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工程哲学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工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80(2006)04-0062-04
自近代以来，科学因其独特的认识论属性而倍受哲学关注，相比之下，诸如技术和工程这类早期遵循工匠传统而发展的领域则常被冷落。但自1877年卡普出版《技术哲学纲要》以来，经过学者们的长期努力，技术哲学终于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得以确立。然而，尽管如此，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技术哲学仍长期是被边缘化的，究其原因，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问题出自经典技术哲学本身研究纲领的缺陷。为摆脱这一困境，当今西方学者们试图引导技术哲学实现研究的经验转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工程哲学作为新一代技术哲学家建构的核心话语应运而生，并涌现了一批颇有价值的成果。但目前这些文献散乱繁杂，缺少系统的梳理及深入分析。另外就目前工程哲学研究现状而言，尽管已初具雏形，但是没有形成系统规范的理论体系。鉴于此，文章拟对西方工程哲学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以期廓清系统规范的工程哲学研究理论体系。下面我们将对此作详细阐述。
一 西方工程哲学研究的历程
工程哲学思想的萌芽 上个世纪末，学者们所谈及的“工程哲学”一般指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这一新视野。不过，我们可以把工程哲学思想萌芽追溯到19世纪早期至20世纪中叶期间人们对于工程本质的争论。第一次工业革命兴起以后，新的工程实践使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推动社会进步动力的工程实践与作为新世界的构建者的工程师开始受到人们广泛关注，工程与工程师的地位得到提升。1818年英国民用工程师学会成立，这大概标志着工匠与工程师在职业划分上的明确分离和现代意义上的工程师的出现。在这个与传统工匠竞争职业地位的过程中，从事具体的工程实践的工程师们为了反思他们的工作成果并通过建构工程“话语”以给他们的工作赋予更多的意义，于是开始了对工程本质的追问。最早的且使用最为广泛的工程定义出现在1828年Thomas Tredgold写给英国民用工程师学会的信中，他把工程定义为“驾驭自然界的力量之源、以供给人类使用与便利之术”。[1] 这一定义在后来的几十年中被英美工程师普遍接受。但19世纪中叶以后，这一对工程本质的传统理解开始受到质疑，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19世纪自然科学的进步使一部分人认识到基础自然科学在工程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其二，工程负价值的显现，使有些人文学者(以海德格尔为代表)开始反思其人类社会进步中介的地位，并怀疑其价值中立性；其三，工程与艺术相关的创造性本质使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工程设计。正是在这一争论过程中工程哲学思想初见端倪。这一时期的标志性文献主要有Thomas C.Clarke的《科学与工程》[2]、Farley Osgood的《工程师与文明》等[3]。这些文献中提出工程本质问题，标志着工程哲学思想萌芽的出现。
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研究者身份的单一性与研究内容的片面性。研究者以工程师为主，他们在从事具体的工程实践过程中去反思工程，但是反思的内容仅限于对工程本质的追问，他们强调工程对社会进步的意义，把工程看作价值中立的工具，带有明显的工具主义特征。这一时期的人文学者只是从外围参与争论并未介入到工程实践内部。因此，作为一种深刻的认识论主题的工程哲学指的是经验转向后的技术哲学。
西方工程哲学初具雏形 西方工程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与西方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密切相关。技术哲学作为一门名实相符的独立学科出现于1877年，此后技术哲学的发展逐渐趋于建制化，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走向成熟。在技术哲学研究走向成熟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这一学科本身研究范式的缺陷，由此引发了当代西方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是要求技术哲学家们更慎重地看待技术，要打开技术黑箱，以对工程的内在洞察为基础，从经验上描述技术，这种转向不是简单阐明和分析已有的技术哲学思想，而是要开辟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去关注那些和技术与技术哲学相关的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以及伦理学问题。[4] 经验转向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如果我们想要以充分的经验描述为基础去反思技术，哲学家与工程师之间的对话是需要的。在这样的背景中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关注工程实践过程，对它作认识论分析，越来越多的工程师开始从哲学层面去反思自己的工作成果，这有力地促进了工程哲学思想的发展，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杜宾主编的主题为《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Nonacadem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的《Research in Technology Studies》第四卷(1991)中收录了许多工程哲学的文章，在美国民用工程师协会(ASCE)学报、国际技术史学会(SHOT)的连续出版物《技术与文化》和电子刊物Techne中都有相关问题的研究，这些文章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及工程教育等方面探讨工程领域中的问题，并且有学术专著问世。如Louis L.Bucciarelli的《设计工程师》(1994)和《工程哲学》(2003)、Joyce Tang的《Doing Engineering》(1999)等。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标志着工程哲学在90年代已初具雏形。这一时期工程哲学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其一是技术哲学家介入了工程哲学研究领域。早期思想家的理论传统是与工匠的实践传统相分离的，此时的哲学家极端崇尚纯理论而轻视实践行为，传统工程由于其实践本性而没能受到哲学家的广泛关注，所以早期的工程哲学研究者是清一色的工程师。西方技术哲学发生经验转向以后，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哲学家开始关注工程，其代表为米切姆和皮特。
其二是研究内容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早期的工程哲学研究者都是工程师出身，这些工程师们过多地关注工程实践行为本身而较少考虑工程以外的其他因素与工程实践本身的关系，所以早期的工程哲学只注重本体论的研究。技术哲学经验转向以后，技术哲学家介入了工程哲学研究领域，他们立足于技术哲学领域关注工程，因此能够从多角度、多侧面考查工程，改变了原有的研究内容片面性的状况，丰富了原有工程哲学的研究范式，涌现了大量关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使工程哲学的研究内容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
二 西方工程哲学研究的问题域
当代西方工程哲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涉及工程本体论、工程知识、工程伦理、工程设计、工程教育等范畴，相关文献很多。
工程本体论 如前文所述，什么是工程这类本体论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相关文献很丰富。传统的观点认为工程是一种中立的与价值无涉的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工具，强调工程对社会进步的意义。[5] 早期也有学者把工程理解为科学的应用，突出工程的知识性特征。[6] 二战以后，很多学者把工程定义为一种设计行为，认为真正的工程师一定也是设计师，把工程师等同于艺术家，强调工程的创造性本质。[7] 现代个别学者倾向于用建构论解释工程，认为工程受到各种价值的形塑，是各种社会因素建构的结果。[8] 也有现代学者把工程定义为一种特殊的人类行为——制造(making)。这些不同观点是立足于不同理论前提、不同视域及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的人们对工程的本质作出的不同理解，表现出工程本质的动态特征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这一问题关注角度的不同。
工程知识论 工程知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工程知识与科学知识的联系与区别、工程知识的增长与工程实践的相关性、工程知识的结构及其在不同历史背景中的演化等问题，相关文献也很多。这些学者立足于不同研究背景以及不同语境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工程知识。有的学者立足于科学哲学用科学哲学的范式去分析工程知识，[9] 有的工程师哲学家立足于工程实践通过具体案例去分析工程师应该知道什么，[10] 则还有学者从实用主义的知识理论开始，由对科学知识的关注转向对工程知识的关注。[11] 工程知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90年代以后，电子期刊Techne中也收录了一些相关文献。
工程伦理 西方工程伦理的研究主要有工程伦理思想的由来、工程师的职业责任及其历史演变、扩大的伦理责任概念的讨论以及伦理自治与工程实践的全球化趋势之间的矛盾等问题。这个领域的研究历史比较悠久且相关文献非常丰富。连续出版物《哲学与技术研究》(RPT)及电子期刊Techne中收录的相关文献非常多。德国工程师协会(VDI)早在1950年就发表了《工程师专业责任手册》，2002年VDI又通过一个关于工程师特殊职业责任的文件——《工程伦理的基本原则》，要求每一位工程师都要遵守，都要按照工程师的基本伦理原则和标准来规范他们的行为，要在实践中贯彻、实施这一基本原则。这些西方学者们立足于工程实践特别关注工程师的主体行为。日本的工学伦理研究很有特色，它特别关注“被人工物传播”这一媒体伦理，关注人工物渗入到工程师和用户之中的过程，认为工程师伦理就是“他制造的人工物不给别人添麻烦”。[12]
工程设计 工程设计的研究主要涉及不同工程领域中不同设计方法的讨论、工程设计方法与科学方法及艺术设计方法之间的区别、工程设计思维的特征研究、从不同的设计行为的维度出发对设计过程本质的不同理解等问题，相关文章、专著颇多。学者们大多从具体的案例分析入手对以上问题进行研究，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折射出工程设计本身的实践本质。
工程教育 工程教育的研究主要有工程学专业课程设置合理性、工程学位鉴定评价标准等问题。相关文献很多。连续出版物《工程教育》中每一期都有相关研究，也有学者在专著中用专门章节来论述相关问题(如Louis Bucciarelli的《工程哲学》)。美国工程技术鉴定委员会(ABET)制定出获得工程学学位必修的最基本的课程体系标准，其中列举了他们的毕业生所应具备的能力条款。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表明哲学等一些人文学科之于工程学本身以及提高工程专业毕业生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三 西方工程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较成熟的研究团体以美国的ASCE以及国际技术史学会(SHOT)为代表，二者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前者的成员构成主要为民用工程师，这些工程师立足于具体工程实践本身从总体上反思工程，他们在工程哲学研究方面具有较强的研究基础。后者始创于1958年，探讨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成员包括科学家、工程师、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等，成员构成的复杂性使他们的研究视角更宽泛，能够关注很多问题，他们除了在技术史方面有着雄厚的研究实力外，在工程哲学研究领域同样具备一定的研究能力，并且成果颇丰。随着工程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一领域也受到了其他研究团体的关注，如美国技术哲学学会(SPT)。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思想者，主要有米切姆、皮特、Louis Bucciarelli等。
作为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代表人物，米切姆也把工程哲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核心。他在多篇论著如《通过技术而思考：在工程与哲学之间的道路》(1994年)、《朝向一种后技术哲学》(1995年)、《哲学对于工程的重要性》(1998年)中指出了技术哲学研究存在的两种传统及两种研究传统的分裂使技术哲学研究陷入困境的现状，并进一步阐明为摆脱这一困境，哲学之于工程的重要性及工程哲学这一学科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他指出“在过去，由历史和社会建构的工程疏远了哲学，哲学也没有关注工程。但是时间和世界已经改变了。工程也已经改变了。我将大胆地指出，工程变得越来越哲学化了。的确，工程伴随着哲学问题同时也是伴随着哲学意义的生活方式成熟了。而哲学也变得越来越向工程思想和工程实践敞开。”[13] 他认为工程至少在三个方面需要哲学。首先，工程师要避免哲学的批判以保护自我，这需要哲学的帮助；其次，他认为哲学尤其是伦理学对工程师来说是必要的，因为它能帮助工程师应对专业领域中所遇到的伦理问题，美国的工程学专业课程当中就包括伦理学这门课，这个研究案例恰好印证了这一点；第三，由于工程中固有的哲学特点，哲学因此可以成为一种手段，能够使工程师对工程本身的理解有所帮助。[14] 他还认为哲学与工程之间不仅仅是通过“什么是好的设计”建立起了联系，而且哲学与工程已经相互重叠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工程是一种崭新的哲学生活世界的模式”。[15]“在后现代世界中，工程师是未被承认的哲学家。”[16] 以上的研究成果表明他的工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此外，米切姆还在《Engineering as Productive Activity:Philosophical Remarks》(1991)、《Thinking Through Engineering》(1994)、《Engineering Design Research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1997)、《Engineering Ethics》(1999)、《The Ethics of Engineers:from Occupational Role Pesponsibility to Public Co-responsibility》(2000)等多篇论著中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几个角度出发系统阐明了自己的工程哲学思想。他的本体论研究颇具特色，他把工程界定为一种特殊的人类行为——制造(making)，并以此为前提分析了科学、技术、工程之间的异同，进而探讨了工程知识、工程设计、工程伦理等问题。[17]
作为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皮特在《技术思考》、《工程师知道什么》、《设计中的失误：哈勃太空望远镜案例》、《工程与建筑中的成功设计：一种对于标准的呼求》等多篇论著中从技术行动论出发阐述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工程哲学思想。皮特首先是一个技术哲学家，他继承了皮尔士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观。他指出，在对知识的主张上，我试图发现一种对于普遍的和永恒的定义持反对态度的观点。当然，不管我作出了何种主张，不管我们形成了什么定义，都应该按照持续的人类经验加以校正。有了那种假设在手，我将选择一种可操作的、称它为实用主义的、对于知识的方法。[18] 可见他是持一种实用主义的技术知识论，从实用主义知识论出发，当他转向工程知识研究时，必然带有实用主义，形成了实用主义的工程知识理论。从这一立场出发，他把工程理解为通过组织设计、操作人造物、按照人的需要去改变自然界和社会，工程是有目的的一项实践活动。而工程知识是以关注人类环境为目的的人造物的设计、构建、操作的全过程。[19] 皮特对于工程设计的分析是以面向实证经验的案例分析为基础的，他以哈勃望远镜的设计失误分析为例，指出了沃尔特·文森蒂及Louis Bucciarelli的工程设计过程模型中的不足，建构了自己的以技术模型MT为基础的设计过程模型。[20] 他的工程哲学思想偏向于对于具体案例的分析，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把他作为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代表人物，他的工程哲学思想是立足于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
Louis Bucciarelli是一位工程学教授出身的工程哲学家，其论著有《工程哲学》、《设计工程师》、《Object and Social Artifact in Engineering》等。尽管他称自己不是哲学家，因为他所受的正规教育全部是有关工程学的，但是他提倡哲学与工程的联盟，努力促进两种文化的融合，强调哲学对于工程设计及工程教育的重要性，并在其论著中体现了自己成熟的工程哲学思想，所以我们把他当作工程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工程哲学思想是以工程设计为核心的，他指出工程设计不是一个机械或计算的过程，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强调设计过程中社会和历史的背景，带有明显的社会建构论倾向。[21] 以工程设计的社会建构为出发点，他从工程师所不知道和工程师所知道的两个方面阐明了自己的工程知识论。他对于工程教育的研究也是基于设计建构论的。[22] 他的工程哲学思想自成体系，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建构的工程设计哲学，而且作为一名工程学教授，他的工程哲学思想还带有明显的实践指向。
沃尔特·文森蒂在《工程师知道什么以及他们如何知道》一文中，从飞机设计的案例出发，分析了工程设计过程模型，他指出工程设计是多级的和分等级的，需要把一个问题分解成几个小的、可管理的子问题，每个子问题都可以在半隔绝状态下被处理。设计过程可以在上下和水平层次上交互作用。[23] 他在《对于作为设计工具的工程理论的实验评估》一文中也涉及到对工程知识的理解。他通过工程案例分析阐明了工程师是怎样通过实验和理论的相互作用来发展知识的，并且实践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24]
此外，还有其他学者如波塞尔、Joyce Tang、Gene Moriarty等也从不同角度作了工程哲学相关问题研究。
四 西方工程哲学研究的缺失及走向
工程哲学理论研究的缺失 就工程哲学的研究现状来看，理论研究尚有缺失：其一，本体论的研究存在着不同学者研究视角不同、视域狭窄、呈现不同观点争鸣的局面，笔者认为应该在更宽泛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全面考察工程。此外，对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的界面研究尚未展开，致使工程哲学立论的基础不坚实；其二，认识论研究仅限于对单一的工程主体(工程师)所掌握的和应该掌握的知识的分析，且偏重实用主义，忽视了工程主体的多层次性(工程主体除工程师外还应该包括“工程家”、技师等)，对工程客体的认识论分析不足，缺少有效的工程事前评估、事中影响和事后反馈机制的理论研究；其三，价值论研究偏重工程伦理，且只注重于工程师主体责任的研究，较少涉及对工程本身的价值讨论(工程本身是价值中立的还是负载价值的)，对工程事后评估规范、标准的理论研究尚不成热。总之，工程哲学的基础研究比较薄弱，系统化理论化的专著还不多见，学术共同体还没有建立，也没有形成被认同的共同研究纲领，这说明该学科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
工程哲学的未来走向 如前所述，工程哲学理论研究是有缺失的，理论缺失的存在为其提供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笔者认为工程哲学研究可能的未来走向如下：第一，在研究路径上，未来的工程哲学将沿袭经验传统。工程哲学是在当代西方技术哲学经验转向背景中生成的，所以它一出现就带有明显的经验指向。在第20卷的以“技术哲学研究中的经验转向”为主题的《哲学与技术研究》(RPT)论文集中，收录了大量工程哲学论文，这一现象正好印证了当代西方工程哲学的兴起是与当今欧美所发生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相一致的，这将意味着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这种研究路径将是工程哲学研究的基本主张。未来的工程哲学研究还要继续沿袭这一传统，继续关注工程实践。第二，在研究范式上，社会建构论可能将是工程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如前文所述，目前学者们并未将工程放在宽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本体论研究不足，而建构论的研究范式恰好能弥补这一缺陷。目前已经有学者如Steven L.Goldman用各种社会历史因素来构建工程的本质，[25] Louis Bucciarelli在《工程哲学》一书中讨论了工程设计的话语性质，所以建构论很可能是工程哲学未来的研究范式。但是对照科学哲学的进展，本文认为工程哲学也必须回答话语的相对与实在的问题。第三，在发展趋势上，工程哲学研究将走向建制化。工程哲学研究虽然是初具雏形，但已引起学者广泛关注并形成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哲学家尤其是技术哲学家的介入将有助于学科成长，最终会走向建制化。
工程哲学领域的研究进展打破了过去工程界与哲学界各自封闭的界限，开始了工程师与哲学家的对话及工程与哲学两种文化的融合。然而工程学界与哲学界间的交流与对话将是非常困难的，二者持有不同的概念体系，处于不同的语境与文化背景中，所以工程哲学研究将面临很多挑战，但其前景无疑是光明的，其强大的生命力将最终得以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