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搁浅的马来西亚企业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来西亚论文,企业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
1997年7月始于泰国的亚洲货币危机在同年年底也波及了马来西亚。货币和股价的暴跌给予了马来西亚经济巨大的打击，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减少了7.5%，1985年以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其后，该国经济在出口增长的带动下，制造业迅速地恢复了生产，从1998年第3季度开始走上了稳步的恢复轨道。
但是，许多较大的民族（马来人）企业却未能克服货币危机的后遗症，接二连三地陷入了经营困难。政府试图通过财政资金投入及有选择的企业保护等来救济马来人大企业，但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延长企业寿命措施，企业的债务处理及经营效率化等彻底的结构改革却搁浅了。为此，国内外均担心这样下去将会使该国的企业部门失去竞争力，成为外资企业的割草场。
因此，下面拟根据马来西亚的企业扶植政策的变迁，找出现在的马来西亚企业所存在的问题，同时探讨一下今后的课题。
一.马来西亚的企业形成
就马来西亚的企业扶植政策的变迁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3个时期：(1)独立时至70年代末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2)80年代的重化学工业化时期；(3)90年代以后的民营化时期。下面来看看各个时期该国企业的发展过程。
独立后至70年代末——“轻工业部门的进口替代化”
马来西亚自1957年独立以来，为了从依赖煤及天然橡胶等少数初级产品的经济结构中摆脱出来，对产业进行了扶植。当初主要实行了初级产品的多角化，但其后从60年代中期开始正式地进行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及轻工业品等的进口替代生产。1966年开始实施的马来西亚最初的经济计划“第一个马来西亚计划（1966-1970年）”的核心课题便是以振兴制造业为中心的进口替代工业化。
在马来西亚，从殖民地时代开始马来人就担负着政治和军事，而具有资本力量的华人则支配着商业及金融等经济领域。独立后，马来人的政治优势和华人的经济优势这样一种双重社会结构基本上没有改变，华人企业成了推行初期工业化的主体。其结果，60年代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后，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了。
1969年5月，在贫富差距的背景下，马来人与华人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在此契机下，70年代政府发表了新经济政策（1971-1990年）。该政策以原住民政策（马来人优先政策）为核心，目的是消除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经济差距。其目标有两点：(1)消灭贫困；(2)消除种族、地区差距。具体的政策是提高马来人在股份公司的持股比率和扶植马来人企业（见表1）。
这一原住民政策其后便开始指导该国的产业政策和企业扶植政策，在一系列的5年发展计划及继承新经济政策的国家发展计划（1991-2000年）中均成了其中心课题。
首先关于股份公司的马来人持股比率的提高，至90年代应达到的目标是：马来人占30%、非马来人占40%、外国人占30%。在国内企业（非马来人企业）上市及外国企业投资等时，便有义务遵守各种族持股比率。此外，国营投资信托公司设立的原住民优先基金及职工养老金基金等积极地收购上市股票，这对提高马来人的持股比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表1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与业绩
目标 业绩
（1990年）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年平均）
8% 6.7%
贫困率（1970年49.3%）（注） 16.7%
17.1%
原住民的持股率（1970年4.3%）
30% 20.3%
注：属于贫困线收入（1990年半岛地区家庭人数为5.1人、月收入370马元；沙巴州家庭人数为5.4人、月收入544马元；沙捞越州家庭人数为5.2人，月收入452马元）以下的人口比率。
资料来源：总理府等。
其次就扶植马来人企业的情况看，从60年代至70年代，成立了马来人兴业公司(MARA)、全国生产率中心(NPC)、原住民银行、马来西亚兴业金融公司(MIDF)等，对马来人企业实施了低息贷款及人才培养等支援。这些支援措施总的以中小零星企业为对象、是以生活支援为目标的社会政策性质的措施，而且在缺乏综合设想的情况下，政府主管部门间在政策上不能取得统一，其结果，未能有效地扶植马来人大企业。
80年代——“国营企业实施的重化学工业化”
进入80年代后，国家发展计划的重点便转移到重化学工业领域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其主要行动是设立了许多国营企业。其背景正如政策当局的判断，“在轻工业领域，民间资本虽能振兴产业，但在重化学工业领域，因投资规模大、准备时间长，以民间企业为主的产业振兴比较困难”。
此外，设立国营企业还有推行原住民政策的目的。即，通过加强国营企业和马来人承包企业之间的技术和经营的结合，可望实现扶植马来人企业的目的。
从这些国营企业的事例看，首先在重化学工业领域有1980年11月设立的马来西亚重工业公司。该公司属下有包括5家上市公司在内的17家子公司及27家联营公司，作为主要事业，不断地实施了水泥制造（吉打水泥厂）、钢铁（波瓦亚钢材公司）等国家项目。
接下来从扶植马来人企业的观点来看看典型事例，作为马哈蒂尔总理的国民车设想的具体方案，有1983年设立的国家汽车工业公司。该公司被赋予了扶植马来人中小企业的义务，实施了扶植承包企业的计划。
就马来西亚国营企业的发展变化看，独立时只有23家国营公司，但到了80年代末，以电力、通信、邮政、铁路等56家直辖企业为核心，在几乎所有的产业领域都设立了国营公司、公共企事业团体及政府出资的企业等，合计超过了1000家。
但是，到了80年代后半期，重新考虑国营企业的呼声越来越高。其背景有以下两点：(1)财政收支恶化；(2)原住民政策难以实施。
首先，关于财政收支，1982年财政赤字极度恶化，与国内生产总值比达17%。这种财政急剧恶化的背景有公共投资的骤增及许多国营企事业的持续萧条。
1982年后半期，政府改变了紧缩财政的政策，并加速对国营企业政策及大型项目进行重新考虑，同时将政策从以往那种国家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改变为以(1)国营企业的民营化、(2)通过引进外资的出口工业化为支柱的经济增长。
其次，关于原住民政策，在降低贫困率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具体说来，贫困率已从1970年的49.3%大大降低到1990年的17.1%。但是，就持股比率来看，虽然马来人持股比率通过国营投资信托制度等已从1970年的4.3%增加到1990年的20.3%，但另一方面，以华人为中心的“非原住民”的持股比率也从1970年的34.0%增加到1990年的54.6%，华人的支配进一步提高，这一结果与当初的目标恰恰相反（见表2）。
表2 马来西亚各种族的持股比率
（单位：%）
1970年
1975年1980年1985年1990年
原住民 4.3 9.2
12.5 19.1 20.3
非原住民
34.0 37.5
44.6 54.9 54.6
外国人 61.7 53.3
42.9 26.0 25.1
合计 100.0100.0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计划、总理府。
进而，政府原想通过国营企业与马来人承包企业的相互合作来促进马来人企业的发展，但这一期待也落空了，没能扶植可与华人企业抗衡的强有力的马来人企业。其背景有：当地中小企业极度依赖国营企业的结果，中小企业独自的技术和经营的高级化受到了轻视。
此外，80年代中期，在初级产品价格下降的背景下，马来西亚出现了国际收支恶化，其经济增长率建国以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
90年代以后——“国营企业的民营化”
在这种情况下，进入90年代后，政府加速了国营企业的民营化。
1983年5月发表了第一个民营化政策，但80年代民营化的企业却很少。正式实施民营化是在1991年制定了“民营化基本计划（1991-2000年）”、认定434家（个）国营企业及项目中有246家（个）可以民营化之后。根据这一民营化计划，从1991年至1995年，对包括24个直辖企业在内的200余家（个）国营企业和项目实施了民营化。
1991年，政府开始实施继承新经济政策的长期经济计划——“国家发展计划（1991-2000年）”，该计划倾向于积极引进民间经济力量和政策性支援这两者相辅相成的经济增长，由此来推动民营化的进展。
民营化的目标是减轻财政负担，同时扶植中小马来人企业。即通过将国营企业出售给马来人企业，一下子将马来人企业扶植起来。实际上，当时马哈蒂尔总理作为理念提出了“马来西亚股份公司设想”，继续推动官方对民营化企业的强有力的支持。
马来西亚的民营化方法大体上可分为3种：(1)国营公司的上市；(2)将国营企业出售给民间企业；(3)向民间开放公益事业。公司上市是在吉隆坡股票市场进行的，股票出售给包括外国投资者（发行股票的上限为30%）在内的一般投资者。将国营企业出售给民间企业是通过投标进行的。公益事业向民间开放也同样通过投标或政府选择特定企业，并给予事业的权利。电力、通信、公路、上下水道等公益事业成了主要对象。
上述马来西亚的民营化的特征可以列举以下三点：
第一，虽然采取了民营化的形式，但对政策资金的依赖程度还很深。即：虽然在上市时表面上以包括外国投资者在内的一般投资者广泛持有为目标，但实际情况是以马来人国民的资产形成为目的而设立的国营投资信托公司和职工养老金基金会成为主要的出资者，也就是说以政府资金持股的色彩比较浓。
第二，向民间出售国营企业及向民间开放公益事业的过程缺乏透明度。实际上，大多数不是通过竞争投标，而是让特定的马来人企业优先投标，然后再交涉价格。其结果，只有与政府及执政党关系密切的企业被选为投标的对象，不仅成为腐败和贪污的温床，而且技术优良的企业也难以获得商机。
第三，民营化的重点是实行原住民政策，而(1)提高服务的效率和生产率、(2)培养有竞争力的民间企业等原来的目标则没有被列为重点。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形式上的民营化有所进展，但政府及执政党与企业的密切关系仍残留着，马来人企业仍可继续得到垄断性的权益。通过贯彻市场原理并没有提高企业部门的效率，依然如故的无效率性在整个马来人企业部门蔓延开来。
具体地说，国民车厂家国家汽车工业公司从政府那里得到了零件进口关税减免、成品车销售时的物品税减免、以公务员为对象的低息贷款、对进口车课以最高300%的关税等特别优惠措施。此外，该国的代表性马来人大企业多元重工业集团(DRB)、玲珑集团、马资源集团(MRCB)、工艺资源工业集团(TR)均具有下列特征：(1)接受不同领域的民营化事业、以持股公司为核心构成的事业上没有关联的联合大企业；(2)与政府高级官员及执政党首脑关系密切的马来人企业家控制着公司经营。
如上所述，马来西亚试图通过民营化在短期内将马来人企业扶植起来，但这些马来人企业的活动从当初开始就有很强的与市场原理不相容的性质，从而在马来人企业中没有培养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二.与马来人企业相互依赖的金融体制
马来西亚政府在该国独立时就认为，要促进经济增长，金融体制的完善是必不可少的，于是便致力于建立有效地动员国内资本的金融体制。尤其是在90年代以后，随着民营化的进展，间接及直接市场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对马来人大企业集团的形成做出了贡献（见表3）。
表3 马来西亚金融部门的资产总额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中央银行。
80年代之前的金融体制
马来西亚从独立后至80年代末，储蓄率处于比较高的水平，约为30%左右，而且通过民间银行和职工养老金基金会动员了国内储蓄。
就银行业来看，英国人和华人的民间银行自独立前就开始营业，60年代初政府出资设立了国营商业银行，在东南亚国家中银行业的发展算是比较早的。但是，1974年禁止外国银行设立新的分店等，开始采取严厉的限制，试图扶植和保护国内银行。
在扶植银行部门的同时，作为强制性的储蓄动员手段，建立了职工养老金基金会。政府对银行部门和职工养老金基金会赋予了持有国债的义务，尤其要求职工养老金基金会最初要将70%以上的资产运用于国债，80年代作为促进重化学工业化的政策金融的资金来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而关于股票市场，1960年马来西亚交易所与新加坡交易所联合设立了交易所，其后至1989年两个交易所作为一个交易所发挥了作用。但是，马来西亚方面对许多马来西亚股票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交易表示了不满，从而于1990年废除了相互上市制度。为此，1990年以前马来西亚股票市场的发展比较缓慢。
90年代前半期金融的迅速发展
进入90年代后，马来西亚的金融市场、无论是间接金融市场还是股票市场或债券市场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首先就商业银行、金融公司、证券银行等间接金融机构整体的贷款余额的变化情况来看，1990年为1135亿马元，但1996年已增加到3186亿马元，年平均增长率达19%。就其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看，1990年为0.95倍，但1996年达到了1.3倍。
另一方面，股票市场1990年从新加坡市场分离独立出来，政府对其采取了积极的扶植政策，从而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对1990年和1996年加以比较，上市企业数从285家倍增至621家。在股价急速上涨的背景下，市场价格总额从1990年的1317亿马元增加到1996年的8068亿马元，创下了年率34%的高增长。
关于债券市场，包括国营部门和民间部门在内的市场整体的资金筹集额（净额）从1990年至1996年增加了2.6倍。80年代以前，国债市场是发展的中心，但1990年以后一般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很是显著，民间部门从债券市场的资金筹集额从1990年的21亿马元增至1996年的166亿马元，增加了7.8倍。
进入90年代后各金融市场蓬勃发展的最大动力是国营企业的民营化。90年代前半期通过上市被民营化的企业有马来西亚电讯公司（原国营电信电话公司，1990年上市）、国家能源公司（原国营电力公司，1992年上市）、国家汽车工业公司（1992年上市）、大马重工业公司（HICOM，1993年上市）、国油气体公司（国营石油机构的天然气部门，1995年上市）等，均是马来西亚的超大型企业，对金融市场的扩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95年底上市的民营化企业有24家，还不到上市企业总数529家的二分之一，但以市场价格总额来看，已占了整个市场的22%。
通过这种民营化，资金的流动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以后有了很大的变动。即，至80年代末，职工养老金基金会和金融机构吸收国民储蓄，这些资金通过国债成为政策金融的资金来源，以国营企业为贷款对象的金融机制起到了作用。进入90年代以后，以国营企业的民营化为契机，这种机制迅速扩大起来，其股票市场与间接金融市场可相互融资，显得生机勃勃（见图1）。
就具体的资金流动来看，国民的储蓄资金首先流入国营投资信托公司的原住民基金和储蓄、职工养老金基金会及金融机构，这种情况与以往相同。但其后，资金流入股票市场后，随着股价的上涨，资金实现了自我增殖。金融机构以股票作为担保向企业贷出股票投资资金，这使股价进一步上涨了。而在此过程中，形成了马来西亚特有的股份相互持有的企业集团。
进而，外国资金的流入也对股票市场的扩大做出了贡献。经由银行流入的外国资金受到了中央银行的严厉限制，而经由股票市场的外国资金的流入则限制较松，成为接受国外短期资金的主体。
其中尤其起到重要作用的是以职工养老金基金为核心的政府基金。这些基金通过正常地购买股票，促进股票市场的发展，同时在股票市场受到某种冲击而发生动荡时，马上购入股票维持股价。为此，马来西亚的股票市场才避免了大调整，对马来西亚神话般的股价上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图1 金融市场发展的机制
如上所述，在90年代前半期核心国营企业的民营化过程中，金融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所有市场都动员起来了。但无论是国营还是民间，投入直接金融市场的大部分资金均是从间接金融部门筹集来的，马来西亚的特征是直接金融高度依赖间接金融。即：与企业从投资者直接筹措资金这样一种资本市场的本来形态相差甚远，应该说信用风险的社会分散机能基本上没有起到作用。
货币危机对马来人企业的打击
1997年7月泰国爆发的货币危机不久便波及了马来西亚。在流入股票市场的外国资金大举流出的带动下，股价和货币的暴跌使该国金融陷入了危机。与受到货币危机冲击的亚洲各国一样，事实上马来西亚银行体制的弱小正是引发货币危机的一个原因。
此外，在马来西亚，如前所述，以马来人大企业为核心的联合大企业依靠股票市场等金融泡沫取得了发展，因此有必要认为其股价的下降造成了比近邻各国更大的打击。
进入1998年后，倒闭的企业骤增，从2月到7月有30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提出了与债权人和解的申请。90年代初通过民营化取得迅速发展的马来人大企业玲珑、多元重工业集团、伊佳兰、马友乃德(UEM)、国家汽车工业等在货币危机后都陷入了经营困难。
其中，玲珑和马友乃德于1999年3月在中央银行管辖下的企业债务处理委员会(CDRC)的指导下，发表了债务处理计划。2000年3月，国营石油公司国油气体同意对多元重工业集团和国家汽车工业公司进行救济。此外，负责东南亚最大的巴昆水库建设的伊佳兰以建设被冻结为由得到了巨额的赔偿金。
这些企业从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筹措了巨额的资金，承担了政府推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计划的实施等，但由于下列原因而陷入了经营困难：(1)由于货币危机引起的货币和股价的暴跌，资产内容恶化了；(2)由于受到危机后采取的紧缩财政所造成的经济萧条的影响，企业收益大大地减少了；等等。尤其是基础设施等事业需要大量的资金，但因依赖抵押股票从银行取得贷款等，从而加速了资金周转的恶化。
出口和公共投资带来的经济复苏
马来西亚经济于1998年7-9月期间开始转入复苏，进入1999年以后，经济复苏日渐显著，全年的增长率与前一年比增加了5.4%。进入2000年以后，经济仍处于恢复轨道上。
这一经济复苏的动力是出口和公共投资。而成为出口动力的则是约占该国出口60%的电子产品及其零件。但是，担负这些出口的是70年代以后进入该国的日本等外资企业。马来人大企业专门以基础设施建设和面向国内市场的重化学工业为对象，因此出口并不顺利。
这些马来人企业的强心剂是利用公共投资。马来西亚1998年7月先于近邻亚洲各国转而采取了财政主导的刺激景气政策。具体说来，货币危机以后，接二连三地重新开始了不得不重订计划并延期的拉旺市至怡保市铁路的建设、巴昆水利发电站建设、霹雳州海上人工岛的发电站建设、丹戎佩拉帕斯港建设等大型项目。另外，2000年3月，与日本政府签定了单年度最大规模的总额1192亿日元的日元借款合同。
这些政策效果在固定资本形成的变化中也出现过，1998年与前一年比减少42.9%之后，1999年在7-9月以后连续3个季度都比前一年有了增加。
马来西亚政府急速扩大公共投资的背景是试图对马来人企业的核心产业——建筑业采取人为的措施。这是对未能扩大出口的马来人大企业的直接政策支援。但是，重新开始大型项目的建设并将它们分配给马来人企业只不过是政府的延长企业寿命措施，实施上无回天之术的马来人企业已越来越多。如果再不进行彻底的企业改革，作为经济发展支柱的企业部门的进展将会越来越慢。
三.今后的展望
货币危机后又过了两年，马来西亚经济正在迅速地复苏。但是，就其内容来看，主要是出口和公共投资起到了牵引作用。本应是该国经济中坚的马来人企业仍然在困境中挣扎。而且在经济复苏愈加显著的过程中，对企业改革的意识逐渐淡薄，企业的债务处理和产业重组等结构问题的解决也搁浅了。反而，对经营困难的马来人企业只能给予一些廉价的政策支援。
基于上述情况，可以说马来西亚紧迫的政策课题是在受到既得权益保护的经营环境中引进竞争原理。即：重新考虑从国营企业时代传下来的马来人企业的特别优惠措施，积极引进外资，引进内外平等的竞争机制。但前途是很严峻的。首先关于进口壁垒的废除，马来西亚为了保护本国的汽车工业，拖延了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实行。其次，关于引进外资，就像时光工程的情况那样，即使在决定出售给外资之后，法定企业仍介入其中实行救济。
回过头来看看近邻亚洲各国，货币危机以后，不仅是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泰国和印尼，菲律宾也积极地进行着经济改革和市场开放。
这样看来，马来西亚经济在引进市场原理、断然进行企业改革时的最大障碍是原住民政策。原住民政策在70年代到整个80年代，进行了民族间差距的消除，对政治稳定也做出了贡献。但现在，该国的环境与采取原住民政策时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在经济迅速全球化、地区经济将合并为单一市场的情况下，各国直接争夺投资和经济力量的大竞争时代已经来临。在这种无国界经济下，受到国家保护和扶植的企业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很小。可以说，马来西亚在建国以来的30年期间一直采取原住民政策的结果，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原载日本《国际金融》，1047号，200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