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理论2005年研究进展（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研究进展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5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是在上年以图书馆人文精神和图书馆权利为主体的实用图书馆学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走向深入的。中国图书馆学会和业内期刊在理论研究领域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中图学会适时召开主题鲜明的学术年会和各种专题会议，专业期刊不断推出以图书馆精神和图书馆权利为主要内容的各种专题、专栏和征文。图书馆精神和公共图书馆精神得到学者们从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诸多视角的阐发，成为研究中的亮点。平民的阅读权利受到关注，专家、教授们深入到县、乡图书馆调研，分析探讨县级图书馆的发展和乡镇图书馆的模式。在百县县馆馆长会上，专家教授和基层馆长们共同磋商基层公共图书馆发展的理论问题。
1 图书馆学理论构建
1.1 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学认识和研究的起点，也是图书馆学与其他科学知识相区别的依据。回顾近年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历程，不难发现，中国图书馆学在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的选择上，仍然存在一些盲点、误区或偏差，这一问题依然是摆在已经步入21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问题。
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有蒋永福的《再问图书馆学的科学性与研究方向问题——写在张晓林〈应该转变图书馆研究的方向〉发表20周年之际》[1]、 肖希明《图书馆学研究要以问题为导向》[2]、汪洋的《基于概念分析的图书馆哲学学科界定》[3]、叶鹰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简论》[4] 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分析表述及其逻辑结构》[5]、周进良的《图书馆学五定律在复合图书馆时代的阐释》[6] 等。蒋永福认为，图书馆学研究视野应伸向图书馆活动要达到的人的知识信息需求及其满足机制这一本体目标。图书馆学的上位学科应当是公共管理学。未来图书馆学的研究重点，一是技术创新方面的知识组织与知识服务的技术实现；二是图书馆提供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问题；三是公民知识信息权利保障问题。肖希明认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的体系本位意识太强而问题薄弱的倾向，制约了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图书馆学研究必须关注现实问题，当今图书馆学研究的方向应该是以问题为导向，实现“问题”与“主义”的完美结合。汪洋指出图书馆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图书馆价值观和图书馆学方法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是图书馆活动领域中存在的一些终极性问题。叶鹰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简论》针对图书馆学学科体系问题，认为图书馆学按理论图书馆学、实用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三分体系结构是合理的；用资源数字化、服务网络化、管理知识化概括当今图书馆的总体发展趋势和图书馆学的研究方向。叶鹰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分析表述及其逻辑结构》一文中提出用“一个轴心、三条原则、五种模型”作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分析内核，一个轴心是“资源—知识—服务（信息资源—文化知识—信息服务）”，三条原则是“书是基础（信息资源是基础）”、“人是关键（文化知识是关键）”和“用是目的（信息服务是目的）”。周进良指出图书馆学五定律概念在现代图书馆学中已有新的发展，认为传统图书馆在观念、建筑、资源、技术等方面限制了五定律的实现。现代复合图书馆综合了传统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的优势，为实现五定律奠定了基础，五定律对复合图书馆建设仍具有深远的理论指导意义。
此外，关于此领域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和前瞻，有吴慰慈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述评（1995～2004年）》[7]，程焕文的《1999～2003年中国图书馆学教育进展（续二）》[8]，于鸣镝的《图书馆学逻辑起点研究综述》[9]，褚金涛的《1999～2004年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领域的分析》[10]，涂湘波和韩继章的《图书馆学理论2004年研究进展》[11]，肖雪的《1949～2003年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名篇述要》[12] 等。
1.2 关于图书馆学方法
近年来，由于计算机技术广泛应用于图书馆学方法领域，对图书馆学方法的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的综合研究”是一个全新的学科前沿领域，是一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和研究热点。《图书情报工作》编委组织召开了“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的综合研究”的专题研讨会，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的综合问题。
范并思的《发展面向决策的内容分析》[13] 是应用研究的代表作，首先回顾面向决策的内容分析史，认为当前内容分析正在逐渐远离决策研究，其次指出了内容分析在决策过程和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最后还讨论了两个对台决策的内容分析案例。邱均平的《内容分析与知识获取的比较研究》[14] 分别从产生背景、研究对象和任务、研究方法等方面对内容分析和知识获取进行比较研究，揭示两者在隐性知识和推理方法等方面的异同。认为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两者将在情报学领域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赵蓉英和邹菲的《内容分析法学科基本理论问题探讨》[15] 介绍内容分析法的概念定义、研究形式、研究目的、主要特征和分类，分析内容分析法的形成因素和被广泛采用的原因，论述内容分析的必要性及其存在的依据，指出内容分析法至今已经历了实践探索期、理论研究期、基本成形期和发展完善期4个发展阶段。朱少强和邱均平的《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文献群中隐含信息的挖掘》[16] 在对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进行特征归纳与比较的基础上，提出这两种研究方法所具备的一致性逻辑，认为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都可以归并到信息计量与分析的类属下，发挥各自优势，进行理论、方法与应用的综合。王曰芬等的《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的比较与综合研究》[17] 重点比较研究两者在方法论基础、研究对象、应用范围、软件工具等方面的异同，指出对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的综合研究与应用，将有助于人们提高情报研究工作的效率和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与准确性。王曰芬等的《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综合应用软件的开发与实验》[18] 开发了一个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综合应用软件，并进行了具体的实验统计分析，认为基于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综合研究思想开发的应用软件是可以满足文献内容词频分析与文献外表特征数量统计的。张蕊等的《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软件进展研究》[19] 介绍了国内外主要的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软件的研究进展，并探讨了中文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软件的发展趋势——基于语法分词、基于语义分词和基于语用分词的内容分析软件。
另外，叶继元的《引文法既是定量又是定性的评价法》[20]、王知津等的《网络计量学的理论、方法及应用》[21]、计国君的《学术信息资源投资评价——层次分析方法应用》[22]、钟云志等的《洛特卡定律研究中一个问题的探讨》[23]、高俊宽《文献计量学方法在科学评价中的应用探讨》[24] 等值得关注。 叶继元质疑了国内学界普遍持有的引文分析法仅是定量评价法，或“间接评价法”的观点。王知津认为网络计量学研究的对象包括网络信息直接计量、网上文献信息及相关特征信息计量、网络结构单元的信息计量。计国君基于层次分析方法，利用信息资源战略投资评估策略来研究学术资源投资评价。钟云志讨论洛特卡定律检验中常常使用的K-S检验法，及其统计量计算中的常见错误。高俊宽探讨了文献增长规律、文献老化规律、文献作者分布规律、引文分析方法四种文献计量学方法在科学评价中的应用。
1.3 关于图书馆学史和图书馆史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已经意识到图书馆学史研究的重要性。“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科‘十五’研究规划及课题指南（草案）”中明确提出，图书馆学史的研究是：“重点研究领域”。另外，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百年纪念活动热潮高涨，图书馆史学研究引起广泛关注，这一领域研究成果颇多，突出的有：程焕文等的《影响20世纪中国图书馆史学研究的八位史家及其代表著作——谨以此文恭贺图书馆史学家谢灼华教授70华诞》[25] 和《百年沧桑，世纪华章——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回顾与展望（续）》[26]、徐雁的《“读者为本，书籍至上；学贯古今，术通中西”——克乃文在华首开图书馆学课程百年纪念》[27—28]、沈固朝的《涓涓成川有师承——1913～1948年间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历程》[29]、吴稌年的《中国近代图书馆精神的形成》[30]、《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对近代图书馆的孕育》[31]、《国学大师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32] 和《中国近代文献分类体系探源》[33] 等。程焕文的《影响20世纪中国图书馆史学研究的八位史家及其代表著作——谨以此文恭贺图书馆史学家谢灼华教授70华诞》从国际化和图书馆学史中国研究现状两方面，对中国图书馆史学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对在20世纪对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有卓越成就和贡献的八位图书馆史家及其代表著作进行了详细的评述。程焕文在《百年沧桑世纪华章——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回顾与展望（续）》一文中从多个层面对20世纪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生动客观的回顾，最后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向做了展望，认为图书馆事业将向更注重人文的方向发展。徐雁的《“读者为本，书籍至上；学贯古今，术通中西”——克乃文在华首开图书馆学课程百年纪念》通过纪念早年来华服务的美国图书馆学家克乃文（Herry Clemons）在金陵大学首开“图书馆学”课程，回顾了我国早期图书馆学家在业务人才培养和图书馆事业方面的贡献，比较了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与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的课程设置，热切呼吁了以“读者为本，书籍至上；学贯古今，术通中西”为精神特征的中国图书馆学优秀教育传统的回归。沈固朝的《涓涓成川有师承——1913～1948年间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回顾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前身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发展历程，介绍该校图书馆学教育的各种形式及在教育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主要学者。吴稌年的《中国近代图书馆精神的形成》认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精神是对藏书楼精神的继承和扬弃，是对西方近代图书馆精神的吸纳与表达。吴稌年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对近代图书馆的孕育》认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近代社会思潮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维新变法思潮促进了中国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化，转化的主要标志是原有藏书楼的开放和新式藏书楼的出现。吴稌年的《国学大师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从师承性、分类、目录的发展和敦煌新学科的建设四个方面来说明国学大师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重要作用。吴稌年的《中国近代文献分类体系探源》认为现代文献分类法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哲学知识分类体系、学科分类体系和以往的分类法，并对其渊源与发展进行了探讨。
另外，成骥的《中国图书馆学：从模仿走向创新——从中国图书馆学史分期说起》[34] 从理论创新角度认为我国图书馆学的历史就是模仿西方图书馆学的历史，由此得出中国图书馆学还处于萌芽状态的结论。钱鹏的《议“图书馆学史”研究》[35] 澄清并确立图书馆学史概念，图书馆学史研究属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学史和图书馆（事业）史概念混淆间接地影响了图书馆学史研究的发展。胡俊荣等的《百年回眸：中西图书馆文化交流》[36] 从翻译与考察、介绍与效仿、碰撞与吸收、“苏化”与“文革”及融合与创新5 个时期回顾近百年来中西图书馆文化交流的发展历程。沈小丁的《从藏书楼到图书馆——浙江、湖南、湖北三省公共图书馆创建探微》[37] 通过对20世纪初中国建立的省级公共图书馆进行比较，就中国公共图书馆产生的社会原因以及历史背景进行了讨论。王彪的《1906年创办的（清）黑龙江图书馆》[38] 论述了中国第四家建立的省级公共图书馆（清）黑龙江图书馆建于1906年的有关依据。潘小枫的《中美两国的公共图书馆运动及背景分析》[39] 论述了美国的议会制度和公民的民族精神的形成促进了公共图书馆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在公平正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里一定能得到快速的发展。范玉红的《中国近代图书馆建设的社会教育意识》[40] 指出中国近代的图书馆观念有一个重要而明显的指向，即社会教育意识，具体表现在倡行、创设近代图书馆过程中对社会教育功能的呼吁以及社会教育机构的定位上。
2 图书馆学跨学科研究
2.1 在与知识学的融合方面
对知识组织问题的研究是当前图书情报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和知识创新研究，知识组织问题研究得到关注。2005年在此领域内较为突出的研究有马恒通的《客观知识主观化论纲》[41]、《知识形态及其转化论纲》[42]、《文献与知识的进化》[43]、马费成的《在数字环境下实现知识的组织和提供》[44]、王知津的《Web环境下个性化知识组织初探》[45] 和谭大鹏等的《知识转移及其相关概念辨析》[46]。马恒通继《主观知识客观化论纲》之后，又在《客观知识主观化论纲》指出客观知识主观化就是将荷载于某一载体上的知识（客观知识）内化于人脑的知识（主观知识）之中，客观知识主观化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并且主要是通过语言传播和文献传播实现。《知识形态及其转化论纲》分析了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的基本特征，探讨了知识形态的相互转化模式，指出了图书馆在知识转化中的重要作用。《文献与知识的进化》梳理了文献在知识进化过程中的作用，解读了基于文献的知识进化的微观机理，强调了文献对于知识进化的重要性，并以此表明，大力发展文献的生产并促进其迅速传播，是科学技术发展政策的重要部分。马费成指出数字时代对知识组织的深入探讨，使得图书情报学的目标由知识的有序组织发展为知识的提供与利用。用户需求、知识组织和信息服务三者都遵循了一条递进的规律，即依照文献（需求／组织／服务）——信息（需求／组织／服务）——知识（需求／组织／服务）的层次演进。王知津认为图书馆自19世纪以来使用的传统的信息存储和检索方法在数字环境中仍然起很大作用，特别是当它们与最新技术结合起来的时候。谭大鹏认为知识转移是在受控环境中实现知识从拥有者到接受者的传播，缩小人类个体或组织之间的知识差距，并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过程。
还有很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知识组织问题的应用研究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提出了很多很有价值的见解，主要有：何建新基于人性化的知识组织技术Topic Maps——兼与RDF比较[47]、余以胜关于智能信息系统中的知识组织研究[48]、赵焕洲对两种知识组织系统——叙词表与Ontology的比较研究[49]、张莉基于知识的组织记忆框架研究[50]、张剑关于数字图书馆的知识组织系统的研究[51]、周九常关于知识分享的研究[52] 等。
2.2 在与管理学、信息学、知识学融合方面
在与管理学、信息学、知识学融合方面，对知识管理的研究仍然保持着经久不衰的热度。主要成果有邱均平的《论知识管理学的构建》[53] 和《论竞争情报系统和知识管理系统》[54]、龚蛟腾等的《竞争知识与竞争知识管理——关于情报与情报学本质的探讨》[55] 和《〈“公共知识管理学”解构〉何解之有？ ——释疑张践明同志之商榷》[56]、叶鹰的《智能信息分析的理论基础与技术模型》[57] 和康琳和马海群的《论知识管理与情报学的互动创新及其发展动向》[58] 等。邱均平的《论知识管理学的构建》认为知识管理学的研究可分为技术学派、行为学派和综合学派，研究内容很广泛。从体系结构上讲，知识管理学可分为：宏观知识管理学和微观知识管理学；广义知识管理学和狭义知识管理学；理论知识管理学、技术知识管理学和应用知识管理学。邱均平在《论竞争情报系统和知识管理系统》中指出竞争情报系统和知识管理系统是当今企业重要的竞争手段和管理工具，两者之间由于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很容易造成混淆和误解，指出两者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建设步骤和方法，它们的融合是必然的发展趋势。龚蛟腾在《竞争知识与竞争知识管理——关于情报与情报学本质的探讨》提出情报作为一种具有竞争性和知识性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竞争知识活动，其研究范畴包括竞争知识搜集、组织、服务及其社会运作机制等方面。龚蛟腾在《〈“公共知识管理学”解构〉何解之有？——释疑张践明同志之商榷》提出公共知识是社会大众公有共享的知识，图书馆馆藏资源的本质是公共知识，图书馆学就是公共知识管理学。叶鹰明确了智能信息分析的概念，建立了智能信息分析的理论基础，提出以知识库、规则集和分析机综合构成的智能信息分析技术架构。康琳认为知识管理与情报学研究的基本对象都是知识，二者研究上有一个共同交叉点，即竞争情报，二者的支撑条件都是技术，二者的互动拓展了它们的发展。
此外，刘林青的《论知识管理研究的知识基础和主要研究领域》[59]、熊璐的《我国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进展述评》[60]、盛小平和徐引篪的《基于知识管理的图书馆管理模式探索》[61]、崔慕岳和崔波的《基于知识管理的图书馆管理体制研究》[62] 和付立宏的《基于知识管理的图书馆运行动力机制》[63] 值得关注。
2.3 在与信息学、知识学、法学、经济学融合方面
我国加入WTO后，知识产权问题在图书馆领域尤为重要。 知识产权问题不等于知识产权保护。新著作权法强化了对著作权人的保护，弱化了对公众利益的保护，它带给图书馆界的冲击是：图书馆活动在现行著作权法律框架之内的空间变小了。抓住这一契机，对“著作权在图书馆的合理使用”的研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是图书馆领域2005年的一大亮点。
主要成果有吴慰慈的《对合理使用原则的系统思考》[64]、陈传夫的《图书馆合理使用制度的实然与应然》[65] 和《数字化与图书馆知识产权国际研究综述与展望》[66]、李国新的《图书馆在著作权问题上的理念、权利与行动》[67] 和《国际图书馆界有关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原则立场》[68] 等。吴慰慈认为合理使用原则体现了著作权人与公众利益之间、著作权垄断与信息分享之间的平衡点。当前，要用系统思考的原则分析著作权保护大系统中的的各个方面，开展关于合理使用原则的研究和讨论，推动社会信息化的进程。陈传夫认为合理使用是与图书馆工作息息相关的一项法律制度。通过探讨图书馆合理使用制度的现实状况，实然与应然的冲突，提出完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对策。陈传夫在《数字化与图书馆知识产权国际研究综述与展望》中对国际上关于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的研究现状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并针对数字化与图书馆知识产权研究方面仍存在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述评。李国新分析了我国著作权保护的总体形势，强调了图书馆活动对待著作权的基本理念，概述了国外图书馆界在著作权博弈过程中采取的立场和行动，提出了中国图书馆界在著作权问题上可以和应该行使的权力；介绍了《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问题的声明》中对国际图书馆界有关合理使用原则立场的概括，以及概括所依据的主要文件，阐述了著作权保护的核心要义在于平衡权利人、权利持有人和用户的利益。
还有很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著作权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提出了很多很有价值的见解，主要有：王惠君的《冲突与期盼——图书馆实践与著作权冲突》[69]、张勇的《图书馆的知识产权问题及其应对》[70]、李岩波的《数字图书馆与法定许可——从几起知识产权专家诉讼案看数字图书馆走向》[71]、朱丹君的《构筑数字时代作品传播新格局——解决数字图书馆有关版权问题的必由之路》[72]、潘芳莲的《数字图书馆管理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73]、王少辉的《国外数字信息长期保存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研究进展》[74]、崔雁的《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中的知识产权风险防范》[75]、崔惠敏的《论高校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保护》[76]、秦珂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对图书馆的影响和启示》[77] 和《法定许可权利在数字图书馆的适用与限制》[78]、丁旭芳的《论数字图书馆著作权问题的解决》[79]、张晓新的《图书馆是构建和谐著作权的平台——以英国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制度为例》[80]、肖燕的《非赢利公益性图书馆享有的著作权豁免权利与义务》[81]、赵媛和王远均《数字图书馆中的著作权保护模式研究——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原因、问题与对策》[82] 和杨青和吕娟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数字图书馆应予以关注的权利》[83]。
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作保障，依法治馆，走法治化道路，早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共识。图书馆工作者为制订图书馆法、建立图书馆法规体系奔走呼吁，也发表了大量论文讨论图书馆法规的有关问题，主要有：相丽玲和屈宝强的《我国信息立法的法律预测》[84]、李峰的《关于对中国图书馆立法的探讨》[85]、朱丹君的《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问题的立法思考》[86] 等。相丽玲认为我国信息立法的内容应主要集中在：建立完整的信息法典、网络信息立法、信息公开立法、信息安全立法。要建立以信息法为核心的信息活动调控系统，构建法律规范和技术标准一体的规范体系，与世贸组织法律原则接轨。李峰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和图书馆若干政策及法规进行了回顾，提出必须加快图书馆立法的步伐，同时列举了图书馆立法应坚持的原则，旨在呼吁我国图书馆早日立法。朱丹君从信息法学的角度，提出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应纳入《图书馆法》的调整范围，并针对其中最为关键的数字图书馆合理使用问题、法定许可问题和创设“公共借阅权”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讨。此外， 钟德强和王召龙的《我国图书馆法规研究综述（1989～2003）》[87]、付立宏的《我国图书馆立法成就述评》[88]、罗晓鸣和王海清的《近年来关于图书馆权利及法规制度等相关问题研究述评》[89] 等综述文章值得一读。
（来稿时间：200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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