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国债适度规模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债论文,规模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虽然有时可以听到对于“国债适度规模”这一命题激烈的反对意见，认为“国债不是债”，其余额可越滚越大，借新还旧，不存在规模限制，但我一向认为，从理论上说，在一国每一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下，必然客观地存在着某种适度债务规模的数量规定性，即在这一规模上，国债功能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对经济生活的正面积极影响作用最大，相对而言负面不利作用最小——虽然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还很难精确地把握其数量界限。如图，X轴表示国债规模，Y轴表示国债的正面作用。在原点O上，无国债，也无国债作用；在有了一定国债规模的情况下，国债的正面作用（精确地说，应为正面作用抵消负面作用之后的“净正面作用”）开始表现为一条上升的曲线，但到达一定的临界点后，随国债规模扩大，其正面作用反而下降，表现为下滑的曲线；与拐点相对应的国债规模A， 即是理论上的适度债务规模（或适度债务规模区间的中点）。过多地超过A点，便有可能出现危机性的后果。
现实生活中，决定或影响适度债务规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相当复杂，如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程度，政府管理水平和市场健全程度，国债的结构状况、筹资成本与所筹资金的使用效益，等等。一般而言，在其它条件既定时，筹资成本越低，资金使用效益越高，则A 值越大。国际上虽有一些关于一国债务规模或债务依存度的经验性判断标准，但仍然是参考性的，专家们说来是见仁见智的。简单地看某一单项指标（如国债年度发行规模或累积余额与GNP的比例）， 则远远不足以引出结论。
现在的问题是：具体说来，我国目前国债规模的大致区位状况如何，是否已达到或超过了适度点？这一判断将直接影响我们在国债总量把握上的基本取向。
在有关这一判断的多种因素中，除了要指出现阶段我国国债对于优化经济总体结构与改善财政状况具有特殊的重大作用，看到我国国债占GNP之比还远低于其他许多国家， 我国银行总资产中持有国债的比重还很低之外，我认为最值得在此指出的还有如下两个方面：
1.我国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已相当高且正在继续上升。至1995年底，我国近十余年累计的国内公债发行额为4700余亿元，未还本付息的余额约3200亿元。在80年代之初，年度发行量为40亿元；90年代之初，年度发行量也还在接近100亿元的水平上；然而其后几年间， 年度发行规模迅猛跃升，1994年已跳到1020亿元，1995年再攀1530亿元的新高，1996年则预计要接近2000亿元。1995年，财政的内债依存度（国内公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22.6%左右，但由于我国完全由中央财政使用国债收入并承担其还本付息，故当年中央财政的内债依存度已达34.1%，而这一数字在1996年还要进一步明显升高，估计将超出40%。如按当年内债发行额占中央财政本级支出加债务还本付息支出的比重计，则1995年已达52%以上。
2.近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上升十分迅猛，国债与之相比仍为数不大。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80年我国国家银行的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加上农村信用社农户储蓄存款余额为399亿元，1985 年为1623亿元，1990年已升到7034亿元，而1994 年更飙升到20660 亿元， 1995年已高达29662亿元。 年度国债发行规模与城乡年末储蓄余额之比，1980年为0.1:1，1990年下降到0.014:1，1994年为0.05:1，1996年，估计仍低于0.06:1。
上述两个基本事实，前者似乎是提示我们，为防止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过高，应高度警惕国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而后者则告诉我们，既然目前居民储蓄余额还相当于年度国债发行额的近20倍，扩大国债规模的潜力似乎还不小。这两种看来互相矛盾的含义，至少说明了近期认识我国国债规模问题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只要处理好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问题，进一步扩大国债规模仍是有余地的。
与美国情况的一个对比有助于说明此问题：根据《美国统计摘要》和《美国政府预算》等的数据，1988年联邦政府的公债余额达到 26008亿美元，减去其中由联邦政府帐户持有的5506亿美元之后，相当于当年GNP的42.9%；我国1995年末国债余额相当于GNP的6%左右， 可见美国1988年的这一比例已7倍于我国现今的水平。然而， 虽有天文数字的国债余额，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债依存度并不特别高，虽然各年度的具体国债发行量“跳跃”较大，或高或低；但平均而言依存度超不过40%，而如前所述，我国中央财政今年的依存度可能要达到40%以上，且按当前趋势发展，还有可能继续攀升。之所以有如此鲜明的差异，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美国国债的总体平均期限较长，而我国目前的平均期限仅两年多一点，所以在国债余额相对并不太大时，单个年度的发行额已显得相对大，依存度已比较高。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支出占GNP 比重显著高于我国，即政府支出相对规模较大，这也是国债依存度不特别高的原因。
由引可知，控制国债依存度并不一定非得控制国债总量，为了既能开掘我国国债规模的潜力，又能把握住国债依存度，以使“积极”和“稳妥”得以两全，十分关键的一条要领，是提高国债的平均期限，使每个年度的发行额覆盖更长的时间跨度，而这在我国是可以做到的（前一阶段我国基本上是3年以下的债种，完全应当增加5—10年期甚至更长期的债种；当前又值通货膨胀率回落时期，有利于降低长期债的筹资成本）。加之，1994年财税改革已初步提供了理顺财政分配关系和适度提高财政收入占GNP、 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两个比重”的体制框架，在中长期可以为控制依存度形成重要的配套条件。
总而言之，我认为从综合的、动态的角度看，我国国债余额规模还有提高的潜力和余地，只要处理好提高国债平均期限等问题，即使将国债余额在“九五”期间逐步提高到GNP的10%左右，即今后4年平均每年发行国债3000亿元左右（其中必须包括相当一部分5年期以上的国债），“九五”末期国债总余额大约达到11000亿元左右， 也是可以不形成过高的依存度和不突破适度规模界限的。据我们测算，在今后GDP 年均增长8%，物价年均上涨7%，至2000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逐步提高到 15%，中央财政收入占总收入比重逐步提高到55%，财政赤字缩减为 150亿元左右的条件下，如我国2000年发行3500亿元国债，则当年中央财政内债依存度约为36.8%，如2000年发行4000亿元国债，则依存度也不超出42%；同时，国债的平均期限拉长，将使运用中的国债资金的实际数额显著扩大。此事如解决得好，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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