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国内学者邓小平理论研究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近十论文,学者论文,年来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邓小平理论的渊源
邓小平理论能够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是与其深刻的理论渊源和实践渊源分不开的。近10年来，约有200多篇论文讨论了这个问题，其中，有一半的论文是1998年和1999年发表的。如：李宗念的《邓小平理论的源与流》、刘培平的《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渊源》、许耀明的《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和历史启示》、李大兴的《试论邓小平理论的实践基础》、鲁丁的《为什么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传的统一的科学体系》、戚攻的《浅论“邓小平理论”的理论基础》、李占春的《略论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汪松发的《论邓小平理论创立的主观条件》等。其主要观点有：
（一）理论渊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趋势。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始终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中国的基本问题，从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刘伟忠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基础，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事求是的精髓；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所作的理论贡献，也同样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其理论渊源之一。[1]宋士昌、商志晓也认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邓小平理论创立的方法论依据；另一方面，革命导师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探索，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2](P35,86)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和主张。虽然这些思想和主张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却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王玉玲、赵欣认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共同的政治基础是走自己的路，共同的思想基础是实事求是，共同的政治理念是坚持“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3]。万斌、王学川则认为：邓小平理论是依据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对世界和中国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矛盾、新情况和新问题，在理论上作出了新阐述、新概括和新论证。[4]
（二）实践渊源：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艰难探索，无论是成功的方面，还是挫折的方面，都积淀了一系列的历史经验，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找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奠定了基础。
宋一秀指出：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历史前提。[5](P8)许耀明也认为：邓小平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深刻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历史背景，对我国的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阶段做出了实事求是的新的科学判定，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6]
此外，成功的实践总是与科学的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仅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在理论上也有辉煌的建树，即孕育和诞生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龚育之认为：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历史转折的进程中，以新时期开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实践为源泉，逐步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7]奚广庆等人认为：1978年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现实根据。[8](P8)
除了上述观点以外，有的学者还认为：邓小平理论发展有其时代背景。余品华指出：和平和发展这一个科学论断，是建立在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对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对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9]
二、邓小平理论的发展阶段
近10年来，我国理论界有百余篇论文探讨了这个问题。例如：余金成的《对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再认识》、张跃进的《浅论邓小平理论的逻辑发展》、陈军的《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起点及发展阶段新论》、徐信华的《试论邓小平理论诞生的几个阶段》、何选高的《浅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郭德宏的《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等，都认为邓小平理论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若干阶段，但在具体划分时，学者们又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在划分为几个阶段以及各阶段的起迄时间和标志上，有不同的看法。
（一）四阶段说。同意这种说法的人很多，而且在时间上非常接近，只是在阐述的内容上稍有差异。具体有：
1.从1956年中共八大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理论准备和孕育阶段；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是其产生和形成阶段；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是其展开和发展阶段；从1987年中共十三大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是其成熟和形成体系阶段。[10]
2.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为第一阶段，其特征是着重从总结历史经验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从中共十二大到中共十三大为第二阶段，其特征是总体命题的提出和理论上的升华；从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四大为第三阶段，其特征是理论体系的形成；从中共十四大到现在为第四阶段，其特征是承前继后、开拓前进。[11]
3.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观点形成的时期；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到1987中共十三大，是邓小平理论逐步开展、形成轮廓的时期；从1987年中共十三大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是邓小平理论正式形成的时期；中共十四大以后，是邓小平理论进入新的检验和发展的时期。[8](P9)
（二）五阶段说。持这种意见的人也不少，而阐述的内容仍有差异。主要有：
1.第一阶段从1975年1月至12月，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第二阶段从粉碎四人帮到中共十一届中全会，批评“两个凡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三阶段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二大，阐明了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并提出改革开放的主张；第四阶段从中共十二大到中共十三大，系统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第五阶段从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四大，对邓小平理论进行比较系统的概括。[12]
2.从1975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是邓小平理论前期准备阶段；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是邓小平理论基础的奠定阶段；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是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论断的阶段；从中共十三大到1991年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大会上讲话，是邓小平理论内容的全面概括和总结阶段；从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和1992年中共十四大及其以后，是邓小平理论的成熟及其体系的形成阶段。[13]
三、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内容
近10年来，各种研究邓小平理论的专著大量出版。从总体上研究的有：金羽、陈先奎的《当代中国大思想——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林建公的《邓小平思想理论辞典》、戴舟主编的《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第一、二、三卷）、萧诗美的《邓小平谋略》、杨继绳的《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陈继安、胡哲峰的《邓小平之魂》、吕星斗主编的《邓小平和他的事业研究选萃》（上、下）、郑兰荪、刘鹏的《邓小平的思想理论研究》、武国友的《交锋与转折：从邓小平到江泽民改革开放风云录》、陈先奎的《为邓小平辩护》、国防大学出版的《邓小平理论研究》（第一、二卷）等。从每年发表的论文看，关于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的文章较多，同时对法律思想、管理与人才思想、科技思想等研究的文章也占一定比例。以下着重从四个方面对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介绍。
（一）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研究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他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展开了多方面的论述，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大多数的学者认为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二是矛盾分析的辩证法思想，三是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发表的论文主要有：王庆富的《邓小平哲学思想浅析》、欧阳媛的《邓小平哲学思想探析》、乔秀民的《浅论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想》、丘丽云的《浅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和运用》、范世珍的《略论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等。还有的学者意见稍有不同，他们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认识基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唯物论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辩证法主线是“发展是硬道理”。
（二）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
邓小平对经济问题的广泛论述，都是立足于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的实际，着眼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和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任务，其主题就是建设和发展。大多数学者认为：邓小平经济理论大体上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三个层面及其内在联系进行科学探讨。主要论著有：朱志杰的《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基础性原理》、董建才的《邓小平经济理论略论》、朱哲的《邓小平经济理论体系浅析》、杨永华的《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新突破》、顾海良、张雷声的《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及内容体系》等。近几年，学术界更侧重于专题的研究。例如，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思想、共同富裕的思想、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两个大局”的思想、农业经济的思想、金融思想等。
（三）邓小平政治思想的研究
邓小平的政治观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正确地处理经济与政治关系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党的基本路线正确规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关系的深刻论述。很多学者认为：邓小平的政治思想深刻地揭示了“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特殊表现形式，弄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围绕以上问题发表的论文，主要有刘耀杰的《邓小平的政治观及其方法论意义》、李金珠的《简论邓小平政治观的基本内涵》、侯远长的《论邓小平的政治观》、吕元礼、黄卫平的《邓小平政治智慧论析》、宋惠昌的《论邓小平的政治思维艺术》等。在对邓小平政治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当代最大的政治，是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
（四）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研究
邓小平科学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教育思想，而且根据时代的发展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创立了体现中华民族特色的新的教育学说，为今天指导教育改革、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奠定了理论基础。大多数学者认为：邓小平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优先发展教育的思想、培养“四有”新人的思想、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思想、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的思想等。这方面发表的论文主要有：焦德杰的《邓小平教育理论浅析》、田建伟的《略论邓小平的教育思想》、刘乐群的《邓小平教育理论探析》、李玉民的《试论邓小平教育思想》、张颂宪的《邓小平教育思想探讨》等。有些学者特别指出了“三个面向”的教育思想，即：面向现代化就是要按照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来培养人才；面向世界就是要坚持对外开放，努力学习世界上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面向未来就是要着眼于发展，培养出高素质的跨世纪的人才，这是我国新时期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的方向。
四、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专门研究邓小平理论发展趋势的著作几乎没有，文章也并不多见，迄今只有20多篇。如王培林的《拓展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广度、深度与向度》、许四海的《论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左邱宇的《十五大以来国内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夏禹龙的《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前瞻》。在新的世纪，邓小平理论将成为我国理论界、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领域。学者们撰文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大致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邓小平理论体系的综合性研究将会进一步加强。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开放的和发展的理论，在对这一理论进行多方面、多途径的研究和探讨中，邓小平理论综合体系的逻辑表述也将不断地深入。今后，将更趋势向从宏观上阐释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等内容。王世谊认为：目前的研究成果还主要限于对邓小平各个主题的分别描述，至于对这一理论体系的综合性以及其对中国社会全方位立体化的积极作用与深刻影响，虽有不少文集，但全貌仍有待做深入的探究。[14]刘毅强则指出：要从纵横两方面来加强，纵向是指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与毛泽东思想、与经典作家所理解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关系；横向是说邓小平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国际共产主义在当代的命运、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关系等。[15]
（二）邓小平理论的经济思想将成为理论研究的一大热点。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不是纯学术理论而是应用型经济理论，是指导我国当代经济建设的科学理论。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也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新世纪，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仅仅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去概括、分析，停留在一般的认识上是不够的。如何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去概括、分析邓小平经济思想，揭示其深刻内涵和本质联系，将是理论界的重要任务。孙肖远指出：邓小平经济思想将成为新世纪理论研究的一大焦点，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和理论的突破，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将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16]
（三）中国现代化的总体构想将成为理论界关注的重点。邓小平理论中有关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构想，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主要任务、战略步骤、战略思想与政策，对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建立，从而最终在21世纪中叶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构想，将成为理论界关注的一个重点。进入新世纪后，理论界将会在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体系、动力、价值取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等方面，运用社会分析、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全方位地进行深层次的探索和评价。王世谊认为：邓小平有关现代化的构想，是建立在现代大工业基础上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昌盛，及社会与人的全面变革与发展的宏大体系，对于跨世纪的中国现代化事业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17]
（四）第三代领导人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备受关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运用历史、理论和现实辩证统一的方法，大力拓展、深化对作为邓小平理论新发展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理论贡献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实践中自觉维护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刘琳认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等，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做出了贡献。[18]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邓小平理论研究室的文章也指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继承又发展，取得了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20]
总之，在新世纪初，我们党特别重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这是历史宝贵经验，也是新的实践的需要。实践证明，愈是在国际、国内出现新情况，改革开放遇到新问题，我们的事业面临新任务的时候，愈是要发扬我们党重视理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光荣传统。只有把邓小平理论运用到新的实践中去，才能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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