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工作最讲认真
彭 钢
我一生的正式职业就是从事教育科研工作，经历和积累了很多有意思、耐寻味的故事。这里我讲三个故事。
故事一：黄埔一期
我20 世纪80 年代初大学毕业后进入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当时也就是一个糊里糊涂的“菜鸟”，对教育的认识和理解一片空白，对教育科研更是一无所知。1985 年初，当时的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所举办了首届面向全国的教育科研方法培训班（后来得知，这是全国最早的实证研究方法的培训班），很荣幸领导派我去参加了这个培训班。江苏一共有四人参加：南京市教科所的负责人陶志明、常州市教科所所长朱川彬、徐州市教科所所长张夕吾，后来我们把这个班戏称为“黄埔一期”。
这个班一共15 天，培训的内容主要是实证研究的“三法两工具”，即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教育测量、教育统计，再加上一些其他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些内容都是完全陌生而新鲜的。我们住在华师大二附中的学生宿舍，每个房间住8 人，上下铺，每天上午听课3.5—4 个小时，下午听课3小时左右，晚上我会把白天的听课笔记对照教师所发的讲课提纲和讲义完整地梳理一遍。课程安排得很满，学习生活非常紧张，但我从来没有听到学员叫苦喊累。
在这个培训班上，我有幸认识了顾泠沅，他发明了本土方法——“经验筛选”，成功地运用教科研提升了青浦的数学教学质量，后来成为中国教育科研的大家；认识了创造“茶馆教学法”的育才中学的段力佩校长，他的讲课极富启发性和煽动性，很吸引人，下面掌声雷动；认识了青年才俊钟启泉，他给我们讲了完全不同于“茶馆教学法”的掌握学习，我第一次听到了“教学过程控制”的概念，知道了通过“诊断性测验”“形成性测验”“总结性测验”达成教学目标的科学教学理论。后来布鲁姆1989 年到中国上海来，目标教学（掌握学习）风靡了全中国，一直到现在影响仍然很大。
15 天的培训回宁后，根据穆嘉琨所长的要求，我把课堂笔记全部整理出来，约有5 万多字，发表在当时的《教育科研动态》上，拿到了我工作以后的第一笔稿费180 元（当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56 元）。更为重要的是，这深刻地影响了我。在我的全部职业生涯中，可以说最为关注的就是方法，运用最为自觉的是方法，讲课最精彩的也是方法。后来我当了17 年的规划办主任，对学校承担项目最为有效的指导也是从方法角度（包括广义的方法设计）。听说所谓的“基于证据的研究”成为一种新潮，我很纳闷：怎么还会有不基于证据的研究，实证方法给出的就是一种收集证据、分析证据、处理证据、表述证据的思路和方式。教育学研究的证据不像犯罪学那么难以采集，几乎遍地都是，问题是你得运用学界承认的合法、规范、有效的方法去采集证据。现在回想起来，这15 天的认真学习及回宁后的认真总结，奠定了我职业生涯的重要基石，具有极高的回报率。
故事二：如东“创业教育实验”
1998 年春节一开学，我就用自己的方法开始大规模的课堂教学调研，根据教务处提供的教师名录和课程表，在汉族教师中圈了30 人作为听课对象，总共听了80 节课，与执教者进行了随机交流和访谈，并按我自己的研究框架对收集到的数据和案例进行分析处理。于是在全校教师大会上做了第一次报告，用翔实的数据和案例表明我校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引发了全校性的“地震”，基本摧毁了他们教学自我感觉太好的错误观念。
征得校长苏志朴的同意和支持，我准备在全校培训教师，给学校留下教学研究和科学研究的种子。于是我出了一张试卷，一共三道题目：一是原文摘录一段你最喜欢的教育家的名言，说一说喜欢的理由；二是通过调查和访谈的方式，尽可能客观地向你教的学生征求教学意见和建议，描绘出你自己的教师形象；三是在此基础上，明确自己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善教学、提升教学的方向。我还在全校“扬言”，只要能够提交自己的试卷，就可以来接受我的讲课和培训。这是一场全校教师的开卷考试，在这15 天中可以尝试各种办法去完成试卷。可以说这是一次难度很高的作业。据说全校每一个教师都做了这三个题目，但最后完整做完试卷并有勇气提交试卷的只有37 位教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真实呈现自己需要勇气）。但我已经很满意了，我知道这一举措，已经发挥了让每一位教师去认识自己的教学工作、研究自己的教学工作、判断自己教育教学成效、思考自己如何改进和提升教学的应有作用。
桩号计算主要包括计算位于ZY、QZ、YZ间曲线距离整数倍的里程桩号，其可以通过计算离这3个数值中最小整数倍进行获取。获取ZY与QZ之间整数倍的代码如下：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省教科所的一批年轻人所具有的“非凡”的研究勇气，真的可以说是“无知无畏”。我当时在省教科所的情报研究室担任副主任（主要负责编辑内刊《江苏教育研究》），当毛所长把这个任务交给我的时候，我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根本就没有想过其中的艰难险阻。而共同承担这个项目的我的年轻同事蔡守龙、丁伟红、马维娜等人，也是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认真、勤奋、执着、顽强的态度和精神。当时的我们太认真、太勤奋了，几乎每个人都把自己所承担的项目研究工作放在了首位，几乎每个人都在分工中做到了优异和极致。
当然，高人指点也十分要紧。当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滕纯听说江苏南通高度重视教育科研，如东有个马塘小学教育科研轰动全国，有个著名校长曹玉兰很有水平，一定要来看看，于是我陪他去了南通和如东。他听了我汇报创业教育的研究，让我去申报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项目，后来果然申报成功；又建议我们进行创业成功和创业不成功的比较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创业教育模型”，为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指导。创业教育研究可以说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研究，也是最有影响的研究，为我今后领衔做大规模的项目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创业教育”只是一个理念和口号，完全是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空白。唯一的文献是教育部教育发展中心的王一兵撰写的面向21 世纪的国际圆桌会议的纪要，在此纪要中，他将英文enterprise education 翻译成企业家精神教育，而我们经过反复商量，直接就翻译成“创业教育”，并一直沿用至今，这是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成就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土性、原创性的实践创造，即如东县的实验成为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幸运的是，我们不仅创造了实践，而且创造了新的理论话语和理论模型（尽管还粗陋）。前些年东北师大某教授忽然造访，他写了一本《中国创业教育史》，其中一章的文献运用了大量我们研究的资料（公开发表的），与我和马维娜相谈甚欢，大概是认为找到了创业教育研究的“祖宗”。
我在研究和分析这37 位教师的试卷时，发现了很多感人的细节和文字，发现了教师的职业良心、教师对学生的爱、教师迫切的学习愿望、教师追求更好的教学的强烈需求，还发现了有可能成为好教师但先前完全没有进入我的视野的人选。我深感惊喜，深受教育，同时十分不安。这使我认识到，对教育教学的认识和理解，不仅需要科学更需要人文，不仅需要所谓的理性更需要有对人性的把握和宽容，不仅需要科学方法更需要有对人的深切关爱。于是我重新准备了一次全校讲座，以这37 份试卷为基本数据和典型案例，重建教师的教学信念，重建教师成为好教师的信念，重建教师成为专家的信念，同时告诉教师不能通过自我感觉、自我想象、自我陶醉去寻找教学成效和自我形象，而应通过与学生交往、通过课堂中的学习行为、通过反映在学生身上的学习成效和成长来“迂回”和反射。
故事三：塔城师范的“科研”
接着，我在研究和分析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全国专家打磨出来的师范教育精品课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好课的分析框架。十节课来自学校统一购买的录像，据图书管理员说购回后放了几年，压根就没有人借过、看过。我调出了这十节课，对着录像反复观看、反复研究，包括美术课和音乐课，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好课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标准，并以这十节课为例，给全校教师讲“什么是一节好课”，以便在观念层面建立起“好课”的基本概念。这次讲座再次引发全校性的轰动，开始有教师主动向我承认，北京、上海、江苏的师范教育确实水平比他们高，说明他们开始建立新的参照体系和公认的、统一的比较标准，而不再凭感觉、靠想象了。
在一次我所主持的内地学校考察学习的交流会议上，教师们几乎一致的观点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和警觉：内地学校除了办学条件好、收入高以外，教师水平和教学水平并不比我校高。于是我运用广义的方法，设计了开展课堂教学研究的三部曲：一是调研课堂教学，二是建立分析框架，三是开展科研培训。
1989 年在北京召开了面向21 世纪的国际圆桌会议，会议提出了“三张证书”（“学术证书”“职业证书”“创业证书”）的新理念。1990 年我们在毛家瑞副所长的领导下，承担了联合国教科文亚太地区办事处“创业教育”的项目研究。该项目选择了如东县两个乡的成人教育学校进行实验。选择的理由很简单：项目要求在弱势地区的弱势群体中进行，当时的成人教育针对的都是学历层次较低的农民，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如东教育局局长严仲清高度重视科研，还有一个强大的教科室能够支撑研究。
收集2017-11-06-2018-03-30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肿瘤科21例头部肿瘤放疗患者资料，脑转移瘤7例，胶质瘤14例。男13例，女8例；年龄29～73岁，平均年龄(50.09±12.11)岁，中位年龄53岁。
1997 年春节后我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援疆干部到了新疆，于是我在位于祖国西北边陲的塔城师范学校工作了三年。一年后，我终于争取到分管教学和科研工作。
我们几乎每月去一次如东：从南京的下关码头坐一个通宵的船到南通码头下，再从南通坐2 个小时的汽车才能到如东。每次去都做一样的事情：考察调研实验学校，与基层同志现场研讨，商量下一步的实践重点和操作策略。这样持之以恒地坚持做了三年实验，从成人教育领域扩展到职业教育领域，再扩展到基础教育领域，从如东县扩展到通州、泰兴、江宁，从江苏走向全国，走到联合国教科文的东京会议和泰国会议。在全国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几十篇（在《教育研究》上就发表了课题组关于创业教育的5 篇文章），出了“创业教育”两套丛书，我个人则完成了两部“创业教育”专著，后来该项目获得第二届全国教育科研成果二等奖。目前创业教育已风靡全国，成为教育研究尤其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我们可以骄傲地宣称，最初的创业教育文献均来自20 世纪江苏省教科所的项目研究所发表的文章。
肉眼可观察到病死猪呈现典型的败血症变化，即皮肤出血、充血等状况，同时存在不同程度的肺炎。剖检后发现，大部分病死猪都存在橡皮状肺的现象，同时有明显的间质性肺炎症状，肺部呈现大理石样病变。部分病死猪会出现肝脏肿胀、颜色变淡等情况，部分肝脏呈黄土色。一部分病死猪的脾脏存在肿大现象，且胸腔及腹腔有纤维蛋白渗出。
设直线DC与圆C的交点为E,F.则当M位于E或F时,DM分别取得最大值与最小值.此时,∠DOM也相应地取得最大值与最小值.注意到OEOF(∠AOy的内角平分线与外角平分线垂直),∠COD = 90° - α,所以当M位于点E时,B位于y轴的正半轴;当点M位于点F时,点B位于y轴的负半轴.
1．需要在文中表达“作者简介”或“通讯作者简介”的，请提供作者的相关信息，一般格式为“姓名（出生年月-），性别，籍贯，最高学位，职称，研究方向或者工作方向等”；若在科研工作中取得了突出成绩，可适当详细介绍，一般不超过100字。对于缺乏实质内容介绍的，如仅表达了工作单位的，将不予在刊出时标明。
这样我开始了每周一次的教师培训旅程。每次我讲一个半小时，留下半小时集体讨论。第一次上课坐了满满一教室的教师，还有很多的民族（主要是哈萨克族）教师，让我深感意外。我最后一次授课是1999 年的深冬，雪下得很大很大，讲课结束后我与听课教师在学校教学楼的雪地里合了一张影。回南京后，这张照片一直压在我办公桌的玻璃台板下，想他们了就推开桌上的书看一眼照片。
这一年半的每周一次讲课，养成了我坚持每天阅读、每天备课的良好习惯，不然就没得讲，不然就不可持续。新疆的三年，也是我一辈子阅读最为广泛、最为深入的三年，为回到南京从事更高要求的科研工作进行了充分的知识和学养储备，也养成了我竭力去理解教师、倾听各种不同声音、与教师一起讨论、共同交流、深度探讨的习惯。新疆的三年，更养成了我将复杂的概念和理论用自己的话语进行通俗表达的习惯，特别是在讲课内容的选择上，一定要与教学实践关联度大、教师容易感兴趣的主题和方式来进行。每一次上课，都为下一次备课提供了研究、思考的空间和选择。我面对的重大挑战是，既要让他们能够学到一些最基本、最“管用”、最有启发性的理论，又得紧密结合教学实际和教师自身实际，这就需要我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认识和理解，然后再具体实施，而绝不能一厢情愿，同时更不能放弃原则，迁就现实和后进。
三个故事讲完，回到题目的理解上。第一层意思是说一种工作的态度，即始终保持着一种“认真”状态：认真学习、认真筹划、认真观察、认真记录、认真分析、认真处理、认真表述，体现着一种严格、审慎、专注的精神；第二层意思是说科研要根据真实的状况，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里的“真实”包括了“实际、实情、实理”，其中尤其不能忽视“实情”，科研工作需要不断地通过与“真实”的互动，逐渐逼近“真相”；第三层意思就回到了科研“求真”的本质，这样一种“真”可以说就是追求“真理”，即真相、真实背后的规律、原理甚至意义和价值，也可以称之为“真正”。于是我发明了一句话，科研工作只认“真”不认别的，总结起来就是：科研工作最讲认真。
（作者系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江苏教育现代化研究院首席专家，国家督学）
标签：教育科研工作论文; 教育科学研究所论文;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 实证研究方法论文; 培训班论文; 大学毕业论文; 80年代论文; “菜鸟”论文;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论文; 江苏教育现代化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