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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所有权分散化。在经济全球化和私有化浪潮中，西方企业的雇员股东制有加速发展的趋势。由此引发了人民资本主义的讨论。法国第八大学政治学教授托尼·安德烈阿尼在法国《乌托邦批判》杂志2001年第2期发表《人民资本主义是骗局》一文，对雇员股东制的三种形式——企业储蓄计划、养老基金、期权股份作了深刻分析，并揭示了人民资本主义的本质。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某些企业领导人极力鼓吹雇员股东制。他们认为，所有权的扩散在社会公正意义上是一种变革资本主义性质的静悄悄的革命。早在1979年，彼得·德吕克在谈到养老基金问题时就严肃地指出，“如果社会主义被定义为劳动者以这种方式占有生产资料，那么美国就是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雇员股东制的三种主要形式。
企业储蓄计划
第一种形式是戴高乐于1967年顺应形势建立的一种股份基金，1994年通过的法案规定股份基金是超过50人的企业必须履行的义务。企业雇员股东制在法国由来已久。1986年法令确认了由企业自行决定储蓄计划。该计划的创新在于，雇员以自愿入股及股息转化为新股的形式和雇主共同提供资金。这种形式伴随着私有化而取得真正的进展，只要持股期不少于5年，公共企业的雇员就能以极为有利的价格（便宜20%的价格）购买本企业的股票。当然，人们还远没有达到美国的记录，那里有900万人拥有本企业的股份，纽约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有9%掌握在雇员股民手里。
企业领导人对雇员股东制很感兴趣，因为这种股东制维持着企业的自有基金，把它锁定在企业内（5年），成为企业经营稳定的核心，帮助企业抵御金融风险。另外，人们还认为这有利于社会稳定，原因是作为股东的雇员可能更具有劳动积极性，更少辞职，更少罢工，更加关心资本的使用。最后一个好处是：由雇主投入到企业储蓄计划的资金可免税和减免社会保险费。
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人民资本主义的形式几乎并没有进行重新洗牌。在近半数情况下，由于股权过于分散，雇员股东无法在全体会议上行使投票权，因此雇员并没有从中赢得任何权力，与外部的小股东没什么两样。其次，雇员储蓄基金通常大部分用于企业之外的投资。最后，这种雇员股东制极为不平等，因为雇员股东制取决于雇员个人的意志以及他们的资金，事实上，干部们认购了最为重要的部分。但是，在某些左翼领导人的圈子里，人们怀有这样的想法，即雇员可以被更好地组织起来；公司权力的变革可以给予雇员以发言权，总之，有时通过掌握最低比例的股票（通用汽车的主要股东是养老基金，它占有不到2%的通用汽车的产权债券），养老基金就能够发号施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按照这种逻辑，雇员股东由此可以把企业管理的规则用在自己的领导人身上，而这些领导人却正好想逃避这种企业管理规则。最终，企业民主似乎就有了产权股东民主的形式！因此，雇员集体似乎也可以重新找到在工资冲突中所丢失的协商权。
养老基金
雇员股东的第二种形式是养老基金，在这种形式中，储蓄一直到退休被当作不动产。人们真的会相信雇员能够通过养老基金掌握权力并且推翻资本主义吗？
外国养老基金的经验证明恰恰相反。一项指数可以看出美国享有养老基金的雇员是多么的被动：他们只有微薄的收益，因为从股票15%的红利中，他们只能得到1/3，其余都到了基金管理者以及基金本身所委托管理的机构的手中。实际上，雇员在管理中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他们无法控制投资，而很大一部分、甚至全部资金都投资于另外的机构，这些资金在那里发挥作用。即使当养老基金直接管理他们的储蓄时（这不是最常见的情况，因为企业基金把管理委托给专业公司），他们也不比在集体投资类型的互助基金或互助保险公司的情况下更有权对其资金进行管理。正如雅克·尼科诺夫所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机构都是共同的，它们被设计出来，就是为了通过篡夺储蓄金所给予的权力来骗取储蓄资金”。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从现象上看，管理养老基金的雇员不是资本家，但实际上养老基金代表着一种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随着养老基金的出现，我们正在面对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种情况：资本主义的精髓是某种脱离其躯壳的资本主义，它继续按照其固有的逻辑运作，但是没有所有者，只有普通的“操作资本的公务员”。并且，养老基金在经营中把资本的逻辑强加给所有的企业，在这些企业里，养老基金取得了部分的所有权。正如雅克·尼科诺夫所精辟地指出的那样，“伴随着公司治理制度的出现，所有企业的其他行为体，如雇员、顾客、供应商、土地、下一级承包人，在股东价值面前都仅仅变成机会、抽象的概念、生利的东西、海绵”。养老基金的管理或者其代理人的管理越严格，被置于代理人控制之下的企业雇员受到的压榨就越厉害，他们的退休金就越少。例如，人们由此会看到这样一个惊人的非正常现象，即由公共基金负担的美国公务员却由私营企业的雇员来支付他们的退休金，同时，私营企业雇员的收入也同等程度地下降，这就减少了财政收入，而正是财政收入才使得这些公务员自身得以存在，除非他们的退休金由基金所投向的另外一些国家的雇员来支付（正如一位法国社会党议员坦率或厚颜无耻地说的那样，20年后将由中国的雇员来支付我们的退休金）。
期权股份
雇员股东制的第三种形式是期权。期权股票的主要持有者是企业领导人、雇员资产阶级，他们从期权股票中获得双倍工资，而企业雇员却受到激励，他们以为可以从期权股票中获取红利，因为这些红利是期权增值的基础。受到即将得到巨额剩余价值的引诱，他们把全部精力放在使自己的企业赢利上面，这在新兴企业里显得特别有效。
仔细观察，所有这些诺言仅仅是幻觉。第一，雇员股东仅能够起到与自己对立的作用：如果他们不能掌握企业的全部权力的话，他们所赚到的股息和剩余价值，也正是他们在工资上所失去的数额。事实上，他们无法掌握拥有否决权的多数（33%的股票），也同样得不到绝对多数的否决权。因为存在着如此多的非雇员股东，应该充分满足这些人的要求。例如，如果雇员代表决定以减少利润的代价来增加工资的话，这些非雇员股东就会反对。
第二，即使假设雇员拥有全部的股票，股票不均等的分布推动那些拥有股票最多的人去压低工资以便把红利和剩余价值储存起来（例如，人们可以在美国航空公司里观察到这种现象）。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雇员的“精神分裂症”：既想提高工资，又想使其股票得到利润。雇员在期权股票上是不平等的。
第三，由于雇员股东要面临一切风险，因此，冻结企业内的储蓄并不符合雇员股东本身的利益。企业储蓄基金的“健康管理”在于使投资多样化。为了兑现可能的最大价值，期权股票持有者在购买之后同样对转卖也很感兴趣。
结果是盲目的：雇员股东不能逃避利润法则，他们将把这一法则引入他们将变成股东的那些企业里。人民资本主义并不比传统的资本主义更有节制。况且，法国公共企业的雇员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反对资本的开放或使他们的企业完全私有化，在大批购买股票之前他们已经懂得他们的斗争将要失败。通过股票实现储蓄计划的受益者很少支持超过5年的义务期。但这些人由于握有一小部分所有权，至少可以在管理上有一定的份量。当然，他们可以在某些场合靠这一小部分股权起到一种平衡的作用。但是，他们不可能走得更远，因为他们与其他股东的利益相抵触。与盎格鲁—撒克逊养老基金的比较具有欺骗性，因为这些基金只靠很少一点股票而行使那么大的权力，只是因为它们向其他机构投资者保证有优厚的赢利，也因为它们能够背叛自己的企业。
第二个幻觉是认为，雇员储蓄可以保持稍多一些的社会公正。再一次从收入的观点来看，那些将赚取到股息和剩余价值的人必将在工资上失去同样的数额。而这些收益的分布也是很不平均的。从事物的实际情况来看，最大的不均等支配着养老基金王国，在美国尤其如此。
第三个幻觉在于使人们相信，雇员股东制与社会主义有某些关系，如生产方式的社会所有制。社会主义意味着一种建立在联合劳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建立在个人所有权的扩散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的原则不可能是资本收入、即便是雇佣劳动者的资本收入的最大化，而是劳动收入的最大化。在这方面，人民资本主义和合作社的区别已很明显。应该回忆一下，合作社的基础是在不可分割的准备金之外，所有劳动者无论拥有社会份额的多少，与其他劳动者一样都是平等的（一人一票）。劳动与所有权的分离伴随着互助会和联合会而出现，这时的所有权不再与劳动相对应：会员比劳动者多许多。伴随着人民资本主义，是劳动服从资本，资本把它的逻辑和特有的限制强加给劳动。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不排斥一切储蓄报酬，但拒绝储蓄对某个企业的直接管理以及对企业利润的直接控制权。
雇员股东制的破坏性
雇员股东制是破坏性的。首先，在最高收入的消费倾向更加脆弱的情况下（这会扩大储蓄，这种储蓄肯定是非固定的），由于不停地要求高利润，管理这些股票的基金总是促使企业更多地降低工资成本，这就导致劳动强度的加强和实际工资的停滞，工资的停滞又导致大众家庭的需求无法扩大，除非产权的收入能够增加。第二，养老基金为了追求最大回报率，促使企业更多地进行并购（通过吞并、合并、投标叫价、公开出价交换股票）而不是进行生产性投资，从而造成大批解雇。第三，雇员股东制使财产不均等的雇员的财产不均等地增加，从而扩大了不均等。最后，这种储蓄增大了金融系统的风险，因为在投机赢利的希望中，他们相互持股、拆借和出售大量股票，事实上，管理基金是在提高不均等的动产价值（相对于可预见的利润的提高来讲），互助基金尤其如此。小股持有者比起大股持有者受到不可避免的金融崩溃冲击的程度更加剧烈，金融崩溃可能会摧毁积累起来的大笔动产财富，退休时出现这种情况就特别悲惨，这等于看着他们的退休金像太阳下的雪一样融化了。对于整体的雇员来讲，人们很难设想比此更为恶劣的体制了。人民资本主义包含着对它自身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