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情结——中国工业文学的爱国主义热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流论文,爱国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情结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整个20世纪，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直到现在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以及艰苦奋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决心和气魄。处在这样一个中华民族全面觉醒和振兴的伟大世纪，现代作家们以多元的现代文化价值观和审美观，创造了完全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的20世纪新文学。回顾20世纪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景观，我们不难发现流贯于现代作家生命诗学中的一个永恒的情结，这就是民族自尊、民族自救、民族自强的爱国主义。从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到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从老舍的《四世同堂》，到宗福先、贺国甫的《血，总是热的》，这股爱国主义的热流奔腾汹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追溯这股爱国主义热流的源头，不能不把目光投向中国工业文学；阐述这股爱国主义热流的丰富意蕴和激进轨迹，更不能忽略对中国工业文学的历史考察。
早在19世纪，出世不久的中国无产阶级即开始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英勇斗争。例如，咸丰8年（1858年）， 香港市政工人和运输工人二万多人举行罢工，他们中许多人回到广州，参加了反对英法联军侵占广州的斗争。光绪10年（1884年），在中法战争期间，香港工人再次举行罢工，给予以香港为其军队补给站的法国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此外，在80年代还有开平矿务局煤矿工人为提高工资、反对外国技师的欺压而举行的斗争，等等。可惜，中国无产阶级这些最初的反帝爱国壮举，除了在当时的报章上略有披露外，未能得到、也难以得到中国封建末世文学的关注。 只是在张维屏的《金山篇》（道光十二年， 即1847年）和黄遵宪的《逐客篇》（光绪八年，即1882年）等为数不多的反映赴美华工苦难命运的诗中，发出了一些痛切的反帝忧国的声音。
1905年，发生了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全国及海外华侨的反美华工禁约运动。这个运动虽然仅仅持续了几个月，便在帝国主义的破坏、清政府的镇压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退却下消沉了下去，但却显示了中国工人和民众反帝爱国情绪的张扬和政治意识的提高，特别是它直接引发了中国工业文学的萌生，并一开始就赋予中国工业文学反帝爱国的政治色彩和审美品质。
反美华工禁约文学的出现，正值梁启超首倡“小说界革命”之时，文学的政治功利性被推向了极致。“惟小说则能使极无公德之人，而有爱国心、有合群心、有保种心、有严师令保所不能为力，而观一弹词、读一演义，则感激流涕者。”（天僇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在这种文学新思潮的推动下，反美华工禁约文学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宣传色彩，便是毫不足怪的了。内容姑且不论，只要先看一下作品的署名——“中国凉血人”“支那自愤子”“莫等闲”“杞忧子”“哀华”等，便可知作品的政治倾向性和作者的那颗殷殷报国之心了。再看内容，无论是小说《苦社会》、《黄金世界》，还是戏曲《海侨春》、《拒约弹词》，也无论是诗歌《国之仇》、《倡说不用美面月饼歌》，还是散文《争约之警告二》、《论美禁华工事》等，无不“情真语切”（《苦社会》序），表现出中华民族“人心不死，民气方遒”的“爱国心”“合群心”“保种心”。试看《黄金世界》描写赴美途中，帝国主义者侮辱中国女工，激起同船中国同胞团结抗争的一幕：
……急见其妻银牙一挫，俯身低头，把勃来格一手一口，两面两掌。勃来格顿时手上脸上，一条条都是鸟道鸿沟，霞飞月满。……待拾铁鞭，偏偏手背上涨痛彻心，不能平举。……急喊拿人。不想左右中三行上下四层所有工人，一齐发作。……推的推，搡的搡，把勃来格撵到梯边。管舱人带了无数黑奴闻声赶到，擎枪嚇禁，也被众人夺下。勃来格见势不妙，拔步飞逃……
中国女子的刚烈不屈，华工同胞的团结英勇，殖民者的卑鄙无耻和色厉内荏，都描写得真切传神，力透纸背。这也许是中国工人不甘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起斗争，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最早的记录。
南荃居士的《海侨春》传奇凡十二
，把上海工人和商界开展的反美华工禁约斗争的盛况搬上了舞台，气象颇为壮观。其中，有气氛热烈而激昂、倡导发展实业、自制自销的商界集会，有人力车夫拒拉美国人、“不做花旗狗”的义举，也有“美孚老火油，面粉麒麟镂，品海、球牌各种烟香透，罐头生果咖啡酒，百货如山概不售”的抵制美货运动……都表现出“人心不死，民气方遒”的爱国情怀，其舞台鼓动效应尤为强烈。
在许多反美华工禁约文学作品中，还表现了浓重的实业救国改良主义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一部分开明的民族资本家形象上，如《苦社会》里的心纯、《黄金世界》里的建威等。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备受外国资本家欺压之苦，对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深为不满，希望中国的资本家“互相协助”“内开利源，外塞漏卮”，振兴中国的民族工业，以为富国的基础。他们热切地期待着：“再隔十年二十年，我们中国不成了黄金世界么？”《拒约奇谈》中的病夫认为抵制美货并非根本解决办法，最要紧的是先振兴国内的工商业。他身体力行，独自到偏僻所在，购置机器，训练工人，兴办工厂。传奇《海侨春》把这一思想表达得更为清楚：“而今是贸易交通大战场，逐锥刀，相较量。看多钱善贾，舞袖是谁长？”俺便要邀股东添些制造厂，招良工仿他货品样。忝窃了讲实业的顾问官，就做了不空言的大经商。那大腹胡贾，须让我龙头杖。才算是，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应当说这种实业救国的主张，在当时的知识界和民族工商业者中是相当普遍的，他们殷殷爱国之心诚然可贵，但其浓重的空想色彩又表现出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成长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920年初，留学东瀛的郭沫若作了《炉中煤》，在这首诗中，他以煤矿工人（“黑奴”）自喻，抒发了对祖国新生的热切的期盼，以及愿为祖国献身的强烈感情。这首诗同时也表现出郭沫若对劳工的敬意，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劳工才是报效和振兴祖国的力量。这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这首诗算不算工业文学并不重要，但它给20世纪中国文学吹进了一股带有劳工审美形象和现代气息的爱国主义热风，却是令人惊喜的。
“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工业文学，一个鲜明的思想特征，就是反映中国无产阶级意识的迅速的成长。中国无产阶级与生俱来的反帝爱国传统，融入了中国无产阶级为争取自身和民族的解放而进行的伟大斗争。这种情况，使工业文学的爱国主义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升华，表现出更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全新的审美价值取向。
2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工人运动迅猛发展， 以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为标志，“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阶段”（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史》）。他们的斗争所向，不仅是外国帝国主义，而且首先是本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以达到建立工农自己的国家的目的。世纪初反美华工禁约文学中所热衷描写的自发抗争，抵制美货和实业救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我们从当时流行的工人歌谣中，可以感受到中国工人阶级把反帝爱国与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相结合，在创建新社会的斗争中所显示的政治觉悟和英雄气概。“中国工人真苦恼，要想好，只有起来，跟着列宁跑！”（《纪念列宁》）正是这种崭新的革命信仰，鼓舞着他们坚定地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到底：
军阀手上铁，
工人颈上血，
头可折，
肢可裂，
奋斗的精神不可灭！
劳苦群众们！
快起来团结！
——《颈上血》
还有一首《五卅小唱》，痛斥“东洋军阀太可恨，枪杀我工人顾正红！”确信“爱国运动如潮涌”，“最后胜利属人民！”《纪念广州暴动歌》则预言：“英雄们的鲜血，／冲走了中国的黑暗。／一轮红日高照，／工农民主政权万万年。”
反帝爱国与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相结合这样一个思想，在蒋光慈的中篇小说《短裤党》中获得了更充分的审美表现。《短裤党》以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为背景，及时地再现了党领导上海工人阶级举行武装起义，建立起第一个“革命的市政府”的历史壮举。“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一切工贼和走狗！”“莫道我们一钱不值，我们要作天下的主人！”……这些高扬着时代精神的政治口号，由于融进了对工人运动的生动描写，融进了对共产党人和工人英雄群像的着力塑造，而获得了审美的意义，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进入30年代，左翼作家们竞写工业题材，光慈式的阶级斗争的粗暴的呐喊和浪漫的政治抒情，再次得到确认和强化。殷夫的红色鼓动诗，在上海这个最富于现代情调的东方大都市的背景下，在血与火的政治交战中，塑造了无产阶级伟大崇高的形象。著名的《血字》为纪念“五卅”运动四周年而作，诗人号召人民牢记和发扬“五卅”反帝爱国传统，“把你血的光芒射向天的尽头，／把你刚强的姿态投映到黄浦江口，／把你洪钟般的预言震动宇宙！”在《五一歌》里，殷夫再次表达了无产阶级“要用血用肉用铁斗争到底”的革命意志，“管他妈的帝国主义国民党，／管他妈的取消主义改组派，／豪绅军阀，半个也不剩，／不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权——／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永难翻身！……”殷夫的这些红色鼓动诗，把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推翻旧世界的阶级斗争，赋予了爱国主义的新的时代内容。
殷夫之外，田汉的许多工人题材的剧作，如《顾正红之死》（1931年）、《月光曲》（1932年）、《扬子江的暴风雨》（1934年）等，也都歌颂了工人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阶级意识和爱国意识的增长。写于“九一八”事变后的《扬子江的暴风雨》，真实地描写了上海工人在党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反对日、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揭示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迫害爱国群众的罪行。剧本的最后，码头工人们愤怒地把日本军衣扔进了扬子江，革命群众高唱：
我们不做亡国奴！
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
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
把强盗们都赶尽，
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
向着自由的路前进！
这激越、高亢的歌曲，把剧情推向了高潮，强化了剧本的爱国主义主题，深深地震撼着观众心灵。
1937年7月7日的芦沟桥事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国人民迅速地团结起来，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为战胜万恶的日寇，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抗战八年间，“爱国主义的国民热情普遍的奋发，对于祖国命运的关心，对于敌人的仇恨，对于英勇的同胞兄弟姊妹底行动的感激，对于人民生活现状的关心，对于妨碍战争的反动力量的憎恶……谱成了浑然一体的民族意志，在祖国大地上磅礴、闪烁。”（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抗战文艺，作为抗战的纪念碑和国民精神的火花，它的中心主题只能是“民族意志”——反帝爱国精神的高扬。我们在抗战初期许多工业题材的诗歌、报告文学、小说中，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如高兰的朗诵诗《自流井的天然瓦斯火》，用简短、有力的诗句，抒写四川天然气开采工人为支援抗战而焕发出的生产热情：
二十五万工人啊！
狂呼，
大哭，
眼泪和汗水，
向酒杯里落；
褴褛的跳舞，
愈显得婆娑；
兴奋，
快乐，
忘记了劳苦的工作！
啊！
为抗战而生产！
为抗战而建设！
“为抗战而生产，为抗战而建设”，也成了许多报告文学的主题。木枫的《一○六号桥》报道了工人们为支援抗战，提高生产效率，忘我劳动的情景。同类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还有荆有麟的《在大炮厂里》、《火焰下的一天》，程海洲的《第十三号分厂》等。在解放区，则有林枫的《一架机器的诞生》等。此外，欧阳山的速写《好邻居》，摄下了抗战初期广州市民献金运动的一个感人的场面，突出表现了工人“对于祖国命运的关心，对于敌人的仇恨，对于英勇的同胞兄弟姊妹底行动的感激”。
抗战初期的工业文学作品数量并不多，而且大多是急就章。作家们缺少深入的生活实践，作品也没有经过多少艺术加工，因此往往热情有余而深刻不足；但抗战初期轰轰烈烈的时代气氛和乐观昂扬的民族精神面貌，在这些作品里还是得到了鲜明的反映。
对抗战前途的关心和对于人民生活状况的关心是不可分割的。抗战时期工业文学的爱国主义意识高扬，还表现在许多作家对战时工人苦难命运的关注上。工人群众在抗战中所表现的生产热情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虽然在抗战文艺中有所反映，但一般地说，在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区，工人群众的这种爱国热情，由于统治者政治上的反动和经济上的压迫（这种“反动”和“压迫”，在武汉失守后日益加剧），是极大地被压抑和阻碍了。因此，描写工人群众苦难的生活和命运，揭露造成他们困苦（物质化、精神化）的原因，实在“与抗战有关”，或者说是解放抗战“生产力”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看到在抗战初期那种“热情有余而深刻不足”的创作风气过后，不少作家把目光投向了工农大众的苦难生活，表现出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些作品，是在更深的层面上，开掘着爱国主义的审美内涵，路翎就是他们中的一位杰出的代表。路翎在40年代初，根据他的实际生活经验，创作了《家》、《祖父的职业》、《黑色子孙之一》、《卸煤台下》以及《饥饿的郭素娥》等反映矿工的悲惨生活和自发斗争的系列小说。在这些小说里，他塑造了金承德、许小东、孙其银、张振山等“黑色子孙”形象。他们都是由于日寇的入侵，从故乡农村流落到重庆附近的矿山做工的。他们仇恨日寇，企盼着抗战早日胜利，但现状却是他们在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下，或者葬身石层，或者变成残废，遭到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的折磨。同时小说也描写他们生命力的坚强和原始的反抗，暗示他们正走向觉醒。孙其银说：“我们工农总要生存，不被压迫”（《卸煤台下》），就表现了他们这种觉醒的最初过程。这些小说通过对“黑色子孙”的苦难命运和精神上的饥饿，提出了坚持抗战与改善民生的关系，表现了作家对国家和人民强烈的忧患意识。路翎以及国统区其他描写了工人苦难命运的作品，丰富和深化了爱国主义这个时代的主题。
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国内各阶级的利益和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和调整。抗战开始后，民族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迅速加入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表现出很高的爱国热情。民族资产阶级在日寇炮火下，带着他们的厂矿、资金和良知，走进抗战工业文学的审美视野，在抗战文学中格外引人注目。1938年，茅盾发表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描写“七七事变”到上海沦陷，在时局急遽变化中，各阶层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态。小说的主人公何耀先是某橡胶厂的老板，芦沟桥事变后，他害怕战争扩大，影响他的市场，同时又害怕国民党政府向侵略者屈服，因为那样，他的橡胶园就更没有希望。随着战争的发展，使他对国民党当局的幻想破灭，认识到只有“打，才是生路”，终于参加到全民族抗日的行列中，坚持工厂开工，以支援抗战。何耀先的妻子并把自家的汽车捐献出去。他的女儿，在救亡运动中提高了认识，在上海沦陷后，决定到陕北去。1943年茅盾又发表了中篇小说《走上岗位》，小说仍以抗战初期的上海为背景，围绕工厂内迁前后，描写了工人群众高昂的抗战热情，以及民族工业资本家之间不同的人格和政治态度的冲突。在工人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老板阮仲平下定决心，把工厂迁到武汉，以支持长期抗战。我们把何耀先、阮仲平与《子夜》中的吴荪甫比较，便不难看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动，如何决定和改造着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和命运，民族解放战争的大时代，如何把民族资产阶级推向了工农大众一边，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在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以主人翁的姿态，为“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强盛的新中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在祖国大地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最深厚的动力。投身于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作家艺术家们，正是从这里汲取着时代的诗情，鸣奏出一曲曲动人的创业之歌。草明195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火车头》，是继《原动力》后又一部讴歌工人阶级伟大创造力的作品。小说写的是沈阳解放后一个铁路工厂，在恢复生产过程中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小说的主人公、先进工人李学文艰苦奋斗、刻苦钻研技术的行动，来源于他的政治远见和对新中国的爱。他说：“大家往好处学，大家往高处提，嗯，这样，咱们的国家兴许能早几天工业化。”盼望“咱们的国家”早日工业化，“实现苏联那样的国家”，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怀和主人翁的责任感，使工人阶级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火车头。路翎写于建国初期的《女工赵梅英》等短篇小说，以清新、朴实、单纯的美学风格，表现了工人阶级对新生的共和国由衷的热爱之情，以及作为国家的主人和领导阶级的自豪感、责任感；铁路司机李春化，“听着他底亲爱的‘祖国号’底发动的声音；他心里就涌起了一阵说不出来的甜蜜的滋味”（《“祖国号”列车》）。普通女工朱桂芬看到社会上的不法商人，趁国家困难“钻空子投机”时，大声说：“我们要跟他们不客气！我们跟他们说，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了！我们要请政府订上一条：粮食是人民的！”（《粮食》）……这些优美崭新的工人形象，这种对新生祖国的挚爱，至今还能赢得读者的尊敬。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后，工业文学创作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一大批新、老作家奔向祖国的大江南北，深入到沸腾的建设工地、井架林立的戈壁油田，银梭飞舞的纺织机旁，铁水奔流的车间，炮声隆隆的矿山……热情讴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赞美工人阶级的劳动和创造，展示他们热爱祖国、建设新生活的美好、崇高的情怀。青年诗人邵燕祥用朴实、刚健的语言，明快有力的节奏，写下了《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真实地抒写了架线工人“跨过高山”“跨过河流、洼地和平原”“跨过农业合作社的田野”……为祖国架设第一条超高压送电线的喜悦和豪迈的感情：
——请问是谁，
在自己可爱的国土上，
架起了第一条
最大的超高压送电线？
我——们！
这一问一答，字字句句都凝聚着架线工人对“自己可爱的国土”深情的爱，以及为能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而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田涌的通讯报告《钢都老英雄——孟泰》记叙了鞍钢老英雄孟泰爱护国家财产、带领他的小组常年坚持拣废料，带病抢修管道，以及舍生忘死抢救高炉等平凡而动人的事迹，突出了他大公无私的品质和主人翁的劳动态度，是一篇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井频的《跋涉者的问候》摄下了一群年青的勘测队员，“背负着仪器箱和工具，迈着沉重的脚步”，在漫无人烟的戈壁大漠上，“开始了第七天的跋涉”的足迹。这些青年团员，在严重缺水、极度疲劳又“失掉联系”的情况下，表现得那么乐观、坚强，他们一面刨井、找水，一面“有说有笑，天南海北扯得不休”，还商量着“每天可勘测二十多公里”的新措施，为祖国的生日献礼！在通讯报告的结尾，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抒发了这些年青人的胸怀：
黎明，他们与失散了的骆驼队相会了。草草地吃了点东西，便按着新的措施出工了。
他们今天要以勘测二十二公里的速度向西挺进！要以这最高的进程向祖国致意！
您好啊！母亲！
请接受吧，这是跋涉者的问候！
即使在百花凋零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从电影文学剧本《创业》（张天民）中，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我国工人阶级为国争气的崇高情怀。《创业》真实地再现了60年代初大庆石油会战的动人情景，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指引下，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的生活画面。剧本成功地塑造了铁人式的石油工人周挺杉和党的工作者华程这两个英雄形象，突出了“一个国家要有民气，一个队伍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志气”的爱国主义旋律。由于时代和作者认识的局限，剧本难以完全摆脱“四人帮”极左文艺思潮的影响，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存在一些缺点，但在寒流滚滚的70年代中期，它仍然给读者和观众带来了莫大的温暖和欣慰。
中国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传统及其在文学上的张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时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这种爱国主义，从广泛的意义说，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力拼搏。80年代初兴起的，历久不衰的“改革文学”，就是它的集中展示。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沉重的翅膀》，到谈歌的《大厂》、关仁山的《破产》等小说，或者讴歌改革的壮美和光明前景，或者描写改革的阵痛和在困境中的突围，从富于开拓精神的企业家乔光朴，到不甘当弱者的下岗女工金妹（《女工》），我们不是可以听到中华民族正在崛起的轰鸣声，感受到工人阶级为祖国四化大业，勇担风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吗？这些，都是当代的爱国主义文学。还有一些作品，从外资老板与中国工人，引进洋设备与自力更生这样一个“中外关系”的独特视角，试炼着中国工人和企业家的国格、人格，在改革文学中，颇为引人注目。诗人王怀让的《中国人：不跪的人》，以外资企业中一个青年工人不肯给外国老板“下跪”而遭开除的故事为抒情的聚焦点，展开了丰富的历史联想和富于哲理的政治抒情，告戒当代中国人要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做“顶天立地的人”：
我们——
对谁
对谁
也不下跪！
我们——
永远
永远
也不下跪！
这首诗的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揭示了坚持民族气节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兴衰的极端重要性。
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引进外资、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不可丢弃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自觉地维护祖国和人民的尊严。邓岗的短篇小说《八级工匠》写的是某工厂安装和调试美国制造的大型石蜡成型机的故事，批判了盲目的崇洋媚外，也指出了固步自封之不可取。小说的主人公八级工匠赵宝元形象塑造得真实感人。这个30年前在朝鲜前线与美国鬼子较量过的老工人，对引进美国新机器新技术开始时很反感，特别是对那些“不仅在心理上，甚至在生理上也被美国专家慑服了的青年工人和干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由于他深厚的技术功底和对工作高度的负责精神，在试车的关键时刻，避免了一场机毁人亡的重大事故，使在场的工人，包括美国专家都深受感动和教育。小说在突出赵宝元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的同时，也写了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新时代，这位“八级工匠”的种种尴尬和烦恼，以及试车成功后反常的冷静：“瞎乐什么！你当这台机器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小说的这个结尾，出人意料，余味无穷，进一步深化了主题，也是塑造赵宝元形象不可缺少的、亮丽的一笔。
以上，就是我们对20世纪中国工业文学的爱国主义蕴含，所作的粗略的、历史的考察。我们获得了这样一些基本的认识：第一，整个20世纪的中国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基本生存和进步，不断受到了强大外力的威胁和干预，中国人民没有一天停止过反对这种外力威胁和干预的斗争。在这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大背景下，20世纪中国工业文学始终高张爱国主义旗帜，以其特具的审美形态，促进了国民的觉醒，帮助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鼓舞着他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更加雄伟的步伐迈向21世纪。第二，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爱国主义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历史内容。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工业文学的爱国主义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品格。例如，20世纪初反美华工禁约文学的爱国主义带有盲目排外、实业救国的特征，这是由于当时的反帝斗争的领导者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缘故。在抗日战争时期，工业文学突出表现了工人努力生产，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战，以及揭露种种有碍抗战的黑暗等，这是由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国内各阶级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以战胜日寇入侵这样一个时代特点所决定的。第三，爱国主义是一个内涵相当宽泛的概念，而且往往和其他意识形态相互关联、交融而表现出来。如上所述，在20世纪工业文学创作中，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以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改良主义的形态展示，或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乃至资产阶级的民生主义、人道主义相互渗透和结合，形成以维护民族尊严、弘扬国格民气为核心的多元价值取向。这是我们在解读这些作品时应充分注意到的。第四，20世纪工业文学的爱国主义，是对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文学和近代救亡文学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文学作家忧国忧民情结的审美显现，为振兴中华与国民的艺术对话。这些作品大多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和现实主义精神，而艺术水准则参差不一，其中一些艺术性很高的精品，可以进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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