新宣言》，《新青年》季刊第1期。
标签：新青年论文; 陈独秀论文; 青年杂志论文; 共和时代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青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